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涉及阿多尔诺与海德格尔哲学间关系的研究中，两者的“深刻”统一或接近常被作为前提来强调，而这一判断却又往往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作为参照“尺度”。这至少导致了如下后果：阿多尔诺与海德格尔哲学间的差异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批评更多地被理解为政治立场的对立；同时，阿多尔诺往往被强引到海德格尔哲学的思路上来，其哲学上的洞见也消失在海德格尔哲学的巨大“阴影”之中。笔者以为，阿多尔诺与海德格尔的哲学之间的确存在着诸多相似，但若就此将后者作为衡量前者哲学深浅的“尺度”，以致忽略两者间的根本性分歧以及阿多尔诺哲学的独特性质，显然有碍于对与两者相关的诸多问题的深入探讨。所以，本文拟以形而上学批判为切入点，对两者的根本性分歧作深入的考察。
一、什么是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
无论海德格尔还是阿多尔诺都拒绝以传统的定义方式来讨论形而上学，而总是通过深掘一个确定的形而上学问题进入形而上学的本质之中。这种特定的问题便是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Grundfrage)”。
那么，什么是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呢？对这一关键问题，阿多尔诺和海德格尔做出了不同的回答。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的开篇处就直截了当地说：“‘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而不在？’这是问题所在。显然这是所有问题中的首要问题。”(海德格尔，1996年，第3页)这个问题的特殊性在于，此在(Dasein)作为问题的追问者是诸存在者中的一员，而“无(Nichts)”却绝不是一个存在者。因此，此在唯有“超出”存在者，才能面对“无”。同时，无与存在者又不是漠不相关的：“无始终不是存在者的不确定的对立面，而倒是揭示自身为归属于存在者之存在的”，这里无与存在“共属一体”。因此，“形而上学就是一种超出存在者之外的追问，以求回过头来获得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以及存在者整体的理解”。(海德格尔，2000年，第137-138页)显然，理解海德格尔所谓的形而上学基本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存在者与无的区分，或者说存在者与存在的区分，也就是在《存在与时间》中阐明了的“存在论差异(der ontologische Unterschied)”。
阿多尔诺并未像海德格尔那样直接提出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而是从通常的形而上学定义开始其追问的。阿多尔诺说，“形而上学就是以概念作为其对象的哲学形式”。(Adorno, 2000, p. 4)然而，尽管这一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形而上学的“问题”，但对形而上学的本质却言之甚少。因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概念的领域。在阿多尔诺看来，概念领域始终包含着一对矛盾：概念所代表的“(世界)背后的世界”(Hinterwelt)，也就是所谓真实的、统一的、自在的世界必须被理解为高于现象世界并作为后者逻辑上的原因；但同时，与此相对的杂多和个别的现象世界却从未完全消逝在概念之中，相反，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表明，概念领域根本就是离不开现象世界的。概念所包含的这种内在矛盾意味着两个世界自始至终的“紧张”，在阿多尔诺看来，形而上学的本质恰恰源于此。阿多尔诺说，只有这种“紧张”本身成为哲学主题的地方，形而上学的领域才能说产生；形而上学乃是本质和现象世界之间裂缝的产物。(Adorno, 2000, p. 18、19)到此我们已经不难看出，在阿多尔诺那里，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乃是两个世界关系的反思。这两个世界的区分在哲学史上以及在阿多尔诺的文本中，常常被表述为本质与现象、一与多、普遍与特殊、同一与非同一，等等。由于概念在阿多尔诺那里最终被理解为主体的功能，因此这些区分就可概括为主体与客体的区分。
显然，海德格尔和阿多尔诺都将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以及形而上学的本质追溯到某种基本的区分，要么是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要么是概念与其对象或者主体与客体的区分。应该说这两对概念本身并不能构成两种针锋相对的哲学立场，但如果我们将各自的形而上学基本问题以及形而上学批判加以展开，那么两者之迥异的理论旨趣就显而易见了。在海德格尔看来，虽然传统的形而上学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说出存在，但它“绝没有回答存在之真理的问题，因为它从未追问过这个问题。形而上学之所以不问此问题，是因为它只是通过把存在者表象为存在者而去思考存在”。“自其发端乃至其完成阶段，形而上学的陈述都以某种奇怪的方式活动于一种对存在者与存在的普遍混淆之中。”(海德格尔，2000年，第436页)这种混淆又源于“存在的遗忘”(海德格尔，1996年，第25页)，这种遗忘规定着传统形而上学乃至整个现代世界的性质。对这种遗忘的“思想”本身已“超出”传统的形而上学，并对之构成“批判”。若从海德格尔的立场出发，那么阿多尔诺的形而上学批判显然没有真正“超出”其所要批判的对象，而正是必须受到批判的，因为尽管阿多尔诺对形而上学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但他的思想始终滞留于主体与客体、概念与实体的“表象”框架之中，这种表象的结果就是一种作为“图像”的世界。“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海德格尔，1997年，第90页)，这一过程根源于在笛卡尔那里就已正式形成的主客体的对象性关系。从历史上看，笛卡尔的形而上学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一样，都是“活动在同一个问题中：存在者是什么？”(同上，第96页)依此，阿多尔诺所坚守的主体/客体的关系表明其终究属于形而上学，严格说来，乃是一种内在于笛卡尔传统的“人类学(Antropologie)”。
针对海德格尔可能的批评，阿多尔诺自然可以从自己的立场提出反批评：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以及由此导出的思路正是传统形而上学以另一种方式的延续。在阿多尔诺看来，尽管形而上学的本质由概念与实体、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规定着，但在传统形而上学中，这种关系实质上是被“压制”的。因为，传统形而上学的目的始终指向本质的、自在的领域，这势必要否认个别、偶然事物的实在性。但形而上学对这些偶然的事物也并非漠不关心，它始终包含着另一个隐秘的目的，即保留非本质和流变的东西。“从历史上看，哲学真正的兴趣乃是在黑格尔及其传统表现得漠不关心的地方：在非概念之物、个别和特殊之物那里，也就是在自柏拉图以来就被作为流变和微不足道的东西打发掉、并被黑格尔贴上‘惰性实存’(faulen Existenz)标签的东西上。”(Adorno, 1997, S. 19-20；参见阿多尔诺，1993年，第6页，译文有改动，以后此类情况不再注明)形而上学的这种双重目的(twofoldaim)，一方面表明其一开始就具有显著的意识形态特征，一方面表明形而上学必定只能活动于概念与其对象、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之中。对于阿多尔诺而言，这种关系是无法抛弃的，其中的诸要素也不可互相化约。阿多尔诺直接指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中包含着传统形而上学的隐秘目的。在他看来，存在论差异不过是为了解决掉“存在者中不可溶解的要素”的“绝技”。(Adorno, 1997, S. 121-122；阿多尔诺，1993年，第113、115页)因为所谓的“差异”仅仅是一个没有实质内容的同语反复，即“存在不是存在者，因为它是存在”。并且，海德格尔在存在论差异的前提下提出“存在者的存在论化(die Ontologisierung des Ontischen)”，这样，“没有存在者就没有存在”就变成“存在者的存在属于存在的本质”，换言之，“存在者属于存在”。(同上，S. 122；同上，第114页)在阿多尔诺看来，存在者如果真具有其独立的存在，那么必定要以某种非概念的东西作为内核，但事实却是，海德格尔凭借“非概念之物向非概念性的概念化(der Verbegrifflichung des Nichtbegrifflichen zur Nichtbegrifflichkeit)”，将存在论“差异”清除掉了。(同上，S. 123；同上，第115页)所以，在阿多尔诺看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不过是“虚晃一招”，其最终目的还是要将存在者纳入存在的同一性之中。
显然，如果分别站在阿多尔诺和海德格尔的立场上看，那么二者在某种程度上都已被对方误解了。这种误解正表明了两种理论进路之间真实距离的存在。然而，我们也不难发现，两者对传统形而上学做出的“诊断”却是相似的：海德格尔强调的“一般主体”(Subjectum)对其对象的征服，与阿多尔诺所谓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性已经相去不远。两者实际上是将相近的形而上学“诊断”纳入各自的问题框架之中：海德格尔将形而上学视为某一本真事件(存在)的衍生和遮蔽，而阿多尔诺则将其视为对主客体辩证关系的压制。
二、形而上学的超越之路
在海德格尔看来，克服形而上学的强大主体就是“回到形而上学的基础(Grund)”，转向存在自身的真理。按照存在论差异，主体与对象间的关系仅仅是存在者层次上的问题，而非存在本身的问题。然而，后者却是前者的基础，存在的真理是形而上学的基础。(海德格尔，2000年，第430页)由于形而上学停留在存在者的层次上，所以它的基础被遮蔽了。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就试图“回到这个遮蔽者中来进行追问”。在这里，海德格尔试图以此在与存在的关系来替换主客体的关系，或者说，将此在与存在的关系置于主客体关系之“前”(参见倪梁康，2002年，第447-466页)，以图“遗弃”形而上学的问题。这里，此在显然具有特殊的地位，它不仅比其他存在者具有“存在者层次”上以及“存在论”上的优先性，而且还“是使一切存在论在存在者层次上及存在论上(ontisch-ontologisch)都得以可能的条件”(海德格尔，1999年a，第16页)。然而这种特殊地位却导致了这样的嫌疑，即此在不过是形而上学主体性的别称。如果这样，海德格尔的思想就滞留在存在者之上了。但他的形而上学批判的真正目的乃是存在本身，而对此在的分析仅仅是一种“暂先性(Vorlaeufigkeit)”的工作。海德格尔说，“不顾存在者而思存在(Sein ohne das Seinden zu denken)的企图是必要的，还因为否则，在我看来，就不再能合乎本己地把今天那些围绕地球而存在的东西的存在带进我们的视域”。(海德格尔，1999年b，第38-39页)所以，直接考虑存在的“思(Denken)”成了海德格尔后期哲学的主题。在他看来，在思的任务得以考虑的地方，形而上学便宣告“终结”。
其实，海德格尔的思想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印证了阿多尔诺对存在论差异的批评。阿多尔诺进一步断言：“尽管海德格尔对存在的崇拜(Kultus)——这种崇拜激烈反对对精神的唯心主义崇拜——是以对其自我神化(Selbstvergottung)的批判为前提的，但海德格尔的存在几乎不可能与它的这个‘对跖者(Antipoden)’，即精神区分开来，它的压迫性并不比精神少，而只是比精神更加不透明——精神的原理是透明的。”(Adorno, 1997, S. 105-106；阿多尔诺，1993年，第95-96页)按照阿多尔诺的标准，形而上学的克服决不在于全然抛弃形而上学的问题，也不在于某种超越主客体的“第三者”。因为任何形式的“第三者”，只要其最终声称对于存在者的优先性，那么它就只能是一种形而上学征服其对象的手段。而海德格尔提出直接思考存在本身成为理解存在者的前提时，存在者就已被压制了。而阿多尔诺主张，“没有存在者就没有存在”，“某物”(etwas)始终是不可消解的。(Adorno, 1997, S. 139；阿多尔诺，1993年，第132页)所以他认为，形而上学的克服只能是主体与客体间压制关系的纠正，并且必须依靠主体来完成，或者说，必须“通过概念来超越概念”。(同上，S. 27；同上，第14页)如果说，形而上学中主体通过概念对其对象的压制确立主体性是第一次启蒙，那么现在需要第二次启蒙，以消除主体的自我神化，使主客体间的关系得到和解。这便是否定辩证法的目的。
在阿多尔诺看来，形而上学的主体性与同一性共属一体，从而，对主体自我神化的破除就可以通过对同一性思维的虚假性的揭露来实现。这首先就是要表明客体作为存在物的不可消逝性。阿多尔诺说，“‘某物’作为概念——也包括存在概念——必需的基础，是一种不能被思想同一化的实在内容(Sachhaltige)的极端抽象，一种不能被进一步的思想操作消除的抽象；离开这个‘某物’，形式逻辑就是不可思议的。”(同上，S. 139；同上，第132页)所以，“同一性是不真实的，概念对象是不可能消逝在概念之中的”。(同上，S. 16；同上，第3页)概念对象的不可消逝性象征着对象自身的非同一性以及对象与概念之间的非同一性。这样，阿多尔诺似乎只是为形而上学树立起了一个不可征服的“他者”，以作为其攻击形而上学的“基地”。这可以说是对否定辩证法的最流行的看法，其所招致的批评也多来源于此。然而，这种看法过于草率地将否定辩证法置于形而上学的极端对立面上了。非同一性虽然是否定辩证法最鲜明的特征，但却未必能完全清楚地道出否定辩证法的实质。如果不联系阿多尔诺形而上学批判的特定路径，不联系主客体的辩证法，非同一性就不能得到适当理解。
其实，作为形而上学的“他者”的“某物”仍然是一个极端的抽象，这种抽象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以“这个(tode ti)”之名植入形而上学体内了。“某物”对同一性自始至终的抗拒表明了形而上学自身的悖论性，然而阿多尔诺的目的却并不在于以类似形而上学的方式坚持消极的“某物”，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二元对立。阿多尔诺说，“如果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被奠定为基本原则，那么它就会重新成为像它所拒绝了的同一性原则那样的总体一元论原则。绝对的二元性就是统一性。”(同上，S. 176；同上，第172页)所以，“某物”只是形而上学中非同一性的线索，非同一性则需要循此线索往前追溯。在阿多尔诺看来，对形而上学的异质内容的揭露，已经为主客体的重新理解以及其间的新型关系提供了可能。这便是主客体的辩证法。相对于形而上学而言，主客体的辩证法是对其同一性思维的克服，因而是非同一性的进一步的意义。阿多尔诺说，“对同一性的彻底批判就是在探索客体的优先性”。(同上，S. 184；同上，第181页)然而，这种优先性却并不意味着自在或自我中介，而是被中介的。“客体的中介是说，它不应被静态地、独断地实体化，相反，它只有在与主体性的交织之中才能被认识；主体的中介则是说，离开客观性的要素，它便是十足的无。”(同上，S. 186-187；同上，第184页)在这样的主客体关系下，主体的概念思维便不能像形而上学那样构成某种普遍性逐层上升的封闭体系，而是进入了一个星丛(Konstellation)。“星丛从外部表达了概念在其内部切除掉了的东西，即概念越想成为就越不能成为的那个‘更多’。”(同上，S. 164；同上，第160页)显然，非同一性实质上就是一种具体性，按照阿多尔诺的标准，当思维能够保存客体中具体内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已经凭借概念超越概念了。
我们不难按照海德格尔的标准也给阿多尔诺下一个断言：阿多尔诺始终纠缠于主体与客体的问题之上，因而至多是在存在者的层次上将形而上学体系打碎，对形而上学作了一种“反转”；关键在于，阿多尔诺的否定辩证法缺乏足够的“深度”，未能打开一个更为广阔的“存在论视域”。类似的评价曾被运用于马克思和尼采等人的哲学。然而，阿多尔诺显然不是没有意识到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深度”，而恰恰是一开始就在极力反对和避免这种“深度”的。
三、形而上学问题的未完成性
显然，阿多尔诺和海德格尔之间分歧的关键在于，将形而上学的超越诉诸一种更为本真的存在还是诉诸主体自身的再次启蒙。若选择前者，那么就可以绕开主体与客体、概念与实体的区分，直接回到先于这些区分的源始境域中去；若选择后者，则要求坚持这种区分，并通过主体将两者的关系加以改造。然而，这两种思路最后又呈现出了某种相似性：当对“思”或“星丛”做进一步规定的时候，理论语言的边界便已受到了挑战，最终两者都不得不求助于艺术的表达形式。如今看来，无论是两者立场的针锋相对还是结局的相似，都表明形而上学远未被成功超越，我们仍纠缠于形而上学的问题之中。正由于问题的未完成性，我们就更有深究两者分歧的必要了。
如果考虑各自所属的方法论传统便不难看出，阿多尔诺与海德格尔之间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可标识为辩证法与现象学的分歧。或者说，这两种致思方向的不同乃是现象学与辩证法分别运用于形而上学批判这一主题的必然结果。海德格尔在论及《存在与时间》的方法时说，“这里关系到的是我们想更切近地加以考察的一种‘自明性’”，这种“自明性”意味着不预先包含一个立场或成见。(海德格尔，1999年a，第33页)用胡塞尔的话说就是，“面向事情本身”。这首先表达了一种基本的态度，即其“出发点先于所有的立场，即：以直观的，并且先于所有理论思维的自身被给予之物为出发点，以所有人都可以直接看到的并且可以直接把握到的东西为出发点”。(转引自倪梁康，1994年，第189页)尽管对“事情本身”的理解有所不同，海德格尔显然从胡塞尔那里继承了这种现象学的方法和精神，即将某个最原初的、直接的事实呈现出来。这其中已经预设了一种本真(Eigentlichheit)与非本真相区分的结构，而这种结构直接支持着存在者与存在的差异。从《存在与时间》中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到后期对“本成事件(Ereignis)”的表达，都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实践。而这一过程正是前面论及的形而上学“批判”过程。
阿多尔诺对直接性的东西持着另一种理解和态度，这种态度显然来源于辩证法的传统。阿多尔诺的辩证法试图摆脱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辩证法的肯定性，即“否定之否定”。而他所主张的“否定”显然也来自传统辩证法的内部。这种否定首先指向那些“直接的”东西。黑格尔说，作为逻辑学开端的“纯有既是纯思，又是无规定的单纯的直接性，而最初的开端不能是任何间接性的东西，也不能是得到了进一步规定的东西”，“但这种纯有是纯粹的抽象，因此是绝对的否定。这种否定，直接地说来，也就是无”。(黑格尔，第189、192页)直接的存在虽然是黑格尔“逻辑学”的开端，但绝不是它的目标。黑格尔所追求的真理乃是通过一系列的否定运动而达到的绝对理念，是中介的结果。我们从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批评中就可以看出其现象学方法与辩证法的冲突。按照黑格尔的观点，真理在完成阶段才获得，而希腊哲学还处于“尚未”之中。而在海德格尔看来，真理(Aleetheia)早已存在于希腊哲学的开端之中了，存在于希腊人源始的经验之中了。这种真理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尚未”达到，而是“尚未”被思。(海德格尔，2000年，第515、521页)就此而言，现象学和辩证法的方向正好是相反的。
阿多尔诺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正是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对立的东西。阿多尔诺说，海德格尔的哲学“尽管与黑格尔有联系，但它还是绕开了辩证法，这使他产生了达到先验性的要求。为了能经受住其不断碰到的辩证反思，它精心谋划着传统的逻辑，遵循谓词判断的模式以强取事物的一种稳固性和无条件性的特征，而这些事物对辩证法而言却只是纯粹的要素”。(Adorno, 1997, S. 114；阿多尔诺，1993年，第105页)所以，海德格尔孜孜以求的源始事实本质上是凌驾于主体与客体、概念与事物之上的肯定之物，正是必须接受辩证反思的。《主体与客体》中的一段话可以看作阿多尔诺对海德格尔在这一问题上的最终评价：“主体和客体暂时或永久地处于愉快的原始统一状态，这样的图景只是一种浪漫的幻想，然而，有时候也是一种充满希望的设想，不过，在今天只是一个谎言。”“如果主体意识被消灭而不是在更高的形式中被扬弃，其后果将是倒退——不仅是意识的倒退，而且是倒退到真正的野蛮状态。”(阿多尔诺，1998年，第209-210页)阿多尔诺的言词似乎过于激烈，并且没有适当考虑海德格尔的动机的可接受性。但笔者以为，海德格尔必须面对这样的批评，因为形而上学批判的目的远不仅仅在于发现事实，更在于对整个形而上学历史、甚至当下的时代问题得出一个总体态度。海德格尔在考虑这种态度的时候，势必要极力避免以人作为出发点，给存在以优先性。这样，主体势必将消逝在某种“匿名”的领域之中。在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海德格尔的“泰然任之”(Glassenheit)了：由于失去了确定承担者，“批判”就只能变成诗意的“无为”。
那么，阿多尔诺的思路是否就可以避免海德格尔的困难，并导向一种现实的态度呢？事实也并非如此。因为我们在否定辩证法中同样找不到一个确定的承载者。如果说海德格尔用以支持其形而上学批判的源始事实只是一个虚假的基地，那么阿多尔诺则一直有意地避免任何稳固的基地，因为“辩证法不是立场”(Adorno, 1997, S. 17；阿多尔诺，1993年，第3页)阿多尔诺坚持主体和客体作为存在者的不可消逝性，但这些又必须在两者的辩证关系中才能理解；而这种辩证关系又不可能是一个先在的事实。这样，阿多尔诺似乎既构成了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又避免了此在与存在的尴尬关系。但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除了持续的否定和反思之外，再没有任何确定的东西，以至于对这种否定和反思的承载主体都不能再有更多的确实规定。持续的否定和反思正是否定辩证法的精神所在，也是批判理论的动力之源。它至少导致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使辩证法得以超出形而上学，甚至超出传统理论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批判理论一开始就追求的“实践”的理论；另一方面，否定辩证法所指向的非同一性总是处于“尚未”之中，而这一过程中除了否定和反思之外再无确定的内容，所以这个“尚未”就仅仅意味着一种乌托邦式的前景。
（来源：《哲学研究》(京)2005年11期。编辑录入：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