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深入理解命题的历虫内涵是写作的前提
群众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命题，也是唯物史观中国化过程中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它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之中，它是中国共产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真切了解群众观的历史价值，是自觉地投入该项写作的思想前提。
离开群众史观，才即佳把握近代以来文化新统的本质。张岱年先生和冯契先生都曾明确提出了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中国文化新统的问题。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不是只有一个传统，而是存在两个传统。一个是古代传统，一个是近代传统。正是这个近代传统深刻地影响了今天的文化建设和哲学展开，我们应该重点接续近代传统而继往开来。是否承认这个新统的存在，以及如何准确把握构成这个新统的内核，直接关系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真正基础。明清以降，正统的儒学地位下降，进入“后经学时代”，学术风气出现了由经学向史学的转变。哲学观念的变革，主要地表现为历史观的变革，历史观问题成为公共话语。19世纪末，由严复、梁启超掀起的史学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历史观的革命，具体表现为从天命史观到人创史观、从帝王史观到民众史观的转变。严、梁两人均提出去君史、写民史、申民权、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这一史学和史观的革命是中国近代以来思想文化变迁的主旋律。关于这场史学革命的意义，梁启超这样评价：“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与梁启超对立的国粹派学者邓实也说：“悲夫，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这场讨论为唯物史观的传人奠定了历史观的基础。
陈寅恪指出，研究文化史应具有“纵贯之眼光”和“史学之通识”。只要具有忠于史实的精神和长时段的历史眼光，就不难把握民众史观的兴起构成中国思想文化由旧统向新统转变的拐点，即由民本向民主的转变。这个拐点预示着一个新的历史向度的出现，即文化史向社会史还原，中国思想界开始寻求推动历史发展的新的动力，从心力说向民力说转变。余英时曾经指出，近代以来中国救亡图存的努力有一个重大的失误，即这些方案都想借助于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唯物史观的传入和民众史观的初步确立，即历史主体的发现使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思路从先前的思想改造论转向社会改造论梁启超曾作立志诗云：“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庸新知”，非常明确地道出历史观的转变。总之，从严复、梁启超的新民说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从蔡元培的劳工神圣、李大钊的劳农神圣到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提出，群众史观这条主线是非常清晰的。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谈到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时说：“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群众路线既是共产党人的历史观，也是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和认识论。由于人民群众是最基本的实践主体，因而也是最基本的认识主体和价值主体。所以，群众路线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原则。毛泽东在谈到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关系时说：“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群众路线既然是唯物史观的根本点，它也必然是实事求是的根本点。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实行真正的群众路线都是实事求是的根本保证。
文化学者的最高境界就是“横渠四句”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近代文化新统的产生，赋予学者的使命是揭示这个新统的内核，阐述它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意义，把毛泽东在建党前所说的“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一至理名言交给大众，落实处。
二 找准“入手处”是讲好讲活命题故事的基础
所谓“人手处”，是指阐述理论的切人点。与学术论文相比较，为大众写作，必须使作品有吸引力和感召力。为此，必须弱化学术论著的文体，把学术话语转化为民众话语。作者必须心中有读者，时刻要为读者着想，设身处地，以大众的接受能力为念。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作者与读者之间存在着知识和信息的不对称。诚如韩愈所霄，弟子不必不如师，而师也不必贤于弟子，但是就某一问题而言，总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两者之间的知识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的。此次《新大众哲学》的编写，十分强调选择好“人手处”，还有如下的考虑，即“入手处”是使作品深入浅出的关键。“入手处”往往选择大众所熟悉的历史事件或史实，而其中又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从这一史实人手，使观众感到熟悉、亲切，缩短了理论与读者的距离。例如，本章从四个方面论述群众史观，每一方面都选取了不同的人手处。在论述“民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导力量”的命题时，把历史学家黎溺对群众史观的质疑及其所引发的大讨论作为这一节的人手处。在论述“民心是天下兴亡的晴雨表”的命题时，把《你是一个坏东西》在国统区的流行作为分析的例证。在论述“民主是打破历史周期律的利器”的命题时，把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打破历史周期律的诗言作为立论的前提。在论述“民生是高于一切的根本利益”的命题时，把民谣《老天爷》在国统区的传唱作为论述的起点这四个“入手处”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从史实人手，引述史料，通过历史叙事把读者带人现场，拉近读者与所论述命题的距离。把鲜活的事例交给读者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与阅读的兴趣。二是从史实写起，由史入论，史论结合一事一议，夹叙夹议，从内容到形式体现了一种新的学风和文风，从根本上改变了由苏联所倡导的从语录出发、观念先行的教条主义学凤和文风，体现了王夫之所坚持的“有因事以求理，元立一理以限事”的唯物论精神。三是坚持理在事中，从事中求理，正确处理了事与理的关系，把深奥的哲理与相关史实联系起来，引导读者从史实寻求原理。事与理的结合是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从形下到形上，符合人们的认识程序。以上数点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新大众哲学》强调从史实入手讲解哲学命题的做法，对于创新马克思主义叙述体系，是带有范式意义的一次突破。
三 问题意识和对话形式是使作品出由入深的重要环节
为大众写作，关键是要有问题意识。我们写大众哲学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给大众什么，以何种方式给予大众，这是作者应有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对“人手处”的深化和具体化，“人手处”是个问题群，我们的任务是从某种史实中提炼出相关问题，这些问题是剖析“人手处”的真正切人点从问题出发，体现了以现实问题研究带动基本理论研究的写作原则。从重大争论人手，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关注和兴趣。从问题出发，意味着哲学普及要把传道授业落实到解惑上。
一部好的作品应是从问题出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问题意识要落实到问题的设定上，提出问题是一种理论设计，问题是作者自觉设置的悬念、读者开悟的钥匙。因此，对如何提出问题、提出何种问题应有一些评价的标准。问题有深有浅，有的人是从别人的问题出发，其实是从别人的理论假设出发，从条条框框出发。做学问，比较妥当的办法，还是从自己体悟到的问题出发。一般说来，现实问题是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尤其要立足当代中国的问题，因为中国的问题同时也是世界的问题。难点在于，现实中的问题数不胜数，关键是要把现实的问题转化为理论的问题，转化为心中的问题，哲学是以解疑释惑的形式回答现实中的问题。为大众写作，首先不是教育大众，而是教育自己，不能说服自己，也不会说服大众。从实质上说作者心中的问题才是真正需要下功夫解决的难题。胡绳在《八十自寿》诗中写道：“天命难知频破惑，尘凡多变敢求真。”所破之惑就是心中的困惑他在《八十自寿铭》中写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粗知天命。”可见，他是通过不断地破除心中的疑惑而“粗知天命”的。胡绳的治学经历印证了哲学的本质，哲学以精神为对象，是对精神的反思，是对思想的思想，以解除心中的困惑为使命你心中累积的困惑越深，破解疑惑的效果越有震撼力。话语权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心中的问题研究的通透程度，对一个有价值的问题搞明白了、搞透了你就占领了思想的制高点，你就有了话语权，你就有资格代表民族发言，为人类精神文明做出贡献。
一般而言，围绕一个中心议题会形成几个相关的问题，这几个问题彼此应是有逻辑联系的、是逐步深入的。问题联系的关节点也是理论展开的亮点。有了这些问题解答的亮点，整篇作品犹如一条红线串起的闪闪发光的珍珠项链，让读者爱不释手。作品所具有的内在逻辑，就是作品的生命，它会在阅读中彰显出来，并进而提升读者自身的理论思考能力。
只有正视和破解人们心中的困惑，才能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新的生命。黎渤等人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命题的质疑，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宗旨和命运，所引发的讨论虽然已经过去，但他提出的问题仍然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困惑，破解这些困惑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焕发青春的生长点所以，理论的大众化，就必须紧紧抓住这场理论争论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不放，在解疑释惑中推进马克思主义。黎滔对“历史的人民性”提出质疑理由有三点：一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提法在经典著作中没有根据；二是赞成这一提法的人犯了逻辑错误，即把物质条件的创造者和历史的创造者完全等同起来，用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科学文化的“源泉”等同于文化艺术的创造；三是从恩格斯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出发，在承认人民群众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的同时，也要承认帝王将相也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有了这两个承认，“争论双方就没有太大分歧了”针对黎谢的质疑，我在文中将其归纳为三个理论困惑并进行了解答。它们分别是：（1）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究竟有没有“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思想？（2）怎样理解民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3）在对历史主体动力的寻求上，能否让英雄史观与民众史观并列？在此基础上全面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本质内涵。这样，从历史事件中引申出重要的理论问题，把它们作为作者心中所形成的困惑进行破解，这种自问和自答的形式，就是哲学本身所要求的反思或反鱼的形式，仿佛是读者自己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因而是哲学大众化所应采纳的主要表达形式之一。
（原载《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5年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