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对人性理解的偏颇。已有的经济学理论大多将人类的经济活动与人类的其他活动，包括像政治、伦理、信仰等等重要行为割裂开来，就经济而论经济，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是可以脱离其他人类活动的孤立活动，并且提出著名的“理性经济人”的概念。究其实，经济活动不仅只是人类诸种活动中之一种，而且不可以脱离人类的其他活动单独地来谈其经济活动。换言之，假如不对人类的其他活动进行研究与了解，对于人类的经济活动及其规律也难以有真切的认识。从这种意义上说，经济学理论即使不取消理性经济人这一公设，至少也应引入其他观念与范畴，来对理性经济人的概念加以修正与调整。也就是说，从理性经济人出发的现行经济学理论，存在着人性论假设上的严重偏颇。
第二,对社会公正问题的忽视。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不仅是以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作为其思想的前提，而且是以效率作为其思想理论的“中轴原理”，以如何更好地追求财富作为其理论的目标与归宿，于是，所谓经济学变成了“理财学”或“财富学”；经济效率问题成为经济学理论讨论的中心问题。尽管某些经济学理论也会注意或涉及到像社会公正这样的一些话题，但它们仅仅是作为经济学理论的背景来加以讨论；或者，即使说出现了像“福利经济学”这样一些关注社会公正问题的经济学理论，但社会公正也被转换成“财富公平分配”这样的概念，却无法颠覆经济效率在经济学理论中的中心地位。总而言之，对于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来说，经济效率始终是第一位要考虑的，而分配正义或社会公正仅仅是第二位的概念，甚至是可以从效率观念派生出来的观念。
第三,对人生价值理解的偏失。对于人类生活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追求幸福。可以说，幸福才是人类生活中最应当关切的话题。可是，像幸福这样的人类生活中最根源性的问题却完全消失在经济学的视野之外。即使有的经济学理论稍许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某一方面，也是将它化约为诸如“消费欲望”这样的“经济”行为。故而，对于经济学理论来说，幸福要么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要么只有将它归结为追求消费才能得到理解。所以说，目前的经济学理论虽然以财富作为研究的对象，但其是见财富而不见人，财富也因此成了一种可以脱离主体需要的抽象物，从而与人性的根本需要无涉。
第四，对社会和谐问题的忽视。人从本质上说是社会的动物。人类之从事经济活动，也与从事其他活动一样，不仅受社会的制约，而且也是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需要。从这种意义上说，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要关注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但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像社会和谐这些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异常重要的问题，却不是它所关心的。其结果是，人们按照经济学理论揭示出来的一些“规律”去从事经济活动，可能会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但却不一定会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反过来，这样追求经济效率的结果，可能会给社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这说明，仅仅就效率而谈效率，或者将经济学理解为一门追求财富，甚至更有效率地追求财富的学问，可能有悖于人类之所以需要经济学之初衷。
第五，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无视。由于目前的经济学以追求效率为最高目标与不二法门，它导致对于一些无法被计入“成本”的极其珍贵的财富与资源的极大浪费与牺牲。其结果是：经济效率大幅度地提高了，但人类为这种效率提高支付的社会成本与自然成本实在太高，以致于从根本上危害到人类的生存。像目前全球普遍性的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其实就由人类不择手段地拼命追求经济效率、无视自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所引起。即使目前由于有感于环境与生态问题之严重，经济学理论也注意到并且关切这些问题，并且出现了诸如“生态经济学”或者计算“外部成本”之类的经济学理论，但它们在整个经济学思想中始终不占主流，更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学理论仍然是以“经济增长”与“成本核算”等观念作为其思想的基础这一现状。
以上分析说明，用现有的经济学范畴来理解与规范人类的经济活动，包括当代人类经济实践活动的不足，是有缺陷的，它需要我们改弦换辙，对现存的经济学理论来一番改造。那么，有没有一种思想观念可以担当起这一任务呢？笔者认为，儒家的中观经济论是具有此种特质的思想观念。
二、儒家的经济哲学：以中观为核心
儒家经济思想形成并发育于中国古代社会，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它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经济哲学思想。也许，儒家的经济哲学思想从来就与其经济学思想混杂在一起而没有被剥离过，这使对于儒家经济思想的清理带来一系列的困难，而对于儒家经济思想的评价也优劣兼而有之。誉之者视儒家经济思想为解决当今人类经济活动造成的敝害的金石良药，而毁之者斥儒家思想为排斥与阻碍经济发展的顽固思想。儒家思想究竟值得毁之耶，非之耶？本文认为，应当区分儒家经济思想的两个层面。就儒家具体经济学思想而言，比如说“井田制”、“一条鞭法”等等许多具体的经济管理模式的设想，无疑随着它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与社会条件的消失而显得过时。然而，儒家对于人类经济活动之所以然的终极思考却非但没有过时，相反它所提出的一些经济哲学思想，反倒对于治理当今工业文明时代的经济呈现出来的弊端不失为一种良方，而且可以作为建构新的经济学理论的基石。那么，从今天来看，儒家的经济哲学思想具有哪些合理因素呢？
儒家的经济哲学之所以值得重视，首先在于它提出了一种以人为本的经济观念。所谓以人为本，是说人类的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造福于人类，是为了实现人自身的价值；并且认为人从事经济活动以及追求经济利益的活动与行为，应当超出于纯粹追求利益的范围。显然，这种以人为本的经济本体论，与近代以来视人类的经济行动为追求利益，或者认为人类的经济行为是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思路，从根本上说是不同的。这种以人为本的经济思想，构成儒家经济思想的内核，并贯穿于整个儒家经济思想之中。具体来说，这种人本主义的经济思想十分关注如下两个基本问题：
其一，经济活动应当造福于人类，有利于增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尤其是道德的进步。儒家不主张为利而利，而认为经济活动仅仅是达到人类整体福祉的手段。在儒家看来，人类的整体福祉包括：社会的和谐，人际关系的融洽，社会风尚与社会道德的淳美，等等。因此，经济活动与行为只能是有助于促进这些社会福祉，或者作为实现社会福祉的前提条件才有其意义。所以，孔子主张“富而后教”，孟子提倡“制民以产”，而管子提出“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识荣辱”，[1]等等。由此可见，儒家历来重视发展生产，主张要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都与这一思路有关。
其二，重视人的主体性。儒家认为，经济只是为达到道德和美、社会和谐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社会的和谐与风俗的和美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作为行为主体的人的自身努力。因此，儒家除了讲求经济之道，更提倡“成人之道”。所谓成人之道，是要求一个人首先成为一个“道德人”，而后才是其他。故而，儒家学说提倡“修身”，主张“内圣而外王”，认为一个人要取得事业的成功，包括从事经济活动的成功，先要从修身做起。儒家所谓的“三纲八条目”，不仅是对于从事政治的人的要求，同样也是对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的要求。
但是，要注意的是，说儒家的经济思想贯穿以人为本的原则，这不意味着儒家不关心经济生活，或者说试图用人类生活的其他内容，如人伦道德、政治、宗教等来代替经济生活。相反，正由于视经济活动为达到社会和谐与风俗美善的前提条件与必要手段，因此，儒家才十分重视人的经济活动与经济行为。然而，由于经济活动与人类的其他各种活动一样，各有其自己运行的特殊规律；尤其是当人类的经济行动纯粹按照自身的“经济逻辑”加以运转时，难免会违背儒家的整体社会目标，甚至与之构成冲突。更何况从本性上说，只要是从事经济活动，它必然是要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以及追求经济的效率的，否则它将不是人类的“经济”行为而是其他。从这点上说，人类从事经济活动与追逐利益的行为，虽然不与人性相冲突，却难免与人类追求的其他社会目标相冲突。或者说，理想的人类经济活动，本是为了达到人类社会和谐与社会文明发展的手段，但这种本来作为手段的经济行为，却往往会反过来奴役人自身，此即经济活动从工具变成目的，人性的人变成“经济人”。此虽乃经济活动之异化，但却是我们在人类历史，以及日常生活中看到的普遍现象。看来，问题的解决之道，显然不是为了防止经济的异化而放弃经济活动，当然也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用人性的牺牲作为代价。那么，儒家思想作为经济哲学是如何来化解这种经济与人性之间的冲突的呢？这就牵扯到儒家的中观经济观。
在了解儒家的中观经济观之前，首先要对何谓“中观”做一说明。所谓中观，简单地说就是从动态的过程来理解事物。它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一种“事态”，处于变化之中；任何事物的变化都体现为两极之间的转化与变化。它与传统中的“一分为二”思想颇为接近，但又有不同：它不仅认为事物可以“一分为二”，而且进而认为事物既体现为二，又体现为一；并且事物永远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不断地否定自身，从而它既非二，又非一。总之，从中观的观点来看，任何事物都是二，又是一；既非二，又非一；既非非二，又非非一。故而，这是一种观察事物的态度与观点，它既是事物的辩证法，同时也是认识事物的辩证法。这种中观观点，在传统儒家哲学中称之为“中庸”或“中道”。
采用这种中观态度来看待经济活动，可以看到，人类的经济活动其实可以分解为纵横两个坐标：从横坐标上看，人类的经济活动可以理解为追求物质财富的活动。这种追逐财富的过程贯穿的是利益原则与效率原则，即要讲求效率，要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回报； 而且，在这种经济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利益为联结，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反过来，从纵坐标上看，经济活动是人类为了追求幸福生活、实现社会和谐、满足社会公正、达到社会风气和美，以及人类生活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与手段。从这两个不同的坐标可以看出，经济活动具有不同的涵义与目的；这些不同的涵义与目的，决定了经济行为的方向以及路径。从这个坐标图还可以看到，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不仅不相同，并且常常处于对立与冲突之中。比如说，在横坐标上，经济活动要求的是效率，而纵坐标注重的是公正原则，任何一种现实的经济活动，常常陷入于效率与公平之争。再比如，横坐标的经济活动为获得最大投入产出，讲究的是对自然资料的最大开发与利用；而纵坐标的经济活动视人与自然友好相处，主张适度开发，并强调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如此等等。
从近现代的经济学理论来看，以上横坐标与纵坐标的经济活动似乎代表人类经济活动的两极，它们之间的冲突既无法避免，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假如说当代经济学理论也注意到社会公正以及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重要性，它也是以冲突论作为前提来加以考量与谋划的。即是说，要实现最大效率，必须以牺牲社会公正、破坏自然环境作为代价；反之，要实现社会公正与保护自然环境，必然意味着降低效率与经济增长。而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由于建立在追求效率或效率优先的基础上，故而，它总是认为，即使要谈社会公正与环境保护，也是作为第二位的因素加以考虑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奠基于效率或效率优先原则，看来横纵坐标之间的冲突似乎总难以解决。
然而，从儒家的中观论来看，虽然经济活动可以分解为横坐标与纵坐标，但这只是分析的说法，是为了便于考察经济活动的细节。而现实中的经济活动，从来都是不可做如此截然分开的处理的。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横纵坐标往往集结于一体，因此这两种经济活动的思路、路径与目标毕竟又相互冲突。因之，儒家的中观经济理论不是看不到这些冲突，而是正视这些冲突而予以适当的调解，这种调解的方法就是“中”。而从“中”的观点与角度来看待经济活动并且将它作为经济理论的原理，则可名之为“中观经济学”。所谓中观，其要义一言以蔽之，是以“中”作为经济活动的最高目标与实现手段。对于中观经济论来说，横坐标可以理解为经济活动的手段与方法，而纵坐标可以理解为经济行动的终极目的。由于经济活动是一个整体，是横坐标与纵坐标之合，故中观经济论所理解的经济活动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手段与目的的合一。而且，“中”不仅仅是对于经济行动的一种理解，不仅仅是认识论，更主要的是本体论与方法论。就是说，“中”其实就是经济活动的辩证法；而按照经济活动的本性加以理解然后有意识地运用于经济活动中去，“中”就从本体论转化为方法论。
三、儒家中观经济哲学的方法论
在儒家的中观经济论中，作为方法论的“中”有如下数义。
首先，义的观念。对于儒家的经济哲学来说，经济活动只是达到人类幸福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手段与方法。但是，由上所述，由于经济活动的追求利益与效率的内在冲动与人类幸福以及社会和谐的总体目标难免发生冲突，因此，人类需要制定出一种中道的原理，来对现实中的人类经济活动加以调节与规范，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双赢”。对于儒家来说，这一价值原理就是仁，而对于现代社会生活来说，这种价值原理就是“社会公正”。然而，仁或者社会公正仅仅是用以指导经济活动的价值原理，或者说调节原理。这种价值调节原理对于经济活动来说仅仅是具有指导性意义的“范导性原理”，假如经济活动要能真正遵照或者不违背这种价值原理，还必须找出经济活动的构成性原理，来对具体的经济行动与行动进行有效的规范与约束。对于儒家来说，这种经济行动的构成性原理就是“义”。
义要体现仁的价值与美德，但又不仅仅是仁，而是仁在具体经济活动中的展现。仁与义的关系更像是价值共相与价值殊相的关系。对于儒家来说，仁不是空洞的口号，它必须落实与体现于具体的义的行动中去才有意义。因此，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2]，并且强调“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3]这说明：义不仅是仁在经济活动中的体现，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实践活动方式。故只有以仁为导向，并且以义作为经济实践的具体规则，事事要符合义的要求，这才是可取与可欲的经济行为。故而，较之仁来说，义的提出就为经济活动提供了更具体的，并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行为模式与规则。
其次，权的观念。仅仅以义来作为经济活动与经济行为的规则还不够，儒家还进一步讨论了义的具体蕴义与内容。如上所述，一方面，既然人类（包括个体的人）的经济行动总会有自发地追求经济利益与经济效率的冲动，那么就不能够仅仅将它理解为或要求它成为一种只是为社会谋取福利的活动与行为；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理想的经济活动，人们又希望人的追逐私利的行为能够有利于社会的总体目标。然而，事实是：任何具体的现实经济活动与行为总难以求得这两者的完全协调。因此，仅仅为现实的经济活动与行为确立了其赖于运行与运作的操作规则——“义”还不够，在现实的经济实践活动中，还必须认识与把握每一个具体的经济活动的操作规程。这些操作规则面对的是具体的人类经济活动的实践，它强调“义”的应用性与灵活性，这就是“权”。
所谓权，就是要处理好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如何将人性中追求自利的天性与社会总体价值目标相统一的问题。人类的经济活动有其内有的人性的驱力，即追求私利。这种内在驱力处理与把握得好，无疑就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并且为社会和谐这一总体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可能的手段。但是，这种人性的内在驱力把握或引导不当，则会有滑入岔道或岐路的危险。既然这种追求私利的人性的冲动是社会经济发展（对于市场经济而言）的一个必要前提条件，因此，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总体目标的实现并非是要抹杀或者消灭这种人性的自利倾向以及其追求个人利益的活动，而是须将其纳入合理的渠道。儒家的“经权”理论一方面承认与肯定这种人性追求私利的要求，认为社会和谐发展的总体目标不会与它相冲突，甚至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个人追求私利的经济行动（市场经济）来解决；但另一方面，又必须使这种追求私利的活动不仅不妨碍，反过来有利于社会总体目标的实现。所以，朱熹说：“‘中之为贵者权’，权者即是经之要妙处也。”[4]
再次，度的观念。权的观念其实就蕴含着度的思想，即人性中追逐私利的冲动其实只是经济行为的一种内驱力而已；市场经济不能任由这种追求私利的倾向漫无节制地发展，因此，以求利为导向的经济活动必须掌握其度。其实，不仅仅是人的追求利益的欲望，而且经济发展本身也有一个度的问题。例如，社会的经济活动与经济增长，不应当妨碍社会福祉的实现这一总体目标。社会福祉固然离不开社会经济发展这一条件因素，但是，它也绝不是可以单纯化约为社会经济这一指标的。如前所述，人类的总体福祉包括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艺术审美的发展，以及人类休闲生活的增加与提高，等等。虽然说人类的社会总体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社会的经济发展，并且以它为前提条件，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社会经济愈发展，社会总体福祉就愈提高。相反，当人类的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是扩大到将经济效率作为唯一的经济指标时，它反过来会危及到人类自身的安危与利益。目前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加剧已说明了这一点。更何况，假如提倡一切以经济与利益为导向，让所有人都向钱看齐的话，它难免会对社会的根本价值造成冲击，使人的心灵遭受腐蚀。因此，我们固然不能放弃经济效率与经济发展指标，但凡事应当掌握一个度。在这种情况下，儒家提倡的控制消费的节约型经济，以及不鼓励人们拼命追求物欲享受的经济思想，无疑具有极大的针对性。自然，这不等于说儒家不重视发展生产，不鼓励走富裕之路，而是说要把握好其中的度。孔子提出“富而后教”，而非“富而愈富”，道理就在这里。
最后，时的观念。任何经济行动与行为都是在历史中进行的，有其具体的时空的限制，并且要根据变动了的时空条件与社会环境而灵活变更其形式。也就是说，人们在制定具体的经济发展目标以及采取何种经济发展战略时，是要充分考虑时空环境的限制因素的。在某一特定时空条件下被视为最佳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模式，未必适合于另一已经变化了的社会历史环境；同样，不适应于过去某一历史条件的经济发展模式，未必不适合于后来改变了的社会历史条件。关键是要因地制宜，因时求变，并且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与社会发展目标制定具体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具体来说，对于任何社会环境与历史境遇来说，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可能永远是一对难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的矛盾；面对这种矛盾冲突甚至对立，可做的不是去提出彻底解决这些矛盾的一揽子计划；而只能根据不同的条件与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当时的经济发展目标与方案，而在矛盾当中求得某种适度的平衡。要认识到：这种平衡是不稳定的，也不是静止不变的。换言之，在某个特定历史与社会环境下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与目标，是可以而且应当根据变动了的时空条件加以修改与修正的。这就是儒家所强调的“时中”的意义。故在《中庸》中，作为中观的“中庸”与“时中”其实是一回事：“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而孟子将孔子尊为圣人中之最高者，也因为孔子能运用“时中”这一中观原理。也正是根据时中这个概念，孟子既充分注意到经济发展要与社会总体目标相衔接的问题，同时又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具体分析这种结合方式。有时强调社会道德风俗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依赖性，主张大力发展经济生产，认为“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也轻”[5]；有时又会将社会道德问题置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中心，认为“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6]总之，到底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总体福利与社会道德问题更值得关注，这不是孰者更重要的问题，而是孰者更优先考虑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解决的关键，就是恪守时中。
总之，儒家的中观经济哲学理论既重视经济的发展，同时又顾及社会和谐发展这一总体目标，这与奠基于效率或效率优先原则之上的传统经济学理论有重大的不同。近代以来，人类的经济活动及其经济模式都是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的，这已导致严重的能源危机、全球性的环境破坏、消费主义至上等一系列问题，甚至危及到人类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重温儒家的中观经济哲学思想，将有助于我们对以往人类的经济活动进行反省，并以此出发提出一种能增进人类总体福祉的经济发展模式。
【注释】
[1]《管子·牧民》。
[2]《孟子·告子上》。
[3]《孟子·滕文公下》。
[4]《朱子语类》卷三十七。
[5][6]《孟子·梁惠王上》。
（原载《哲学动态，2008年第6期。录入编辑：乾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