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世纪之初，德国的马克斯·韦伯就提出了批评儒家文化的思想，他认为儒家文化限制人追求利益的欲望，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是中国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当前，我国也有人提出了与韦伯同样的看法，认为儒家重义轻利的经济伦理观与市场经济是相对立的。其实，儒家的义利观，并不排斥个人利益，认为义与利都是人所需要的，但义与利相比较，义更高于利，人应该“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以利从义，义先利后。中国同仁堂三百多年来一直坚持“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经营宗旨而保持常盛不衰的事例证明：儒家以利从义的经济伦理观，不仅不是限制市场经济发展的枷锁，恰恰相反，它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前进的动力。
近几年来，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它的障碍是什么？他们回答说，障碍就是中国儒家“重义轻利”的经济伦理观。因此，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否定中国的儒家道德，接受西方文化，信奉个人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够刺激市场经济的发展。
其实，围绕中国传统道德和市场经济关系的讨论，无论是从国内，还是从国外来讲，都不是现在才有的。我国的“五四”运动中就提出过打倒孔家店、彻底批判儒家文化的口号。“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和“批林批孔运动”，彻底全面地否定了儒家伦理，认为儒家文化是反动的，是阻碍社会发展的。从国际上来讲，在西方也有一派，它的代表人物就是德国一个著名的学者马克斯·韦伯，他专门写了两本书，一个叫做《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还写了一个《儒教和道教》。这两本书集中批判了中国的儒家文化，他认为西方国家为什么发展这么快，西方经济为什么蓬勃发展起来，中国和中国周围的一些国家，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一个文化问题。西方有一种新教伦理，这种新教伦理强调的是个人至上主义，主要是个人的利益是第一的，人们追求个人利益、个人选择、个人权利，这是西方确立的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正因为这种文化克服了中世纪的约束，经济发展了，社会发展了。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市场经济，为什么中国落后了？马克斯·韦伯说，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有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特别强调道德，讲究整体。他说，西方讲个人至上，儒家讲究整体至上，讲究臣民要忠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究竟什么是儒家的义利观？有人一讲到儒家的义利观，就认为儒家只讲义不讲利，在儒家那里，义与利是绝对对立的。然而只要我们深一步研究儒家的著作及言行，就不难发现，以上对儒家义利观的看法，确有偏激之处。
义与利的关系问题，是先秦儒家人生观的核心问题，也是先秦时期价值观争论的焦点。先秦儒家主张以利从义、义先利后，即个人利益从属或服从于社会群体的整体利益。然而它并不排斥个人利益。孔子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注：《论语·里仁》。）又讲：“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注：《论语·述而》。）不仅如此，他还主张使民富起来。《论语》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注：《论语·子路》。）孟子讲：“好色，人之所欲；……富，人之所欲；……贵，人之所欲。”（注：《孟子·万章上》。）他提出“置民之产”的主张，以使人民得以满足衣食安居等利益需求。荀子讲：“君子欲利而不为非”（注：《荀子·不苟》。），“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私利”（注：《荀子·大略》。）。可见，先秦儒家并不排斥个人利益，而反对的是只讲个人私利而不顾社会群体利益。孔子讲“无见小利……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注：《论语·子路》。）。他主张“见利思义”（注：《论语·宪问》。）、“见得思义”（注：《论语·季氏》。）、“义然后取”（注：《论语·宪问》。）、“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注：《论语·尧曰》。）。在孔子看来，“民”利、“大”利就是义，应该使个人私利、“小”利与义结合起来，利从属于义。孟子批评梁惠王只讲私利，他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注：《孟子·梁惠王上》。），并警告梁惠王说：国王、大夫、士庶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注：《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还讲：“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注：《孟子·万章上》。）荀子认为利和义虽为“人之所两有”，但“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失之矣”（注：《荀子·大略》。）。因此，他主张“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注：《荀子·修身》。）。荀子还讲：“保利弃义，为之至贼”（注：《荀子·修身》。），“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注：《荀子·不苟》。）。这较之孔子讲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注：《论语·里仁》。）、孟子讲的：“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注：《孟子·尽心上》。）相比较，都显得具体充分且具有论证性。
先秦儒家认为仁义忠信等道德规范是最高人生价值要求。孟子讲：“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注：《孟子·告子上》。）他认为人的最高价值“天爵”是人自身修养而得到的，它是人的“良贵”，是人自身所固有的，不同于别人所给予的“尊贵”。他说：“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孟能贱之。”（注：《孟子·告子上》。）总括先秦儒家的义利价值观，其基本主张是：义利都需要，但义利相比较，义重于利。这种人生价值观应该说是公正合理的。而不问其全部内涵和精神实质，仅仅抓住“重义轻利”的抽象概念并赋予一种狭隘理解便笼统否定，大加挞伐，显然是不公正、不合情理的。
那么，儒家“以利从义”、“义先利后”的义利观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还具有作用呢？回答是肯定的。
中国“同仁堂集团公司”，三百多年来一直坚持“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经营方针而保持企业常盛不衰的生动事例，也是对儒家义利观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有力说明。
同仁堂一建立就有一个非常醒目的鲜明的经营宗旨叫“养生济世”。什么叫养生济世呢？其创始人作了解释：我们这个药店，是为了给老百姓、给社会提供精良的药品，为社会谋福利，这叫养生济世。也就是说，开这个店，不只是为了自己发财，而是为了给人们治病，给人们提供好的医药。所以，确定同仁堂的经营宗旨叫养生济世。用“同仁”这两个字命名店名，就突出了一个“仁”的宗旨。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同仁”就是我们共同来实行“仁”。这种文化宗旨就作为同仁堂的一个经营理念、经营之道确立下来。这个经营宗旨确立以后，他们就进一步明确在赚钱和为社会、为人民提供优良的药品这两个问题上，要把后者放在前面，把急患者之所急，想病家之所想放在第一位。确立了这个宗旨，他们就用儒家文化的八个字来概括这个思想，叫做“义利并举，以义为先”。就是在企业经营中，既讲义，又讲利；当两者发生矛盾时，要以义为先，就是把道德、信誉放在前面，以牺牲利来维护义。比如在清朝末年，有一年春天闹瘟疫，有大群的灾民、难民跑到北京，同仁堂给他们赊药，吃药不要钱。他们认为，这些人有生命危险，又没有钱买药，那怎么办？这就叫义利发生了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把义放在第一位，所以他们就实行吃药不要钱。有些难民，没饭吃，他们就支起好几口大锅熬粥，给难民吃。通过这种方式造福于民，同时也传播同仁堂的宗旨。他们说，我们生产的药，都是为社会，为有病的人服务的，我们不是把赚钱放在第一位，是“义利并举”，而且，当义利发生矛盾的时候，把义放在前面。这种精神，至今同仁堂仍然坚持不懈。1987年上海闹甲肝，很多市民吃了一种不洁的毛蚶，得了甲肝病，传染很快，医院里住满了病人。当时治这种甲肝病有一种特效药叫板兰根。可是，病人多了，上海板兰根脱销，需到全国各处去购买，那时板兰根几乎是抢购一空，很紧张。有些药厂就趁机把价格猛往上抬。这时，上海人向同仁堂也发出了呼救，要求为他们赶制板兰根。有一个同仁堂的年轻管理人员说：“我们也应该提提价。”话刚出口，同仁堂的几个职工就嘘他，说你是同仁堂的人吗？同仁堂三百多年的经营宗旨是什么？叫做“养生济世，治病救人”、“想病家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义利并举，以义为先”。我们的宗旨你记得吗，我们怎么能够在人家生命垂危的时候涨价呢？这不是发民难财吗？这不符合我们的宗旨呀，我们赚钱能赚这个钱么？只能靠我们的质量，靠我们的信誉赚钱，不能靠发民难财赚钱。大家异口同声谴责这个年轻人，结果，闹得这个年轻人面红耳赤，不敢抬头。最后药厂领导做出决定，一分钱也不涨，加班加点连夜干，赶制几汽车板兰根，送到上海。对此上海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注：以上所引同仁堂的材料，均见郝真主编《同仁堂企业文化的启示》一书，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
我们认为同仁堂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能涨价的时候不涨价，这就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威力。同仁堂为什么三百年常盛不衰，经受住考验，经受住风风雨雨，就是人们相信同仁堂人有道德，他们的产品质量高，吃了他们的药，就是治病，所以，人们就愿意买他们的药。从这里我们悟出一个道理，就是市场经济并不是不讲道德的。这件事情，在全国影响很大。现在，同仁堂的药，在全国来讲，是数一数二的。不仅在内地，甚至在香港，东南亚，人们要吃中药，都很相信同仁堂的药。同仁堂店门前，购药的顾客经常排长队。这几年，同仁堂的利润是直线上升，职工的收入，也是一步步的增长。但是，他们没有丢掉传统道德，仍然坚持它的“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经营宗旨。
市场经济有规律的运转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相协调。无数实践证明，优秀的传统儒家道德，不仅不是限制市场经济的枷锁，恰恰相反，它是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繁荣的动力。我们要进一步弘扬“以利从义”、“义先利后”的经济伦理观，使其在市场经济的运转中展示出重要的伦理价值和经济价值。
（原载《郑州大学学报》1999年06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