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现代社会经济复杂多变的发展态势，人们迫切需要从哲学认知的思维高度和理论高度，洞察社会经济变化发展的规律，把握社会经济变化发展的特征，努力推进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和持续发展。目前，无论是从社会经济变化发展的迫切需要，还是从经济哲学学科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来看，经济哲学尤须下功夫分析研究社会诚信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知识价值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三大前沿问题。
一、认识社会诚信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
由于人们社会活动领域是十分宽广的，对社会诚信的认识也便是多角度、多层面的，因而在不同学科中都提出了认识社会诚信本质的观点。在经济学中，诚信这个术语尽管尚未得到一个十分明确的定义，例如，哈耶克对它的定义很宽泛，诺斯对它的理解又比较窄，但一切严谨的经济学家都不否认诚信与经济有关，都重视包含诚信在内的道德范畴在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当然，由于学科专业的需要，经济学对社会诚信行为的认识更多是对商业信用制度的探讨。由于哲学是从总体上把握世界的最一般的规律，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从哲学视角和层次分析认识社会诚信的本质，与其他学科门类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对社会诚信行为活动进行高度的、综合的概括抽象，探寻人们诚信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基本内涵和特征。也就是说，经济哲学是把社会诚信作为一种认知社会经济状态的社会意识、引导社会经济实践的社会意识来加以理性阐释。社会诚信作为一种认知、引导经济社会活动的特定的社会意识，具有与其他社会意识不同的内涵规定性，其本质就是对于信用、信任、信誉等属性和价值的抽象概括所形成的社会认同观念。这种社会认同观念来源于个人、群体、社会等层面对信用行为、信任态度、信誉价值的理性认知、评价和取向。尽管在不同的学科门类，对社会诚信行为活动的方式及价值的具体把握有所侧重，然而，这并不否定人们对社会诚信的理性把握存在着一致性或者同一性，即真实的信用行为，是社会诚信的重要认知基础；可靠的信任态度，是社会诚信的重要评价内容；高度的信誉价值，是社会诚信的重要取向标准。所以，从本质意义上看，社会诚信是一种理性认知真实的信用行为、可靠的信任态度、高度的信誉价值中所形成的引导社会经济朝着有序化发展的社会认同意识。这种社会认同意识如果在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中得以充分显现，并创造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表明诚信观得以真正确立。因此，从经济哲学的角度和层次看，社会诚信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重要方面：
其一，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诚信行为是构建社会诚信观的重要基础。意识是存在的反映。由于社会诚信观是作为一种对社会诚信行为活动的社会认同而产生、积淀、发展的社会意识，因此，人们在经济活动（当然也包括其他领域的社会活动）所表现出的社会诚信行为，是社会诚信观得以确立的重要基础。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在一定社会心理、社会舆论、社会思潮等几种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诚信意识支配下的诚信行为活动表现，如企业经营、政府管理等组织运行中的诚信行为；行业性的诚信行为，如金融、商品贸易、旅游、医疗、教育、科研等行业运行的中的诚信行为；地区性的诚信行为，如城市、社区等地区建设中的诚信行为等等。又如近几年来新闻媒体开展的“质量万里行”活动；许多地方开展的“反对欺诈、推崇诚信的群众大讨论”活动；不少地方展开的“对打假典型人物的评议”活动；一些曾靠假冒伪劣产品获取一时兴旺而导致更大难以弥补损失的企业和地方，对其行为后果展开的“教训反思”活动，等等。这些诚信行为活动体现了人们认同诚信、反对欺诈的情绪、意志、感情、风俗习惯等内容，尽管或多或少地带有一定的自发成分，也带有某些理性认识的因素，但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属于直接经验性质的因素，未上升到缜密的诚信意识理论体系的高度，然而，这些诚信行为活动在不同方面集中反映出了社会期盼诚信行为的普遍愿望，也在不同方面发挥促进社会形成诚信风尚的积极作用，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诚信行为的具体显现，是构成整体社会诚信观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是建立广泛的、深刻的、持久的社会诚信观的重要基础。
其二，社会诚信观的积极确立对规范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社会诚信观对规范经济活动的引领作用，主要是指诚信意识具有极其重要的规范和提升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指向和价值，即在引导社会经济有序健康发展中能够发挥其巨大的能动作用。从根本上看，“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来说，是从属的、被决定的东西；但是，作为人类社会的精神活动，社会意识并不因此而丧失相对独立性，或者成为完全被动的东西”[1]。社会意识一旦形成之后，就开始与它所反映的社会存在相对独立起来，具有了自己特殊的内容和形式，即具有了与社会存在不同的、相对独立的重要意义和能动作用。社会诚信观作为一种对诚信行为活动的社会认同意识，同样在根本上被社会存在所决定，离开诚信行为活动的社会存在，社会诚信认同意识就失去了生发的基础。例如，在企业生产以及在金融、商品贸易、旅游等行业运行中没有诚信行为的社会活动，就无法生发社会行业性的诚信认同意识。但是，作为社会的一种精神活动，社会诚信认同意识也并不因此而丧失相对独立性，或者成为完全被动的东西。社会诚信认同意识一旦形成，特别是理论形态化后，便具有了自己特殊的内容、特殊的形式，即有了相对独立的意义和作用，其突出体现就是对于规范、提升人们的社会经济实践活动，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和巨大的能动作用。当然，在社会生活中，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并不是自然而然产生和实现的，而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得以实现的。正如马克思指出，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掌握思想并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因此，应当改变单向度的“经济人”状态，不仅重视培养人们的经济意识，而且重视培养人们的诚信意识。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本要求，是法制的基本原则，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支柱。
其三，把握社会诚信观的系统结构有助于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从影响诚信行为活动相关因素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来看，社会诚信观的系统性结构主要体现为三个层面：一是社会诚信观对信用的基本要求。信用就最基本的内涵而言，就是恪守社会法律和道德规范，不搞有违社会法律和道德规范的行为活动；就最基本的体现而言，信用是与欺诈直接对立的，任何形式的欺诈行为活动都无信用可言。讲求信用是为人处事的基本要求，也是现代社会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基本要求。一个缺乏社会诚信观的人，一定是不讲信用的人，也就是与现代社会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格格不入的人。二是社会诚信观对信任的正确把握。信任就最基本的内涵而言，就是相信而敢于托付，放心而儿猜忌；就最基本的体现而言，信任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一种信实态度，是对相互间隔的消解。一个缺乏社会诚信观而不讲信用的人，是难以获得他人的充分信任的，即使是一时取得他人的信任，也绝不可能牢固持久。因此，要真正建立相互信任的良好关系，必须以信用为支撑。三是社会诚信观对信誉的充分肯定。信誉就最基本的内涵而言，就是对信用、信任的积极认可，是对诚实的充分赞赏；就最基本的体现而言，信誉就是信用、信任所引发的社会美誉度及潜在的社会经济价值。一个缺乏社会诚信观的人，不可能产生社会美誉度及潜在的社会经济价值。所以，要真正树立良好的信誉，必须从讲求信用做起，通过建立牢固的信任，以积极提高社会美誉度，充分赢得现实的或潜在的社会经济效益。
二、认识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自然界的诸多领域就有了自己的对立面，它们不再是一个按天然的节奏进行自然演变的生态系统，而是逐渐变成了被人们“统治”和“征服”的对象，深深地打上了人类的烙印。由于人类在许多方面“粗暴”地干预自然，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已失去了内在平衡，出现了诸多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重生态危机。面对生态环境遭受的巨大破坏，特别是对近代工业化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如何对待“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问题。有人甚至把近代大量消耗自然原料和能源的畸型大生产视作一种“恶性膨胀”方式，这种恶性膨胀方式几乎成了制造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消费危机、心理危机、社会异化、人性异化等灾难的重要原因。不可否认，近代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在其发展的历程中给人类带来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工业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对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今天仍面临着工业化的任务。但是，人们也不能不看到，以大量消耗自然原料和能源为基础的大工业生产方式，已经日益明显地暴露出了某些始所未料的缺陷和消极后果。今天，人类面临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以及许多国家遇到的困难和危机，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大量消耗自然原料和能源为基础的大工业生产方式的产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仅一些哲学家而且许多经济学家都提出必须高度重视“恶性膨胀”问题，认为“我们正在经历工业生产制度大危机的阶段”，并处于“走向另一种类型的发展的起点”[2]。走向“另一种类型”的发展，就是遏制人类对自然界的随心所欲的豪夺行为的恶性膨胀，促进经济繁荣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的持续发展，即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状态下实现经济发展，在不妨碍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保护生态环境。因此，从经济哲学的角度来深入思考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应当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重要层面：
其一，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辩证统一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从一般认识上看，“社会”与“自然”标志着整个客观物质世界的两个不同属性的领域。由于它们各自的不同的规定性，因此，人们对物质世界发展的认识，也就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即把它们区分为自然发展史和人类发展史。但是，这种区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3]。人类史与自然史或社会与自然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性质，主要表现在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人依赖于自然界，人需要自然界为自己提供生活资料、劳动材料等等，因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无机的身体”；另一方面，由于人的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人以此参与广义自然界的发展过程，人类周围的现实的自然界已不单是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而是被改造过的、“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在一定程度上“人化的自然界”。而且，这种人化的领域和范围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扩大，使自然界呈现为不同的层次即已经人化的、正在人化过程中的以及尚未人化但其范围正在不断缩小的几个层次。社会与自然的这种相互联系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社会源于自然界，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就是人不断把自然变成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必需的过程。这样，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人类史本身就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4]。所以，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辩证统一，不仅是人类维系生存的内在要求和现实基础，而且是人类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基本前提。
其二，生产力和自然环境的良性互动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生产力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影响和改造自然界、获得物质资料的力量。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发展的快慢，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状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从生产力的生成和发展的基本规律来看，生产力系统运行是在与环境不断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运动发展过程。生产力系统运行的环境，首先是自然环境。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自然环境总是这样或那样对生产力发展起制约作用，这是不可改变的客观规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自然环境对生产力的作用具有恒定性”。自然环境的状态如何，会影响生产力的基本构成要素的状况和技术组合方式；影响生产力的部门结构和社会分工；影响生产力的区域布局；影响生产力运行的经济效益。如果生产力在运行过程中超越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就会破坏生态平衡；如果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造成严重污染，也会破坏生态平衡，而失去生态平衡的自然环境不但会使生物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面临衰竭的危险，而且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必将失去根基。对于这种恶性状态，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通过深入分析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为了发展生产而采取严重毁坏森林的行为，从而造成当地环境恶化的事例，指出生产力和自然环境的良性互动是可持续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生产力和自然环境的良性互动，从根本上说，就是在不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状态下提高生产力，在不妨碍提高生产力的条件下保护自然生态环境，防止生产力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的恶性发展，推动生产力有利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应当在抛弃“统治自然”的行为方式中确立新的生产活动方式，人们不能狂妄到以为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来随意改变自然规律，其生产创造活动不能逾越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不能危害整个生态系统的生存与发展，而应尊重生态过程，尊重生态系统及其内在的自然规律，把生态平衡系统的内在规律作为衡量万物、衡量人类自己的一个重要尺度，规范和约束人们的生产行为活动和需求变化。
其三，在保护环境中实现保护人的价值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的。从根本上说，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是在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中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现实人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的价值，包括保护人的生命价值、劳动价值和能力价值。其中人的生命价值是最基本的。生命是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前提，人一旦失去生命，就不可能创造价值和享受、利用价值。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不是空洞抽象的理念化身，而是现实世界的生命存在；不是超自然的另类显现，而是自然物性的进化结晶，因而人首先是作为物质性的“生命存在体”而存在的。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5]只有具有生命存在的人，才谈得上人的各方面的发展，才能创造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而人的生命与自然生态环境息息相关，脱离自然生态环境的人，其生命的维系就失去了根基，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不与自然界发生关系的人的肉体组织是无法生成的。所以，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的生命价值。有了这一基础，人的劳动价值和能力价值的生成和延伸也才具有可靠保障。具体来说，在保护环境中实现保护人的价值，主要包括四个重要层面：一是保持人的良好的生存（生活）条件，如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和安静适宜的居住环境；二是保障良好的生产条件，如土地、水源、植物、动物、金属和非金属矿产等丰富资源；三是提供良好的美学条件，如优美的自然景观，供人们游览休憩，产生愉悦的精神感受；四是维护良好的环境结构和功能，如保持正常的自然净化功能。从环境系统对人的影响分析，这四个层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从而为维系人的生命价值、提高人的劳动价值、发挥人的能力价值而构造良好的环境系统。
三、认识知识价值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和信息在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释放出日益强大的能量。早在1912年，德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就指出，现代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不仅是资本和劳动力，而且包括知识和信息的创造、传播和使用”。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马克鲁普也详细地分析和论证了知识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根据美国从二战至50年代末的社会生产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的背景，提出了“知识产业”概念。他发现美国在1947年至1959年期间，知识产业以年均10.6%的速度递增，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2倍。1982年，未来学家奈斯比特从10个方面论述了社会发展的趋势，认为知识和信息“是我们社会经济的驱动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知识和信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更加显著，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优化作用更加巨大。对此，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指出，人类正进入“知识社会”，而知识社会是以高科技知识和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一体化社会。日本著名思想家界屋太一也提出了“知识价值社会”取代“后工业社会”的重要认识，指出现代社会的变革既不是单独的技术革命，也不是临时性的潮流，它是人类在产业革命200多年后迎来的将产生“新社会”的巨大变革，即“知识价值革命”[6]。特别令人关注的是，伴随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与巨大推动，知识价值的作用将更加巨大，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教授、《数字化生存》作者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所指出：“长此以往，能够在互联网上投入时间与智慧的人将会越来越多，互联网也将成为一个人类交流知识与互助的网络。”[7]通过有效地利用互联网络，人们可以直接跨越时空限制，及时、准确、综合地学习、利用、创造、共享知识。总之，人们已越来越深刻认识到充分利用知识价值对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因此，从经济哲学的角度来认识知识价值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应当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重要层面：
其一，充分发挥知识价值功能是更新生产方式的重要加速力量。这主要表现为三个重要方面：一是在生产工具方面，知识和信息将改变使用机器的方式，机器不仅是人的体力的延伸，更是人的脑力的延伸。机器系统除了以往发动机、传动机、工作机三部分之外，又增加了居于主导作用的控制器，并形成了内外交互网络。机器已不只是人的体力的延伸，更是人的脑力的延伸。控制器、电脑、按钮可以取代手工操作实现对整个生产过程的控制。甚至出现了无人车间、无人工厂、无人办公室，数字化、信息技术使得生产经营许多环节“虚拟化”。生产经营模式将由“规模化、集中化、标准化”向“灵活性、多元性、分散性”转变。也就是说，规模化生产模式已不再是流行的趋势。因为网络技术可以使企业组织分子化、生产过程快捷化，通过建立网络化的联系，以知识和创意为产品增添价值，突出展示现代产品的“多功能、少批量、个性化”和投入产出快的显著特征。二是在生产力要素结构方面，知识和信息将改变以往的“生产力要素”结构，而居于主导地位。知识和信息将促使生产力要素结构由传统的“物质要素主导型”转向“智力要素主导型”。这在诸多知识产业中已经得到印证。如在信息产业中，电脑成本中软件已由上个世纪60年代的20%上升到目前的80%。知识、科技、管理之所以重要，更在于它们是生产力其他物质要素改进与革新的推动力。三是在劳动力布局方面，知识和信息将导致劳动力布局发生重大改变，大量的劳动力由第一、二产业转向知识产业和信息服务领域。目前，在知识产业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服务领域的劳务成本已占到总成本的2/3。“白领”工人的数量大大增加，“蓝领”工人则只占到劳动力总数的15%，有较高文化素质和较高技能的知识工人上升到绝大多数。“知识工人”已经成为社会的重心。此外，一批掌握高科技知识的“金领”族员工异军突起，成为生产经营管理的新生力量。
其二，充分发挥知识价值功能是变革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条件。首先，知识产业的迅速崛起，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尤其是处在知识产业核心部位的计算机与软件、信息、无形资产（专利、商标等）、咨询业以及新科技、人才和社会资源开发，它们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它们所创造的价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据有关专家预测，在今后10年之内，美国、西欧和日本的知识产业化比重将分别达到各自国民生产总值的60%、50%和45%左右。其次，随着知识和信息能量的发挥，产业轻型化和“软化”态势日益显著。由于知识和信息向重型产业和农业产业部门大量渗透，使之发生质变，传统产业中的知识含量与日俱增，即因大量加入知识而被轻型化和“软化”了。以最古老的农业部门为例，机械化是它的第一次新生，而电子化、信息化正使它得到第二次新生。电子信息技术可以建立各类农业数据库，运用计算机和传感装置进行自动监测和调控，计算机网络可以实现大范围内的信息共享，各种农业模型、良种选择、施肥方案借助计算机系统可以为农业高产稳产提供极大帮助，各类农业机器人使农业走上更现代发展之路。电子信息技术正在使农业走出传统劳作方式，以崭新的面貌走向新时代。第三，微电子和计算机、信息技术向各产业渗透，催生了一批新的“边缘产业”。如光学电子产业、医疗电子产业、航空电子产业、汽车电子产业、电子商务与金融产业、网络教育产业等。此外，结合电脑通讯和存储信息技术而生的新媒介传播业，尤为引人注目。目前，新媒介传播业及衍生的相关服务已经占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新媒介传播业正与文化、科研、教育、旅游紧密结合，带动各产业的新发展。
其三，知识价值功能的发挥必须与物质资源、物质手段相结合。知识价值功能对于推动经济发展具有特殊而重要的作用，但决不意味着知识和信息可以替代物质资源、物质手段的作用。当然，发挥知识和信息的巨大作用，可以更节约、更有效地利用物质资源，但知识和信息必须与物质资源、物质手段相结合，才能“物化”为现实的物质财富。据有关资料显示，已步入知识社会或知识经济阶段的发达国家，尽管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但是每年却消耗世界生物资源的35%，消耗世界矿产资源的55%，消费世界能源的60%。由此可见，知识经济条件下积极发挥知识和信息的功效，也并不能替代物质资源的基础作用。知识社会或知识经济是否有更高的劳动生产力，仍是以消耗一定的物质资源为前提的。事实上，知识社会或知识经济要以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物质资源达到一定利用率为条件。例如，开发与利用高新技术、建立信息网络体系，都要以积累大量资本为物质基础。此外，知识密集型产业或新兴产业，是大力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何种“知识密集型产业”或者“新兴产业”，都必须以强大的物质资源和能源为基础，知识价值功能的发挥不能脱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制约。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0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