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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者说

【张保中】重整文化 再塑信仰

当今,尽管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振聋发聩,但至今仍在停滞萎缩中,其中有对其能否稳健推进的担忧,也有怀旧的阻力,这一切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两千多年来,中华文化停滞、政治体制一成不变。西学东渐以来,文化启蒙或蜕变为暴力,或跑偏,致使中华信仰迷惘,文化乱象频仍,社会危机重重,政治一直难以摆脱旧体制的桎梏。

这一切都在告诫国人,中华须要文化再启蒙,而且要增加深度和广度,即从哲学的根部重整文化、再塑信仰。

倾听历史的脚步声

回顾西学东渐这四百年,……清政府在成熟的改革方案前犹豫停滞从而走向崩溃,而后,辛亥革命成功了,但袁世凯称帝了;袁世凯死了,张勋又复辟了;国民党胜利了,「党国」又来了;新中国成立了,个人迷信和独裁比帝王更甚之。

为什么专制政治如此顽固?历史责任不是个人所能承担的,惟有文化和信仰,纔有这么巨大而且无形的力量。真正的中国特色是文化的御用化,是皇权高于神权,儒、佛、道尽在皇权统治之下。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民主思想为主,并揉合了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华传统思想,堪称伟大。可惜,其哲学根基是薄弱的,追随者也没有给与补充,所以,其思想体系也是薄弱的,难以成为文化形态,成为民众的信仰,也难以抵御不良文化的影响。

所以,在三民主义引导的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出现了多年的「共和乱象」,后又发生了以文化启蒙为主题的「五四运动」,它以民主与科学发起,与世界的主流文化是吻合的。可惜,后来演变成了暴力和荒唐。

缺乏明确的哲学思想指导,是「五四运动」失败的根源。例如,民主的前提是自由,如果没有从哲学的意义上理解自由的本质,民主只能是空谈。它的领导者之一陈独秀的哲学根基就不扎实,所以,思想波动极大,人称鲁莽汉。

在「五四运动」之先,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了。它对全世界的影响,是不应当忘记的。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得到东方的胜利,不仅是因为它继承了曾经是许多善良人们美好愿望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思想,而且,它最彻底地站在了劳苦大众的立场上,又是在资本主义前期社会矛盾愈演愈烈的形势下诞生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尽管背离了西方哲学的主流,却是在科技起步和宗教的威望衰落的初期历史形势下的必然产物。有了哲学的根,其思想就成为了完整的体系,成为了一种文化形态,具备了成为一种信仰的可能。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巨大而且无形的社会力量。其中无论积极的(例如为大众着想的思想)还是消极的(例如专制政治和阶级斗争学说)思想都与当时中国文化和社会需要相呼应。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下诞生了。它的成员大多是为民族救亡和劳苦大众奋斗(这是他们的真正理想和初衷)的志士,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险恶复杂的国内局势和波谲云诡的国际风云中取得胜利并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也是能将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根本原因。

上世纪三十年代,由陈伯达和艾思奇等人发起的「新启蒙运动」,主要是宣扬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正是它,使千千万万崇信民主、科学的志士仁人和热血青年改变了信仰,使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参加和支持。由于戴着唯物一元论哲学的有色眼镜只能看到有形的枪杆子的作用,而领悟不到无形的文化的作用,所以,这场运动被遗忘了,中国的救亡和启蒙运动是如何跑偏的,也被遗忘了。

人类社会的野蛮阶段是由群体进化为具有文化雏形的社会,文化以宗教为主流,其核心是仁爱、真善美等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在东方,则是皇帝高于神灵,帝制凌驾于宗教之上,这样就更专制、独裁和随意,劳动大众受到的压迫和剥削更深。马克思主义能在东方胜利的原因,是因为站在了劳动大众的立场上,而在政治体制上却没有超越帝制,而且信奉斗争哲学,并几乎废除了宗教,所以,很容易走向更随意更残酷的独裁,这样的历史教训已经十分沉痛。

当年的苏东剧变犹如晴空霹雳,使我国政改陡然停滞萎缩。至今,虽然经济成就巨大,但各种社会危机也在其中酝酿发酵,历史机遇也正在错失。

「五四运动」从文化启蒙的意义上说是失败了,「新启蒙」背离了世界主流文化。所以,当今中华还需要文化再启蒙。鉴于历史的教训,即哲学根基不牢导致的文化乱象、信仰失落,所以,应当从文化的根处,即哲学上启蒙,也即重整文化、再塑信仰。

在议论纷纷中超脱

社会很复杂,信仰又迷惘,必然议论纷纷、众说纷纭,其中不仅有欢歌、有聒噪,还有历史的回响和对未来的呼唤。

当前,人们仍然习惯地将人群划分为左右两派,造成派别对立并愈演愈烈,这是斗争哲学的惯性。毛泽东坚持的「一分为二」原理人们或许还未曾忘记,它违背了最宝贵的中庸之道,不但激化矛盾,而且制造矛盾,不但不化敌为友,而且化亲、化友为敌,再加上「矫枉必须过正」、「矛盾是发展的动力」等等极端思想,使矛盾和斗争愈来愈激烈、残酷,使窝里斗登峰造极、空前绝后、罄竹难书。

哲学的中庸之道,不是左中右的中,而是正与反交汇和融合中的超越和升华,是一种新的更高的境界。其中,没有过激的情绪和极端的认识,更没有否定一切、打倒一切,也因此无需暴力革命。

例如,对以下问题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改革和解放后,使亿万正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穷苦大众有了饭吃、有了衣穿、有了房住、有了地种,还让他们的孩子背上了书包,这是取得胜利的法宝,也是彪炳千秋的伟大功绩。

从党内整风、土地改革直到反右、大饥荒、文化革命等等运动的荒唐和灭绝人性,毫无疑问是历史罪过。

邓小平及其战友竭尽晚年之力推动的改革开放使广大民众过上了史所未有的好日子,并拯救了无数正被残酷折磨着的人们,拯救了已经崩溃的中国经济,同时拯救了中国共产党。

更重要的是终结了毛泽东创建的集权统治、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和瞎折腾、传统的终身制、世袭制。这是又一大历史进步,虽然来得太晚了,代价太大了,但毕竟,政治体制改革终于又启动了。

所谓「利益集团」、「太子党」这样划分人群的方法,实为阶级斗争的惯性思维,即以出身或政治地位或资产占有为标准划分阶级,并以此划分敌我友。这不但破坏团结,还离间、制造并激化社会矛盾。区别人的正确标准应当是真善美和假恶丑,是人的秉性而非社会地位。不应忘记,在当年阶级斗争学说盛行的年代,谁也解释不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绝大部分并没有出生于劳苦大众家庭的事实。还应当了解,欧洲的贵族在发起并推动文艺复兴运动中功勋卓著。

等到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之后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源自马克思主义,即认为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这还导致了惟GDP论。应当纠正的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是文化,经济是文化的重要部分,但并非决定性的。经济体制改革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来说,处于领先地位和突破口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理论上,寻求未来的目标、方向和朝野共识应当是首要之举。若如此,当初就无需「摸着石头过河」,就不会有曾经的「动乱」,就不会有如此之多的腐败、危机和不公。

邓小平当年所言「不争论」,一是由于它成竹在胸、决心已定,更是出于无奈,因为个人迷信癫狂的后遗症还很顽固,所以,只能寻求突破口。如今,如果不从理论上进行全面的反思和创新,而是继续寻找突破口,则是简单化的表现,只能瞎碰乱撞。

所以,经济体制改革先行没有错,错的是理论探索没有及时展开。甚至还有人提出「中国模式」,试问,没有理论怎会有模式?难道「摸着石头过河」竟能摸到「中国模式」,难道惟GDP论也算一种模式? 只能是作茧自缚。

对硬实力和第二产业给与了足够的重视和发展,却忽视了更能代表发展水平且更能安置就业的软实力和第三产业,这是唯物主义哲学观念的影响,无形的东西总是被忽视。各种社会危机恰恰就在其中。印度的发展正相反,印证了我国的不足。

哲学和逻辑学课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逻辑学为主,大大削弱了受教育者的思维和创新能力,以及道德情操等等综合素质。

「拿来主义」、「全盘西化」等简单化方法仍然很有市场。民主是一种文化形态,是一个巨系统,不是拿来就可以使用的工具。对于我们这样的文化古国,必须有交流、融合、构建、创新的过程,这也是大国崛起的必由之路。所以,任何简单化的方法都是不可取的,甚至是危险的,可能会引发动荡甚至分土裂疆等难以收拾的局面的。

归根结底,错误认识和社会危机的根源是错误的哲学观念。

中华到底缺什么

民本思想、民生主义与人本主义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中哲学涵义的差别却深如鸿沟。前者以群体为本,重在社会秩序和道德构建;后者以个体为本,重在个体自由和尊重人权,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进步,但并非对立的。

重整文化、再塑信仰是极为宏大的工程。例如,欧洲虽有民主文化传统,但是,构建和实施也用了几百年。其中虽有许多天资超迈的文化巨人前仆后继地卓绝奋斗,但是,其过程仍是硝烟弥漫、腥风血雨的。再如,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虽好,我国可能负担不起。拉丁美洲和亚洲一些国家的民主中出现的乱象,我国可能承受不了。苏联和东欧那样的巨变,在我国则可能尸横遍野。所以,我国只能是稳健的渐进改革,宜从点滴做起,兼具文化的深度、广度,以及个性和创新性。

信仰,通俗地说,是人的理想,人生的目标,对某种主义、信念的笃信。人类不能没有它,就像走路,没有目标,就无法选择方向,也就迈不出第一步,社会和群体没有它,就必然乱象频发。还是社会最重要的凝聚力,个人的精神动力。

当文化具有哲学的根并成为体系之后,就具有了宗教的性质,并可能会成为一种信仰。所以,信仰不一定是宗教。儒家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曾经如此,民主文化也将会如此。

哲学使思维从事物的根处着想,从而具有深刻性、长远性、稳定性以及怀疑一切等等特性。浅薄、过激、迷信、浮躁、简单化等我国文化和思想界长期的流行病皆源于哲学的困窘。

惟有哲学的解剖刀才能对自我进行反思、否定和超越。由于哲学的困窘,这种能力在我国已经退化了。

真正的哲学在哲学史中,是过程而无结果,绝非一派之见。

中华当前的信仰问题

我们不能完全否认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其中有些永垂千古的内涵,例如为广大劳苦大众的思想。而共产主义理想,则是像彼岸、天堂等所有先人的理想一样,都是幼稚、荒诞而又善良、美好的愿望。这样的理想和愿望,是人性使然,将来还会有,只须不断修正之。

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违背了哲学的主流二元论哲学,将物质存在作为唯一的存在是荒唐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只是人类社会野蛮阶段的一种病态,将其作为人性,就宣扬了斗争和仇恨,与「否定一切」思想结合就成为一种斗争哲学,这是谬误的根源。所以,它的信徒的人性几乎都扭曲变态了。

仁爱和真善美是一种至高的人性境界,宣扬斗争和仇恨的哲学扭曲人性,使人沦为好斗直至嗜血的恶魔。回顾历史,宣扬仁爱和善行的文化都能得到延续和发扬光大,宣扬斗争和仇恨的文化无论多么猖狂,都终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纵观历史,尤其是近现代,中国缺少像老子、孔子那样能烛照心灵、开启新时代的哲学家、思想家,以及像印度的圣雄·甘地(Mohandas K·Gandhi 1869-1948)和南非的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 1918-)一样的非暴力主义者,而多的是阴谋家、权术家,「揭竿而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革命家。在文人当中,软暴力主义也颇受推崇,例如推崇以笔作枪浅薄、尖刻的短文,甚至推崇「文化革命」中的「大字报、大辩论」等等假民主。所以,文化启蒙总是被暴力或动乱取代,在当前,也增加了对政改的担忧。

四百年的西学东渐,中华没有产生文化和哲学的大师,主要是因为文化的御用化和文人的脊梁骨被打断而且又砸得粉碎了。致使文化软实力越来越薄弱,各种暴力和软暴力滋长并演绎着内乱频仍和治乱循环。

文化和哲学的探索,必须有学院式的纯粹学术的研究方式,既是学术的象牙之塔和神圣殿堂,这里有自由争鸣的学术氛围,文化大师在这里诞生。这是我国文化的缺憾,尤其是现代,这是我国文化和信仰步入歧途的根源之一,所以,必须立即尽快构建之。

新思想往往是产生于民间的,犹如奇花异草总是产生于荒野一样,森严的宫闱中往往窒息思想。但采撷它犹如大海捞针,而且还伴有毒草。它只是小草,还需要象牙之塔中的修炼、神圣殿堂中的洗礼。

重整文化,再塑信仰,哲学探索需要宽松开放的文化氛围。

未来中华哲学走向

切莫以为普世价值能成为共识,它只是文化大树上的果实,真正的共识必须从文化的根处即哲学中寻觅。这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沉痛教训,即在民主、科学取得所谓共识后又分道扬镳并成为仇敌。而且,中华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之树上是结不出普世价值的硕果的。所以,寻求哲学的共识是首要之举。

人类漫长的哲学史中隐藏着一条绵延不绝的主线,即对元存在的二元认识,是人类历史几千年形成的共识和哲学主流。

这是一个显而易见而又高深莫测、争论不休甚至会剑拔弩张的问题。

宗教,是人类文化共同的原始形态。它的哲学的基础,是对未知世界朦胧的领悟。形象地说,是在可以感知到的现象世界之外,朦胧的领悟到还存在着一个无形的、神秘的、又主宰着一切的未知世界,几乎全人类的先人都将其奉为令人敬畏、崇拜、信仰的神灵。这就是模糊的二元存在认识和原始的二元论哲学雏形,人类先祖的共识。宗教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也占有核心地位。

元存在问题和元哲学,是哲学的基础,决定了哲学的生存、方向和正误。可悲的是,中华哲学在这方面至今几乎仍然是空白、禁区。

我国传统哲学中占主流地位的元存在认识,毫无疑问是《易经》和老子所著的《道德经》。两者共同的思想是「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②。意思是说,无形的感觉不到的称之为道,有形的可以感觉到的称之为器。道主宰着有形的天、地、人,又遵循着自然。这是古今中外最清晰的元存在认识。但是,以一元论哲学的观念无论如何是领悟不到的。

中华传统哲学中如此光辉的思想,可惜太笼统了,后人一直难以明白其中的真谛,所以对它的诠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但没有将其升华成为理论,而且终于背离了它走到邪路上去了。没有二元论哲学的基石,传统文化也必然缺乏传世的厚重的经典,民族信仰也是薄弱的。这是西学东渐必然产生的根源。

从古希腊到近现代的西方哲学,二元论哲学一直是主流。被誉为近现代西方哲学和文化宗师的康德(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 17244221804212,德国哲学家),将其哲学的追求定格为未来科学的形而上学。他的哲学著作中最神秘的莫过于「物自体」了。这里,这位伟大的宗师似乎陷入明显的悖论之中,即他是怎么知道不可知的「物自体」的?有着深厚宗教情结的康德是无神论者所难以理解的,不妨试想一下,信仰宗教的人们都笃信神灵的存在,但有谁见过?

好的宗教都在追求人性的真善美当中塑造了完美的道德偶像,并使之成为信仰者永恒的追求。请注意,这是政治和法律难以涉足的领域。我国在这方面是落后的,儒学中的仁爱理论原本就有些狭隘,加之御用化,使之道德的形象和教化能力大大削弱了,而且又被近现代打倒批臭了。再加上马克思主义中人性被阶级斗争理论取代。这一切,致使拜物主义泛滥,社会道德沦丧,这是我国社会危机和腐败的文化基础,也是当今政治体制改革难以起步的重要阻力之一。

人学是哲学的核心,人学的核心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的核心是理性,理性的至高境界是对真善美的追求。这是二元存在在人学中的体现,即在人的有形的躯体之上还存在着无形的人的本性。一元论哲学都无视或扭曲人性。

从这个角度认识宗教的积极意义是必要的,也纔能理解康德深厚的宗教情结的历史必然性。但是,没有必要在现代科学时代再信仰宗教。

认识了宗教的实质,就可以理解,宗教中的神灵、康德的「物自体」和形上之「道」是相通的。

「道」,在古老的宗教中,在古今中外的哲学和各门科学中,它极其浅显易懂,很像人们常说的道理和规律等等,又奥妙无穷,犹如不可知的神灵。今天的人们都相信,它虽然无影无踪,但是,毫无疑问存在着,并主宰着一切有形存在的所有现象的千变万化。所以,真正的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就是二元论哲学,也就是康德理想中的未来科学的形而上学。这就是我们探索的方向,是中华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以及宗教哲学的交汇、融合和超越。

「道」不是神灵,却像神灵一样神圣。但是,人们可以在探索、否定、超越中不断地追求它,从而在科学的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进,所以,更值得人们向往、崇拜、敬畏和信仰。

康德对未来科学的形而上学的论述,深深地隐藏在他的「物自体」中。因为它所处的时代,宗教处于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而科学的发展尚处于襁褓之中。而且,虽然二元存在是主流认识,但是,对元存在认识的歧见却派别林立。康德对理性的十分透彻、精微的解析,正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最伟大的发现之一——理性,以哲学对其进行根本性的解释。理性是人类理解「道」的天赋本能,是在自然和神灵前获得自由的根本,所以,在奠定了理性的基础之后,纔能进而产生「物自体」概念并且理解它。这一切,实质上又是对上帝的超越和否定,并为哲学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之所以是不可知的「物自体」而非可知的「道」,可能是因为他不可能也不愿意公然挑战和否定他深深地信仰着的上帝和宗教。这已然无愧宗师之称。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创建了自由、民主、科学文化,并且使之成为西方而后又推向全世界的主流文化。这是在人类创建了社会的野蛮阶段之后向文明阶段的又一次大跨越。从人学上说是从重在群体性转为重在个体性,从而产生了自由、人权等观念。它的本体论哲学依据,是对元存在认知的改变,即神灵退位,发现了人和理性。但是,由于对二元存在的认知派别林立,致使敬仰以它为基石的文化的人们无所适从,从而阻碍了它成为信仰。而同时,如前所云,宗教对元存在的认知一成不变而且似乎更贴近自然、接近真理,这可能是科学文化至今不能代替宗教的根本原因。所以,在元存在问题上,向共识和主流认知努力将会是又一次历史性的大跨越。因为人类社会应当有主流文化和信仰,以此替代落后的文化和邪教,如此才能真正步入文明阶段。全球化的内涵是文化的,而非仅仅是经济的。

充实它,并使之更清晰,将不可知的「物自体」转变为可知的「道」——哲学走向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必由之路,元存在认知达到共识的阳光大道,可能是老子的后人,因为在他们的文化基因中,不但有「道」存在,而且宗教和不可知论的幽灵最少,更重要的是,中华的发展正呼唤和孕育着新的文化和信仰,这将是数代中华学人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哲学的可知论是有限的,是永远趋向无限的有限,是对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超越。科学的可知论是没有禁区的,是哲学的可知论的先声。

新的文化和信仰构建,不是摒弃传统和现实,而是在交流融合创新中发展,这是文化发展的一贯方式。而且,在主流文化当中,还存在着多元性和个性。

中华应当胸怀将全人类的文化推向更高级的文明状态的使命感。能否完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它作为目标和方向。这样,中华文化和信仰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走向就确定下来了,好的出发点和实施方案尚需政治家们精心谋划。

想当初,再加入WTO之前,人们忧心忡忡「狼来了」,加入之后,方知担忧是多余的。今天,在民主的大门前,担忧是必然的,但举步不前就会再次错失历史的机遇。

黑格尔(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年-1831年,德国哲学家)在拒斥形而上学和辩证幻象③中迷失了方向,背离了康德。马克思在辩证幻象中陷落的更深,而且走到了一元论的唯物主义的极端,所以,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哲学都是哲学发展史上的一股逆流。尽管如此,并不能完全否定两者在哲学和社会学上卓越的才能和贡献,因为这是学术,更因为是在哲学史中的。学术上的失败和探索永远是不可避免甚至是必须的,它不仅是学术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失败是成功之母”,是成功的阶梯。再者,荒谬的哲学来自理性的失误,这是不可避免的,是可贵的教训,并非恶行。扭曲人性,制造恶行的是它的信徒、迷徒。

人类社会的野蛮阶段中,存在着阶级,存在着剥削和压迫,阶级斗争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矛盾,尤其在资本主义前期,马克思揭露了它,是历史的不朽功勋,是人类永远的启示。

从理论上历史地总结马克思主义,也是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

所谓“新启蒙运动” 结出的文化苦果,已经坑害国人至深,它背离了民族救亡的真正理想和初衷。他们曾经的追随者,如今,有人发出了「垂死初闻道,平生误信书。」④和「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稍知天命」⑤的感慨,令人唏嘘不已、发人深省。

中华不能继续游离于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之外,而应奋力攀向潮流之先。

结语

我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是执政党自身的改革,实际上是超越党派并触及每个国人思想灵魂的改革,因为是颠覆信仰的重大改革,这是反思、否定、超越自我的过程,难免艰难、迟缓。重大的改革要么是危机推动,要么是文化推动。希望是后者,因为它将如轻歌曼舞的华丽转身一样轻松,一样稳健有序,一样壮丽辉煌。这是全党全国全世界善良的人们翘首以盼的殷切期望。这须要大智慧、大思想、大魄力、大跨越,以及许许多多文化和哲学大师共同缔造,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这还是古老中华崛起的进行曲:

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创大中华(地球村)之新文明。

 

 

【注释】
①《易经.系辞》上。
②老子,名李聃着《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③辩证幻象,引自康德着《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2月第一版)第59页,「所以先验逻辑的第二部分必须是对这种辩证幻象的一种批判,它称之为先验辩证论,并不是作为一种独断的激起这类幻象的技艺(一种在各色各样的形而上学戏法中不幸非常流行的技艺),而是作为对知性和理性在其超自然的运用方面的一种批判,为的是揭露出它们的无根据的僭妄的虚假幻象,并将理性以为单凭先验原理就能做到有所发现和扩展的要求降低到只是批判和保护纯粹知性以防止诡辩的假象而已。」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并没有超越它,而是深陷其中了。
④此句出于苏轼的诗:《广倅萧大夫借前韵见赠复和答之》。
⑤胡绳(1918年——2000年)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晚年曾发此感慨。

 

                                       (作者惠寄。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