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遗忘的经济哲学传统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有过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传统吗？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回答这一问题：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不仅异常丰富，而且创新性极强。它是对经济生活、经济思想及其历史的哲学反思，这一反思基于社会生活及其历史，而哲学反思与其背景的紧密交织，使得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带有社会历史总体的性质。具体来说，马克思经济哲学反思的结果是异常丰富的经济哲学思想，人们较为熟悉的是异化劳动理论、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论；而人们相对陌生的是社会历史工艺学标准理论、自然界限退缩与扩张的辩证法、科学技术社会历史作用的“双刃剑”性质的理论、诚信经济规律论、货币哲学论、经济时间的哲学思想、基于经济历史反思而来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市民社会理论等。还有更根本者，教科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只不过是原生态历史唯物主义的部分内容，除此外它还应包括劳动哲学本体论、人学历史唯物主义和技术基础论历史唯物主义，四者合一才是原生态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一生经济学研究的理论结晶。
事实上的客观存在并不能消除这些思想所面临的窘境。如果以现有教科书体系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衡量标准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些思想遭到了被虚无化的处理。那么，这些思想是否为马克思的思想？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相关教科书中没有这些思想的适当位置？现行马克思主义知识谱系为什么不接受它们？笔者之所以提出上述问题是想说明，在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一经济哲学的传统客观地存在着，但却没有被完整地传承下来。
这一遗忘过程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第一个阶段是恩格斯不经意促成的结果。l9世纪70年代的前五年，德国人欧根·杜林接连发表了三部著作：《哲学教程——严格的科学世界观和生命形成》、《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和《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在这些著作连同其他相关文章中，自命为社会主义信徒的杜林猛烈攻击马克思主义，较为严重地影响了当时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甚至伯恩斯坦和倍倍尔这样的领导人都深陷其中。这种现象促使马克思、恩格斯作出反应，由恩格斯出面系统批判杜林，其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史上的经典著作之一：《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简称《反杜林论》。
出于批判杜林的需要，恩格斯不得不跟着杜林的体系走，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之说。让人接受三个组成部分之说的更根本原因是恩格斯的论述：虽然“这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
马克思经济哲学传统被遗忘历史的第二个阶段由列宁完成。他沿用了恩格斯出于批判杜林的需要“不得不如此”的划分，认为马克思主义体系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具体表述这种观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和《卡尔·马克思》。综合起来看，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体系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相比，第一，列宁把恩格斯“不得不如此”叙述的马克思主义体系有三个组成部分的理解变成了正面的概括，这种概括被固定为正式的提法；第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中，具有马克思经济哲学性质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被保留下来，但比恩格斯赋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少了一些，如诚信经济规律论思想、科学技术社会作用“双刃剑”思想等；第三，列宁和恩格斯有一点是一致的，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没有作为整体存在的马克思经济哲学的传统。如果说在恩格斯那里这种结果的出现还具有“不得不如此”的意味，那么，这种结果在列宁的理解中就变为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了。
斯大林促成了马克思经济哲学传统被遗忘历史的第三个阶段。1938年，他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写了著名的“四章二节”。斯大林眼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至于其他内容，我们再也见不到踪影。这一遗忘在两个方面具有根本性质，一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苏联共产党党内斗争的产物和有机组成部分，一旦斯大林在斗争中胜利，这部著作官定教科书的地位便更加牢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阐释更是处于“绝对正确”而且独此一家的垄断地位；二是斯大林遗忘马克思经济哲学传统前提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成了此后各种哲学教科书的标准，对其他教科书而言，只能“证明”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绝对正确”。从观点、观点阐释和变为教科书向公众普及这三个层面来看，马克思经济哲学传统的被遗忘过程基本完成。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传统为何被遗忘，或许如下两个原因发挥了根本性作用：
第一，遗忘过程始终伴随着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无产阶级政党面对外在敌人进行斗争时，情况更是如此。在阶级斗争中生存和胜利的需要高于一切，其他行为如学术研究必须为它让路，学术研究成了服务于意识形态领域中阶级斗争的工具。服务于阶级斗争的行为具有总体性质，其具体体现于三个层面：一是研究；二是宣传；三是教学。其中，研究和教学都是为宣传服务的，这与宣传和教学依学术研究成果而来的正常程序背道而驰。现在的人可以对这种历史情况表示不满，但时代的特定情势决定了当时的研究人员不得不如此，此种行为有着一定的历史正当性。
第二，从前苏联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人员的产生采用了速成专家的培养模式，后来速成变成学院化，但专家培养模式没有变。这种培养模式的特点是专业分工特别细，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人员的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和法学等的知识基本缺失，除固守自以为是哲学性质的经典著作外，认为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没有哲学。这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人员的专业背景太小而无法发现和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以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知识面过于狭窄，阅读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如《资本论》有困难。这两种情况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既无能力又无兴趣到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去发掘和整理另一番景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特点
如果承认马克思经济哲学传统的存在是客观事实的话，那么，这一哲学的特点是什么？特点是比较性概念，与什么东西相比可以彰显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特点？就后一个问题而言，与以下三类情况相比，可以彰显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特点。
第一类情况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旁支——经济哲学。这类经济哲学的目标很明确：局限于经济学范围之内，直接研究经济学中的哲学问题，如经济学中的价值立场问题、方法论问题、认识论问题等。这类问题的研究多由经济学家或经济思想史家来完成，较典型者有如下几位：马克斯·韦伯、米塞斯、弗里德曼、罗宾斯、布劳格和哈耶克。这些人中只有马克斯·韦伯的情况稍为复杂，因为他的名望在社会学中比在经济学中更大，但他写过经济学方法论的经典论文《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科学经济学的立论基础之一—价值中立论就是由他加以提炼和论证的。
第二类情况与第一类情况相比差别很大，这里的所谓经济哲学径直对经济现象发表既具有哲学性质又具有经济学性质，同时还具有经济政策性质的看法，以期从经济现象中找到两个东西：一是经济现象背后最一般的规律，如坎梯隆的《商业性质概论》就是典型；二是从对经济现象的经济哲学性研究中找到对民族国家有利的经济政策主张，这以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为代表。如此理解的经济哲学始终面临着危险，这就是在研究对象问题上与纯正的经济学混淆在一起，经济学视其为不受欢迎的“入侵者”，以为是经济哲学抢了自己的地盘。
第三类情况较为特殊。经济哲学在20世纪90年代才引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关注和研究。由于刚刚起步的原因，以及马克思经济哲学传统被遗忘的时间过长，人们采取了一种简便就近的研究路径，即用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框衡经济现象，试图找出经济发展中最普遍和最一般的规律。这种研究确实哲学味十足，但由于它离现实的经济运行过程太远而缺乏具体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与上述三点相比，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特点是突出而又明显的。
第一，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带有综合性质，既有社会历史中经济现象的哲学性概括，又有对经济学中哲学问题的洞见，还有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批判。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一个细节，这一细节对于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哲学进而理解马克思主义体系具有根本性意义。教科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成果，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这一体系涉及的范围已远远超出经济生活本身，因为人类生活的本质在这一体系中得到了真实的揭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涵摄范围已是经济学本身所无法比拟的。就这一点而言，西方经济学史上没有一个学派或经济学家能与马克思相比。
西方主流经济学袭用了英国培根和法国启蒙运动的哲学传统，其具体表现之一是不仅肯定和关注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而且有时还把这一作用神化，而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负面影响则被虚无化了。马克思正好与此相反，他在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中，除了肯定科学技术对经济乃至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外，还发现了科学技术在转化为生产力过程中的负面影响。这一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劳动者的负面影响，“铁人起来反对有血有肉的人”[2](P567)；二是在帮助人推逼自然界限不断退缩的同时，也导致了自然界限的扩张。
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方法的哲学批判是马克思经济哲学中的一大景观，这一景观的内容极为丰富，此处只举一例。自亚当·斯密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就流行一种手法，把自己所属意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论证为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经济制度，而把自己所反对的经济制度概括为人为制度。现在这种手法不仅没有收敛的迹象，而且变本加厉，以至于现代经济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哈耶克洋洋自得于“自生自发秩序”概念；与此相反，计划经济体制则被视为十足的人为制度。然而，马克思在哈耶克出生以前的半个多世纪就已揭露过这种方法的荒谬之处了，他指出：“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前所以有历史，是由于有过封建制度，由于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经济学家称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3](P118)
第二，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具有强劲有力的历史感，在用客观事实证明自己的经济哲学结论方面，有着其他学派难以与之相比的优越性。
马克思经济哲学意义上的历史有三个方面的指向。一是实际发生的社会经济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历史，这一历史是经济学与经济哲学产生、存在和流变的客观基础，没有这一客观基础的历史性追溯，经济学和经济哲学就会悬于空中。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显然远远胜过其他学派。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非人性质深恶痛绝，但他并没有因这种价值倾向而简单地诅咒资本主义社会会在近期内灭亡，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它还要前进，还要发展，还要不断地扩张。马克思的立场从何而来？它来自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深刻了解，而这种深刻了解的前提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史的研究。要认识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本质就要搞清楚它从哪里来，为了搞清楚它从哪里来，马克思显然是下了很大功夫，所表达出来的内容就占了《资本论》第一卷四分之一的篇幅。
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历史感还有第二个指向，即注重观念史的考察。恩格斯在讲到马克思《资本论》写作过程中的引证情况时说：“在不少场合，引证经济学著作家的文句是为了证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某一观点。只要引用的观点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多少恰当地表现某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和交换条件，马克思就加以引证，至于马克思是否承认这一观点，或者说，这种观点是否具有普遍意义，那是完全没有关系的。”[4](P35)可见，马克思吸取前人广博的思想资源，并对其加以甄别、提炼和概括，最后才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哲学思想。
此外，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历史感还具有概念史的指向。概念是客观事物本质的概括和凝结，它基于特定的观念而形成。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层次论含义，客观事物决定了观念的本质和含义，观念的本质和含义决定了概念的本质和含义。这正是马克思社会生活决定社会意识命题的原始意义。二是历史论含义，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促成观念的变化，观念的变化促成概念含义的变化或概念本身的变化。马克思之所以在自己的经济哲学研究中特别注重概念史的考察，其一是为了与社会生活史和观念史相互印证；其二是为了经济哲学思想理解和表述的深刻与准确。例如，分工概念既与异化劳动理论密不可分，也与效率概念纠结交织，所以，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中，分工概念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了对分工概念有更为准确、全面的认识，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他从古希腊时代开始，细致地考察了分工概念含义的变化，以便从中提炼出关于分工的经济哲学思想。
第三，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有着强烈的价值倾向性。资产阶级经济学否认经济学中有价值立场的存在始于牛津大学历史上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西尼尔，此后这一倾向不断扩张，以至于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马克思对这种倾向极为不满，他的揭露一语中的，言辞尖刻，这也是导致后人对马克思微词不断的原因之一：“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4](P17)马克思的揭露符合实际吗？事实胜于雄辩。被马克思所怒斥的西尼尔跑到“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向工厂主请教为资本主义残酷行径辩护的理论，不惜自相矛盾地随意改变自己的理论主张；现代经济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弗里德曼竟然抱怨企业为社区建设作点儿贡献是侵犯了股东的权益。这些事例说明，马克思的怒斥有着客观事实的依据。
第四，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是价值立场阐扬与客观事物本质揭示的有机统一。按照科学经济学的理解，保有价值立场就不能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要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就必须拒斥价值立场。马克思的经济学和经济哲学研究是对科学经济学偏见的有力驳斥，并做到了阐扬价值立场与揭示客观事物本质的有机统一。现代资本主义大生产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生产方式，其本质差别之一就是它永远不会原地踏步，用熊彼特的话说，“创造性地毁灭”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和生命所系。人们往往认为这是熊彼特的伟大创见，殊不知马克思在这一生产方式刚一基本形成时就已揭示了它的内在本质：“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名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工艺学揭示了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不管所使用的工具多么复杂，人体的一切生产活动必然在这些形式中进行，正像力学不会由于机器异常复杂，就看不出它们不过是简单机械力的不断重复一样。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4](P533)从马克思深刻、精彩而又切合实际的分析和概括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因对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价值倾向而影响他对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本质的揭示。
第五，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在价值立场上是阶级立场与人类良知立场的有机统一。马克思经济学和经济哲学中的价值立场历来受到两个方面的批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反对马克思经济学和经济哲学中的阶级立场，是因为马克思所坚持的阶级立场与他们所坚持的阶级立场是尖锐对立的。让人不好理解之处在于，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对马克思人类良知立场的批评。不少人认为，坚持人类良知立场，谈论人道主义是马克思青年时期不成熟的表现。持此种看法的中国学者大有人在，而这种看法的典型和极端化是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阿尔都塞所提出来的“断裂”论。这里不是批驳阿尔都塞的地方，但可以负责任地说，阿尔都塞的观点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他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一生所坚持和阐扬的劳动人道主义立场是背道而驰的。
三、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精神遗产
1.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精神遗产
马克思的经济学和经济哲学研究实践告诉我们，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这里仅就“历史”概念中的内容稍加揭示。经济生活是人类最基础的生活，只有把它细化才能看清历史的本质。我们以《资本论》第一卷为例来说明这一点。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早期的经济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在科学经济学，如早年的西尼尔经济学和当代的诺思经济学中，这种生活沸腾激荡，创新不断，凯歌行进，功绩卓著。而在马克思的研究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这另一番景象不能由经济学家自己描述甚至杜撰，而应是让经济生活的当事人现身说“法”。当时的工厂主认可、赞赏西尼尔之类经济学家的说法，其他学科的资产阶级学者从旁帮腔，如社会学和实证主义哲学创始人之一的斯宾塞就是这类货色。当时经济生活的当事人绝对不只是这几类人，只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武断地把当时经济生活的主要当事人虚无化，剥夺了他们说话的权利，才使得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言说获得了“科学事实”的外观。马克思除让上述几类人“尽情表演”之外，还让一天劳动十几小时的童工、童工家长和当时英国政府指派的工厂视察员正式出场，现身说“法”。这些人的正式出场是科学经济学的“灾难”，往往还不到十岁的童工及其他工人(如制陶工人、矿井下的女工)的非人生活，铁证如山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非人性质。概括起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方法是把历史具体化、经验化，让所有的经济生活当事人“现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所有人利益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实际上是只代表工厂主的利益说话。揭破这个谜底者的马克思，他的有力武器就是根本区别于科学经济学的历史和逻辑有机统一的方法。
2.学科交叉和融合的精神遗产
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的研究成果表明，各类社会生活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经济生活联系在一起。佩雷曼说：“我们都见过商店、农场、工厂和银行，以及工人、雇主和政府公务人员。他们似乎都应该是经济的一部分，而一个养育下一代工人的母亲也应该是经济中的一员。除此之外，学校、教堂和邻居也会对人们的工作方式产生影响。这些因素会影响工人的生产率，就像机器会影响工人的生产率一样。出于同样的理由，一般文化所产生的似云雾般不可琢磨的影响，也可归之于主要是一种经济力量在起作用，即使当文化不以商品的形式——诸如电影和音乐制品之类出售时，情况也是这样。换言之，我们很难发现有什么东西可以排除在经济之外。这一推理思路最终导致这样一个结论：经济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主题。”[50](P1)他以散文化的笔法表达了“经济学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主题”的观点。
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既然如此，那么，在研究这一对象时，就会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囿于窄狭的学科范围，人为地剪裁研究对象，还是根据研究对象的涉及范围，调动相应学科全面地研究和真实地说明研究对象？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科学经济学。它在这一点上傲慢狭偏，极端地排斥伦理性研究，“价值中立”口号的畅行无阻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可想而知，如此傲慢狭偏的学科意识，怎能说清作为“无所不包的主题”的经济现象呢？
第二种情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这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和经济哲学研究。为了说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并不固守学科意识的禁忌，而是根据说清研究对象的需要运用了众多学科的知识。仅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马克思就运用了除经济学以外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甚至古希腊神话等众多学科的知识。我们还是以《资本论》为例来说明这一点。《资本论》当然是经济学著作，但同时也是一部伦理学著作。其伦理学性质体现于两个层面：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度伦理学；二是人之所以为人意义上的底线伦理学。与此同时，《资本论》还是一部经典且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社会学著作。这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论》全景式地描述了当时英国社会生活的世态万象，所以是纯正意义上的国别社会学著作；二是《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流变、尤其是不同时期这一生产方式对人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作了实证性的考察、梳理及分析，是经典和里程碑式的产业社会学著作。
马克思学科交叉和融合的研究实践留给后人的启示是：第一，打破学科阻隔和壁垒，根据研究对象的复杂程度和研究目的的特定需要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第二，树立明确的意识，学科因研究对象的特性及研究目的而产生、存在和发展。用学科意识剪裁研究对象是学科意义上的“自杀”行为。
3.关于学科性质定位的精神遗产
作为特定认识方式的经济学，其学科本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在研究对象方面，它研究人类社会生活总体中的物质生活层面，而这一部分也并非全部进入经济学的研究视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要素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第二，人类的社会物质生活始终面临需求不断增加和复杂化，但资源稀缺且生产能力有限的问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后，另一问题又突显出来，有时生产能力表现出来的是过剩，但仍有一部分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这种贫困既影响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又对人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现实而又急迫的问题需要研究。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一是资源稀缺前提下的生产效率问题；二是既与社会正常运转有关又与经济生活正常运转有关的分配的合理、公正问题；三是基于以上二者找寻经济运行中的规律；四是经济生活自身的变迁及这一变迁对社会历史和人的影响。虽然不同的时代问题大体相同，但问题中的实际内容则有本质区别。研究每一时代的新内容，是这一时代经济学的天职。从问题中的新内容对经济学的客观要求看，经济学的学科本性同样是面向和研究现实的经济生活。
用如上标准衡量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会发现，他是按照经济学学科本性的客观要求，既实在又真切地面对和研究现实的经济生活的。这表现于如下几个方面：首先，马克思直面现实的经济生活本身，从工厂视察员的大量调查报告与实际的经济统计数据中分析和理解现实经济生活的运转情况，从历史研究中找出现实经济生活运行的轨迹及其变化和变化的关节点。其次，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中，直接说明和分析现实的经济生活，并间接分析和说明基于经济生活状况而来的其他社会生活的性质与特点。再者，在经济学的学科本性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需要辨明，这就是经济学学科本性的属人性质。虽然19世纪末期的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了“经济学是人学”的口号，但并未见诸行动，而其他科学经济学家连一点人学的意识都没有。包括马歇尔在内的科学经济学家的着眼点是“工人”中的“工”，“劳动者”中的“劳动”，至于其中的人，在他们看来似乎与经济学的学科本性进而与经济学研究无关。马克思开始研究经济学时就郑重指出了这一点，在他看来，经济学既要研究劳动，也要研究人；通过研究劳动说明人，这与经济学的学科本性不仅不矛盾，而且恰好是一致的。
四、马克思经济哲学的价值
1.历史价值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是人类特定社会历史时代实践足迹的哲学记录，它反映、概括、表达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和所憎所爱。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是人类良知的历史记录。“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现在已成为专有名词，它指称了以英国为典型的早期资本主义实践的勇于创新、凯歌行进的巨大历史功绩，同时也表征了这一实践的刻薄、残酷和非人道的累累恶迹。出于意识形态考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有意让这一时段的社会历史事实变成人类记忆的空白，而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恰好以特定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一时代的社会历史事实，所以，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具有独特的填补人类记忆空白的历史价值。
2.理论价值
我们所司空见惯的美国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外在表现形式虽然各异，但其目标都指向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企业效率论的天然合理性。目前，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关注和研究企业效率并无过错，但过错之处在于仅仅关注和研究企业效率而忽略其他经济学本该研究的现象。企业存在于社会环境中，企业效率不仅与企业内部的分配公平相联系，还应与社会公正相对应。企业效率、企业内部的分配公平和社会公正共同构成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同时又与社会的和谐、个人自由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等共同构成社会的总体效率。因此，我们的研究视角不能仅关注企业效率而放弃其他两个效率，因为只有把这三者实现有机统一才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如何摆脱目前企业效率论称霸一方的困境？如何把这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研究和解答这些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都极为紧迫的问题是我们义不容辞的重大理论任务，而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则为这一理论任务的完成准备好了一定理论元素和分析框架。
3.学术价值
一个时期以来，由于我们困惑于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需要改革而又苦无良策的现实，情急之下，“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时成了摆脱当下困境的“灵丹妙药”，人们试图透过它解读出我们自以为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然而，卢卡奇仅稍涉马克思的经济学和经济哲学，至于阿尔都塞等人则是在哲学、美学和心理学等领域内讨生活。这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并不是走在同一条道路上。由于经济学、历史学和实际社会生活等内容的缺失，“西方马克思主义”貌似与现实密切结合，实际则是学院化气息浓重，哲学语言生涩，总是在自说自话。这样的事实说明，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改造现行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并不是一个好办法。那么，出路何在？以我之见，还是那句老话：回到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从实践价值而言，还是从学术价值而言，回到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可行途径之一就是对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挖掘、整理和阐扬。
（原载《河北学刊》2008年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