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资本论》问世以来，《资本论》就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资本论》的历史命运，就是工人运动的历史命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命运。历史地看，一个多世纪以来，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论》的解读经历了三大时期。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第一个时期。在此期间，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仅通过《资本论》阐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且集中研究了《资本论》中的资本积累理论，以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为理论框架分析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探讨东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及其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何以可能的问题。马克思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提出了许多与帝国主义现象分析相关的理论。首先是市场理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要实现扩大再生产，就需要有日益扩大的消费市场，消费市场的不足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特别是对国外市场的分析，实际上已经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内在动力和实现世界扩张的可能性。其次是资本积累理论。这一理论主要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最后是殖民主义理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罗莎·卢森堡、考茨基、希法亭、列宁、布哈林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以马克思的资本积累为理论框架来分析帝国主义现象。罗莎·卢森堡、考茨基、希法亭等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把帝国主义看做是资本主义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伸，是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起点。由此出发，他们从西欧资本主义生存条件的向度解读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强调市场，尤其是国外市场、资本输出对于帝国主义形成的意义，以此证明消费不足是西欧资本主义向西欧以外非资本主义国家扩张的原因，而西欧以外非资本主义国家也由此作为西欧资本主义的生存条件而被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成就最大，也最具有代表性。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同，列宁和布哈林从政治、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发展看待帝国主义现象，认为帝国主义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危机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列宁由此提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和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从这一观点出发，列宁和布哈林强调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和资本积累的技术向度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意义，旨在论证：政治、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不可能仅仅作为西欧资本主义的生存环境而存在，它可以借助于民族解放运动，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像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借助国内市场来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帝国主义时代历史主动性的一方。
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是第二个时期。为了批判庸俗唯物主义对马克思学说的歪曲和第二国际的机械论、历史宿命论，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重新解读了《资本论》，阐发了马克思的有机社会形态观和意识能动性的思想，并从本体论上重建马克思的辩证法。在阐发马克思的有机社会形态观和意识能动性的思想上，列宁对《资本论》的解读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他认为，《资本论》绝不是一部单纯地描述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著作，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著作。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强调人类历史必然性的时候，并没有摒弃阶级斗争、阶级意识的内容，恰恰相反，他是把阶级斗争和阶级意识看做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确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变革有着积极的意义。
就对意识的能动性的研究而言，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都是列宁思想的继承人。葛兰西和卢卡奇都赞同列宁有关无产阶级革命和意识能动性的观点，但他们采取了不同于列宁的研究路向。列宁把人的意识能动性置于社会形态的结构中加以说明，葛兰西和卢卡奇则把人的意识能动性置于实践的本体论中加以说明。葛兰西把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人道主义和绝对历史主义。卢卡奇在解读《资本论》时，以商品拜物教的思想分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提出了物化和物化意识的概念。他通过对物化和物化意识的分析，从本体论的意义上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
与葛兰西和卢卡奇不同，马尔库塞把《资本论》当做批判理论的文本来阅读。批判理论的核心观点是：马克思的哲学批判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上。正是这一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与传统哲学的本质区别。马尔库塞认为，从批判理论的建构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只是马克思批判理论达到成熟的主要阶段，《资本论》才是批判理论的完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并没有放弃他在《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概念的主要内容，他只是消除了异化劳动概念中的哲学思辨色彩。因此，马克思《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质上是以劳动为中心的否定的辩证法。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展示了作为批判的历史理性的辩证法的三个特征，即抽象性、历史性、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是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的解读主要以对《资本论》结构的分析，反思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深层结构和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开展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和人的生存状况的总体性批判。早在20世纪60年代，阿尔都塞就开始挑战葛兰西、卢卡奇、柯尔施到法国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认为，马克思哲学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科学理论。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他提出重新解读《资本论》。他从两个方面论证了《资本论》的科学性质。第一个方面，从《资本论》的深层结构上进行考察，“《资本论》应该被看做是资本主义生产世界中产生社会作用的机制理论”。第二个方面，从《资本论》的认识论命题来考察其科学性，这一认识论命题指的是通过症候阅读法呈现出来的《资本论》的内在逻辑。作为哲学著作，《资本论》不是意识形态的理论，而是一般历史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后，生态问题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最重要的研究课题。在他们看来，生态问题不仅反映了资本主义内在结构的矛盾，而且还把马克思时代所提出的人的异化扩大到自然的异化。因此，对于生态问题的解决，在哲学上，人们既不能片面地局限于主观价值的批判，也不能片面地局限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结构性，而应该把两者加以综合。从这一观点出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早期的异化劳动理论与《资本论》结合起来，构造了融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危机理论和人的异化理论为一体的马克思的辩证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本·阿格尔据此提出了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论模型，并将《资本论》置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中予以解读。他认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并没有放弃早期的异化理论，只是减少了哲学的思辨，增强了对资本主义的精确的经验和概念的分析，从而构成了他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资本论》第3卷中提出的危机理论，构成了他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但这一阶段的思想并未发展成熟。由于危机理论和过渡战略处于经验层次，而且在马克思那里并不完善，因而需要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根据具体的历史环境去加以修正和改造。本·阿格尔认为，修正和改造危机理论和过渡战略的历史环境最主要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消费所引起的生态危机。
（选自《哲学动态》2008年第1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