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增强，在世界各国之间不仅发展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依存性，而且呈现出更加尖锐的价值矛盾和冲突。这种复杂情况，使一些人大惑不解。有人片面强调相互依存而无视、否认价值冲突，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单一化”，是各国、各民族和不同文明体系之间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某种“趋同化”，甚至称“仇必和而解”是全球化态势下世界格局中普遍通行的客观规律；有人则看到了尖锐的价值冲突，却因此而对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产生了怀疑，甚至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产生了忧虑。产生这些错误认识的原因是很多的，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掌握和运用应对全球化态势下价值冲突的科学方法论。
人们观察和分析任何事物，都离不开某种方法论，不是运用科学的方法论，就是运用非科学、反科学的方法论。研究和解决简单的日常经验范围的问题，方法论的问题也许不是那么突出；而要解决像全球化态势下的价值冲突这样的复杂问题，不讲究方法论，不掌握和运用科学的方法论，就只能是南其辕而北其辙，走向主观愿望的反面。掌握和运用科学的方法论，是正确把握和成功应对这种复杂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2.我认为，应对全球化态势下的价值冲突，最科学的方法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就是邓小平坚持的系统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坚持观察的客观性，坚持从事物的联系、运动、产生、发展和消失方面去考察，因而是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历史已经证明，掌握唯物辩证法是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条件。
在全新的时代条件下，邓小平把唯物辩证法与现代系统理论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了系统把握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在国内系统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在国际上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促进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解决的大思路、大战略。
邓小平虽然没有直接谈到经济全球化问题，但他运用系统辩证法作出的一些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论述和判断，对我们观察全球化与价值冲突是很有意义的。概括地讲，主要有以下六个要点。
第一，邓小平把“从经济角度”观察与“从政治角度”观察相结合。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他“从政治角度”提出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的国策，并指出：“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版，第104—105页）同时， 他又“从经济角度”强调发展问题（参见同上书，第105页）。 这实际上把从经济上分析世界大势作为基础，同时又将这种分析与从政治角度所作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
第二，邓小平对“东西南北”这种时代主题进一步作了深入的辩证分析。他认为：“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同上书， 第105页）这里虽然没有用“经济全球化”这样的字眼，但确实是从全球经济紧密联系的角度来分析，并肯定它是“核心问题”的。
第三，邓小平认为，应当从全人类的高度认识发展问题，从而明确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各自的责任。他提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来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同上书，第282 页）只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都看到自己的责任，全球的经济问题或发展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第四，邓小平认为，自力更生为主与加强国际合作相结合，是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的必由之路。他指出：“历史证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归根到底，我们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主要靠自己，同时不要闭关自守，可以多方面找朋友。”（同上）这就是实行全方位开放政策，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将本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大潮，在合作与竞争中谋求发展。
第五，邓小平指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得以解决的根本出路。现在的世界经济是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在这种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发展中国家遭到的是不公平的待遇和多种形式的剥削，这是这些国家加快发展的严重障碍。由超级大国主导的旧的国际政治秩序，是与此紧密联系并为之服务的。然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损害，只能使自己沾一时之便宜，最终会受到历史辩证法的惩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同上书，第106 页）只有真正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才能最终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
第六，邓小平强调，要把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否定关系，在同资本主义的联系和竞争中赢得自己的比较优势和最后胜利。他站在历史辩证法的高度，一方面明确指出“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纠正用封建主义立场对待资本主义、败坏社会主义的“左”倾错误；另一方面，又科学揭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辩证矛盾及其与社会主义的辩证否定关系，指引我们既大胆借鉴、吸收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全部文明成果，又坚决抵制资本主义的一切腐朽因素，从而使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的剧烈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自己，并坚信“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同上书，第382—383页）
3.邓小平的上述思想，为我们科学地认识和应对全球化态势下的价值冲突，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以之为指导，我们就不难对全球化态势下的价值关系和价值冲突作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界说和分析。
我认为，全球化态势下的价值关系，是以主体际的价值关系为核心、以主体的价值观为主导、由多重性价值关系所组成的系统结构。在这种系统结构中，既有价值协调与交融，又有价值矛盾与冲突。
以往，人们在研究价值关系时，更多地从主体与客体的角度来进行研究，这对揭示价值关系的本质是必要的。但在现实中，离开了主体际的价值关系，主客体的价值关系是无法建立和实现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态势下，由于各类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经济联系愈益密切，主体际价值关系在价值体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然也就更加突出了。从价值关系的性质上讲，主体际的价值关系大体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平等互利型。即相关的价值主体之间保持相互独立和平等的关系，以实现相互经济合作、平等互利、共同繁荣为宗旨，发展生产、信息、技术、贸易、金融等方面的价值联系和交往。20世纪50年代中国和印度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宗旨就是要建立这样一种平等互利型的主体价值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指导下，中国与其他国家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增强合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谱写了一曲曲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利型价值关系的凯歌。由于有关方面的努力，这样一种主体际价值关系，在某些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中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体现。例如，亚太经合组织坚持经济论坛性质，集中精力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合作方式，即大家公认的“APEC方式”。这一合作方式承认多样性，强调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灵活渐进等原则，从而保证各成员的经济技术合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使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投资自由化两个轮子一起转，以实现各个价值主体各自的价值目标。
二是弱肉强食型。这主要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其在经济、科技及军事方面的强大实力，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弱势地位，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制定明显有利于发达国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游戏规则”，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本统治与经济剥削，把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建立在剥夺发展中国家实现自身价值目标的权利的基础上。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原有的某些优势已经不复存在，总体上处于更加明显的劣势地位， 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7月发表的《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同样占世界人口1／5 的富国与最贫穷国家， 两类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由1960 年的 30∶1扩大到1997年的74∶1。发达国家利用这种情况， 变本加厉地扩展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统治与经济剥削。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津巴布韦学者雅希·汤顿指出：“现代全球化的真实面目是：强者获其所需，弱者则必须放弃自身的利益。……资本的特性也发生了变化。变化之一是，投机性更多，生产性更少了。……资本为了克服危机不得不实现自身的全球化，销售其知识密集型产品和服务，同时廉价占有人力资源和原材料。”“全球化是资本统治和经济剥削这一历史运动的现代表达方式，是资本对世界的其余部分的最终征服。”
三是互有损益型。这种类型的主体际价值关系，主要发生在利益与价值观既有共同性和一般性、又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冲突的各个价值主体之间。美欧、美日等的价值关系，就是这方面的典型。美、欧、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利益和价值观上有着共同性和一般性，不像冷战时期东西方的利益和价值观那样根本对立、水火不容。它们都把共产主义视为西方价值观的最大敌人，因而在执着地推行“反共产主义”的政策，以及剥削发展中国家、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方面，它们结成新的“神圣同盟”。然而，又正是“唯我至上”的西方价值观，使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各怀鬼胎”。美国力图利用其“一超独霸”的强势地位，在欧洲迫使欧盟服从美国的政治领导，为美国承担更多的全球性经济义务，同时防止欧洲的强大和统一发展到能够动摇和威胁美国在欧洲和世界霸权的地位，尤其不让它在军事上摆脱北约的控制，而使之继续从属于北约，听命于美国，始终成为美国控制下的半极；而在亚洲，则以美日安全条约为诱饵，继续把日本控制于手下。美国还依仗其高科技优势，通过“超级301条款”和“特别301条款”，单方面向欧、日及其他国家提出经济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以消除美国产品进入世界各国市场的障碍，迫使对方向美国商品和劳务开放市场。当然，欧洲作为当今一大资本主义实力集团，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也不会完全俯首贴耳听命于美国，任其欺凌和盘剥的。欧洲通过推进经济、金融、政治一体化的统一进程，增强自己的实力，日本通过改革落后的经济结构，走出困境，与美国开展经贸等方面的竞争和对抗，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所决定的。在这种争斗中，美国并不能保证自己始终占上风，它们之间的价值关系只能是“互有损益的”。在北约对南斯拉夫狂轰滥炸期间，欧洲与美国的损益表现得尤为鲜明：欧元汇率迅速下跌，而美国道一琼斯工业指数却7次创下新高。而日本问题专家，法国经济、 财政和工业部负责预算的国务秘书克里斯蒂安·索泰也指出：“全球化打了日本一个措手不及。”70～80年代曾大举进军美国，甚至大有“收购美国”之势的日本，又只能被“山姆大叔”盘剥一番了。
4.我们分析全球化态势下的价值关系，既要全面观察和把握其中存在的多重性价值关系、价值矛盾，防止片面性；又要用心捉住其中的主要矛盾，防止眉毛胡子一把抓。
毛泽东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22页）在全球化态势下的多种价值矛盾中，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价值矛盾和价值冲突，是其中的主要矛盾。这是由全球化的本质及其特点决定的。
首先，全球化的实质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无论是作为经济全球化主要内容的生产全球化，还是与之紧密联系的金融与科技两个方面的全球化，首先和主要是由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引导和推动的。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从而促进了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目前全世界有4万多个跨国公司母公司和28 万个在国外的子公司和附属企业，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全球生产和销售体系。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1／3的生产，掌握了全世界70％的对外直接投资，2 ／3的世界贸易，70％以上的专利和其他技术转让。 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了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近3／4。所以，从本质上讲，全球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或多或少改变了形式的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也扩展到全球。
其次，全球化所标示的是一种不平等的主体际价值关系。马来西亚的民间学术组织“第三世界网络”的一些学者认为，“在后殖民主义世界，全球化趋势越来越加快”；西方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主体就是不平等”。现在，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关系，是比过去更加不平等的价值关系，它们之间的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用哥伦比亚前总统桑佩尔的话来说，在经济全球化中，蛋糕做大了，“但是大蛋糕分给富人，其他人只得到面包屑”。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也承认，这种贫富差距是一颗“定时炸弹”。罗马教皇则说：“有些国家是以使许多国家日益贫困为代价来暴富的，从而造成富的愈富，贫的愈贫。”
再次，不平等的主体际价值关系，必然引发尖锐的价值冲突。为了维护自己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极不平等的价值关系，美国甚至对联合国也采取蛮横的霸权主义态度。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一篇署名文章，曾就美国在伊拉克南部建立“禁飞区”一事发表评论说：“西方大国已把解释和执行联合国决议的专有权利归于自己；西方在‘世界新秩序’中显示它的主导地位的胆量更大了；然而从长远来看，这样的行动使人想起帝国的控制，播下了南北半球之间发生对抗的种子”（参见
5.在观察和把握全球化态势下的价值冲突的问题上，最危险的倾向莫过于被假象所迷惑，把歪曲、颠倒地反映其本质的现象当作本质。
那种把全球化单纯看作在国际范围内统一运作的一种经济，认为它是一种“单一化”过程，促成并体现为各国、各民族和各种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趋同化”，而无视或否定全球化所具有的阶级的、制度的内涵，否定它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看法，就是这样一种错误的、危险的观点。
在现象形态上，全球化表现为生产、金融、科技三个方面的全球化，是一种经济运动过程。然而，它决不是没有价值主体的纯粹自然的过程。全球化的现象形态并不是与其本质直接同一的。马克思说得好：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单纯的经济运动过程”，这恰恰是全球化本质的歪曲的、颠倒的反映。全球化过程的经济实质和阶级实质，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维护其自身利益和价值观的过程，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清醒地看透全球化的这种本质，误将假象当作本质，缺乏坚持自身价值观、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没有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观念，采取完全“不设防”、不进行自我保护的政策，盲目追求经济上与全球化的“接轨”、“趋同化”和“一体化”，就可能掉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挖掘的经济全球化的“陷阱”。如果不顾自身现实，完全放开国内市场，盲目引进外资，或者随意提出优惠政策，放松必要的限制，甚至接受各种苛刻条件，或者不注重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不警惕和防止“泡沫经济”的滋长；那么，只能是发展缓慢，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或者进进退退甚至“边缘化”，或者出现泡沫式的“癌症转移”，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前两年由东亚某些国家所引发、波及整个世界的经济危机，不就是这样产生的吗？我们难道不应该从中引出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吗？
6.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全球化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而对它畏惧有加，畏首畏尾，这也不敢碰，那也不敢干，甚至把自己封闭起来，与世界文明发展大潮相隔离，或者完全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我们反对将假象当作本质，决不是主张完全脱离经济全球化的现象，坐失良机。我们应当把时代特点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牢牢把握时代主题，勇于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善于抓住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机遇，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剧烈竞争中努力发展壮大自己，不断构筑自己的比较优势。
为此，应当学会把握和保持以下四种张力。
其一，在坚持挫败西方敌对势力政治图谋与寻找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由于全球化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西方敌对势力又将推进全球化与实现“西化”、分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图谋相结合，所以，保持这种张力是社会主义中国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有效发展自己的首要前提。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像邓小平指出的那样，掌握科学的方法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一方面，要清醒地看到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对他们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狼子野心保持高度警惕。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一直没有放弃遏制中国的企图。1998年2月，美国新年度《国防报告》提出， 中国可能在2015年前后成为美国的一个全球性战略对手，美国从现在开始就要为对付未来威胁做准备。他们不希望看到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中国。他们不断制造“中国威胁”的谎言，正是他们时刻企图威胁中国的反映。他们不变的政治图谋就是：“西化”、分化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按照西方的人权观、价值观、政治观、经济观改造社会主义中国，使之纳入资本主义轨道。因此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彻底挫败西方敌对势力的政治图谋，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展经济，也离不开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发展势头良好、市场潜力极大的国家。中国同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有着巨大的潜力。所以，我们应当在警惕和挫败西方敌对势力政治图谋的同时，同这些国家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的原则，积极寻求相互之间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变对抗为对话”，扩大合作，缩小分歧。不能因与它们发展互利合作而放松政治斗争，搞“淡化意识形态”，也不能因反对其政治图谋而减少和它们在经贸和其他互利领域的交流合作。从而尽量钝化相互之间的价值冲突，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争取尽可能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好地维护我国的安全和利益，以有效地实现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价值目标。
其二，以高度的理性自觉融入全球化浪潮，在独立自主与吸取资本主义肯定成果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我们决不能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祈望以民族尊严去换取它们的恩赐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那样做，只能使自己丧失国格，重新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自觉意识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我们要坚持走自己的路，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阔步前进，决不做任何外国的附庸，决不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当然，在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维护国家和人民权益和价值追求的同时，也决不能把自己孤立起来，闭关自守，而是坚持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政策，大胆借鉴和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充分“利用旧世界的一切强大手段来变革旧世界”，“以人道的方式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马克思）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说，始终是不可回避的头等重要的课题。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大力加强国际交往，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资金、人才和管理经验，大胆借鉴、吸收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来的全部文明成果，并结合新的实践进行新的创造，为我所用，从而加快了发展步伐，创造了为世界所瞩目的“中国奇迹”。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只要我们继续在独立自主与吸取资本主义肯定成果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使之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我们就一定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后发现代化”的优势，在实践中进一步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其三，善于趋利避害，在“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与承担风险、应对挑战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努力将全球化过程中的机遇和利变成矛盾的主要方面。现在，国内外的研究者已经普遍指出，全球化具有两重性，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既有机遇，也有风险。用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话来说，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双刃剑”的判断是很辩证的，就是说，机遇与风险、利与弊是同时存在的，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对于全球化进程中的机遇与风险、利与弊，不能像有的人那样，把二者割裂开来，一味追求用开中药方的方式，分两类列出机遇有哪些、风险有哪些，利有哪些、弊有哪些。这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机遇与风险、利与弊，正如剑之双刃，铜板之两面，同时存在于一个矛盾体之中，想要将它们机械割裂，是徒劳的。我们所应当做的，是进行辩证的分析，并采取正确的对策、措施，以趋利避害，兴利除弊，把机遇和利变成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使矛盾在总体上向对我们有利的方面发展。如营造能够应付风险的国内环境，包括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符合国际规范的健全的经济法规体制、能配合经济发展进度的相应的基础设施特别是“软设施”即高效率的教育和科技事业，切实提高主体的全面素质，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等等。这样，我们就能运用良好的主客观条件，敏锐地发现、抓住和用好发展机遇，应对种种挑战，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把中国这艘现代发展的巨轮驶向胜利的彼岸。
其四，把握历史的辩证法，在参与全球化进程的自觉性与自发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为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创造前提。这种可能性，存在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之中。事实表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自发作用的结果，因而它具有两重性：既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创造历史前提；又是一种盲目的、自发的和异己的力量，与作为主体的相对立，使单个人越来越受到作为异己力量的世界市场的支配。这也是一种根本性的矛盾，它体现并深化着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这种矛盾将变得愈来愈尖锐，愈来愈不可调和。按照历史的辩证法，其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经济全球化进程所体现的高度发展的生产社会化的巨大力量，“炸毁”无法容纳其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外壳，进而转向社会主义的全球化进程。
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不是由具有高度自觉性的“社会精英”所推动的吗？上述观点不是令人费解吗？我以为，从历史辩证法的角度看问题，毫不费解。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第一，自觉性与自发性的根本区别，在于能否不仅预见行为的直接后果，而且预见行为的较长远的间接后果，能否把握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第二，自觉性分为个体自觉性与社会自觉性。前者指社会运动中的“个人意图和目的”，后者指这种“个人意图和目的”的总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表现。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但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由于个体与社会相分离，个体自觉性不仅不能形成统一的力量支配历史，反而始终受历史内部隐藏着的客观规律所支配，从而在总的社会进程中不能不表现为一种自发性、盲目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恩格斯深刻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5页）显然，这只能是一种自发的历史活动。恩格斯的分析，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要由这种自发性转向自觉性，前提就是恩格斯所指出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同上）
与此相反，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参与全球化进程，应当也完全能够在自觉性与自发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从根本上讲，共产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按照科学的价值理想所建构的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社会制度，是人们自觉实践即“共产主义运动”深入发展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不可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而“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6页）所以，一方面， 普遍交往的扩大和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必然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创造前提；另一方面，只有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以后，人们才有可能以自觉性统驭自发性，“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同上书，第89页）但从现实条件上看，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自觉性的增强还要有个过程。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既不能不恰当地高估社会自觉性的作用，以自觉性排斥自发性，也不能借口自发性作用广泛存在而否定自觉性，而是要使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一方面以社会整体自觉性统驭和调控个体和局部的自发性，从而充分发挥其正面效应而防止其盲目的破坏作用；另一方面以个体和局部的自发性作为社会整体自觉性的基础，通过发挥其积极作用、研究其“合力”机制，更好地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促进社会自觉性程度的不断提高，取得驾驭全球化进程的主动权。这样，我们就能遵循历史辩证法所昭示的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既发挥社会主义的优势，推动全球化进程朝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又通过自觉融入全球化浪潮，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进一步准备物质技术的、社会文化的条件。循序渐进，经过长期的发展，最终以社会主义全球化新时代取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就是顺理成章的。
（原载《哲学研究》1999年1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