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历史性变革。经济哲学在新世纪又将如何进一步发展,这是国内哲学界和经济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笔者以为,随着人类步入智能化和数字化生存时代,全球经济的发展将更加呈现多元、振荡、非均衡、信息非对称的趋势;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入推进,社会发展对经济哲学的要求将更趋强烈,迈向新世纪的经济哲学会出现长足的发展。在21世纪到来之际,回眸西方近、现代经济哲学历史发展的历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著名经济史学家博纳(J. Bonar)指出:“只有当哲学不仅趋向外部自然,而且趋向人,不仅趋向人,而且趋向社会时,经济理念才会在与哲学的关联中出现。”[1]西方近代经济哲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学术渊源,当16~17世纪科学革命发生后,欧洲启蒙哲学孕育着两种精神:一是自然主义精神,一是人本主义精神。两者体现了哲学对现实自然、人和社会的理性关怀,以及对社会实践领域不断批判的本质。正因为如此,当时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似乎首先都要被视为哲学问题来对待,而经济问题不过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适当课题。不少哲学家对西欧早期资主本义原始积累时期所引发的诸多经济社会问题给予积极的探索和解答,其间充满着不少有价值的经济哲学思想。如对“自然法”和“市民社会”的解析,哲学家霍布斯从“个人主义”人性哲学出发,研究并提出了“私利驱动个人可作为经济分析的起点单位”这一重要经济哲学思想;洛克在推进政治哲学理念中,提出了一种适应新经济条件的哲学,即,社会自愿结合乃是管理组织的责任形式,其基础是经过勤劳与理智而取得的财产,这种财产有权获得国家所能提供的保障。再如,休谟从哲学的人性论的推论中,提出了“私利和积累欲望是任何时代经济活动推动力”等见解。应当说,欧洲17、18世纪经济哲学的发展,似乎没有超出社会哲学思想体系范围。
自亚当·斯密建立古典经济理论体系后,经济哲学的主要平台开始由哲学走向经济学。
在一些经济学著作中,经济哲学理论的出现体现了经济学家在构建理论研究范式及其抽象前提方面,对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自觉运用和钟爱。从斯密开始到20世纪末,经济哲学的历史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当然,这种划分主要依据特定时期研究方法及理论的主导特征,或影响比较大的特征,但不是惟一特征。
第一阶段(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经济哲学主要融入在道德哲学与古典经济学之间的交流中。其研究的特点主要是给那些热心搭建经济科学大厦的经济学家们如下提示:古典经济学逻辑系列内含着诸如选择、合理性、效用、福利、正义、仁爱、义务和权力等观念,为此,经济学家应当自觉运用道德哲学来表示人的经济行为和人的思想与感情的特性。经济学决不可能是一门完全“纯粹”的科学,而不掺杂人的价值标准。对经济问题进行考察的道德尺度,往往同所提出的问题甚至同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主要代表人物有斯密和密勒,前者提出经济个人主义与道德自利原则的结合;后者主张经济共同体精神与道德利他主义原则的结合。
斯密早期是以哲学家的身份来研究经济学的,有关这一点国内经济学界似乎重视不够。
以笔者之浅见,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乃是《国富论》最好的哲学注脚。他以毕生精力发展了他的道德哲学观念,并且在他完成了《国富论》后又回到道德哲学上去了。在《道德情操论》中,他指出:人的兴趣、人的特点、人的认识过程,必须有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由内在的或体质上的诸因素决定的结构,人性并非全是可塑的那种东西。他说,“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2]他把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看作“人生的伟大目标”。在《国富论》中这种思想被转述为自利行为动机的名言:“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
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3]斯密还断言,建立在个人自由和自我
利益基础之上的自发经济制度,或多或少有助于自我调节,有助于个人和社会的进步。与斯密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密勒,依照黑格尔道德哲学和法哲学的观念“提出了和亚当·斯密截然不同的经济哲学”理念,[4]他以强调利他主义和宗教,来反对他所称作斯密的利己主义和唯物主义。他在《国家艺术的要素》、《货币新理论的探索》两本著作中指出,斯密过分地把英国经验普遍化了,他把交换的实践不合法地提高到自然的原则的地位。这就使斯密从个人的自私自利观点出发来看社会。实际上,社会即体现人类共同体精神的国家,它不单是公民生活中成千上万的有用的和供人作乐的发明之一,而且还是那种公民生活本身的总体,没有它,便失去个人存在的基础。在他看来,国家必须被看作是一个有机体单位,作为其基本细胞的个人不可能设想是在国家总体之外的存在物。
第二阶段(19世纪初至70年代):经济哲学主要融入在历史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交流中。其研究的主要特点是,一批历史哲学家对政治经济学范畴和原理进行解构与批判,他们从政治经济学问题域外的问题研究着手,通过历史尺度、价值尺度和政治尺度的导入,为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图式提供社会综合要素系统的理论根据。它不仅表现在关于财富、家庭、社会和国家基础的理论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与对存在和财富追求相联系的情感、愿望和意志等心理方面,更表现在关涉经济发展规律的逻辑序列和历史编目方面。主要代表有: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马克思。黑格尔从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出发,把政治经济学的市民社范畴和经济观念纳入到他的权利哲学、国家哲学之中,并把政治经济规律视为世界精神的运动,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偏颇的真理整合在他的世界历史逻辑序列中。尽管如此,政治经济学从黑格尔历史哲学那里获得了诸多的思想理念:如财产与所有权、理性与欲望、国家与契约、劳动与分工、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等矛盾关系的原理。可以说,黑格尔提供了观察经济世界极为重要的历史哲学视野。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意味着经济哲学第一次实现了哲学与经济学两大学科的有机结合。尽管马克思最初也是以哲学家的身份研究经济学的,但是,与斯密不同的是,他把哲学与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能够统一在同一部著作中,如列宁所说,“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它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将斯密的世俗时间和黑格尔的精神时间综合在一种资本的逻辑活动(《资本论》)与历史展开(《共产党宣言》)的双重过程之中,并以一种辩证的逻辑把革命的观念纳入历史时间的洪流,从而得出一种指向未来的历史哲学结论。
第三阶段(19世纪下半叶):经济哲学主要融入在经济学方法论与哲学方法论之间的交流中。其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哲学为古典经济学理论建构的抽象前提及其范式的批判考察,提供矛盾论据和逻辑工具,并直接为政治经济学范畴、原理的解构提供历史分析的方法和逻辑分析的方法。主要代表有:德国新历史学派领袖施穆勒和边际经济学重要人物门格尔。应当说,自凯尔恩斯1875年出版《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和逻辑方法》一书后,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尤其是1883年经济学家门格尔出版了《对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研究》一书,成为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方法论之争的焦点事件。历史学派认为正统派经济学的抽象模型法是对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机械模仿,这种方法对社会科学是不适用的。社会科学应采用历史主义方法论。施穆勒直接强调,历史主义方法提倡在经济学领域内应特别倚重归纳法。门格尔从维护边际分析和建造抽象演绎模型的哲学方法出发,对施穆勒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分析方法进行了攻击。认为,经济学若把历史主义方法摆在不恰当的地位,必将使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陷于衰落的境地。经济学家如果只借助于单纯经验的归纳,而不注重科学演绎的方法来寻求经济规律,如同数学家仅仅靠实地测量物体来校正几何学原理那样荒谬。两个学派方法论之争的哲学意义在于:它使经济学家们认识到,在经济学领域内,理论和历史、演绎和归纳、抽象模型的建造和统计资料的收集等两类方法,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第四阶段(20世纪上半叶):经济哲学主要融入在经济学与科学哲学之间的密切交流中。其性质仍然是方法论讨论的延续。如经济学家布劳格所言, 20世纪经济学所运用的科学哲学,实际上正是我们所理解的现代“经济学方法论”。此时期经济哲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一些经济学家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科学哲学作了精深的研究,提出了经济学的本体论和价值论问题,尤其是,传统经济学抽象前提的批判和范式革命等问题。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 20世纪冲击经济学的第一次思想浪潮来自科学哲学。从30年代的早期逻辑实证主义,到50年代后期逻辑经验主义“公认的观点”的科学哲学思想,西方经济学受科学哲学影响的程度,连资深的经济学家都感到始料未及。波普提出,必须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解释为在“理性原则”的社会问题中的运用,或“零方法”在“事态逻辑”中的运用。它是一种把经济理论(边际效用理论)的方法一般化的企图。这种解释向传统的经济学提出了挑战:有必要排除所有不能简化为微观经济学命题的全部宏观经济学命题。波普的证伪思想还向经济学家确立了如下哲学理念:大胆而有区别的预言;反驳预言的认真努力;以及根据抛弃假说的46可能原因进行严格的反证。应当说,科学哲学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尽管褒贬不一,但它肯定还会延续到21世纪,对西方经济学传统堡垒的摧毁力万万不可低估。
第五阶段(20世纪下半叶):经济哲学主要融入在经济学与现代伦理学之间的交流中。其研究的主要特点是,经济学借助于诸多现代伦理学范畴和原理,如选择、合理性、效用、福利、正义、仁爱、义务、权力等观念,提出了关于社会秩序,经济人,市场和政府的失败,个人利益的限制,制度、技术和道德价值,市场、国家及道德范围,事实上的平等与规范化的平等等重大学术理论问题。经济哲学的研究更多地体现在现代经济伦理学的理论建构和探讨中。早在1935年,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艾尔斯和奈特分别围绕着市场原则与伦理道德原则展开了颇有影响的论战。除了在某些细节上两人存在着很大差异外,就市场与伦理的关系而言,他们都认为,经济学家不仅要关注市场“选择理论”,更要关注有关社会铁序、市场中人们相互作用的理论。5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范围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一些发达国家追求经济增长极大化目标的欲望日趋强烈,它客观上加剧了社会公共伦理和道德的丧失。如生态伦理的破坏,社会犯罪率的升高,高技术手段的经济犯罪,全球贫富分化的加剧等。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组织化、体系化、结构化的程度,需要有一系列法律上、伦理上甚至是制度上的措施才能维护社会的有序性。经济学家与哲学家共同讨论现代经济伦理问题,经济伦理学也应运而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被公认为“集经济学和哲学手段于一身,从道德范畴去讨论重要的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沃尔什指出,当代经济伦理问题的讨论,使得长久以来对任何道德概念进入经济学而设置的反锁着的大门被打开了。现代经济学必将从伦理学中吸收大量的营养而被彻底地解救出来。
原文载《哲学动态》2003年第2期，录入编辑乔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