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瑞娜】当代反实在论的语义分析走向

    随着“语言学转向”的不断深入展开及其所产生的强烈效应，语义分析成为当代反实在论重要的一种分析方法，从而也将语义分析方法从句法理论的边缘地位转变成语言学研究中的核心角色。因此，对当代反实在论的语义分析方法进行深入、细致的把握，对于推动反实在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反实在论的语义分析传统

　　语义分析方法作为一种内在的语言哲学的研究方法，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早在近代，以洛克和休谟等为代表的传统反实在论者们就曾经将研究重点放在语义学方面。他们根据一种越来越个人主义的和感觉主义的心理学而发展了关于意谓的分析。[1]尽管他们把语义学同心灵主义的联想心理学所提出的那些认识论问题混淆了。此后，康德在对其先天知识理论经验性的阐释中，也体现出与语义分析的相关性。在对表象进行阐释中，康德还进一步提出了指称理论。康德之后，波尔扎诺为了将语义学从纯心理学层面转向语义学层面，即非心理学层面，在对康德的先天知识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开始建构他的语义学。

　　首先，波尔扎诺对表象的两种意义的区分消除了康德先验哲学中关于主体与主体间性之间的模糊性。在对表象进行阐述的过程中，康德仅仅看到了表象的主观的一面却忽视了其客观的方面。但是，在波尔扎诺看来，表象具有两种意义：第一种意义是心理学家所描述的心理状态，即“主观表象”或“内在于我们的表象”；第二种意义是关于心理表象的更重要的主体间的内容，即“表象本身”或“客观表象”。波尔扎诺看到每一个有意义的语法单元都与一系列主观表象相关联，却只与一个客观表象相关联，而且，即使表象的对象不存在，客观表象也是存在的。但这并不是说主观表象是不真实的，换句话说，当主观表象出现在主体中时，它们就真的存在。客观表象与主观表象不同。它们是不可能在现实领域中被发现的。换句话说，客观表象并不要求有一个主体，但却要求在逻辑上有效；它并不一定是正存在的某物，但却必须是即使不去思考却也可以存在的某物；而且当许多人思考它时，它也不会由于主体的增多而增多。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波尔扎诺指出，任何一个语词，如果它是明晰的，那么，它就只能被指示为客观表象。事实上，客观表象正是主观表象的内容或实质，其存在不取决于主体行为的存在，就像是表征的意义不取决于任何人思想中所产生的适当意义一样；而且，如果表征是清晰的，那么，对于每一个语言单元来说，就只能有一个客观表象。显然，在这里，波尔扎诺的客观表象就是指语义学传统中的意义，而恰恰是他对客观表象与主观表象的区分把意义从心理过程中分离了出来，从而最终将语义学与纯粹心理学区分开来。

　　其次，对表象理论所涉及的相关元素的区分显示了语义分析的极端必要性。在区分了主观表象与客观表象之后，波尔扎诺进一步对客观表象与表象对象做出区分。康德曾经指出，所表象的部分与对对象部分的表象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表象与表象的对象具有同晶性。在波尔扎诺看来，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对一个非常简单的对象完全可以做出复杂的表象。因此表象所具有的同晶性只能存在于心理表象与客观表象之间。而且，在他看来，与语词意义相联系的客观表象与所表象的对象本身是不同的。即使两者都具有客观性，但是，一旦涉及到语词，就只能是其中一个真实的存在而另一个只能作为表象的主体而存在。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在语义层面上区分与语法单元相关联的三个相关元素，即客观表象或意义、表象的对象以及当我们思考表象对象时所发生的心理过程。[2]显然，在波尔扎诺那里，同晶性也必然蕴涵着语义分析的必要性。可见，波尔扎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只有语义分析能够通过将主观表象和客观表象进行同晶性对比而最终摆脱将它们混淆的困境。

　　最后，对客观性的强调显示了语义分析的本质特征。尽管客观表象最鲜明的目的就在于它要表象其客观对象，但是，在波尔扎诺看来，它们最重要的任务却是将主观判断的客观内容联结成命题。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主客观之间的区分仍然是波尔扎诺关注的重点。在波尔扎诺那里，虽然主观命题是心理表象所构成的心理状态，但是其内容却是客观的。事实上，一个语句所表达的客观命题的组成要素是与其语法单元相关联的客观表象。而且，一个命题并不是有关其组成要素的，而是与其组成要素所表象的对象相关联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尔扎诺语义学的本质就在于其表象内容与意义的客观性。

　　显然，当唯心主义者从康德的语义学背景中消除客观性痕迹的同时，波尔扎诺第一个意识到，事实上，康德的先验哲学及其唯心主义后果是语义学的还原，并为语义学的产生提供了契机。正是波尔扎诺对康德表象理论的阐释与发展，提供了其意义理论的新图景，进而最终促成了语义学的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波尔扎诺是语义学传统的奠基人和创始人。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正是波尔扎诺的传统语义分析方法奠定了当代反实在论语义分析方法的基础。

二、当代反实在论的逻辑语义分析方法

语义学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实现了又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语义学不再作为孤立的语言分支而存在，而是被引入到逻辑与哲学中。正是语义学与逻辑和哲学的这一契合彻底地改变了逻辑的命运，强烈地震撼了整个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领域。同时，语义分析也开始作为一种方法被广泛地运用于认识论、本体论、伦理学以及美学中，从而成为20世纪哲学领域的一种重要的科学分析方法。因此，尽管语义分析传统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但是，现代意义上的语义分析方法的形成却是发生在20世纪。而真正促成语义分析方法在现代意义上的转变的正是卡尔纳普的逻辑语义模式的分析方法。

　　众所周知，卡尔纳普为了拒斥形而上学而用逻辑问题代替了哲学问题，并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形式概念和希尔伯特的数学的基础上建构了其语言的逻辑句法。但事实上，在这里，卡尔纳普的句法概念还是模糊的，他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语形、语义与语用之间的区别，而是将语义学看做是与句法学或元逻辑同一的。尽管他也隐约意识到语义学具有不同于语形学的含义，并用“准——句法学”（quasi-syntactic）来表达语词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但这时他仍然将语义学看作是具有完整的句法翻译的东西。而只有在莫里斯语言三元划分[3]的启迪下以及在塔尔斯基语义学的影响下，卡尔纳普才彻底改变了其根本观点，不仅真正将三者进行了区分，而且看到了语义学在逻辑句法中的根本性作用，从而在其句法学基础上开始建构其逻辑语义模式的分析方法。具体地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卡尔纳普的逻辑句法学体现了句法学与语义学的相关性。卡尔纳普在构建逻辑句法学的过程中明确提出了“宽容原则”，从而发展了包括集合论在内的语言Ⅰ和语言Ⅱ。尽管这一原则还不是语义学的原则，但作为其结果，则导致了卡尔纳普对语言Ⅱ的关注。在卡尔纳普看来，语言Ⅰ是一种纯粹的符号语言，它仅仅涉及语词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而语言Ⅱ则是一种坐标语言，其基本的常数是自然数。这些自然数的有序的数对（ordered pairs）是有理数；一系列有理数构成了实数；有序的四倍的实数（ordered quadruples of reals）则形成了时空点；而由这些时空点组合成的领域则最终构成了宇宙中的物理对象。可见，在卡尔纳普这里，语言Ⅱ这一坐标语言不仅仅在数学中得以应用，而且还应用于物理学以及一般的客观原理中，而且，语言Ⅱ中的每一个单个的术语都可以指称真实世界中的对象。[4]显然，在这里，语言Ⅱ不仅与数学符号相对应，而且，还与物理对象相关联。这也就是说，卡尔纳普的逻辑句法除了涉及语词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外，还研究语词、语句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不言而喻，正是对语言Ⅱ的探究表明了卡尔纳普的逻辑句法较一般意义上所使用的句法术语要宽泛的多，它不仅包含了纯粹的逻辑符号关系，而且还包含了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对逻辑的评价、逻辑结果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语义完美性的解释说明等等语义层面的东西。因此，从本质上讲，他的逻辑句法学蕴涵了语义学理论。

　　其次，对逻辑真理的语义学解释是卡尔纳普逻辑语义学模式的核心内容。作为反实在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卡尔纳普一开始也像其他反实在论者一样从根本上拒斥真理概念。因为，在他看来，“真理和谬误并不具有适当的句法功能；语句的真假不可能由其样式所辨明，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通过语句中符号的种类和序列而辨明其真假。”[5]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对真理概念进行考察时，很容易产生语义悖论。这样一来，真理作为语义学的范畴就必然被卡尔纳普拒之于门外。

　　但是，随着其句法概念的宽泛化以及对塔尔斯基语义真理的分析、评价和接纳，卡尔纳普清晰地意识到，真理概念不仅仅是纯逻辑句法层面的，而且还是超逻辑句法层面的，因为，要想对逻辑真理进行适当地解释和评价，不仅仅要在逻辑句法层面本身，更重要的是还必须在超逻辑句法层面来进行。因此，卡尔纳普将句法学的内涵延伸到语义学层面。具体地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语义悖论根源的消解是卡尔纳普对逻辑真理进行语义解释的前提条件。为了在逻辑真理与超逻辑真理之间、逻辑概念与超逻辑概念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以便从语义学角度考察、解释和评价逻辑真理，从而给逻辑真理以语义学的解释，卡尔纳普首先剖析了语义悖论产生的根源。他指出，有些判断形式，如“……是真的”、“……是不真的”等，不能用于自指，否则必然引出悖论，比如，“本页本行的这句话不真”这一判断形式就是一个悖论。因为在此判断形式中，“不真”这个谓词没有按照它的正常用法来断言不自指的句子，而是用来断言包含该谓词本身在内的自指的句子，这样一来就必然会混淆语义层次，因而出现了上述悖论。而断言“雪是白的是真的”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它没有用于自指。可见，用于自指的句子与不用于自指的句子处于不同的语义层次，混淆了这个层次，就必然产生语义悖论。显然，在卡尔纳普那里，要想避免语义悖论，其途径仅仅在于区分自指句子和非自指句子，理清语义层次。而要区分上述两种句子则又必须区分两种语言，即“对象语言”和“元语言”。在卡尔纳普看来，日常语言未区分对象语言和元语言，因而容易混淆语义层次，导致语义悖论。而在人工语言中，对象语言与元语言有了严格的区分，元语言的逻辑变项比对象语言的变项类型更高，因而排除了语义悖论产生的根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尔纳普一方面在人工语言范围内讨论对象语言与元语言，并根据两者的区别定义指称、满足、真理等概念；而另一方面则又将指称、满足、真理等概念放到语义学层面中来进行解释、评价，从而在结合了逻辑与语义的各自优势的基础上，在句法层面对真理进行语义学的解释，克服了句法学的单一性、局限性与语义学的模糊性、歧义性，为完善他的逻辑语义学模式奠定了基石。

　　（2）对“分析”术语与“矛盾”术语进行分析和定义是其对逻辑真理进行语义学解释的策略。为了从语义学角度解释逻辑真理，卡尔纳普区分了可证实性与真理在数学上的不同之处。在他看来，“分析”这一术语在数学和逻辑之内可以算做是真理的代名词，而在自然语言中则不是。因为，当我们将每一个语句都转变为正常形式并且去评价其结果时，如果不存在限定性量词，那么结果就是0=0（分析）或0≠0（矛盾）；而如果存在限定性量词，在卡尔纳普看来，则应该考虑所有变量的值，也就是说，要考虑各种不同条件下的不同值。而且，由于存在各种语言系统，一个语句的真只涉及它所属的特定语言系统，在一个语言系统中为真的语句在其它语言系统中也可能为假，因此不存在普遍的真理，只有个别的语句的真或假。正是对值的多样性的探讨蕴涵了其对逻辑真理概念的语义学解释。

　　显然，卡尔纳普的逻辑句法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它不仅蕴涵了丰富的句法关系，而且还赋予了语义学以合法性地位；其方法不仅是数学的而且是语义分析的方法；其结果不仅表明了丰富的语言的完美性而且还表明了其内容的多样性，即包括古典数学、语义学结果关系、对语言解释的整体性等等。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当卡尔纳普宣称所有哲学都是句法学时，它并非像其表面所显示的那样。事实上，当卡尔纳普汲取塔尔斯基真理理论的合理内核时，其句法学就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句法学了。而作为句法学基础的逻辑也就相应地具有了语义的和概念的基础，从而使得逻辑真理取决于整体中可能对象的某种功能。因为，逻辑的语义概念就必然蕴涵着逻辑真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这一概念领域的功能。正是在这一基点上，卡尔纳普形成了对逻辑真理的语义学解释，从而最终完善和丰富了其对逻辑语义学模式的构建。正是在这一立场上，20世纪的反实在论的语言分析方法开始由逻辑语义分析走向认知语义分析方法。而以达米特为代表的反实在论的语义分析方法恰恰体现了这一趋向。

三、当代反实在论语义分析方法的“认知转向”

　　正如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一样，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在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争论中也在经历着哲学各个领域“认知转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反实在论重要代表人物的达米特所构建的语义分析方法也实现了其“认知转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批判和否定实在论语义学的基础命题是其语义分析方法实现“认知转向”的直接动机。站在反实在论的立场上，达米特强烈地反对经典语义学。因为，在他看来，经典语义学实际上就是实在论的一种形式。这种实在论的形式是建立在两个有意义的命题基础之上的：其一，理解一个陈述（或者是局部的或者是全部的）就必须掌握其真理条件；其二，这些真理条件并不必在断言中用具体例子说明，而仅仅要求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超越那些断言。第一个命题暗示了断言的真值功能的可适用性可以用世界中可获得的事实来加以说明。而第二个命题则暗示了某种超越证实的真元素是客观存在的。在达米特看来，这两个命题从根本上讲是站不住脚的，因而都必须加以批判和否定。在他看来，实在论的语义学所赖以存在的基础无非就是一些所谓能够被满足的真理条件，这些真理条件叫做“独立认知”（recognition-independent），而且还被实在论者冠之以“先验证据”（evidence-transcendent）或“先验证实”（verification-transcendent）的特点。而恰恰是这些“先验证实” 的真理条件决定了实在论的真理是超越一切断定的所有可能性的，因而不能被当做自然语言系统中意义的适当理论而存在。这样一来，在摒弃实在论的语义基础上建构反实在论的认知语义分析就成为自然而又必然的事了。

　　其次，构造对数学的语义分析是反实在论语义分析方法实现“认知转向”的重要途径。按照达米特的观点，要对数学语言进行语义分析，其关键就在于如何处理一种数学语言表征的“意义”与该语言表征的“指称对象”之间的关联。在他看来，把握一种数学表征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它具有一种将其与确定的指称对象联结起来的方式。因此，把握一个语句的意义，就是要将其与真值条件联结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一种理论来说，它的模型，或者对于一种语言来说，它的结构，同时就是一种意义的模型”。[6]当然，达米特在这里所谓的指称论决不是传统的、机械的指称决定论。因为，在他看来，一种表征的意义并不是唯一地由它的指称所决定的，而是通过特定的途径指称对象与其相关。因此，对一种表征语言来说，只要该语言表征的指称对象被赋予了与这些表征的意义决定了指称，对于任何一种语言来说，任何一个意义模型都决定该语言的一种结构。然而，这决不是说意义作为一种确定的条件性或一种系统的关联方式可以脱离开指称。在一个有意义的数学语句中，任何真正的要素都必须具有指称，因为指称是一个有意义的数学语句的前提。

　　总而言之，达米特在对数学陈述的语义分析中，将数学陈述的“语义值”看做是一种“关联值”，而非简单的“对应值”，认为它是在语境基底上，从句法、语义和语用的整体关联中所进行的对数学表征的把握，而不仅仅是从形式句法层面所进行的纯逻辑分析。这样一来，达米特就最终使语义分析超越数学的形式句法的限制，从语言的和超语言的对象的统一上去进行其反实在论的语义分析，从而为当代反实在论语义分析的“认知转向”提供了可能。

　　再次，强调言语认知能力是当代反实在论语义分析方法实现“认知转向”的重要策略和核心内容。达米特的反实在论首先是一个否定性的学说，即它否定了实在论的先验证实真理观念（verification-transcendent truth），因为，实在论主张超越一切断定的可能性的真理，而这样一来，它就必然会根据先验证实真理条件使得语句至少是部分语句的意义具体化。正是基于此，达米特认为，实在论的语义学是不可能作为自然语言的适当的意义理论而存在的，因此，实在论的真理概念必须被摒弃。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达米特及其他的后继者们诉诸于言语认知能力作为反实在论语义学对抗实在论语义学的策略和核心内容。具体而言，达米特等人提出了所谓的语义知识约束（Semantic Knowledge Constraint）,即经验语义学必须把表达的意义的真理仅仅作为有能力的言说者所认识的命题。同时，将对语义知识的理解作为一种实践能力。在他们看来，当我们想预测真值由于外在刺激而被重新分配时的语义模型时，我们必须知道意义是如何变化，以及理论是如何被修正的。但这却是不可能发生的。相反，一旦我们观察到这种模型，我们就不可能仅仅诉诸于意义的成分和理论的改变。显然，在这里，达米特在意义理论中强调了认知成分。他不仅关注语言的意义，而且更加关注对意义的认知。他将认识论问题确切地形式化为意义理论内的问题，这样一来，就不仅突出强调了语言理解认识论中认知能力的作用，而且，还为反实在论语义学提供了解释知识的相关概念的方法论原则，从而最终超越传统语言哲学及其认识论。可见，达米特理解语言的反实在论方法对语言认识论有着直接的影响。

　　不言而喻，从卡尔纳普的逻辑语义学模式到达米特的认知语义学模式的转变，都无疑标示了当代反实在论语义分析方法发展的一种趋向。而恰恰是反实在论语义分析方法的这种“认知转向”，不仅显示了当代语言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必然，而且反映了哲学思维发展的某种关节性的变革。

 

【注释】

[1]莫里斯：《指号、语言和行为》，罗兰、周易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299页。

[2]Bolzano, Theory of Science，R. George, Ed. And tra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ley and Los Angeles， 1972，P.62.

[3]C. Morris， Foundation of the Theory of Signs (1938)， Writing on the General Theory of Signs，The Hague: Mouton，1971，pp. 21~22.

[4]Rudolf Carnap，Meaning and Necessit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7，p.74.

[5]Rudolf Carnap，Logical Syntax of Language，Routledge，1937， p. 216.

[6]Dummett，Frege and Other Philosophers，Clarendon Press， Oxford，1991，p.6.

 

（原载《哲学动态》，2008年第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