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是现代社会的基础，资本概念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马克思逐渐发现，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是建立在对资本批判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将资本看做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起点，对资本运作过程及其文明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由此揭示出资产阶级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并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不平等交往进行了揭露。就交往而言，马克思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它涵盖了一切社会关系，是不同主体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焦点集中在对雇佣工人与资本家的不平等交往上。而交往的主体归根结底是历史的、现实的人，交往的本质所指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对资本主义社会交往关系的探讨，必然涉及资本，也只有以资本为原点，才能真正揭示平等交往的假象所掩盖的真实状况，而且对资本与交往之间关系的探讨也是马克思交往理论研究的重要一环。因为马克思在此对资本主义社会交往状态的分析，是形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交往理论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具体应用和全面展开。本文将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为文本依据，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运作的全面考察，从资本与劳动的交换、资本与生产关系、资本与人的全面发展、资本的历史性与交往形态的转变四个方面揭示资本是如何支配人与人之间交往的。
一、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交换
“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1]由此可见，资本在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资本历史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作为其对立面的雇佣劳动；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结合要从资本的欲望开始谈起。资本是能够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的终极欲望。资本家的欲望与资本的欲望是一致的，因为资本家是资本范畴的人格化，资本家的灵魂也就是资本的灵魂，而马克思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2]对资本家来说，单纯获取使用价值并不是目的，无休止地追求利润才是根本。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剩余价值成为他的唯一的活动目标时，他也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家。
资本之所以能自行增殖，关键在于它是独立的主体，拥有属于自身的权力。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经指出：“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3]这种权力的真实主体是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占有资本，才表面上拥有了这种经济特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权力的支配性地位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
资本作为一种权力，只有在与活劳动相结合的时候才能真正达到自行增殖的目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劳动相互对立，又互为前提。两者性质各异，一个是资本，一个是资本的否定，分别属于不同的所有者，与资本对立的劳动是他人的劳动，与劳动对立的资本是他人的资本。但是两者各自的存在又必须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资本只有通过占有他人的劳动才能使自己增殖，否则就与单纯的物没有任何区别（当然，这里的劳动不是满足直接需要的单纯的劳务，因为在雇佣工人与资本家的貌似平等的交换过程中，资本家获得的是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工人的活劳动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变成资本的一部分同他自身相对立）；另一方面，“劳动只有对资本来说才是使用价值，而且就是资本本身的使用价值，也就是使资本自行增殖的媒介活动。”[4]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不具备成为交换价值的条件，它仅作为人的一种进行生产的能力潜蕴在人体之内。
商品交换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普遍的交往形式。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交换的秘密就在于，资本家通过交换所得到的不是一般的劳动，而是能产生剩余价值的活劳动。从资本家占有雇佣工人劳动的支配权的那一刻起，人类社会发展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马克思将工人的具体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必要劳动时间里工人生产出等于自己工资的产品价值，而剩余劳动时间则创造出完全归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并重新作为资本投入市场。在资本方面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正好等于在工人方面表现为超过满足其基本需要而形成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也正是从这一事实——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源于并等于工人的剩余劳动出发，马克思揭示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貌似平等交换背后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越多，资本为资本家带来的财富也就越多。马克思指出：“资本的规律是创造剩余劳动，即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资本的趋势是要尽量多地创造劳动；资本的趋势也是要把必要劳动减少到最低限度”，“资本的趋势也是：既增加劳动人口，又把劳动人口的一部分不断地变成过剩人口，即在资本能够利用他们之前先把他们变成无用人口”。[5]因此，“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6]在资本家眼中，雇佣工人只不过是创造利润的手段和工具，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欲望是没有界限的，它像狼一样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最大限度地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不仅突破了道德界限，而且突破了纯粹身体的界限。所以，“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7]这是马克思对资本的强烈控诉，也是对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不平等交往关系的真实写照。
二、资本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资本概念并不是马克思的发明，马克思之前的经济学家早就在使用这一概念，但是，他们只是将资本看做工具，是纯粹的物，是货币、生产资料和机器的抽象代名词，而没有将资本理解为关系。资本是物，但绝不仅仅是物，它首先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8]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社会关系，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将资本理解为生产关系的时候，也就等于把资本看做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即交往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则主要表现为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把资本理解为社会关系是马克思的独到之处，而人则是关系的产物。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交换发展到极点的产物，“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的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9]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以太。资本家是资本这一经济范畴的人格化，雇佣工人则是资本的“附庸”，是资本增殖的酵母。在资本的产生和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发生了物化和异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资本主义生产以获取资本为最终目的，忽略了人自身的发展。马克思抨击了当时的异化状况，“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10]这种生产是为财富而生产，人则成为获取财富的手段，这种异化的生产造就了异化的人。因为，“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代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虚无化；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11]人本身的异化和物化不仅表现在工人阶级身上，资本家本身也被对金钱与权力的追求所异化了。其次，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表现为纯粹物的关系。在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根基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这种物的关系主要通过三个“拜物教”以登峰造极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是商品拜物教。商品发展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之后，人们之间的关系转变为商品占有者的关系。私人劳动只有具有社会属性之后，其劳动成果才能成为商品，才能用于交换，而生产者也只有在互相交换劳动产品的过程中才能发生社会联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使得劳动产品相应地转化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也即商品。反过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得以表现。二是货币拜物教。货币形式是商品世界的完成形式，它作为一般等价物，是商品交换日益突破地域限制的结果。随着进入交换过程的商品数量和种类的增多，直接的物物交换逐渐被以一般等价物为中介的交换过程所代替，这个一般等价物就是货币。拥有货币，也就拥有了财富，人们也由崇拜商品转到对货币这种特殊商品的崇拜上。特别是后来观念上的货币符号——纸币的出现，使货币形式变得更加神秘。但是，“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12]三是资本拜物教，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重要的物化形式。资本起初也只是表现为货币形式，但是当货币占有者在商品交换市场上找到自由得一无所有而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也就产生了。资本是比货币更为神秘的价值，它能够自行增殖，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不费资本家分文就能满足其发财致富的欲望。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进行了详细地考察后，指出：“在资本—利润（或者，更好的形式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一般财富的各个组成部分同财富的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
资本就是一定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关系，资本运作是历史事件和特定的社会现实，“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14]因此，资本运作所造成的交往关系的物化和异化只具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必将被个人之间的自由、全面交往所代替。
三、资本与人的全面发展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资本也不例外。就其本性而言，资本是贪婪的、自私的，是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总根源，但是在其追求利润的过程中，也间接推动了个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毕竟资本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马克思看来，是资本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的普遍占有，由此也产生了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
资本的文明作用之一：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同资本家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要想在市场中占据有利地位，就需要拥有更多的资本。资本家要想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就必须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压缩必要劳动时间。剩余价值有两种，一是绝对剩余价值，一是相对剩余价值。在必要劳动时间一定的情况下，单纯靠延长工人的工作日获取绝对剩余价值毕竟是有限度的。这样，资本家就通过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等方式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相对剩余价值量。间接创造出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是资本的发展趋势之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促进社会化生产规模的扩展，工人个人劳动的地位逐渐在这一体系中退居二线，而代之以先进的机器化大生产。机器化大生产的存在使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必要，为了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各个资本家将大量资本投入科技研究和开发，从而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成为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间接助推器。以资本为基础的商品生产是最为残酷的剥削方式，但是却是划时代的剥削方式，“由于劳动过程的组织和技术的巨大成就，使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变革，并且不可比拟地超越了以前的一切时期。”[15]
资本的文明作用之二：全球化的真正主体和灵魂。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正面作用进行了阐述，认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6]正是凭借发达的生产力，资产阶级改进了生产工具，使交通系统更为完善和便利，加之在赚取剩余价值欲望的驱使下，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开辟着世界市场，从而将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纳入资本主义的发展体系。“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7]世界市场的扩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资本的发展趋势之一，因为生产力的提高创造出超越国内市场需求之外的越来越多的商品，为将商品转化为利润，资本需要更多的商品交换场所，因此，“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18]在世界市场扩大的过程中，资本所到之处，不仅带给当地先进的生产力和管理理念，随之而来的还有资产阶级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而且资本家为把当地变为自己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也会采取强制措施，向当地居民灌输和渗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一文化同化和渗透的过程，一方面破坏了当地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起到了传播资产阶级文明的作用。正是资本使人类交往突破了地域和民族的限制，转变为全球性的普遍交往，这与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同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也就是现今的全球化过程，不仅包括经济的全球化，也包括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资本是全球化的逻辑起点，同时又是全球化的有力杠杆。
资本的文明作用之三：资本为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了条件。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和归宿，也是资本的文明作用的最终落脚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个人发展的最高境界，也是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状态的设定。资本的产生及其运作在带来人与人之间不平等交往的同时，也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然界的探索、对科技的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人的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19]因此，资本在生产出个人同自己和别人相异化和物化的同时，也产生了个人能力发展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同时，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也使单个的人成为处于社会联系之中的个人。劳动同资本的交换作为最大的交换，使生产中人的全面的依赖关系——既包括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间的关系，也包括雇佣工人之间的相互协作关系——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这种依赖关系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特别是在资本拜物教的条件下，“他的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20]随着资本家对世界市场的开拓，世界范围内联系的增多，交往手段的改进，特别是资本传播文明作用的发挥，这一切都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从而使“个人的全面性不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的全面性。”[21]
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交换具有间接的文明作用，资本的历史合理性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而且资本今天的力量也是以此为基础的。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创造出物质和精神的全新体系，“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22]
四、资本的历史性与交往形态的转变
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一个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产生的，“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23]从本质上来说，资本的历史使命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资本破坏一切旧有体制，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打破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限制，生产和再生产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以及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交往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比其他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
资本是一种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而且商品与货币也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表现出资本的特性。诚如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所言：“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24]人们只有在这些交往关系的范围内才会产生他们对自然界的改造，才会有资本主义生产。“一切关系都是由社会决定的，不是由自然决定的”，[25]“成为奴隶或成为公民，这是社会的规定，是人和人或A和B的关系。A作为人并不是奴隶。他在社会里并通过社会才成为奴隶”。[26]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不是由具有自然属性的个人所构成的，而是人与人之间所发生的交往关系和社会联系的总和。货币产生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交换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则简单化为雇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关系。从自然角度来看，人与人之间并不存在区别，也就没有奴隶与公民的区分，只有在社会中，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才会产生雇佣工人和资本家。
资本是社会、历史的产物。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的文明趋势时，就阐明了资本的历史性和暂时性。他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27]首先，资本具有自身的限制条件。生产力是社会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资本生产的前提条件，它时刻处于变动之中。但是，资本的欲望是发财致富，追求无限的剩余价值。社会生产力、交往、知识等因素，对资本的发展而言，是它力求加以克服的限制。这种限制就在于“这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生产力，一般财富等等，知识等等的创造，表现为从事劳动的个人本身的外化；他不是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身贫穷的条件。但是这种对立的形式本身是暂时的，它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现实条件。”[28]其次，资本生产出消灭自身的现实主体，也即无产阶级。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逻辑起点，是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雇佣劳动在剩余价值的创造过程中，处于附属地位，是手段和催化剂，这种活劳动离开了资本就没有任何价值。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被动地位，其创造力本身就是作为资本的权力同自身相对立的，而且生产力的任何发展所增加的也只是资本的权力。“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其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大。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29]当然，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交往或者说交换的极端异化形式，对劳动来说是一个必然的过渡形式，包含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解体，而且在机器化大生产的过程中，也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充分的物质条件。雇佣工人在普遍的联合中，在争取缩短工作日的不断斗争中，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受剥削地位。随着无产阶级整体力量的增强，会反过来打碎旧体制，争得自由和解放。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所以，资本是生产的，它不仅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杠杆，也生产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交往关系和社会关系。但是，当资本本身也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限制时，资本就不再是这样的关系，它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
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加剧，资本家之间也有激烈的竞争，表现为大资本兼并小资本的过程，而且资本家本身也面临自身的物化和异化问题。当“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30]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就要被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另外，随着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技术革命和新技术的产生作为资本全球化的产物，反过来促进生产力在全球的普遍提高。生产力是人类交往方式和交往形态转变的前提，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指出了人类交往形式发展的三大历史形态，即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之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三个阶段。[31]第二个阶段是由资本所开创的，“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32]但是物的依赖性仍然摆脱不了被代替的命运。在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阶段，人自身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目的，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平等交往由理想变为现实，现代交往在物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更为便利，交往手段更为先进，交往方式更为便捷，交往的物化和异化现象也将成为历史，从而实现地域交往的狭隘性到世界交往的普遍性的转变，那时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也将成为常态。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体间交往关系的探讨抓住了现实社会的根本之点，他以现代社会的基础——资本为逻辑起点，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反思和批判，而非单纯从道德和价值批判的视角出发考察交往理论，这是马克思与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批判理论的根本差异。即使是交往理论的集大成者哈贝马斯，在他用以语言为媒介所构建的交往行为理论对分析现代社会的交往困境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理性分析的同时，将交往合理性作为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万能药方，也仍然摆脱不了道德批判的樊篱，跨越不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而具有明显的乌托邦性质。因此，马克思以资本为突破口，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交往状况，真正触动了资产阶级的软肋，抓住了现代社会交往问题的要害。这对我们今天正确理解和分析全球化条件下的普遍交往状况提供了一把钥匙。
（原载《哲学动态》，2009年第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