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迫使人们进一步思考一个现实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们之间的利益关联性究竟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进而人们之间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共同性又将可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这就是说，人们关于普世价值和普世伦理的争论得以在一个新的场景中展开。尽管人们的分歧依然无法弥合，但是眼下许多国家的政要却形成了一个较为普通的共识，那就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这正是我们今天讨论普世价值的一个可资借鉴的前提。
普世价值的可能性
人类是否能够形成普世价值和普世伦理？在怎样的条件下人类有可能形成普世价值和普世伦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和恩格斯的共同道德理论可以看成是普世价值的基本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大工业生产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不仅会对各国的物质生产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也会对各国的精神生产产生重大的影响。“它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 [1]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2]这说是说，物质对精神的决定作用，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同样体现在大工业生产的全球化扩张进程中，体现在经济全球化势必带动文化全球化的现实过程中。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全球文化的认同和交融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但是人们看到，经济全球化及其带动的文化全球化，不仅没有消除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以及多元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冲突性，相反倒使这种利益矛质和文化冲突也扩展成为全球化的了。换言之，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后果是双重性的，既导致利益共同性的增强，也导致利益冲突的普遍化；既导致不同文化的交汇，也导致文化冲突的普遍化。既然如此，普世价值、普世伦理的可能性何在？
我们知道，价值观念和伦理准则是由经济关系的性质决定的。从根本上讲，经济关系的性质可以区分为利益对抗型的和利益共享型的这两大类。从一个经济体的内部关系来看，一般来说，私有制经济关系属于前一种类型，由此通常产生与私有制相联系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准则；而公有制经济属于后一种类型，由此通常产生与公有制相联系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准则。从相关联的不同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看，一般来说，两种类型的利益关系是并存的，即相互之间既有利益对抗的方面，也有利益共享的方面，由此通常产生既相对立又需共生、既相竞争又相协作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准则。
恩格斯关于道德阶级性和共同性的分析，为我们确认普世价值的可能性提供了方法论依据。他说：“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 [3] “现代社会的三个阶级即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这三种道德论代表同一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所以有共同的历史背景，正因为这样，就必然有许多共同之处。不仅如此，对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从动产的私有制发展起来的时候起，在一切存在着这种私有制的社会里，道德戒律一定是共同的：切勿偷盗。” [4]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道德的阶级性：不同阶级的道德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但是，我们也需要承认，不同阶级的道德作为人类道德发展的不同阶段，“必然是或多或少地相一致的”。
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来分析伦理道德问题，确认经济关系对伦理观念和道德论的决定作用，因此能够在强调道德阶级性的同时，又客观地肯定了道德共同性。依据恩格斯的这种立场、态度和方法，我们从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上述双重性后果中，不难引申出普世价值、普世伦理的现实可能性。以利益矛盾为基础的经济全球性进程，势必导致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利益的关联性和共享性，进而导致不同文化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交流和融会，这正是普世价值、普世伦理的客观的、现实的根据。
普世价值的现实形态
自从1993年世界宗教会议通过《世界宗教议会走向全球伦理宣言》以来，人们对普世伦理的含义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说，可以大致概括为三种不同层次的理解：
其一，普世伦理被看成是基于多元文化背景中的一种价值共识和态度；
其二，普世伦理被看成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用以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那些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
其三，普世伦理被看成是在全球范围内调整人与人、个人与人类关系的道德体系。
一般说来，无论把伦理规定为是一种价值、态度，还是规定为是行为准则，抑或规定为是道德体系，都是可以成立的。不过需要辨析的是，这三种规定是不等价的，三者具有依次递进的关系，代表着伦理发展和完善的三个阶段：只有确认伦理是一种价值、一种值得肯定的态度，才能够确认伦理作为行为准则的根据和合理性；只有确认伦理作为行为准则的根据和合理性，才能够确认伦理作为道德体系的社会意义和终极价值。也就是说，伦理价值、伦理态度是伦理准则、伦理规范的前提和基础，伦理准则、伦理规范必定包含着伦理价值、伦理态度；伦理准则、伦理规范又是道德体系的前提和基础，道德体系必定包含着伦理价值、伦理态度和伦理准则、伦理规范；伦理价值、伦理态度需要提炼为伦理准则、伦理规范，伦理准则、伦理规范需要升华为道德体系。从价值认同到规范定型，再从规范定型到道德养成，这正是伦理进步的过程和规律。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伦理进步的这种过程和规律总是同具体的社会生活条件相联系的，离开特定的社会生活条件就不可能恰当地理解这种过程和规律。换句话说，伦理发展和完善的三个阶段都与社会生活的特定条件相关，不同阶段之间的转换也必定与社会生活条件的变化直接相关。伦理进步的这一过程和规律，对于普世伦理也是完全适用的。
《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认为：“全球伦理不是指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也不是指一种超越一切现存宗教的单一而又统一的全球性宗教，更不是指一种一切宗教的混合物”。“全球伦理不是要把各种宗教简化为最低限度的道德，而是要展示世界诸宗教在伦理方面现在已有的最低限度的共同之处。”“全球伦理所要做的，是要阐明各种宗教尽管有种种分歧，但在人类的行为、道德的价值和基本的道德信念方面，已经具有的共同之处。”[3]（P1-2）在接下来的阐述中又一再地重复了这一观点。显然，《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的作者清醒地意识到，在当今时代来谈论普世价值、普世伦理，还仅限于从最初的、弱的意义上，即在价值认同和态度趋同的意义上来理解。
这就是说，从现实形态来看，普世伦理充其量还只能包括有限度的价值共识和人格态度、有限度的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这样两个层次。何以如此？这需要从经济利益关系、多元文化态势以及道德主体构成状况等方面来加以分析。
关于全球化背景中的经济利益关系和多元文化态势，这里需要强调说明的是，在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矛盾基础上形成的利益关联性和共享性，必定会受到利益对立性、冲突性的制约，因此必定是极其有限的。同理，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汇和融合，必定会受到多元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对抗性的制约，因此也必定的有限度的。
关于全球化背景中的道德主体构成状况，依然需要引证恩格斯关于阶级道德的分析。经济全球化虽然导致全球范围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但是至今尚未改变世界范围内的阶级结构的基本状态，没有改变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等劳动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基本状况。也就是说，在当今世界，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仍然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在形式和方法方面与已往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此，经济全球化背景中的普世价值、普世伦理仍然只是以阶级道德为基础的共同道德，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总之，现实形态的普世价值、普世伦理远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类道德，而仅仅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中形成的人们的有限的价值认同和有限的共同行为准则。
普世价值与应用伦理
对于普世价值、普世伦理的上述理解，决定了普世价值、普世伦理的建构只能采取应用伦理的路径。
首先，通过应用伦理可以寻求一定程度的价值共识和人格态度。
《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的重要贡献，正在于从这个层次上提出并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普世伦理的可能性。《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通过对不同宗教相关教义的比较中确认，全球伦理所要达成的价值共识和人格态度，其基本要求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人道的对待”。[5]所谓“人道的对待”有何具体的标准？这就象所谓人权概念一样，其涵义究竟包括些什么？其实，这正是各专业的应用伦理学所首先关注和着力解决的问题。
人道也好，人权也好，作为价值共识，作为人格态度，都涉及到两种关系的处理问题：其一，在人与物的关系中，人是最高价值；其二，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人与人是平等的。其实，对于这两重关系问题，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已经在理论上给出了说明和解释，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却并没有获得实际的解决。资产阶级就是靠自由、平等、博爱起家的，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在促进自由、平等、博爱的同时，却又在实际上限制着自由、平等、博爱的实施。这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在价值共识和人格态度上的表现。对此，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和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理论有精彩的剖析。一个半世纪过去了，在人道和人权方面的进步是应该肯定的，但是问题并没有获得根本的解决，而且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形成了对于人道、人权的种种新形式的威胁，诸如世界经济、世界政治、世界文化领域中都有所表现的霸权主义。这就是说，即便是在价值共识和人格态度这一最低的、弱的层次上来构建普世价值、普世伦理，也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尽管如此，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对于普世价值、普世伦理的追求。通过各种专业领域的应用伦理建构，从价值共识和人格态度层次上来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来达成对人道主义、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共识和认同，借以构建弱的、基本的普世价值、普世伦理。
其次，通过应用伦理可以形成一定程度的共同行为准则和伦理规范。
《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虽然涉及到了诸如对待生命、对待技术、对待自然、对待和平等等的责任问题，但并未能通过实际的分析来论证这些责任所必然派生的行为准则。因此，如何把价值共识和人格态度贯彻落实到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正是从行为准则层次构建普世伦理所必须做的工作。
构建普世伦理的行为准则，其难度可想而知。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迄今所导致的后果是以美元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对全世界的剥削和压迫。美国经济学家瓦迪·哈拉比描述道：“当今资本主义体系呈现金字塔式的分层结构，处于塔尖的是美帝国主义，接下一层是欧洲、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地区大多有美国的驻军，再下一层是韩国、巴西等新兴国家，塔底则是非洲、拉丁美洲、巴基斯坦等广大发展中国家。上层国家在这样的资本主义体系中掠夺和剥削下层国家。美国处于塔尖的位置，通过各种手段掠夺和剥削其他国家维持本国经济的繁荣和稳定，即便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也不能幸免。” [6]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依然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至少如伍德所说：民族国家的作用是维护“向全球资本开放国界与阻制全世界工人在拉平社会条件方面也许走得太快的某种程度的一体化之间的微妙平衡”。[7] [5]显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要达成共同的行为准则是相当困难的。
值得庆欣的是，《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未曾完成的这一层次的工作，正在由各个领域的应用伦理学来加以弥补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命伦理、环境伦理、企业伦理、行政伦理、网络伦理等各种专业的应用伦理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都在各自的领域中构建着普世伦理的行为准则。
应用伦理所构建的行为准则之所以具有普世伦理的意义，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们主要是依据客观的科学规律，而不是依据主观的利益考量，或者说是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利益考量来设计和制定的。应用伦理的这一特征，正是它能够成为普世伦理并具有普遍说服力和约束力的内在根据。例如，人类历史上形成的种种共识性的禁忌、习俗之类，都是基于对自然规律、生命规律的反复体验而提炼、总结出来的规范和准则，因而会被人们所普遍遵循。当然，违背禁忌、违背习俗的越规行为历来都时有发生，难以禁绝。但是，我们并不因此怀疑这类禁忌、习俗的普遍约束力。同理，应用伦理准则虽然具有普遍说服力和约束力的内在根据，这不等于人人都会自动、自愿、自觉地遵照执行，这里依然有环境氛围和主体素质的问题。所以，应用伦理要能够成为普世伦理的行为准则，还需要从规范论证进入到实践建构，包括舆论导向、制度创新、人员培训等等。这是应用伦理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准则层次普世伦理建构的必由之路。
（原载《中国应用伦理学》。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