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忠义】论中国经济奇迹的意识形态原因
大多数西方经济学者都忽略意识形态因素对转轨路径的决定作用和对转轨绩效的重大影响，一些西方政要更是否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积极意义。他们基于固有的经济信条和政治立场，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俄罗斯等国转轨绩效的关联视而不见，对中国意识形态与中国奇迹的影响讳莫如深。即使是赞誉中国转轨成功的学者，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缺少兴趣或有意失语。中国的经济学家对中国奇迹的创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理论贡献，为中国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然而在笔者看来，习惯于数学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经济学家们似乎更专注于经济本身的叙事；难以量化的意识形态也增加了经济分析的难度。结果，中国经济学家也忽略了意识形态这个重要的解释维度。
一、意识形态是推动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制度动力
20世纪40—50年代的哈罗德-多马理论把资本积累作为经济增长的决定要素，视储蓄和投资为经济增长的关键。1956年经济学家索洛、斯旺和萨缪尔森等认为，经济增长是物质资本生产率、劳动生产率、自然资源生产率、技术进步率等要素生产率的有效结合，其中科学技术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核心要素。这一发展模型的逻辑延展，是认为人力资本开发、教育等也是经济增长的软件要素。70年代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论”和钱纳里的“发展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的变迁是经济增长的必然过程，价格高度灵活和要素高度流动的经济比僵化的经济增长更快，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则提出，敢于冒险并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与知识技术创新的结合，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
确实，上述因素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在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中都以国家战略和经济政策的形式积极影响了经济奇迹的创造。然而，就这些要素的质量和数量而言，中国远远落后于俄罗斯，为什么其增长绩效却优于后者呢？西方的发展经济学解释不了这一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从制度角度解释经济增长，认为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但是对制度如何变迁，人们的观点却不同，可以粗略分为自然演进和理性建构两大阵营。前者的代表是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当代掌门哈耶克，后者的代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道格拉斯·诺思。
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表现了人类理性的狂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自然扩展的秩序。因此，他坚决反对政府干预。（参见哈耶克，第17、6、32页）虽然他的理论给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以很大启示，但是并不切合中国的实际。因为20世纪经济转轨的第一主体是政府而非企业；政府的使命不是无为而治地听任自然演化出市场经济秩序，而是靠政治智慧和制度安排迅速地复制市场经济生成的自然过程。中国的改革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可见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对哈耶克理论的反证。
诺思的经济史研究证明，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不是工业革命的原因而是其结果，西方世界的兴起在于建立了有效率的产权制度。于是他将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作为解释经济结构变迁的三大基石和解释经济增长的三大变量，认为有效率的（个人劳动和创新收益接近于社会收益）产权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技术革命和西方步入现代增长的真正原因；国家在界定、保护和行使产权上具有规模效益，因而“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诺思，2002年，第20页）；成功的意识形态能使个人和团体的行为方式理性化，通过人们对制度公平的认同减少“搭便车”行为，因此，“制度和意识形态共同决定经济绩效。”（同上，2000年，第109页）
然而，俄罗斯和中国同样都进行了以产权为核心的制度变迁，前者还更为彻底；两者的政府同样都为界定和维护产权不遗余力，为何转轨绩效却不同呢？所以，我们应当更关注意识形态的作用。
诺思的睿智在于强调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我们在说明无论是资源的现代配置还是历史变迁的能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同上，2002年，第51页）然而，诺斯的理论存在两大缺陷：第一，其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仅指信仰、价值规范、习惯和行为准则，这与转轨国家的意识形态有很大差异。第二，其对国家（政府）行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论述甚少，因而难以科学地解释意识形态对主导转轨的政府的决策的影响，进而难以解释意识形态对转轨及其绩效的作用。例如，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何在前苏联导致了惊人的思想僵化然后被弃之如敝履，而在中国却能焕发出勃勃生机并创造中国奇迹呢？可见，要想用诺思的模型解释中国制度变迁中的经济奇迹，不仅必须重新解释意识形态的内涵，而且要搁置意识形态的理论和观念的大量内容，而专注于作为核心内容的基本“范式”。
二、中国经济奇迹创生的基本前提：国家意识形态范式的变革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所有转轨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前苏联国家意识形态大厦的核心和基础。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之时，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意识形态却已形同水火。从表面上看，俄罗斯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正在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开辟道路，中国则依然坚持着四项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信念。但据此不能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也不能解释俄罗斯的转轨效率和叶利钦的战略选择。因为从实质上看，邓小平已经完成了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理论的历史超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成为新时期中国的政治宪章。而叶利钦虽然坚持极端强硬的民主立场并高举自由主义旗帜，但其政治思维却受制于形似中国“文革”时期的传统意识形态范式。所以，只有从国家意识形态范式转变的角度才能说明中国意识形态的创新与嬗变；只有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才能解释新范式何以具有如此惊人的理论力量。
作为理论的马列主义不仅解释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而且预测了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世界大战等20世纪初的历史图景，显示出惊人的真理力量。而作为实践的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则因科学反映并深刻把握了时代主题和现实国情、代表了全社会的根本利益和民族的进步方向而成为革命的真理，它们科学地指导了俄国和中国的革命进程，推动了社会主义的诞生。于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获得了普遍真理的信仰形式。
由于历史任务的决定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的需要，政治中心、革命至上、阶级斗争、共产主义信仰作为现实的战略理念和精神信念，成为革命意识形态的核心。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经过强大的意识形态工具几十年的灌输和导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仅现实化为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而且被历史经验和现实体制强化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精神范式：指导世界革命的政治纲领，指导国内政治、经济决策的治国理念，规范社会、评价现实的最高尺度，人们观察分析问题的思维程式。
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以残酷的阶级斗争形式、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强化了政治中心和革命至上理念；又由于革命领袖的超凡魅力而导致不同程度的个人崇拜，加剧了教条主义的思维定势。在20世纪中期，这种意识形态范式在前苏联虽经赫鲁晓夫的调整却未根本改变，在中国则导致极端地走入“文革”迷途。
邓小平基于对“文革”教训的深刻反思、对时代特征的深邃观察、对现实国情的正确把握，开始了扭转乾坤的伟大变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实现了党的中心工作的根本转移，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国家意识形态范式的重大变革。这就是从政治中心转向了经济中心，从革命至上转向改革开放，从教条主义转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造及所有理论创新，无一不是新意识形态范式结出的理论果实；中国所有的制度创新和高效的政策选择，无一不表现出新意识形态范式的实践智慧。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念彻底打碎了“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精神枷锁，使全党全民焕发出蓬勃的创新活力，成为开创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开辟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思想前提。从实践真理的讨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再到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理论创造，无不体现着思想解放的精神主题；从党的思想路线的恢复，到初级阶段论的提出，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无不贯穿实事求是的内在逻辑；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社会主义本质论和根本任务论、现代化战略、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无一不是“经济中心”理念的展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提出、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文明多样性理论与和谐世界理论，以及轰轰烈烈的巨型制度变迁，则是改革思维和开放理念的实践成就。
国家意识形态范式的转变是向马克思哲学的理性回归。新范式不仅真实反映了中国的现实国情、主要矛盾、历史任务和时代主题，而且真实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最广泛、最合理、最普遍的价值追求，代表了现实的社会利益。
三、意识形态范式变革与中国的经济奇迹
经济转轨是20世纪晚期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中俄两国的转轨绩效的差异为世界瞩目：中国实现了经济史上空前的增长，俄罗斯则出现了20世纪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关于绩效差异的原因，中外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认为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中国改革虽晚于东欧早期经济改革，但是却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二是在改革顺序上，中国采取了经济改革为中心并优先实行，其它改革跟进协同的程式，俄罗斯则采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改革先行的转轨顺序；三是中国选择了双轨制过渡的渐进转轨方式，俄罗斯则选择了“休克疗法”这一激进的转轨路径。上述研究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中国和俄罗斯会做出这种不同的战略选择呢？
本文认为，是传统的意识形态范式决定了俄罗斯的战略决策选择，是新的意识形态范式决定了中国的制度创新。
首先，“休克疗法”施行的历史前提是东欧早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失败，而这一失败的原因是传统意识形态范式的内在约束。随着前苏联模式在东欧诸国的确立，政治中心、革命至上、教条主义三大理念构成的意识形态范式也随之形成并因此而日益得到强化。冷战以来的两极格局必然强化两极对立、你死我活的革命思维定势。经过计划与市场的百年论战，“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这一观点变成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基本共识。这种观念与意识形态范式的结合使之成为不可更易的神圣教条，成为约束前苏联东欧50年代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精神枷锁。研究表明，波、匈、捷、南等国30年改革一波三折、起伏跌宕、进退维谷，最后不得不走上“大爆炸”的巨变之途，关键原因是教条主义思维程式导致其理论创新乏力，没有提出明确的目标模式。作为指导改革的“计划-市场”模式，只能在“计划经济框架不变的基础上引进市场”，结果造成两种体制长期并存、互相摩擦，陷入双重体制困境，使改革以失败告终。（参见林子力，第119页）中国改革迟于东欧却大器晚成，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通过制度创新创造了经济奇迹，关键原因是实现了意识形态范式的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生，并非出于经典原理，而是出于对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实践、对市场经济现代演进形式及其资源配置效率的科学认知，尤其是出于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科学认知，是党的思想路线由教条主义转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是经济中心的价值理念导向的结果，是两极兼容、奇正相生的改革开放思维程式的结果。
其次，俄罗斯改革顺序的政治优先是由于旧意识形态范式对国家决策的约束。前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基本沿着完善计划经济的走向发展，直到80年代中期乏善可陈。戈尔巴乔夫锐意改革却采取了政治体制改革和意识形态改革优先的顺序，注定了前苏联解体的悲剧命运。戈氏的选择取决于传统意识形态范式。证据在于，其作为改革纲领的《改革与新思维》并未实现革命思维向改革思维的范式转变。第一，它将改革的本质、目标、手段政治化，将“民主”作为“一切工作的核心”，号召“必须使我们全部工作适应于政治任务和政治领导方法”。（戈尔巴乔夫，第26页）这说明戈氏最终没有走出“政治中心”的思维怪圈。第二，它引经据典地大谈对“民主化”的信仰，通篇未提“市场”一词，囿于教条主义而无法走出“计划”与“市场”改革迷局。第三，它没有突破“革命至上”的价值观念，认为“改革就是革命”，“是革命的基本思想的发展和深化”。因为“改革是一个革命过程”，是飞跃。因此，必须反对“进化的方法 —— 爬行式的改良”（同上，第57页）而“运用革命的方式”（同上，第58页）。这种思维反映了“革命至上”的价值理念。正是由于旧的意识形态范式，戈氏才选择了政治改革优先，才主张改革要实行大造舆论、“公开性”、民主化的群众运动方式。邓小平的伟大在于不仅摈弃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革命思维，而且用改革诠释革命，赋予革命概念以改革内涵，将政治从属于经济，将改革的成功实践经验置于任何原理之上。
再次，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中俄转轨绩效的差异原因主要在于路径差异：俄罗斯选择了基于“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而中国选择了渐进的双轨过渡。近年来，“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经历着历史和学术的双重审判，其理论谬误和实践恶果已经由少数人的洞见变成学界的共识。但是为什么中俄选择了不同的转轨路径呢？这恰恰只能由不同的意识形态范式给出解释。叶利钦是以同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彻底决裂的反对派代表身份进入政坛的，但是他依然摆脱不了“政治中心、革命至上、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范式的思维制导。他问鼎克里姆林宫绝非因其经济政绩，而是因其以毫不妥协的“革命”的形象和上乘的政治权谋迎合了革命氛围中的选民。政治是他思考的全部，“政治中心”必然是他的价值选择。非此即彼、两极对抗的“革命至上”是叶利钦权力游戏的制胜法则。他彻底摈弃了教条化的意识形态和斯大林模式，但是又天真浪漫地迷信“美国模式”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新教条。实质上，他实施“休克疗法”的真正目的不是提高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而是为了摧毁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重建资本主义大厦的私有制基石。由此可见，“休克疗法”的路径选择，是“政治中心”、“革命至上”和“教条主义”范式的典型反映。而中国在1958年就已饱尝了迷信制度速变带来经济奇迹的苦果。在“文革”中更是经历了“破旧立新”幻想的破灭，经历了“打倒一切，否定一切”带来的深重灾难。所以邓小平毅然抛弃了旧的意识形态范式，并确立了新的意识形态范式。新范式指导的宏观决策不仅创造了由双轨过渡到并轨成功的伟大制度变迁，而且娴熟地达到了稳定、发展和改革的动态平衡，创造了持续增长的经济奇迹。
最后，意识形态范式变革是转轨国家恢复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2000年以来,俄罗斯恢复了政治稳定和持续的增长。表面看来这是由于国际油价上涨等外部因素，实际上意识形态范式的变革才是增长的关键原因。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将照搬“外国课本上的抽象模式和公式”及激进经济改革造成的社会震荡作为20世纪的重大历史教训；此后的治国战略，“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以强国富民为使命；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经济成为重中之重。（参见俞邃）可见，普京在治国战略上实现了“政治中心”向“经济中心”的转变。普京告别了叶利钦对美国模式的浪漫主义信仰，确立了从国情出发的发展道路。无论是加强中央集权、打造强力政府，实行以维护政局稳定、保持社会和谐为基本目标的“可控民主”，还是建立以注重效率、兼顾公平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市场经济，都标志着治国理念实现了由“教条主义”向务实立场的转变。普京坚持走既不左也不右的中间政治路线，选择政府调控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推行渐进有效的改革进程，打造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多元交融的俄罗斯思想，奉行以维系“平衡性”为原则的全方位外交，这说明普京已经实现了由革命思维向改革思维的真正转变。正是这种意识形态范式的转变，才推动俄罗斯走上了复兴之路。
在20世纪意识形态的竞争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独特的理论魅力和实践力量演绎了转型发展的中国奇迹。理论力量的源泉在于新的意识形态范式回归了唯物史观的根本精神，回归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真实性、有效性的基本立场。按照这一立场，意识形态因其在认知上真实反映社会存在、在价值上真实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利益而焕发出改天换地的理论力量。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无不反映出对中国国情的科学把握，反映出对全国人民根本利益诉求的理论关切，反映出对全球发展轨迹的深刻洞察和对全球发展未来的思想责任。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意识形态范式不仅能够引领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续写经济奇迹，而且也将以“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形式，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戈尔巴乔夫，1987年：《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
哈耶克，2000年：《致命的自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林子力，1992年：《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主义》，载《著名学者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民出版社。
诺思，2000年：《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载《发展经济学的革命》，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俞邃，2006年：《普京治国方略使俄重振》，载《环球日报》3月16日。
（原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9期。录入编辑：乾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