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说，“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资本作为创造剩余价值的价值，它内在地要求把自然（nature）变成文化（culture）的一部分。这里的“自然”既包括外部自然，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界”，也包括人的自然（human nature），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性”。资本的文明化趋势是指在资本的驱动下，人化的自然越来越代替纯粹的自然，而人的“历史地形成的需要”越来越代替“自然的需要”。具体来说：
（1）从人和自然的关系来说，资本内在地要求“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要求“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
（2）从人和他人的关系来说，为了扩大消费范围，资本促使“普遍地交换各地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使得社会成员不仅普遍地占有自然界，而且普遍地占有社会联系本身，不仅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而且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
（3）从人自身来说，为了扩大消费范围，资本内在地要求“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资本在生产领域通过劳动时间长、工作条件差、分工程度高等因素加剧了工人生活的片面化和单调化，但资本在消费领域则通过增加对人们的现有需要的满足的量、增加满足其现有需要的人们的范围，在人们需要的现有种类之外增加新的种类等等，而具有提高人的全面性和完整性程度的趋势。
但马克思认为，由资本的概念规定或内在逻辑所决定的上述“文明化”趋势，是具有内在限制的。一方面，资本的不断突破限制的概念规定并不等于资本在实际上完成了对这些界限的突破；另一方面，资本的不断突破“限制”的概念规定不仅以“限制”的不断重新产生作为前提，而且内在地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因素。马克思说：“…资本的一般趋势造成的结果就是…，资本忘记和不顾下列各点：（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
在马克思看来，不仅这些界限都与“资本的本质的概念规定本身相一致”，而且“忘记”和“不顾”这些界限也是与资本的概念规定相一致的：资本作为“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的和无止境的欲望”，其“概念规定”决定了它要不断发展生产力，把生产力发展的任何现有界限当做必须克服的限制，而在资本主义所有制条件下——在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相对立、资本与劳动相对立、诸多个别资本相互对立的情况下——生产力的发展却意味着工人的贫困化趋势（第一个“忘记”的结果）、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第二个“忘记”的结果）、全社会范围的生产过剩趋势（第三和第四个“忘记”的结果）。
在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的上述几个内在限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个，即全社会范围的生产过剩。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其内在矛盾运动的结果，尤其是资本寻找克服生产过剩这个顽症的药方的结果。马克思已经看到，信用制度和股票市场“就是建立在扩大和超越流通和交换领域的界限的必然性上的”。在马克思以后，信用制度不仅被用来为扩大资本自身的生产性消费提供便利，而且被用来为普通消费者满足消费欲望提供便利。受到许多学者重视的信用卡和分期付款制度，就是这样一种手段。马克思以后资本主义用来克服生产过剩限制的总的形式，是法国哲学家简•鲍德里亚尔所谓的“消费社会”。
在鲍德里亚尔看来，消费社会的特点是把体验和商品“审美化”或“文化化”（culturalized），一方面把文化符号当做消费品来销售，另一方面把消费品作为文化符号来享受。在鲍德里亚尔看来，消费社会中人的需要不仅是“文化化的”，而且是制度化的，也就是说强制性的。并不是说人们根本不能逃避这种消费，而是说在消费社会中，一个人如果不尽力开发自己的潜能，动员自己的全部消费能力，“他就会被轻轻地、持续地提醒说，他没有权利不幸福”，“他就会冒甘于现状、离群索居的危险”。
鲍德里亚尔的《消费社会》一书出版于1970年，从那以后，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全球化的加强、“后现代”文化的成形，尤其是电子传媒和互联网的发展，人的需要的“文化化”、“符号化”和“虚拟化”，已经升级了无数个版本，但资本通过超越“自然需要”的限制来克服自身的限制，却依然符合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概念的内在规定。马克思有关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及其内在限制的辩证思考，启发我们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以消费社会为形式来克服其内在限制的资本的文明化趋势，是否恰恰蕴藏着这种文明化趋势的又一个内在限制——以社会的“消费主义化”为形式出现的资本的“文明化”作用，是否有可能掩盖资本的“野蛮化”作用？
在这里，有必要提到一对为赫尔伯特•马尔库塞这样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和丹尼尔•贝尔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都很关注的范畴：需求vs欲求，或者真实需要vs虚假需要。在他们看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要求不断突破现有消费水平限制的资本，把越来越多、越来越新的消费作为生活目的的消费主义文化，两者间结成了紧密联盟。如果马尔库塞和贝尔的这个诊断是正确的话，那么，资本的生产过剩的痼疾虽然找到了一个药方，但这剂药方对于人类的危害程度，与它所要治疗的疾病相比，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人们的“虚假的需要”被资本持续地产生出来、并系统地加以满足的过程中，用来满足这种漫无限度的需要的自然资源终将枯竭，而用这种类型的“历史地形成的需要”或“文化化的需要”来代替“自然的需要”的人类，也不能不与自己的本性渐行渐远。
当然，在我们这个所谓“后形而上学时代”，“真实”和“虚假”的区分是很有争议的。但是，“真”“假”区分标准难以确定，不等于“真”“假”界限不再成立。资本驱动之下的人的需要的“文化化”、“符号化”和“虚拟化”，毕竟是有限度的，那就是在数千年文化积淀基础上、在几百年现代生活条件下形成的一些关于什么是真正合乎人性的生活方式——包括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无法轻易否定的观念。马克思之所以在世纪之交西方媒体几次有关思想家的投票排名中都名列前茅，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道理。在当代语境中理解马克思有关资本文明化趋势及其内在限制的论述，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非但不是市场经济的另类，而相反可以说是市场经济获得持续生命的转机：恰恰是社会主义，才有希望去抑制市场经济内部那颗终将导致市场经济甚至整个人类的自我毁灭的火种；“资本”只有不成为“主义”，才可能真正克服其文明化趋势的内在限制。
（摘自《学术月刊》2006年第1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