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术界对经济哲学的理解，分歧较大。这里，我们仅就其中几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作简要评述。
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哲学是从哲学的特殊视角出发研究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其着眼点是哲学，落脚点则是经济学。因此，经济哲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属于经济学的元学科。
现代科学的发展要求把科学自身作为新的认识对象，来研究科学理论发展的机制、结构和方法，建立科学中的元科学。按照人们对“元科学”一词通常的理解，作为经济学的元科学，应当是关于经济学本身发展的学说，是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种再认识，其目的是总结经济学发展的规律，整合和规范经济学理论研究。因此，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应是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否则，就难以将经济学与以经济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元经济学严格区别开来。这是其一。
其二，元科学研究与一般科学理论研究的区别，并不是以“哲学视角”为断的。各门具体科学都存在元科学研究问题，由于元科学只是提供一般的研究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而各种具体科学的元科学研究又是以各门具体科学本身为着眼点的，因而元科学研究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也正因为此，人们仍将其视为各门具体科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分支学科。元科学研究或许带有某种哲学的意味，但它与真正的哲学研究并不是等同的。如果以为从哲学的视角来审视经济学就是关于经济学的元科学研究，那就等于抹煞了元科学研究与哲学研究的根本区别，从根本上取消了哲学的独立学科地位。
其三，将经济哲学归于经济学，必然造成学科划分上的混乱。目前，哲学学科属下的分支学科有科技哲学、历史哲学等多达数十种，如果将处于同一平台的经济哲学归属于经济学，那么，据此类推之，哲学就将被抽空而只有关于整个世界普遍性的思考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了，而这不仅与哲学史上业已存在的哲学思考维度不相吻合，而且与当代哲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亦相背离。经济哲学是哲学而不是经济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有研究者认为，经济哲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它是经济学和哲学两个学科有机联盟、内在结合、相互渗透的结果。
现代科学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于一方面分门别类的研究越来越细，建立起门类繁多的专门学科，另一方面，各门具体科学又在不断交叉、综合，显示出综合化和定量化发展趋势，建立起各种各样的边缘学科、横断学科和综合学科。20世纪中叶崛起的三门新兴学科——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就是把多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贯通起来的“横断科学”，而被称为“新三论”的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已获得广泛应用。无疑，各门具体科学之间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已成为当代科学新的知识生长点和科学发展的重要模式。但是，需要明确的是，第一，各种交叉学科的建立，通常都是对两门以上不同具体科学进行比较的结果，其建立的基础是科学问题的相互融合，或者说有着类似或相同的科学问题。交叉学科是一种全新的既非此亦非彼的独立学科形态，它与原学科之间虽有一定联系，但并不存在学科类属关系。第二，科学与学科虽有联系，但有明显区别。科学以客观存在的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学科的划分要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但与科学分类原则又不是同一的。同一种科学研究方法，可以在不同学科中使用，不同的科学理论、概念，也可在不同的科学门类之间相互移植和吸收，但这并不必然改变学科的属性和归属。经济哲学并不因为运用哲学思维方式反思人类经济领域，而改变其哲学的学科属性。第三，哲学从来就不属于“科学”的范畴。哲学是对存在的不断探寻和追问，而这种探寻和追问并非虚幻的玄思冥想，它总是以现实生活世界为本原的。因此，如果将经济哲学定位于交叉学科，不仅与哲学的本性不符，而且必然要否定经济哲学以及同一平台的历史哲学、科技哲学等哲学研究的哲学属性，从而在根本上否定哲学的独特地位，否定经济哲学的存在，而这恰与其对经济哲学持肯定的初衷相悖。总之，在我们看来，经济哲学并非什么交叉学科。
许多研究者认为，经济哲学是将哲学理论运用于经济现象或经济学理论分析，其着眼点是经济，落脚点则是哲学，因而属于应用哲学的一个分支。这种看法也是颇值得商榷的，是难以成立的。
哲学作为理性地把握世界整体的方式、作为一种世界观，它是人对于现实经验世界的一种内省体认。也正因为此，探索和总结现实生活世界某一特定领域的具体科学，人的一切思想、行动的背后，都无不打上哲学世界观的烙印。因此，对某种特定哲学理论的应用，不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都仅仅是一种“哲学的应用”，而不是什么“应用哲学”。我们没有必要去探寻“应用哲学”一词的确切来源，但它衍生于“应用科学”这一科学分类概念，当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现代科学体系中的“应用科学”是有其特定涵义的。现代科学根据科学对实践的关系而区分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基础科学的任务在于探索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基本规律，应用科学的直接目的则是运用基础科学的成果以解决为人类服务的实践问题，如自然科学中的技术科学即属典型的应用科学。作为对形而上的追求，哲学从来就不属于“科学”的范畴，自然更不能归于“基础科学”之列。在人类精神世界，不存在与哲学相对应的“应用哲学”。实际上，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所谓应用哲学，通常都是用哲学的一般原理、观点去套析具体科学理论，或为哲学原理寻找具体科学中的例证，或由具体科学的例证寻找相应的哲学理论，或是按照哲学基本理论体系，简单地、机械地把具体科学分割为几个模块、若干个对子。这种“应用哲学”研究不仅违背哲学研究的本性，不能为哲学的“知识宝库”增加任何知识含量，而且因其对具体科学研究“说三道四”而又无益于具体科学研究，因而往往引起具体科学研究者的反感和蔑视，造成对哲学声誉的极大损害。经济哲学不是应用哲学，不是一般哲学理论在经济领域的简单移植和推广。
二
经济哲学是什么，从根本上说，这是由哲学思维的根本特性所决定的。
哲学是求得智慧的学问，而哲学对智慧的追寻的最直接表现，就是怀疑和批判的精神。作为一种理性精神，怀疑与批判既是哲学的重要特征，也是进行哲学思考的出发点。“批判精神”的精髓在于追问根据、探询理由。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哲学的追问与批判又是建立在对现实及思想的反思的基础上的。反思构成了人类思想的哲学维度，从而也就决定了哲学思维的根本特性。
哲学的反思思维方式是对思维的思维，哲学则是对这种思想反思的理论表达。但哲学反思思想，并不意味着放弃和排斥对现实世界的关注。思想只能是关于对象、关于现实世界的思想，哲学在反思思想的同时，必然要触及对思想所反映的对象即现实世界的反思。不过，哲学作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作为“思想中的时代”，决不是关于时代现实种种表象的简单陈述、描画，而是以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形式所把握的时代现实，是对时代本性、现实世界本质的理性抽象和理论概括。由于“只有在思维和概念的规定中，对象才是它本来的那样”，因而，只有将对时代本性、现实本质的反思升华为一种“概念性的认识”[1] （P242），哲学才能真正理智地观照现实，理性地解读现实，深刻地透视现实，全面地反映现实，理想地引导现实，也才能塑造出真正反映时代、体现时代、引导时代的时代精神。
人类通过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而形成了关于“世界”的“思想”，而人类把握世界的全部方式及其所形成的关于“世界”的全部“思想”，则又成为哲学反思的对象。中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哲学的反思通常是按照两个基本维度展开的。一是对于构成思想对象的存在即整个世界的最普遍特性的总体把握，由此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普遍性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哲学。二是对构成世界的各个领域或者说各个部分的总体把握，由此形成了各种部门哲学。部门哲学是根据哲学反思思维方式而获得的对于特定领域的一种根本性的普遍性认识，是关于某一特定领域的哲学观。相对哲学一般理论而言，它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独特的研究内容，既是对哲学一般理论的重要补充，也是哲学一般理论研究的拓展和延伸。
作为一种部门哲学，经济哲学是根据哲学思维根本特性反思人类经济世界而形成的哲学理论。简单地说，它是对于人类经济世界的总体性把握，是关于人类经济世界的哲学观。这里所说的“经济世界”，包含两个相互联系的认知层面，一指经济学本身，可称之为经济理论世界；一指人类经济活动或者说经济行为，可称之为现实经济世界。作为“对思想的思想”，经济哲学首先要批判反思的是人类历史上的经济思想或者说经济理论，这是由哲学的根本特性决定的，也是经济哲学的主要任务。由于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人类经济活动，其目的是揭示社会经济关系及经济运行的普遍规律，因此，对经济学进行哲学的批判反思，必然要涉及人类经济活动，涉及经济理论与现实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这样，作为人类实践的重要形式，人类经济活动也必然成为经济哲学反思的重要视域。
有研究者认为，应当把“经济学哲学”（philosophy of economics）与“经济哲学”（economic philosophy）严格区别开来，前者主要研究经济学中已经存在的或与经济学相关的哲学问题，如经济伦理问题、经济学方法论问题等；而后者的研究对象则是经济活动领域中存在的需要哲学研究的经济事实。我们认为作这种“区分”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是人类经济活动，其目的是揭示社会经济关系及经济运行的规律。因此，对经济学进行批判反思，必然要涉及人们的经济活动、经济行为，涉及经济理论与现实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同样道理，对人类经济活动进行哲学的批判反思，也不能不涉及对经济理论的认知与评判。作为人类实践的重要形式，人类经济活动在本质上并不是盲目的、非理性的活动，而是一种社会性活动、主体性活动、有目的性的活动，它是在某种特定经济理论的支配、指导和牵引下进行的。因此，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哲学反思，不能不涉及对经济学理论本身的反思。实际上，从已出版的许多西方经济哲学论著中也可看出，在“经济学哲学”与“经济哲学”之间并不存在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20世纪20年代，德国哲学家尤格出版了《国民经济学中的哲学》第一卷，书中使用了“经济学哲学”这一术语，但他在60年代出版该书第三卷时，则采用了《20世纪的经济哲学》的书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普曼在其题为《资源配置经济哲学》一书中，考察的则是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逻辑起点的“经济人”假设，并从哲学方法论视角揭示出了西方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即：假设+逻辑推理。前面提到的
哲学把握世界的方式是整体性的、根本性的。同样，哲学对人类经济世界的批判反思，也主要是力图揭示隐藏在现实经济活动以及经济理论背后的基础假定、背景预设或前提条件，并质疑和考问它们的合理性根据以及作出其它选择的可能性。因此，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虽是整个人类经济世界，但它并不是面面俱到地把经济世界中存在的各种具体现象和各种具体理论都纳入自己批判反思的视野。哲学对经济理论和人类经济行为的反思，并不是要对各种经济流派或全部的经济学内容去做哲学的批判分析，而只是从总体上对经济学的某些根本性问题给予哲学的审视。现实经济世界中的具体现象和具体问题，属经济学研究范围，有经济学这门具体科学去解决，它不需要哲学去“过问”，哲学既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去“过问”，并且这种“过问”方式也不符合哲学反思的本意。经济哲学必须是、也只能是对于人类经济世界的一种总体性的把握。劳伦斯·A·博兰指出：“在有关物理学哲学或化学哲学的近期文献中，大部分均能使一般的物理学家或化学家感到满意。然而最近不断增加的、由哲学家撰写的论述经济学哲学的文献，却由于未能充分准确地表述经济学家的思想或理论，而使多数经济学家感到不满意，并且也由于这一原因，使得多数文献未能对经济学界产生重要的影响”（[8]，第177页）。劳伦斯·A·博兰的这段话是值得每一位经济哲学研究者深思的。我国的经济哲学研究，之所以不能获得经济学界的认同，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盲目追随国内哲学潮流，并将其导入对经济学的批判反思。其中最典型的个案，就是借势于目前国内哲学界颇为流行的人学研究和非理性研究，将“经济人”概念扩大、泛化为“社会人”而大加贬损。这种不着眼于人类经济世界本身语境的所谓哲学反思，是难以获得经济学者认可的。二是过份追求所谓完整性、系统性，把许多纯属经济学本身的问题当作哲学问题去研究，并横加指责，其结果不仅招致经济学界的反感，败坏了哲学的声誉，而且对于哲学理论的发展亦无意义可言。哲学的“批判”并不是简单的否定，更不是无端的责难；哲学既不是真理的化身，也不是具体科学的裁判者。因此，要使经济哲学既能对经济学研究和规范人们经济行为有所助益，又能于哲学理论的丰富发展有所促进，就必须恰当把握经济哲学作为部门哲学的学科性质，并合理地正确地运用哲学批判反思的思维方式。
三
对于经济哲学的上述认识和理解，我们还可从经济哲学”概念提出过程获得有力的佐证。诚然，对于经济学和人类经济活动的哲学反思，可以说几乎是与经济学同步产生的，但这并不等于说经济哲学早已有之，也不意味着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是自觉的经济哲学家。实际上，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哲学是一门新兴的哲学学科，它的产生与西方经济学史上关于经济学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的三次重要论战，有着直接的必然的联系。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科学。为了解释人类的经济活动，古典经济学家对人的经济行为进行了理论抽象，提出了“经济人”概念。到新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经济人”得到更进一步的深化和明确，并作为解释个人经济行为的分析工具和建构经济理论的逻辑基石。经过几代正统经济学家的努力，西方主流经济学虽最终摆脱和冲破了中世纪社会价值观念的束缚，但“经济人”这一预设前提及其相应的研究方法，却始终遭到来自经济学领域内外的非议与抨击。特别是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学“边际革命”的出现，在西方经济理论界更是展开了三次颇具影响力的大论战[2]（P174-204）。
第一次论战主要在奥地利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之间进行。以李斯特、罗雪尔等为代表的旧历史学派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以孤立的个人利己动机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是狭隘和片面的，现实经济社会比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要复杂和丰富得多，因此，以追求个人利益的经济人抽象并没有反映人的全貌。新历史学派沿承旧历史学派的批判传统，认为古典经济学没有看到人类经济行为动机的多样性，片面强调追求财富的自利动机，依据“肤浅的不充分的前提”，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以经济人假说为基点的抽象演绎法，不可能得到符合实际经济过程的经济学理论。面对新历史学派的责难，门格尔等人展开了有力回击，坚持认为经济学要理解并获得整个经济过程的本质与规律，就必须落脚于对个人经济行为及其动机分析的基础上。门格尔还以自然科学相类来说明经济人抽象的合理性。1883年，门格尔《经济学和社会学问题》从建构抽象演绎研究方法的立场出发，对历史学派的批判进行了反驳，并对历史学派的历史归纳研究方法发起了攻击。同年，施穆勒《政治社会科学》对门格尔提出反批判。第二年，门格尔又发表《德国政治经济学中历史主义的错误》予以应答。1888年，布伦塔诺在维也纳大学的就职演讲中，指责斯密“经济人”是“经济的利己主义者”，是唯利是图的“抽象的人”、“虚假的人”。次年，庞巴维克进行反批判，指出历史学派的伦理主义经济学，不过是中世纪禁欲主义世界观的翻版，最多也不过是“对人类经济的道德描述”。在这场以经济学理论前提、研究方法为直接论题的激烈论战中，有关经济学学科性质即“经济学应该如何”、“经济学应该是一门普遍科学还是一门历史科学”的问题，也成为争辩的议题。
第二次论战发生在20世纪30、40年代。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主要表现为证实法与证伪法之争。穆勒认为，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干扰，经济理论所作出的判断，往往达不到预期的精确性，而只能达到预测指向的一个趋势，因此，只有在排除各种干扰因素的影响，一种经济理论才具有确定性，才能得到验证。1932年，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把正统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归于对经济理论真理性的检验问题，并对“正确性”与“实用性”作了甄别。他认为，一种经济理论的正确性，是从一般前提进行逻辑推导的问题，而其实用性主要取决于该理论对某一特定环境下各种作用因素所作反应的程度，对某一经济理论取舍的标准则决定于该理论能否经受观察或内省的检验、证实。罗宾斯的论著发表后，在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一股反对证实法而张扬证伪法的证伪主义潮流。1938年，哈奇森《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原理》明确主张将波普的证伪方法引入经济学理论。受证伪主义哲学影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研究应朝向经验自然科学方向发展，经济理论也应像自然科学理论一样具有可证伪性。在这次论战中，有关“经济人”的争论，主要集中于利润最大化行为假设，而有关经济学学科性质即“经济学是如何的”，也成为论争的主要议题。
第三次论战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在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上述三次论战过程中，提出了对有关经济学学科性质、前提假设、研究方法等问题的质疑与反思。显然，这种质疑与反思已经超出了经济学学科本身的研究范围。同时，也正是在这种对经济学本身的批判与反思过程中，出现了“经济哲学”这一术语，并产生了一批有关经济哲学的论著，如尤格的《国民经济学中的哲学》和《20世纪的经济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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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5期。录入编辑：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