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世纪，全球化将进入一个崭新的纪元。如何摆脱近500 年来由西方的征服带来的启蒙心态的灾难性后果，在一种新的全球意识下思考人类普遍价值标准，是时下普遍伦理论争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本文认为，本体论和现代科学范式是一种西方式的价值标准。西方启蒙运动代表了这两种方案的综合形态。回到生活世界的方案作为对本体论和科学范式的颠覆和超越，直接指向对西方启蒙心态的重审，它应当成为我们今天思考人类普遍价值标准的应用视界。
一
是否存在人类普遍价值标准？普遍价值标准如何才是“普遍有效”的？这些问题涉及对普遍价值标准的论证。有三种方案：本体论、现代科学范式和生活世界。
本体论是西方传统哲学对普遍价值标准进行证明的一种典型形式，它属于一种依据先在的预定本质论证价值物之普遍性或终极性的思维形式。本体论对“是”的思考设置了某种普遍有效的终极价值标准，终极存在被说成是最高价值。因此，本体论更多的是“承诺”而不是“论证”。它不可避免地将人的思维陷进两个基本困境之中：
第一，自我中心困境。本体论以“承诺”为前提进行最高价值的普遍性论证，实质上是以自己承诺的基础、基本原理论证自己，并将它看作是评判一切的标准。以这种方式证明的普遍价值标准，最终必然导向一种以自身为根据诠释人类普遍价值标准的自我中心主义。
第二，虚无主义困境。由本体论证明的最高的普遍价值标准在人类的历史性存在中总是被动摇，出现“最高价值的自我贬值”。这即是说，本体论证明隐含着各种虚无主义的论题，它突出地表现为“本体”要求的永恒性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可变性之间的矛盾。本体论两个基本困境决定了它对价值普遍性证明最终失败的命运。
现代科学似乎提供了一种客观的、普遍价值标准的范式，并因此使哲学家们确信找到了那种中立的、无主观性的价值标准。科学标准被普遍化和至上化，它所提供的价值尺度被看成是可普遍化的尺度。科学的价值范式的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使人们乐于用它去填补上帝不在的某种真空。从18世纪开始，科学就被设想成或者被制定成真理的新的基础。对自然科学之典范地位的价值论认可或者对科学价值标准的单纯的无批判的认同，逐渐成为人类最普遍的信念。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普遍主义和以本体论为基础的普遍主义在价值标准问题上的唯我独尊，大致是一样的。这种英雄主义的自大、成就和它所宣称的绝对性，塑造了西方文化唯我独尊的优越感和由普遍主义的自信而来的价值观上的强求标准。对科学价值标准的普遍主义信念的膨胀，使科学成为一轮新的“太阳”。德国哲学家胡塞尔针对这种情况讲道：“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大的问题”，该问题是“各门科学或者一般科学对于人生来说已经意味着什么，并能意味着什么。”（注：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胡塞尔关注的是如何从自然科学的普遍性中将“人”拯救出来。如果我们在价值标准上只是一味认同自然科学的普遍性，那么“人”的精神的或者生活的价值标准就会丧失。胡塞尔认为有一个不可能被自然科学瓜分掉的“世界”，这就是那包括经验心理学在内的一切自然科学不能分割去的“生活世界”。现象学回到生活世界启开了一个论证普遍价值标准的提问方向：一切都数学化、自然科学化了，那么“人”的独立价值何在？究竟有没有一种不同于科学标准的人类普遍的共同的价值标准？
从人的“生活世界”之为“活”的特性来说，人“活”着或人的世界“活”着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事情。本体论将“活人”的价值标准设定为一种“非人”的价值标准，用“最高的”价值标准诠释其普遍性；现代科学范式则将“活人”的价值标准当作“死东西”来看待，用一种可数学化、可公式化、可实证化的普遍性来诠释“活”着的人及其世界的价值标准的普遍性。这两种方式都偏离了人的生活世界。我们必须着眼于生活世界本身寻找确立人类普遍价值标准的“客观基础”。这就是说，为了将人类普遍价值标准之追问以及对它的论证或者诠释建立在真实的大地上，使得人们以往用本体论或者现代科学形式探问的普遍价值标准不再是云端中的臆想或者某种抽象的“公理”，我们有必要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那种“活”的客观性予以重审。
对人类普遍价值标准的客观基础的重新奠基涉及到了理解人和他的世界的基本方向和根本立场问题。这并不是说本体论价值标准和现代科学的价值标准根本上没有涉及到人的世界那种“活”的客观性，实际情况是它们把这种“活”的客观性归结为一种“僵硬”的绝对或者一种“死的”物理对象。当“活”的东西被“绝对化”、“概念化”、“对象化”、“物化”，或者一言以蔽之，被“异化”，出现的就必然是一种“头足倒置”的价值标准。只有将被颠倒的东西重新颠倒过来，才能克服其中隐蔽的虚无主义病症。回到生活世界，其实说到底，是回到人类普遍价值标准的真正的客观基础。这个基础不是别的，乃是人的生活世界的那种“活”的客观性。进一步说，就是人的具体的现实的生活世界。
二
回到生活世界的根本意图，是对由本体论和现代科学范式定向的西方启蒙现代性价值普遍性诉求进行解蔽，重新打上现代性启蒙心态的西方中心论标签。启蒙心态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心态，它对价值普遍性的追求最终导致情感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为了实现普遍进步和美好生活的理想，就必须建构一个高效率的社会，而为了解放个人使之成为价值创造的主体，就必须使个人成为能动的、自由活动的原子式的存在者。西方启蒙现代性以这种方式确立了一种“原子主义”的个人主义或个人自由权利优先的普遍价值标准，并以此为根据形成了西方关于“普遍人权”的概念。然而，这种普遍性只能是一种想像出来的普遍性，充其量是一种“心态”。它解决不了个人权利至上和个人法权平等至上的价值悖论；它解决不了在多元文化处境下解释者和价值承担者对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普遍性价值认同的危机：究竟是谁的普遍性？究竟是由谁说出的普遍性？它解决不了由西方中心论确立起来的价值观必然要面对的文化特殊性和人类普遍性的两难。启蒙道德对普遍伦理和普遍价值的论证由于隐藏着的这些难题而注定了要以失败而告终。
解蔽启蒙就是要把启蒙普遍性价值标准的理性筹划当作一种特殊心态予以剖析。这种心态的症结在于：它是控制论的、未来主义的、扩张的、权力型的、增长癖式的，因而是一种中心化强势的一元论的普遍价值标准和伦理心态；它本质上是敌视人的生活世界的，敌视“活”的精神、“活”的人、“活”的价值；因而，它既遵循了以承诺（心态即蕴含承诺）取代论证的本体论抽象，（普遍价值标准成了一种“绝对命令”），同时又遵循了以科学范式为中心的主体性抽象。用这种心态对待他人，就是一种将他人工具化而将自我中心化的人际关系，如果所有的人都这样对待他人，那么人的“活的”价值就“死”掉了。用这种心态对待文化他者，就会导致种族中心主义，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化殖民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不断地动用经济、政治甚至军事手段出售、扩张和输出价值观。用这种心态对待自然，就会导致自然生态的破坏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
西方启蒙现代性的普遍价值标准最终必然与其目标背道而驰。今天我们对西方现代性模式批判思考，对启蒙现代性和启蒙心态重审，必须对启蒙价值普遍性的两个前提进行批判。这两个前提就是传统本体论和现代科学范式。由启蒙心态建构出来的普遍主义在本性上是分裂的和抽象的，是把源自西方先行的现代化模式及其价值标准硬说成是全球一致性和普遍性的。西方世界倾向于提供各种各样的普遍价值标准：从经济模式、政治制度到人权标准。而且今天，它正试图充当启“启蒙”之“蒙”的主角，并试图为西方主导的现代性造成的全球危机提供济世药方。这种普遍主义、建构主义和控制主义的价值标准显然正在加速和加重已经不堪重负的发展危机和生态危机。我们必须寻找一种能够从西方现代性尤其是以启蒙心态为标识的现代性普遍主义价值标准中脱身出来的价值标准。它毫无疑问是对那种本体论一元独白的叙事价值和规范价值及其在知识理念上的型构（科学范式）的突破。人类生活世界的本质不是“独白”式的，而是“对话”式的。“活”的世界是一个交往共同体的世界，其中“活”的客观性在于与有意义的他者的交往。每一个他者的“活”的价值都应当受到尊重。我们在西方现代性启蒙心态中看到，科学解释取代了人文理解，实体化本体的一元强制取消了世界的多元性，本体论对价值至上性的追求和科学范式对独白式的价值标准的热衷严重低估了“对话”在人的生活中的地位。回到被启蒙普遍性心态遮蔽了的那个先于概念、先于科学、先于现代人类型之抽象并且构成其真实“地平线”的主体间构架的生活世界，是通向“对话式”价值认同的必由之路。
我认为，解蔽启蒙心态及其普遍价值谋划的合理途径，不是走向一种以极化否定性和特殊性、运动和断裂、差异和多元、物之永久流放的彻底虚无主义立场和声言“怎么都行”的价值相对主义立场。西方后现代主义对启蒙普遍性的颠覆走向的就是这种消极立场。它根本就完全否定了人类普遍价值标准的存在，否定了人类生活世界的同一性、整体性和规范性。但是只要人类存在，就不可避免地要在“活”的世界中进行对话、形成共识，就有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信仰共同体之间的理解与沟通。人是聚群而居的，这是人“活”的基本方式，它决定了人类存在的基本范式是交往实践的共同体。这意味着，对西方式的现代性和启蒙心态的普遍价值的解蔽和颠覆，引导我们思考人类普遍价值标准的积极路向必然是生活世界的。
三
西方的普遍征服，制造了西方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导致灾难的启蒙心态的普世化过程。从美洲的征服、哥白尼革命到核恐怖，全球化将西方价值标准普世化的途径，在20世纪甚至由全球战争进行。“全球纪元是在对美洲和非洲实施的暴力、毁灭、奴役和剥削中开始的，它的发展也伴随这种暴力、毁灭、奴役和剥削。这是地球的铁器时代，我们如今仍处在这一时期。”（注：埃德加·莫林等著：《地球·祖国》，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页。 ）全球化在西方现代性或者西式启蒙价值的普遍性诉求中由西方的征服形成了一种全球交往共同体。
然而今天一种新的全球意识在觉醒，它一再地呼唤一种超越西方启蒙心态的人类普遍标准。它要求变全球控制或地球利用为全球责任，要求一种尊重他者并对一切他者负责的价值普遍性。人的统一性不能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基础上，也不能建立在生物人类学基础上，我们应尊重我们人“活”的客观性。人是名符其实的“类”的存在物，人的“活”不单是一个单纯的物种行为，它深蕴着人类和地球的统一性，他的“活”应当使万物被照亮，而不是使万物暗无天日。以这种“活”的、“生”的世界为基础，就必须对现代性（西式）启蒙心态下的全球意识予以重审。
我们看到，由于这种西式启蒙价值普遍性的强求，全球冲突仍然扼杀着全球对话（注：埃德加·莫林等著：《地球·祖国》， 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9页。）。我们意识到“生”的、“活”的世界不是“抽象”的“大观念”、“大字眼”，意识到在启蒙普遍价值关于人之类型区分背后预设着的人性、人权普遍性中充斥着西方民族优越论，意识到依靠本体论（尤其是近代实体本体论）获取价值崇高的心态保障以论证普遍性和依靠科学范式的实际控制力量和效果来论证普遍性只能是缘木求鱼，我们就会将视野收回到我们“生”着、“活着”的“在世”这个本真经验之中。
因此，在全球化的新纪元里，人类在经过了500 年西方现代性撒播的那种控制主义、功能主义、科学主义、占有性主体性等一元强求的普遍价值标准的统制和整合之后，在工业的、机器的、经济的、人权的、电子的普遍性变成了生活的主宰者之后，在现代性的可怕的“机器”吞噬一切、削平一切的时代，我们必须学会倾听另外一种声音。价值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和各种西方后现代主义对西式启蒙现代性价值普遍性心态的纠偏方案并不是“治疗性的”，它在根本精神旨趣上仍大多数是启蒙心态的。它提供的那些解构图式的价值观并不能解决全球化面对的那些问题。
全球化呼唤全球责任伦理，它要求我们回到人类普遍价值标准的客观基础，即从“乌托邦式”的本体世界和“冷冰冰的”科学世界中回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生活世界。唯有如此，才能看到近500 年由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主导的全球化在根本前提和方向上存在的偏狭。全球化是人类生活世界的大趋势。在社会文化领域内，挣脱西方文化强势之“压迫”的努力一直在进行。一种自觉地超越种族、阶级、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意识”在东西方不同文明中正在形成。现代化进程同时使得后发展国家中的人们开始了艰难的社会转型，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寻求属于自己的现代化模式的过程中必然对西方主导的现代性启蒙心态的普遍价值标准的强求进行纠偏。面对全球危机，从人的类生活和类生命存在出发，在充分尊重差异的同时，努力形成人类的共识，形成人类共同的价值，乃是人类下一个千年的重任。
（原载《社会科学》1999年1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