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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雄】无形经济:一个值得深究的经济哲学问题

作者简介:张雄,上海财经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上海市哲学学会副会长。学术成果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2项,中国图书奖1项,教育部优秀学术成果三等奖1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一、二、三等奖12项。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哲学。

 

摘要:21世纪数字智能化时代的无形经济崛起,表明人类心智的提升。经济发展由传统的物质资源拉动,转变为精神和物质资源双向拉动。经济活动离传统的物品经济、实物经济、物质经济愈来愈远,离创意经济、意识经济、视觉经济愈来愈近。显然,大量哲学问题沉浸式嵌入经济领域,催生了经济学与哲学的关联性沉思,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代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无形经济带来的经济世界观定位问题不容忽视。秉持“思中无物”经济理念,就会产生经济虚无性、经济单纯的意志论背书、经济的纯文学叙事幻象,世俗之城将会变成观念梦呓的乌托邦之城;秉持“思中必有物”的经济世界观,就会坚定持有“在实体经济基础上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辩证综合发展”的技术总方针、总路线,经济发展将会走向健康、稳定和丰裕。经济抽象和工具理性的智能化,加强了意识对物质商品的嵌入,赋予商品新的内涵,无形经济凸显的意识能动性原理值得新解。

关键词:无形经济;非物;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世界观;意识能动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需要关注两大领域的新变化:一是科技革命出现的新态势,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时代根据。恩格斯指出,“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4页)二是人类经济生活范式的新变化,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经济动力源。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页)应当说,两个领域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精准把握时代精神精华的轴心坐标。

21世纪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叠加发展的时代到来,数字成为人类新的生产要素,它已经构成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利用数字技术和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来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和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范式,有着高度抽象、高度虚拟、高度精神意向性特征,被国际学术界指认为“无形经济崛起”的新态势。无形经济不仅是一个经济学范畴,更是一个值得深究的经济哲学问题。反思人类行为和经济动因方面最根深蒂固的一些观念,关注因此观念变化而带来的新的人类生存境遇和未来发展命运,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思辨之所好。我们应当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甄别这一范畴的内涵与外延,梳理人类经济发展史的规律与趋势,赋予无形经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本文仅就两个问题作重点解析:一是无形经济到来,传统有形经济的“物质本体论”被质疑,物质地位和作用受到冷落或弱化,物质还是我们这个“无重量世界”的第一性原理吗?二是如何正视无形经济带来的意识对物质的嵌入,以及精神意象性智能造物等现象?摒弃物性化思维,重视“意识能动性原理”的新解。本文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无形经济范畴的历史哲学追问

 

(一)无形经济是有形经济长期发展的产物

德国学者韩炳哲指出:“物构成了大地的秩序、地球的秩序;这些物具有绵延的形式,为居住构建出安定的环境。这样的物是汉娜·阿伦特所说的‘世界之物’,它们具有‘安定人类生活’的使命。它们支撑着人类的生活。”(韩炳哲,第3页)千百年来,正是这个物的世界,构成了以物为轴心的人类经济活动的有形经济形式。所谓有形经济,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经济活动范式,如物品经济、实物经济、物质经济。用经济学话语说,资产是指可以触摸的实物,而投资是指建造或购买实物资产。远溯前古典经济学时代,在古希腊、古罗马以及欧洲中世纪教会经济思想中,物质经济是所有经济学叙事的中心概念。物质生产、物品交换以及财富积累离不开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财产。近代英国工业革命爆发,斯密撰写了人类第一部科学意义上的“物质经济”理论教科书。在斯密看来,劳动概念不应包括精神劳动,精神生产本身既不生产价值也不能用于交换,因此,政治经济学应当是关于物质经济的学问。可见,有形经济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积极打造原子式资本经济时代的经济范式。实体性、物质性、物品质料性是该时代经济本体的哲学内涵。一切经济活动,都围绕着追求可触摸实物多寡的中心议题而竞争。因此,所有资产、资本、财富等隐喻着一种权力,即对一定数量可触摸到的实物的占有或支配。

法国古典经济学家萨伊批判了斯密对于财富和生产的狭隘理解,通过效用理论拓展了人们对财富创造的认知,首次提出精神生产创造精神产品也应当视作生产性劳动的理念。19世纪上半叶,精神生产力范畴被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首次提出。他指出,从国家视角出发,精神生产者的任务是一个涉及内政国防外交,贯穿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命题,根本目的就是通过这样一个高效综合体制的建构来提高整个国家的精神生产力,使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实现良性互动、相互促进,实现国家富强。(参见李斯特,第140页)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精神生产思想的前提下,从唯物史观视域提出了三种社会生产理论: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的自身生产。精神生产大致分为两部分,“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和“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社会意识形式的生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4页)精神生产由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决定,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物质条件才能实现。但精神生产一直参与了物质产品的创造过程。马克思的贡献在于大大开拓了人类对经济性理解的视野,从单纯的物质选项,转变到物质与精神双重选项的辩证原理上。

20世纪下半叶,无形经济范畴在未来学家托夫勒的三次浪潮理论中被发现。他指出:“一旦我们认识到第二部类可计算的生产(和生产力),和第一部类无法计算的生产(和生产力)这个无形经济之间的强大紧密关系时,我们就被迫重新对这些关系作出解释。……富科斯说:‘消费者的知识,经验,诚实和动机,影响着服务行业的生产力。’”(托夫勒,第352页)托夫勒已经预感到信息社会的经济学应当足够重视人的个性结构的性质本身、计算机模式和矩阵等非实物要素的影响。美国哲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明确指出,后工业社会有五大变化趋势:(1)经济方面:从产品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2)职业分布:专业与技术人员阶层处于主导地位;(3)中轴原理: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4)未来的方向:对科技的控制以及技术评估;(5)制定决策:创造新的“智能技术”。(参见贝尔,第11-12页)可见,贝尔看见了在知识经济为中轴原理的后工业社会,经济活动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从单纯的物质选项,走向物质与意识的双重选项。尤其是,对信息、知识、技术等非物质要素的经济哲学观察,让我们对经济概念的理解,进入看不见、摸不着的非实物经济视域中。20世纪下半叶,英国《独立报》经济编辑黛安·科伊尔在《无重的世界》中非常简洁形象地概括了无形经济体的经济学特征:无重量经济,并认为人类将很快进入“靠无形事物过活”的时代。“无重经济学的先驱”英国经济学家丹尼·奎指出,在无重世界里,“比特是唯一的货币,而塑造我们生活的商品(全球金融交易、电脑信息和自动控制领域的商业)实际上并无重量”。可以断言,这是一个“非物质化时代”。(参见科伊尔,序言,第1页)应当说,21世纪有三个市场发展趋势,加速了人类对无形经济新范式的关注和思考:一是全球经济活动中无形资产(Intangible assets)投资和政府研发的投入长期呈指数增长趋势,它使人们对经济有形和无形的财富效应,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全球财富总量出现倍增效应。(参见哈斯克尔、韦斯特莱克,2020年,第11-16页)二是数字智能化技术改造,使得工业自动化和人力节约设备的应用,导致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普遍高于服务业。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等高科技成果的商业化,使得经济效能提高的动力及工作原理愈来愈呈现虚拟化、抽象化、无形化特征。三是“微软资产评估”事件震惊世界。2006年,微软市值约为2500亿美元,而厂房和设备等传统有形资产的价值仅为30亿美元,大约只占微软资产的4%和市值的1%,其他都属于无形资产的资产份额。无形经济时代已经到来,我们应当做好宏观经济的应对措施。韩炳哲认为:“我们今天正处在从物时代向非物时代的过渡。并非物,而是信息在规定着生活世界。我们不再安居于大地和天空,而是居住在谷歌地球和数字云之中。很明显,世界变得难以把捉,变得缥缈,变得幽灵化了。没有任何东西具有朴实牢靠的手感。”(韩炳哲,第4页)数字智能化生存世界,是原子与比特共生、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同在的世界,有形经济和无形经济并蒂发展,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这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规律特征。

(二)无形经济概念的内涵辨析

无形经济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首先,广义无形经济概念,意指经济的抽象表达。表现为:经济图腾、货币符号、实物图像、数字货币、商品符号等。经济活动何时开始,经济抽象伴随而至。原始思维有一特征:原始人以感知、图像符号表达为基本思维方式。符号学家罗兰·巴特把语言符号分为能指和所指,能指是具体存在的事物,所指是抽象化的概念。他认为,人们在获取物的过程中,不是因为物的某种功能性需求,更重要的是,想要获取附加在物上的符号,真正追求并非是物本身,而是隐藏深处的意义。从物里面逐步分离出具有指代含义的符号,进而再反过来讨论符号怎样逐步深入到物中,最后实现对意识形态的广泛渗透以及被完全吸收内化。譬如,早期商人随着交易数量的增加,开始寻找交易媒介,货币的早期约定,使它既有有形资产的实物样式(铸铁等),又有脱离该实物并仍然用来交易他物的媒介符号功能,即无形资产。早期经济活动的各种象征符号,应当属于广义无形经济范畴,但是由于缺乏可量度、可计算的功能,不能用来直接交换,这种无形经济意义理解,多数存放在集体无意识的经验劳作中。原始经济商品制作者,往往不自觉地把美学、哲学、宗教、艺术融为对象存在的物品元素中,以视觉模仿及想象的方法、抽象的符号形式来制作商品。质料是肉体,形式是灵魂,肉体是有形的,灵魂是无形的。

其次,狭义无形经济概念,与广义无形经济概念相比,有两点不同:一是概念的内涵不同。广义无形经济,只是强调经济抽象行为的性质本身。而狭义无形经济,重在强调21世纪人类经济活动特有的某种范式,意指数字智能化时代人类经济活动特征的抽象表达。经济发展由传统的物质资源拉动,转变为精神和物质资源双向拉动的特征,表明人类心智的提升:从古老的内涵认知——单纯物质选项,转向物质与意识双重选项的共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术界对狭义无形经济概念有着多种认知:知识经济、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数字经济、比特经济、虚拟经济等。在笔者看来,虽然它们之间有着解释的历史间距,但它们都有着概念的家族相似性——“抽象、无形、非物质”特征指向。二是无形经济起源的划分时代不同。广义无形经济起源于人类经济活动的远古时期,经济活动何时出现,经济抽象就何时发生。而狭义无形经济源于20世纪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它与第三、四次工业革命密切勾连。狭义无形经济对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影响巨大:比特劳动的贡献率大大超过体力劳动的贡献率;生产者的知识化、生产工具的智能化、生产资料的数字化,既放大了生产力的实体和虚拟空间,又提高了先进生产力的效能。

辩证理解狭义无形经济概念,有五个方面的关注点。

第一,狭义无形经济是有形经济发展的最新形式,它不是告别以物质经济为特征的有形经济,而是有形经济发展出现了“精神和物质双重选项”的经济生存范式。人们对经济活动本体论的理解,有了崭新的认知:即经济发展由传统的物质资源拉动,转向为精神和物质资源双向拉动。经济活动中的“暗物质”(哈斯克尔、韦斯特莱克,2020年,第X页)出现了,不是实物,而是由信息、数字、创意、知识等构成的生产要素。它的内容包括:以无形资产(不可直接用货币或实物计量的经济资产)为核心,软件、芯片为心脏,创意品牌为牵引,知识产权保护为红利,数字智能化运作为原理,物质经济为始基和根本,构成完整的比特与原子式无形经济存在与发展的经济新范式。总之,无形经济和有形经济不是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譬如,原子经济与比特经济的结合,推动制造业发展走向高端智能化。形象地说,使铸铁的机器变成智能化的机器人。

第二,狭义无形经济始于后工业社会来临,兴盛于数字智能化时代,动力源在于科技进步成果的商业化。20世纪后工业社会来临,正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当科学技术最新成果在经济领域得到广泛运用,尤其是信息、知识对生产力要素的渗透,精神生产力大大超过物质生产力的效能,经济范式的转变势所必然。虽然在斯密所处的那个时代就有经济学家发现了精神劳动的作用,但是因为其不可计量,市场交换不认可,加之整个社会缺乏自觉共识,无形经济的自觉表达尚未形成。20世纪,知识经济成为社会结构的中轴,商品生产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职业分布以技术阶层的崛起为特征,知识被编码成抽象的符号系统,理论知识日益成为创新的源泉。后工业社会来临的最大改变,就是人类从单纯物质经济范式向狭义无形经济范式转变,而狭义无形经济最具代表性也最具价值的恰恰是对消费者行为商业模式的创新。21世纪,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叠加发展时代的到来,尤其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数字要素对生产力的浸入,经济活动的元素变得主要依赖非物质要素,如数据、创意、精神意向等。与有形经济不同,那些摸不着的无形经济,不论是从竞争及风险,还是资产评估,都使我们对当今社会的经济活动有了全新认识。

第三,有形经济是原子时代的经济,它受绝对物质、绝对时间与空间的条件限制,一切交易必须遵守有重量世界的“物质属性”准则;而狭义无形经济是比特时代的经济,有着虚拟世界和物理世界共存、比特与原子同在、理性计算与非理性情感共生的物质与精神互动的特点。一切交易遵守无重量世界“实体与虚拟互动交换”准则。在虚实互动的时空叠加里,全球资源总量和财富总量大大超过原子时代;经济交易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符合人性需求;经济创新通过智能造物展示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哲学格律。交易不再仅仅是物质实体属性的流转,数字与数字、流量与流量、符号与符号之间的翻转成为人类当代经济活动的时尚交易主流。

第四,狭义无形经济加速了世界历史发展总进程。这使得全球现代化运动,既是历史普遍性发展的“景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216页),又是各个国家追求现代化运动的特殊样态。它集中体现在:狭义无形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决定了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规则、新秩序,客观上带来了历史积极主动向世界历史文明高度的运动。另外,狭义无形经济提升了世界历史交往的速度和质量。譬如,无形资产的投资,简化了种种物理条件限制,使企业跨国工程项目由不可能变为可能。再如,互联网经济打通了市场需求双方信息非对称渠道,使全球市场商品大流通格局成为可能。总之,数字化技术和全球化商业的巨大驱动,为人类创新和经济繁荣释放出更新、更大的经济自由,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狭义无形经济的到来,是人类历史的进步,是文明发展的新阶段。

第五,狭义无形经济的局限性评估。一是经济发展受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左右,狭义无形经济到来,加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风险性和不可预测性。财富“过山车”现象屡见不鲜。二是无形资产的评估难度,极易导致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加剧经济不平等和政府腐败。三是人的异化形式更为多样、剥削程度加深、资本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宰制日趋严重,“戴镣铐”的自由体验更加充分等。

 

二、狭义无形经济到来是否意味着哲学唯物论的破产

 

历史总是在正反两方面因素推动下辩证行进的。狭义无形经济在世界范围的崛起,使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发生了“脱实向虚”的重大变化。经济性的物质本体论判断,正在一些领域弱化,唯物主义是否破产?

毫无疑问,狭义无形经济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哲学唯物论问题:其一,世界经济极端“金融化”趋势,以空套空、买空卖空的财富流转形式越演越烈。由信息、数字、创意、知识等构成的生产要素,是狭义无形经济内在的轴心原理。它与传统的以物品经济、物质经济为轴心的经济存在论相冲突。在经济系统中对物质的觉解愈来愈弱化,传统的物质第一性原理被深度解构,在世界观领域唯物主义物质始基论、物质决定论受到挑战。其二,以往投资,主要是代表工业辉煌的有形资产或实物商品;现在的投资,往往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即哈斯克尔和韦斯特莱克的“暗物质”。无形资产的品质大大压倒有形资产的品质,非物质的东西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越来越被广泛接受。符号逻辑成为物质商品世界价值构成的逻各斯灵魂,物质始基论受到质疑。其三,虚拟经济决定实体经济的价值溢出效应。上市公司股票资产远远高于该公司物质生产部门实物资产,物质似乎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存在。

显然,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理论工作者必须思考、应当回答的智能化时代经济发展的哲学问题。毋庸置疑,狭义无形经济关涉着人类当下经济生活境遇和未来经济健康发展的命运,也关涉创新和增长、社会公平以及经济政策改革等重大问题。

首先,历史有着惊人相似之处。一个多世纪以前,在科学发展史上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19世纪末20世纪初,物理学家卢瑟福发现了ɑ粒子并用它打开了原子大门,提出原子内部结构模型的设想。顿时,物理学界和哲学界出现了认识的种种幻象:“原子”不见了,物质消失了,唯物主义破产了!就在这关键时刻,列宁站在世纪转折点上,深度分析了这场物理学革命的哲学实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撰写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科学地揭示了物理学革命所带来的哲学危机的认识论根源。列宁明确指出,哲学的物质概念与物理学的物质结构理论迥然不同,互相不可替代,并提出了经典的物质概念定义。这拨开了迷雾,澄清了真相,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学说,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其次,今天拯救哲学意义的“物质”命运,似乎再次被提及。20世纪人类正在经历本能时代向智能化时代的转变,尤其是互联网、云计算、数字化等高科技工具理性的运用,经济性的物质内涵发生了变化。经济学变得愈来愈不“经济”了,它离传统的物品经济、实物经济、物质经济愈来愈远,离创意经济、意识经济、视觉经济愈来愈近,经济性内涵选项的变化,再一次引起人们对哲学物质第一性原理的思考。

再次,笔者以为,狭义无形经济崛起并没有驳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第一性原理。事实上,哲学“物质第一性原理”与经济性的“物质追问”,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联系在于,哲学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着人们对经济性问题回答的站位立场:是单纯经济理性思维,还是融入辩证理性思维?是坚持经济发展“脱实向虚”的技术总方针、总路线?还是坚持“在实体经济基础上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辩证综合发展”的技术总方针、总路线?决定了经济的事“理”与经济的事“道”是否两极相通?决定了经济学实证分析方法能否上升为思辨经济学“方法论”?决定了经济生活是否始终坚持物质第一性原理,即能否脚踩大地拥抱自由的问题。依辩证法分析,狭义无形经济是有形经济长期发展的产物,是对有形经济的高度抽象。“物质经济内在需要”“工具理性”加“人的意识功能”是狭义无形经济构成的核心要件。倘若滑向唯心主义世界观,就会信奉“思中无物”的经济世界观。经济的虚无性、经济单纯的意志论背书、经济的纯文学叙事等,统统被视为是经济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如此错误的经济,必然导致经济成为无根浮萍、断线风筝、空中楼阁、越吹越大的泡沫,人类世俗之城最终变成观念梦呓的乌托邦之城。显然,这不是人类经济活动本身所追求的。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就会信奉“思中必有物”的经济世界观。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工具的运用,经济流转形式虽然愈来愈抽象,愈来愈意识流,但人类的物质劳动始终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物质生产永远是财富创造的根本动力。虚拟经济虽然具有杠杆性和倍增效应,但一旦离开实体经济的根脉,就只能是虚幻的存在。因此,辩证唯物主义物质第一性原理,仍然是我们智能化时代经济世界观的根本依据。经济行为的最终效益确认,是实体经济的物质量度。没有强大物质生产力发展,没有实体经济的发展,哪来国富民强?人类经济行为的本质,不是画饼充饥,而是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过程。它既是人的生命有机体延续的自然本能所为;更是人类追求自由禀赋在交换领域的定在。经济学的资源优化配置原理,从最终意义上说,不是观念与观念的资源配置,而是物质与物质的资源配置。金融衍生工具的多样性是加大资源流动和精准配置的重要手段,但金融的“寻根”意识必不可缺、必不可少。有了这个“根”,金融运行才能确保安全,财富倍增效应才能真正物质化,才能从根本上避免金融风险的发生。

区别在于:哲学世界观的物质论追问和经济性物质内涵的追问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哲学世界观的物质论追问,在于回答世界存在的终极原理,有着始基论、本体论的意义指向;而经济领域的物质追问,只是回答经济体构成的有形资产占比与无形资产占比的实证判断问题,有着财富创造的“虚与实、快与慢、要素和实体、质料与形式、物质与暗物质”的心理选项。其二,哲学世界观的追问,是物质第一性原理的追问。恩格斯指出:“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来说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78页)经济系统中的物质要素与非物质要素以及非物质要素增多,与坚持物质第一性原理并不矛盾。其三,哲学物质第一性原理,具有“始基-质料”含义。“所谓‘质料’就是事物所由产生的,并在事物内始终存在的那个东西。质料又可以定义为:一切自然事物所依托的原初的基础,万物不是偶然地而是绝对地由之产生并且继续存在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讲,质料虽然是事物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基础,但它仅仅是被动的、消极的、被制作的、惰性的、没有内在活力的材料。”(舒红跃、宋伟主编,第21页)也就是说,物质质料虽然是被动、杂多的存在,但在谁产生谁、谁决定谁的第一存在论(终极追问)原理上,拥有“始基-质料”地位。试想,没有实体经济,哪来虚拟经济?无形资产无论有多高价值溢出效应,没有相应的有形资产的参照系,我们如何去评估?其四,哲学物质第一性原理,具有“本体”含义。亚里士多德对本体的含义作了如此解释:“本体,就其最真正的、第一性的、最确切的意义而言,乃是那既不可以用来表述一个主体又不存在于一个主体里面的东西。”(转引自同上,第15页)本体有两层含义:事物的原样和自身;第一性的存在。实际上,“本体”在今天无形经济领域中的反映,就是在“实与虚”关系的事实判断上,世界变化再大,我们要紧紧抓住“物质本体之根”,不可以从本体上“脱实向虚”。殊不知,“质料因决定形式因”有着终极意义上的绝对真理。它是我们理解世界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基点,任何时候丝毫不能动摇。

照此逻辑推理,狭义无形经济运转的哲学本质应当是:物质实体为基础和前提,抽象化、符号化、数字化运作,经济原子世界的虚拟化、智能化运作,倍增效应的实现和资产会计账目的确认。其中,未来预期、资产评估、数字技术、网络工具、虚拟货币、知识产权、信用级别、精神意向及叙事等,贯穿狭义无形经济运转的全过程。不难看出,从感性实体出发,通过意识的抽象运作,对原在性实体以及个性内涵,赋予形式因及意义世界的解读,产生观念与观念、数字与数字、符号与符号市场交易,具有看不见但又有着持久价值的资产赋能的物质经济读写意蕴。

 

三、狭义无形经济与意识能动性原理新解

 

关于意识能动性原理,马克思有过精辟论述。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9页)马克思关于意识能动性的强调,有两个特点:意识能动性来自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意识能动性是辩证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区别的重要特征。旧唯物主义只是物性化理解世界的存在,把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理解为A=A的直观反映的关系。而辩证唯物主义意识能动性原理,重点强调实践活动的能动性,意识所特有的积极反映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活动。它主要包括:意识具有目的性;意识具有自觉的选择性;意识具有主动创造性。

20世纪以来,随着人类感性活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哲学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意识、意识能动性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学术资源。在哲学界,布伦塔洛的意象性学说,尤其是意识对对象的关涉、指向、意识与对象综合统一等观点;弗洛伊德的意识、无意识理论;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关于心理现象对人的感觉、知识、意向、意识等科学哲学的分析等。在实证科学技术领域,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人工智能飞速发展,机器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成为工业时髦。人工智能不是人的智能和意识,相反,它是人的意识对象化的产物,能像人那样思考,又有人的意识思考不到的问题,尤其是在精准性、实证性、对象深度把握等方面,笔者以为,它比人更强。

随着数字化生存世界的到来,连接原子世界与比特世界有着六大技术突破: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传感器和物联网、自主机器、分布式账本和区块链、虚拟现实和混合现实、5G网络和卫星通信。这些突破为“人-机互动智能机器人”意识哲学研判提供了有力证明。意识的生物学基础是大量神经元集群的协同活动。在高等生物大脑中,存在大量的Autoencoder-decoder(自编码器-解码器),当代人工智能已经部分揭示神经网络与意识的物相关系,机器人的神经网络系统与人相比,其共同点逐渐增多。譬如,机器学习中的神经网络模型,尤其是注意力的机制在机器学习模型中的显现等,人类能使用一些算法,从大脑的信号中解码出意识所需要的部分信息。ChatGPT的出现,证明机器人的神经网络系统初步具备部分人脑的意识功能。它的核心技术是GPT(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意指生成性预训练变换模型。G,生成性,意指生成性AI模型。生成意味着不断追求内容出新,具有较强的创建性。P,预训练,包括两项技术:监督学习和通过人类反馈强化学习。后者具有一定的评价功能。T,转换器,准确地说,是一个非常底层的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算法架构,是一种深度神经网络。哲学界完全承认智能机器人的意识功能将不会遥远。特别是,在意识的社会功能方面,智能化机器人有着历史化信息检索精准表达优势。这说明“意识”并不是一个纯生物学的机制,我们不能单纯地把它放在生物学、神经科学、心理学的范畴下求解。

狭义无形经济的意识能动性,是20世纪以来高科技成果转化的经济版哲学读写。准确地说,人工智能使经济活动变成“编程与思维、算力与联想、经济与哲学”人机互动的派生物。人工智能显示的“意识”范畴内涵有了新变化:(1)意识是人脑的机能,但它受到诸多非意识因素的激活和制约,如社会因素、科技因素、数据因素、人-机互动因素、环境因素、互联网因素等。应当说,智能化时代,意识是人脑受综合因素协调共振所呈现的物质-精神互动现象。(2)意识包括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历史向度思维、多维度交叉思维、实证数据推演思维等。狭义无形经济关涉的大数据分析应用,拥有超人的实证数据推演思维能力,无论深度和广度都是人脑无法比拟的。但我们可以说,在“人-机”共同构成的意识功能载体作用下,人的意识功能大大增强,计算机成为人脑意识功能的延伸,这是当前考量人的意识能动性的最新变化特征之一。那种用干瘪、纯粹抽象的人或原子时代有形经济的人所形成的哲学教条,来理解21世纪比特时代意识能动性丰富而又复杂的原理,已经不合时宜。

狭义无形经济所显示的意识能动性突出反映在:

第一,经济的抽象和工具的智能化,使得意识对物质商品的嵌入赋予了商品的灵魂和意义。没有它,物质就是僵死被动的质料;有了它,物质就被价值赋能。譬如,商品符号经过意识的加工,赋予了实物商品灵魂,使商品有了高倍溢价效应。耐克符号比耐克球鞋更值钱。意识能动性反映在意识反作用物质,符号商品决定物质商品的命运:符号商品提升了商品的市场占有率;使产权可以发生多次转让。商品灵魂可以大大超越该商品的物质意义。在马克思所区分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外,鲍德里亚又增加了对符号价值的分析。再如,芯片产品,浓缩着人的设计意识及集成电路技术信息。芯片载体的材质是很微小的物质颗粒,但芯片内容汇聚了极为重要的信息,它是意识对客观物质的反映与再创造。芯片这个物质载体,在意识的充盈下变成载体中看不见的抽象价值大大高于物质载体本身。显然,意识能动性改变了物质的命运。

第二,精神意象性智能造物。哲学寓意的意象性有三层含义:(1)意识针对物自体,意识是主体;针对未加反思的意识,它又是客体。因此,意识既是客体,又是主体。(2)意识有着“朝向性”和“赋予性”。(3)主动生成与对象化存在。智能造物的本质是人类利用计算机系统或计算机系统本身自动生成的内容,是由人类提供基础数据并由非人类的人工智能通过数据分析和算法完成的内容。它有三种形式:人机交互性相互协同完成的新产品;智能机器人自感知、自决策、自执行完成的产品;产业链协同共创的物质附属物等。这里所有的物质创造,都离不开意识活动。机器本身功能的协同造物,再次引发智能机器人的意识探索问题。通过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工具运用,“精神变物质”成为可能。譬如,新产品问世,离不开人机互动原理打造。在产品研发阶段,人的精神意象性作用凸显:追求唯一品质的创意模拟、想象力叙事、工艺设计原理运用、审美意识介入等方面,哲学意象性的“对象化”“物化”“给予”“指向”“选择”等特征,贯穿其中。譬如,数字化3D打印,可以把视频中商品设计图像直接打印出物理世界的真实存在物品。这种商品图像形成,正是通过精神意象性运作:对象化劳动、创意、知识技术运用、情感的介入、灵感与审美的融入等,打印出“第二自然”商品,更加彰显人的“理性狡计”。

第三,以实证分析为底板的智能机器人,具有极强的“意识能动性”。譬如,聊天机器人+搜索工具+文本创造工具的新物种ChatGPT。意识能动性突出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信息检索具有超强的选择性功能。在信息海洋中可以按某一内容指向要求瞬间撷取相关信息。信息选择可实现精益求精、精准表达。二是具有在实证分析基础上的抽象思维、逻辑推理、情景模拟等方面所显示的意识能动性。可以断言,智能化就是人与机器同构的意识能动性读写。但在创造性思维方面,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对ChatGPT的评价并不乐观。他认为,ChatGPT本质上是对高科技成果的剽窃,这是美国追求效率社会设计的产物。一切变成实证分析,思辨的批判性培养不足。或许,这正是未来人工智能努力的方向。

值得重视的是,狭义无形经济彰显的意识能动性,脱离不了物质的“纠缠”。马克思指出:“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3页)“纠缠”说明意识能动性永远是在物质本体论基础上展开的。其一,芯片的制造。内容是对物质世界客观规律及其本质的反映,也是对物质生产实践活动需要的满足。它的外在形式离不开芯片生产的物质承载。其二,3D打印彰显精神变物质的哲理,但打印原理离不开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前提条件。马克思说:“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08页)3D打印,首先来自工程师、设计师对“原型物体”在观念中的反映、再模拟、再组合、再创造。他们的劳动实践,通过计算机辅助设计(CAD)或计算机动画建模,无论是电脑程序的编写还是打印模型的设计,都离不开物质的“纠缠”。其三,无形资产的评估。物质“纠缠”表现在无形资产的附着力方面。无形资产往往以数字抽象形式存在,它附着在有形资产中,发挥固有功能,可以通过某种载体形式反映或发挥作用。无形资产的评估,离不开有形资产的基准坐标。其四,上市公司股票资产认定。股票代表着投入企业的现实资本,但它本身并不是现实资本,不能在企业中发生作用,只是有权索取这个资本所生产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的证书。虚拟资本只能间接地反映现实资本的运动,是“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540页)。

总体而论,机器人的意识、意识能动性是一个很值得探索的哲学新问题。笔者以为,人工智能显示了意识、意识能动性,它参与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活动,尽管目前是实证分析基础上的意识、意识能动性。甚至我们可以说,机器人永远赶不上大写的人类智慧,是人类赋能给机器人的。但就具体的每个人来说,现实个人和机器人各有思维优势:在理性方面,机器人更加实证,更加精准。在非理性方面,现实个人情感拿捏要复杂得多,其空间要大得多。人比机器人更显灵性。

 

四、关于狭义无形经济认识的“真相”与“真理”澄清

 

罗素认为:“思想要比感官更高贵而思想的对象要比感官知觉的对象更真实。”(罗素,第45页)先刚重译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揭示了在旧译本中被遮蔽的“真相”这一重要概念,并将其与“真理”概念明确区分开来,笔者表示认同。事实上,真相是未加反思的表象存在,与事物的本质若即若离。譬如,记者到事件现场所抓拍的照片,从第一时间反应,它似乎记录了真实场面。但事件背后的本质原因,仍需要诸多因果关系的逻辑推理和思辨反思。由直接表象性存在进入必然性本质判断的“存在之存在”,这样才能获得真理认识。

关于狭义无形经济的“真相”认识意指什么?它有两个指向:一个是未加反思的狭义无形经济阐释。譬如,把狭义无形经济理解为“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混淆了从生产关系的特征划分资本主义的客观尺度,它代表了未加反思的经济必然性指认。这是直接现实性的表象显现,与经济发展的趋势判断不相吻合。另一个是朴素的真实判断。譬如,把狭义无形经济解释为“背离原子时代经济特征的无重量经济”的形象描述,概括了事物的某一方面真实特征,但不是最本质特征。熟知未必是真知。这些表象的真实,犹如黑格尔批评那些企图通过“超凡脱俗的直观”“经验”等手段来认识“绝对者”或“绝对现实性”的做法,尽管可以直接认知命题,但这种思维方式表明这是不折不扣的独断论者。

狭义无形经济的“真理判断”应该是什么?笔者以为,当意识以真相为对象,经过概念的反思并达到与这个对象相一致或契合的时候,就达到了真理判断。因此,精神的认识过程尤为重要。精神就是对追求绝对的现实性即“真相”的提问。如果说真相是一个本体论层次的概念,那么真理就是一个认识论层次的概念。(参见先刚)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哲学上的真理指概念和实在相适合。”(黑格尔,第35页)真相与真理的区别在于,真相不仅是实体,而且也是一个主体。作为主体,它不仅仅是一种辩证运动,而且是一个自己制造出自己,引领自己返回到自身的过程。因此,从根本上说它是同一个东西。只有这个以他者为中介的自身反映——而不是原初的或直接统一性——才是真相。真相是一个整体。但整体只不过是一个通过自身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本质。真相就是精神,真相是精神的各种呈现。(参见先刚)

关于狭义无形经济的“真理判断”,笔者以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三个追问给了我们启示:(1)本体论追问——欲望、利益、需要的经济原在性原理。狭义无形经济本质上并不神秘,人类欲望是狭义无形经济活动重要的内生动力和根据。在此基础上,人类的利益、需要和生产是沟通、平衡、把控欲望的唯一桥梁。简言之,狭义无形经济发展来自有形经济,经济行为的根永远是物质经济,如经济学家马歇尔所言,经济学是关于人类欲望及其欲望满足的学问。(参见马歇尔,第103-105页)(2)认识论追问——经济行为本质上是“自然的计划”还是“历史的计划”追问。(参见康德,第3、16页)“自然的计划”注定了人类经济发展脱离不了自然理性的框架,狭义无形经济发展受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支配。没有科技的快速发展,经济的“自然的计划”不会变得如此快捷、精准和无重量。“历史的计划”是人类追求自由自觉、全面发展的意志显现,是经济演化创新的历史化过程,在“自然的计划”底板下,朝着理智自觉方向运动。毫无疑问,狭义无形经济是“历史的计划”的产物:追求经济自由永远是人类追求命运打击不到领域的生存范式。二者展现了“必然”与“自由”的关系。(3)价值观追问——关于进步观念的查审。狭义无形经济带来的财富增长是否意味着文明的提升和人的全面发展。财富的丰裕是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前提,但财富的一般抽象使人心理上形成具有超然的可以通约一切的权力幻象,遮蔽了自由发展的前景。只有把财富的使用价值与人的本质力量全面发展相贯通,才能真正创造人类经济正义社会。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由无形经济带来的“无物”世界的思考,进而带来“真相”“真理”消亡论的哲学意识的出现。韩炳哲认为:“数字化秩序结束了真相的时代,引入了后真相的信息社会。信息的后真相体制抛弃了事实的真相。具有后真相效力的信息有着流逝之物的特性(dingflüchtig)。在任何东西都不具有牢固物性(dingfest)的地方,一切支点也就消失了。……在一条信息紧接着一条信息的地方,我们没有留给真理的时间。在后真相时代的刺激文化中,主导交流活动的是感受和情绪。”(韩炳哲,第11-12页)在他看来,数字化时代数字比特运动,稍纵即逝,瞬息万变,它使物性的不迁论荡然无存,人类似乎又回到古希腊克拉底鲁相对主义诡辩论时代。一切都是数字符号的产物或幻象,数字创造众生,人类软弱无能。数字化生存秩序彻底颠覆了人类生活世界的认知秩序。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其一,数字化秩序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和抛弃人类认识论反思功能,社会再进化,人的认知世界的功能不可能倒退到婴儿襁褓“无待”“无己”状态,关于自然密码的技术追问,离不开关于自然存在的真理探究,任何用直观替代反思或以客体的流变性而拒斥可知论,都是表象、经验的认识独断论。其二,真相永远是事物的客观存在。当意识以物理世界的真相为对象,经过概念的反思并达到与这个对象相一致或契合的时候,人类的知识论反思是人类追求命运打击不到领域的智慧利器。从真相到真理,从自然人到“文化”人再到智能人,历史化前行的每一步,都深深离不开它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贝尔,2018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王宏周、魏章玲译,江西人民出版社。

[2]哈斯克尔、韦斯特莱克,2020年:《无形经济的崛起》,谢欣译,中信出版社。

  2022年:《重启未来:无形经济的挑战与应对》,江生、于华译,中信出版社。

[3]韩炳哲,2023年:《非物:生活世界的变革》,谢晓川译,东方出版中心。

[4]黑格尔,2009年:《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

[5]康德,1990年:《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6]科伊尔,1999年:《无重的世界——管理数字化经济的策略》,罗汉、方燕、陆从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7]李斯特,1961年:《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蔡受百校,商务印书馆。

[8]罗素,2009年:《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12年,人民出版社。

[11]马歇尔,1964年:《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

[12]舒红跃、宋伟主编,2022年:《西方哲学原著导读新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3]托夫勒,1983年:《第三次浪潮》,朱志焱、潘琪、张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4]先刚,2016年:《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真相”和“真理”概念》,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原载:《哲学研究》2024年第1期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202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