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界对技术与权力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在哲学与政治学框架下分别展开的。然而，技术与权力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它们又是如何关联、转化和演变的？该问题处于技术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边缘地带，在以往的学科领域拓展过程中，对它的涉猎较少，探究的深度、广度和系统性也不够。本文拟将这一问题置于广义技术视野下，从技术建构角度入手，在揭示技术演进以及层次结构的基础上，剖析技术的权力属性、权力的技术化运作、技术权力的控制等问题，以期推进对技术权力问题认识的深化。
一、技术及其建构
技术是什么？这既是重建技术哲学体系的基础，也是剖析技术权力属性的逻辑起点。狭义技术观念把技术限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广义技术观念认为技术就是人们为了有效地实现目的，而不断创造和应用的目的性活动序列、方式或机制。“在通常的流行语言中，技术一词有狭义、广义之分——它们取决于工程技术人员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这个词的不同方式。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两种用法之间的不同引出了一系列的概念之争，很容易由此造成分析上的混乱。”[1]值得指出的是，广义技术概念涵盖了各类狭义技术形态，是对技术现象统一而深刻的理解，也是当今西方技术哲学界的主流观念。
以理性与经验为支点的技术活动，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式，已演变为文明的元素以及人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逻辑的观点看，欲望的无限性与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对立，始终是人类生存面临的基本矛盾。技术就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设法有效地实现层出不穷的各类挑战性目标，是技术发明创造的基本任务。任何技术形态都是由人设计、建构和操控的，并以系统的方式存在和进化。从发生学角度看，技术形态的创建总是以知识和经验为基础，萌发于以构思、论证、设计为轴心的创造性思维活动，展现为智能的凝聚与结晶。从技术运行角度看，任何技术系统都是由人操控的，即使当今自动化程度非常高的无人机、火星登陆车，也离不开地面人员的编程、启动、监控、修正、维护等方面的及时干预。可见，人工物体系及其操控者是构成现实技术系统不可或缺的两大要素。在这里，“见物不见人”、“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义技术观念是不足取的，也是理解技术权力属性的观念障碍。
在由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技术进化历程中，技术系统的建构在时间上展现为以不断综合与集成为特征的进化阶梯，在空间上则呈现为层层“嵌套”的递进模式。[2]先前(或简单)的技术成果往往以构成单元的形式，被纳入后来(或复杂)的技术系统之中，从而展现为技术的演进阶段(或结构层次)。功能各异的众多技术单元之间的横向相干(匹配、衔接)，在纵向上就耦合(综合、创生)出高一级的技术系统。正是通过这种步步“综合”与层层“嵌套”的建构模式，低层次的单元性技术成果被纳入高层次技术系统之中；前人的技术成果不断转化为后人发明创造的基础，从而推动技术的累积式发展。一般地说，沿着从原材料到制成品的加工或建构顺序，处于前面的低层次技术成果往往会被纳入后面的高层次技术系统之中；沿着技术进化阶梯或结构层次，后来(或高级)的技术形态常常比先前(或低级)的技术形态功能更强大、性能更优越。
在技术的进化阶梯或层次结构中，单元与系统总是相对而言的。低层次技术系统以“单元”或“模块”的形式参与高层次技术系统的建构，其间形成了双向因果链。即低层次单元是高层次系统的建构基础，决定着高层次技术系统的性能，这就是上向因果链；同时，高层次系统又对低层次单元的演进起着规范和制约作用，刺激着低层次技术的定向研发，这就是下向因果链。例如，技术系统控制着技术单元的运转，后者的角色与效用是由前者规定和指派的；同时，技术单元功能的定向化、单一化，也抑制了它其他属性的显现和功能的发挥，出现了所谓的“屏蔽”效应。这也是海德格尔所谓“订造”[3]307与“遮蔽”[3]305概念的所指。正是由于“屏蔽”效应的存在，高层次技术系统的基本结构可能比低层次技术系统更简单；人们也不必介入技术单元的重建，而直接把它们作为预制件来使用。如此，后人就可以从前人创建众多低层次技术形态的艰辛劳作中解脱出来，把精力集中于高层次技术系统的创建上。这就是技术系统建构的集成化、模块化、积木化趋势，也是技术之所以加速发展的根源所在。
技术演进的继承性与构成性特征表明，新技术形态大多克服了旧技术形态的缺陷，继承了其优点，并创造出许多新功能、新特性。同时，新技术系统又是由众多先进技术单元耦合而成的，前者以后者为建构基础，并依赖相关领域技术研发成果的长期积累。技术的发展就是由低级技术形态向高级技术形态的不断进化，时间上的演进与空间上的建构是内在统一的。在这里，我们可以超越时代和技术领域，粗略地给出技术等级的划分。一般地说，在同一技术族系的演进中，新技术形态总比旧技术形态功能更强大，技术等级更高；在不同技术族系的演进中，技术系统的结构越复杂、层次越多，或者主要构成单元的性能越先进，其技术等级往往也就越高。
二、技术的权力属性
权力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政治学范畴，可理解为一个人或组织支配他人或他组织的力量，是主体意志的集中体现。权力的主体与客体都是人，表现为一种支配与制约关系。其实，任何技术系统都具有特定的功能，其运作可以达到预定的效果，实现技术所有者或操控者的目的，展现为一种强制性力量。谁拥有或操控技术，谁就能够支配或驾驭这一力量。可见，技术权力就是技术所有者或操控者所拥有的支配或控制他人的力量。除与技术系统功能相关外，技术权力与技术系统的归属或操控密不可分，并随它们的社会关系而衍生出多种表现形态。
在技术哲学视域中，对技术权力的早期分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有关机器权力的讨论。[4]此后，许多学者都从不同侧面论及这一问题，留下了丰富的思想素材。例如，海德格尔揭示了现代技术对人类生活的“集置”约束与“天命”支配，哈贝马斯探讨了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与权力特征等。此外，在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社会特性的分析，福柯对权力合理性的解构，芬伯格对技术代码的揭示，赫勒对现代性理论的阐释，波兹曼对电视媒体与技术垄断的剖析等论述中，都涉及技术权力问题，恕不赘述。
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忽视技术的权力属性，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狭义技术观念作祟。在狭义技术视野中，自然技术是技术的唯一形式，它只展现为一种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力量，而并不关涉人与人之间的支配与控制关系。例如，由于掌握了弓箭、长矛、围猎等单元构成的狩猎技术，猎人就拥有对野兽的支配力；因为操控着筑坝、发电、灌溉、防洪等单元构成的水利技术，水利管理者就拥有对河流的控制力。事实上，人们对自然的这种支配力，只是构成技术权力的基础或要素，并不等同于所谓的技术权力。只有当对自然事物的这种支配或控制进入社会场景，触及到他人或他组织的利益时，才可能转化为技术权力。例如，当控制河流的水利技术影响到流域群众的饮水、灌溉、养殖、防洪等实际利益时，水利技术的权力属性才得以展现。
在广义技术视野下，社会技术是以自然技术为基础的一类高级技术形态。在社会实践中，人们总是被卷入多种技术体系的建构与运行之中，扮演着不同的技术或职业角色。作为主体目的性活动的序列、方式或机制，任何技术形态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场景下，由特定的个人或组织创建和操控的，必然关涉人们之间的现实利益，进而展现出技术的权力属性。如果说一项技术在建构上暂时与他人或他组织无关，那么在它的运行或长远效果上，就必然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与他人或他组织相关联。这是由事物的普遍联系以及技术建构者、操控者或作用对象的社会属性决定的。一定的技术权力总是与人们在社会生活或技术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占有的资源等因素密切相关。一般地说，人们在社会或技术体系中所处的地位越高、占有的资源越多，他所拥有的技术权力也就越大。正是基于对技术权力属性的这一认识，许多技术哲学家才把技术理解为人类意志的表达。[5]
这里可以从四个层面说明技术的权力属性：一是高等级技术对低等级技术的支配或控制。由于技术进化的阶段性与技术体系的层次性，不同技术形态表现为不同的技术等级。处于不同等级技术系统中的操控者，拥有大小不同的技术权力。例如，在传媒技术领域，互联网比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技术的性能更优越、技术等级更高、影响力更大，因而拥有的技术权力也就更多、更大。
二是在同一技术体系中，高层次技术拥有对低层次技术更大的支配力或控制权。例如，在机器大生产技术体系中，作为生产活动的决策者、组织者与指挥者，资本家处于比工人更高的技术层次，因而拥有对生产和工人的支配权力。“工人作为从属于资本的人，变成这些社会构成的要素，但是这些社会构成并不属于工人。因而，这些社会构成，作为资本本身的形态，作为不同于每个工人的单个劳动能力的、从属于资本的、从资本中产生并被并入资本的结合，同工人相对立。”[6]同样，在网络技术体系中，管理员往往拥有比普通用户更多的权力。
三是处于同一技术等级或层次的不同操控者，所拥有的技术权力大致相当。例如，在武器装备水平相当的条件下，敌对双方多是在同一技术水平上展开较量的，两者的技术权力相差无几，常常处于平衡、相持或对峙状态。在这一技术条件下，一方要想战胜另一方，除过时机的选择外，彼此之间的联合与力量蓄积就显得尤为重要。
四是对立技术形态之间的权力较量。社会需求的多样性导致技术世界的丰富性。主体目的之间的对立与社会矛盾运动，在技术上就展现为大量对立技术形态的持续创建与更新。其中，在军事技术领域，进攻技术与防卫技术之间的权力较量最为典型。那一方的技术先进，那一方就拥有更多更大的技术权力和竞争优势。
三、权力的技术化运作
人是政治的动物，争权夺利是人类文明演进的一条潜在线索。从历史上看，人们对权力的欲望与自觉追逐，远比对技术的意识和渴求更早，也更为强烈。如何有效地攫取和掌控权力的欲望催生了权力技术形态。福柯、鲍曼、赫勒、拉斯韦尔等后现代理论家，都在各自理论视野下讨论过权力技术问题。技术的权力属性促使人们自觉地通过技术研发或引进途径获取更多更大的权力；同时，人们也更加自觉地按照技术原则建构和掌控权力，给权力插上技术的翅膀，从而踏上了技术与权力一体化的道路。
权力技术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技术形态，可以理解为权力的建构、获取与运作的流程或机制，俗称权术。在社会生活中，为了拥有一定的权力，实现对权力对象的有效支配与控制，权力主体总是力图建构和塑造一定的流程或机制。这就是权力的技术特征。虽然权力技术形态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但是权力技术的建构与运作却长期停留在不自觉的经验层面，习惯性、时代性、地域性和人为性特征鲜明。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崛起，权力各方的依赖性、博弈性、契约性增强，工具理性色彩日渐浓郁；同时，学界对权力本身的认识也日趋成熟，逐步形成了法学、政治学等学科。人们也更加注重吸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理论成果，自觉地设计、建构和操控权力技术。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的政治理论及其构想，就直接影响了后来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体系的建构与运行。
国家权力从组织到运作的各个环节，都形成了一个复杂而严密的技术系统。所谓的“国家机器”、“顶层设计”等隐喻，就体现了它的技术特征。从权力的组织与运行角度看，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多元权力之间相互制衡，权力有序运作与平稳交接，与机器技术体系的运转无异。马克思很早就从权力的实际运作中发现了国家权力的技术特征。“这个国家政权是资产阶级创造的，最初作为破坏封建制度的手段，后来作为压制生产者、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的手段。历次的反动和革命所起的作用都只是把这一组织起来的权力——组织起来奴役劳动的暴力——从这一手中转到另一手中，从统治阶级的这一集团转到另一集团。”[7]
权力的技术化运作就是按照技术的效果原则与效率原则，设计、建构、改进和操控权力体系。现代以前权力技术系统的设计、建构、调节和运转的各个阶段浑然一体，尚未出现明显的分化。进入现代以来，在社会分工与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下，权力技术体系的专业分化加快，出现了一系列新特点：一是权力技术形态的设计、建构、操控等环节或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并建立了一系列严密的制度和规范。例如，专门从事权力技术体系设计的立法部门，已发展出一套成熟、严格的立法程序。任何一部法律的制订都要按照立法流程有序推进。经过充分酝酿、调研、听证、设计、论证和试行程序，法律的随意性减弱，稳定性、严肃性、可操作性增强。
二是及时广泛地吸纳科学技术尤其是社会科学技术成果，不断推进权力体系设计、建构和重塑的科学化、技术化、现代化，进而规范和强化权力。例如，作为国家权力技术体系的组成部分，军队的武器装备建设总是紧跟时代步伐，及时吸纳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无线电通讯、飞机、火箭、卫星、计算机等技术成果当初都是优先装备军队的。事实上，许多现代高新技术项目的研发，也多是由军方发起或源于军事用途的，展现出自觉提升军事实力的主动性。
三是以高新技术研发谋求更多的竞争优势和更大的技术权力。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广泛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矛盾和冲突。研发高新技术、改进落后技术，有助于获取更多更大的技术权力，进而推动各种矛盾的解决。例如，由核武器派生的核讹诈，由航母带来的制空权、制海权，以及由空天飞机研发衍生的太空控制权的争夺等，概莫如此。
四是权力技术体系结构的扁平化。在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支持下，传统的金字塔形集权组织结构开始被“压缩”成扁平状。当今有效的管理模式就是分权管理体制，即减少管理层次，裁减冗余人员，增大管理幅度，从而创建出一种结构紧凑、干练高效、反应灵敏的扁平化权力组织结构。例如，在现代军队组织结构中，通过军事信息交流平台，指挥官可以实时通览战场全局，把握战机，指挥作战，甚至可以联络每一位士兵，直接指挥他们的战场行动。
四、技术权力的控制
技术进步赋予人类越来越多、越大、越危险的权力。在技术权力控制问题上，技术自主论者认为人类不可能控制技术及其发展，失控、无序的技术演进是必然的。[8]而技术建构论者则认为，通过文化塑造、政策与法律调控、伦理道德规范等途径，人们可以约束和控制技术权力，推进现代技术与社会的健康发展。扩大或提高技术的正效应，减轻或消除技术的负效应，既是技术进步的内在要求，也是规范技术创造与应用的主要依据。然而，由于价值观念上的分歧，人们对技术效果的评判意见不一，在技术建构与运作上难于协调一致，因而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的现象司空见惯。这就要求代表公众与社会长远利益的政府或国际组织，建构技术权力的社会控制机制，规范和约束技术研发及其权力运作。
在现实生活中，技术权力的控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组织结构角度看，它往往与现行的政权运行机制合而为一。“假如当今世界能有一个真正的社会控制系统的话，那么最有可能行使控制权的便是政治机构。”[9]技术权力的社会控制系统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高级社会技术形态，也形成了一个层次结构。其中，低层次技术系统总是按照高层次技术系统操控者的意志或指令运行。社会的行政、立法、司法、海关、税务、金融等政权机构，教会、行会、协会、基金会、媒体等非政府组织以及思想上层建筑各部门，都可以作为这一控制系统的单元或子系统而纳入其中，进而支持和调节低层次技术的创建与运作。这就是技术权力的外部控制机制。
按照对技术世界层次结构的分析，对技术权力的社会控制体系的掌控，最终将落到政权核心成员的手中。而他们又总是归属于一定的时代、民族、国家、阶级，难于超越所属集团的价值观念、现实利益以及历史阶段。因而，他们对技术的调控势必打上明显的阶级或价值观烙印，不应估计过高。同时，核心成员的活动大多凌驾于任何外在的控制机制之上，仅依靠自身的道德自律来调节。由于贪婪、非理性、认识局限、生理或心理阈限等人性缺陷，这种控制模式不可能摆脱人性与社会发展的历史局限性，往往潜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或危机。历史上频繁上演的战争、种族屠杀、武装冲突等社会灾难，无一不反映出这一控制机制的先天缺陷。因此，顶层政治权力的分散化、决策的民主化以及国际力量的制衡等，无疑将有助于约束技术权力的滥用。
技术权力的内部控制机制则是以理性、价值观、伦理规范、风险意识等文化因素为基础的社会个体，对各自技术研发与应用行为的直接调节和控制。不难理解，技术权力的内部控制是外部控制机制的基础和核心。按照个体在社会技术体系中所处的地位，这一控制既可以是低层次的，如战士对手中枪械的控制；也可以是高层次的，如总统对国家权力、武装力量、核按钮等巨型技术体系的掌控。事实上，这种以人性与文化为基础的内部控制机制，是随着人性的完善与文化的发展而演变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可能超越时代与社会现实，也很难摆脱价值观念与现实利益的束缚；同时，人又是知、情、意的统一体，难于完全排除非理性或偶然因素的干扰，因而误用、滥用或恶意使用技术的现象时有发生。可见，技术权力的内部控制机制也是不完善、不健全的。正如拉普所言：“同从前的时代相反，现代科学技术赋予人类的力量，需要人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控制。而这完全超出了人类的能力，这就是现实让人进退两难的地方。”[10]正是基于对技术权力的社会控制体系缺陷的这一认识，我们才说合理研发和使用技术，摆脱技术困境的折磨，有赖于人性的提升、社会制度的完善与精神文明的建设。
由此可见，无论是技术权力的那一种控制机制，最终都离不开人的操控，而人又总是具体的、时代的、文化的、生理的、利益的人，是有先天缺陷和历史局限的人，因而这种控制的基础是脆弱的、体系是不完备的；人类对技术权力的控制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技术权力的失控或滥用随时都可能发生。至于未来人类究竟能不能驾驭功能与权力日趋强大的技术体系，这是一个目前尚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在这一问题上，乐观主义、悲观主义、现实主义的信念、推理逻辑和预言各不相同，各有各的依据和合理性。事实上，未来并不是预成不变的，而是演变的、可塑的，取决于我们以及后代的认识、选择和共同努力。因此，在这一问题上，现在就给出谁对谁错的结论为时尚早，也并不重要，而最要紧的还是它的警示或棒喝作用。这一问题有助于唤醒当代人的危机意识，遏制不断膨胀的欲望，更加合理地研发新技术，更加理智地使用和规约不断扩张的技术权力。
【参考文献】
[1]邹珊刚．技术与技术哲学[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7: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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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87.
[5]Mitcham C. Types of technology. Research in Philosophy & Technology, 1978(1): 258-260.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94.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3.
[8]Ellul J. The Technological System[M].New
[9]Bell D.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M].New
[10]拉普．技术哲学导论[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46.
（原载《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5期。录入编辑：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