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资本论》既是一部伟大的经济学著作，更是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抛却实证主义化的经济学解读视角，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哲学视野，我们会发现《资本论》不过是发端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哲学革命路向的贯彻与历史推进。
如果说可以相对地把马克思的心路历程划分为前期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话，那么，这两个阶段之间不仅根本不存在思想上的断裂，而且正是前期的意识形态批判导引出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构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基点。
因此，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就包含了两个不同层面的批判。其一，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作为政治经济学直接理论立场的批判，这一批判直接针对着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学，其直接的积极理论成果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其二，作为一种内在批判立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质上乃是去追问国民经济学家作为当然理论前提的私有财产关系的起源，去探讨资本的来历、本质和秘密。就此而言，作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之理论前提的“资本原则”不再是最后的和最高的根据，而是恰恰需要给予说明的东西，“劳动价值论”决非脱离具体社会形态而具有普世意义的“劳动价值论”，而是以 “资本原则”为历史前提的、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特定劳动，即 “异化劳动”的“价值论”。在这一维度上，马克思决不是像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去咒骂资本的罪恶，而是要揭穿“资本原则”的形而上学本质和“资本文明”在根基上的虚无主义本质，呈现真正人类生活的感性生存根基。这种围绕资本的本质来历而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作为“哲学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作为这一批判最高成果的《资本论》的哲学基点是作为马克思哲学革命本质理论境域的“感性活动”原则。“感性活动”原则最初萌发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其重要性在于：它直接衔接着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积极成果（选自“感性对象性原则”，同时又本质地包含着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超越（选自把能动的创造原则注入“感性对象性”，从而通过“感性活动”重新规定了辩证法的存在论基础。
在感性活动这一崭新的存在论基础上，“劳动”本质得到呈现。马克思的经济批判最早开始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学说。马克思“异化劳动”学说的深刻之处并不在于对异化的“经济事实”的直接陈述，而是本质地表现为对“劳动”的本质、人的类本质的彰显和对社会关系之开启根据的追问，其中，对“劳动”本质的呈现是最根本的基础性贡献。正是通过对“经济事实”的现象学还原所呈现出的“劳动”本质，即感性的对象化的活动才构成了人之不同于他物的“生命活动的性质”，构成人的“类生活”与“类特性”的内在根据。在一定意义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劳动”与“异化劳动”关系的历史分析，可以看做是《资本论》中“劳动二重性”学说的雏形。
在马克思基于“感性活动”的哲学境域对“异化劳动”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产生了两点重要的理论创见：第一，劳动创生社会关系。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异化的社会关系根源于“异化劳动”，那么它的“现象实情”不过意味着劳动创生社会关系。第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的结果。当国民经济学家把私有财产作为直接的前提，并把异化劳动作为私有财产运动的结果时，马克思却“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资本论》就是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为基本因素和基本前提，展示了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都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地以“感性活动”作为人类历史的前提和根据，并指出现实个人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史。因此，历史的真相乃是“感性活动”对于社会的生产，即人们不仅在劳动中生产出物质生活资料，而且生产出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联系方式，即“交往方式”。据此，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来自于“自发分工”以及“自发分工”所导致的“感性活动”的分裂。从而，作为“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的“私有制”的本质来历也历史地呈现出来：与“自发分工”所导致的“感性活动”的分裂、异化劳动的生成相适应的，必然是人与人之间异化的分裂的交往方式，即私有制关系，并由此诞生出一部分人使用和支配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的权力，诞生出积累起来的劳动对现实活劳动的统治权，即作为社会权利的私有制。
（选自《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