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一向以史论结合为重要特征。例外的是，科学哲学的研究虽然在观点、体系、领域、流派等方面已经有丰富的积累，且争论激烈，进展也令人印象深刻，然而，科学哲学史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成果却并不与之相称，急待引起充分重视。本文试图对科学哲学史研究的蕴含、态势、可能的突破空间等问题进行探讨，对相关文献作一概要梳理，并尝试给科学哲学史研究提出一个初步的框架。
一、对科学哲学史研究的总体把握
在西方分类传统中，广义的科学哲学包含三部分：自然哲学、一般性科学哲学和分支性科学哲学。科学哲学发展的历史则可大致分为前科学哲学阶段、科学哲学发展阶段、后现代科学哲学兴起并发生影响阶段。当然，这三个阶段不是严格区分的，而且有许多交叉。其中，科学哲学发展阶段包括所谓正统科学哲学，但也常把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和建构主义科学哲学的发展涵盖在内。尽管也有人主张把建构主义归入后现代，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主要特征是对正统科学哲学的批判、解构或者说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可以认为，科学哲学发展阶段的总态势是从科学的哲学转向对科学的哲学探讨，后现代科学哲学阶段的重要特点是对科学的解构，当下的重要态势则是从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走向实践优位的科学实践哲学、从科学哲学走向科学文化哲学。
从学派流变来看，科学哲学内容庞杂，大致包括：孔德领衔的第一代实证主义(最早开始大规模使用“科学的哲学”术语)、马赫主义、预设主义(赫歇尔、惠威尔、彭加勒、迪昂)、逻辑原子主义(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石里克、卡尔纳普、赖辛巴哈、亨普尔)、证伪主义(波普尔)、操作主义(布里奇曼)、逻辑实用主义(奎因、罗蒂)、历史主义(库恩、拉卡托斯)、科学实在论与反科学实在论(夏皮尔、普特南、范·弗拉森)、建构主义(SSK、卡特赖特、劳斯)等。
其实，成熟的现代科学哲学是从维也纳学派开始的，但若说对科学的哲学反思，科学哲学早在实证主义之前就已经存在，其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实证哲学之前是漫长的前科学哲学阶段，这一时期的科学哲学思想主要是以自然哲学的形态存在的。19世纪的实证哲学自觉地试图把科学以至科学的哲学与形而上学区分开来，科学哲学逐渐进入了正统科学哲学阶段。作为当代知识论最主要形式之一的逻辑实证主义是科学哲学历史的一个分界点，完整的科学哲学理论体系得以形成。但是，逻辑实证主义在科学哲学界内部和外部都受到严重质疑。于是，正统科学哲学开始由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转化，并成为现代科学哲学发展的主流。这时出现了许多新思想、新理论，可谓群星灿烂，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应数波普尔和库恩。与此同时和之后，另一种根本不同的倾向开始引人注目，那就是对正统科学哲学乃至科学本身进行全面质疑和批判的一种新潮流，它们已经不是仅仅某些观点和部分诉求与正统科学哲学相左，而是其基本立场和目标与后者完全相反了。由于它们与传统科学哲学的追求格格不入，却也是对科学的某种哲学反思，故可称为另类科学哲学。其代表人物包括从科学哲学营垒里冲出去的费耶阿本德，也包括海德格尔、福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原先不被认为属于科学哲学的思想家。他们关于科学的思想资源日益受到关注，并开始影响科学哲学的发展。另类的资源和人物非常庞杂，无法以某人或某理论作代表。例如，虽然费耶阿本德前后属于两个对立的营垒，绝对是一个标杆式的人物，但在具体观点上，他与其他另类科学哲学家也并不能达成共识。在正统科学哲学之后，还有一些十分值得重视的进展，例如统称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社会建构主义的科学哲学，其中有十分另类的，如后殖民主义观点，也有与传统科学哲学诉求保有基本接续关系的，如爱丁堡学派。因而这个在正统科学哲学之后各种观点并存碰撞的“战国”时代，可称为后现代科学哲学发展阶段。从对科学的基本立场来看，科学哲学史大致体现了一种从辩护、批判(解构)到审度的流变。
纵观逻辑经验主义之后的科学哲学，最具影响力的范式是自然主义、历史主义、新实验哲学和新经验主义(包括建构论与后建构论的科学论)。有鉴于此，在分支科学哲学即具体科学的哲学问题的研究中，趋势是不再寻求一种从一般到特殊的总体性的研究框架，而是转向以自然为界限、以历史为参照、以实践为导向等新的共识性纲领：既努力将包括形而上学在内的哲学反思聚焦于具体的科学内容和理论框架，立足于科学探究的现有结果厘清乃至筛选抽象的哲学概念，进而超越各种似是而非的哲学观点上的对立；又自觉将科学视为知识与行动的统一，将科学知识视为具有历史和实践维度的人工物，进而对科学的基础和科学的实践展开一种更加开放和更具启发性的哲学反思。
从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与哲学背景的重组来看，当代分支科学哲学问题与一般科学哲学问题的关系日益密切，形成了相互论证和互相支撑之势。这使得相关研究越来越多地聚焦于真实的科学实践过程，将研究的重心从科学理论转向科学实践。在一般科学哲学中，为了克服表征主义对理论的偏好，新实验哲学和新经验主义更加重视从能动者的视角探讨科学对其研究对象的介入与操控，进而凸显科学的技术性和物质实践性，有关仪器及其度量的知识已经成为主流的科学哲学论题。在具体的分支科学哲学中，数学实践中的哲学问题、物理实验中的形而上学问题、生物实验中的哲学问题等也都有专著出版。这种实践转向可看作是历史主义、自然主义和新经验主义等新的科学哲学范式发展的必然结果。以数学哲学为例，尽管对数学基础以及抽象的哲学问题的数学例证的探讨仍然是主流，但由于受到拉卡托斯等人的影响，一些数学哲学家开始关注历史和实践等域境，致力于超越基础主义和逻辑主义，探讨“真的数学哲学”和“数学实践哲学”，将理论的触角伸向可视化、图表推理、计算机在数学中的作用、数学物理等应用层面。无疑，数学基础与数学实践哲学是可以相得益彰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经不是树干与枝叶之类的隐喻可以概括，就问题的提出而言，它们实际上是互为源流的。
更为重要的是，对科学实践的重视从根本上明确了分支科学哲学中问题研究的前提是具有历史性的有条件的科学实践，而非无历史性的抽象的哲学概念、范畴和命题。正是鉴于既有的哲学资源不足以应对科学实践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问题，研究者开始将新实用主义与现象学及后现象学等思想资源纳入科学哲学的研究之中，使其哲学背景得到重组。在一些分支科学哲学(如数学哲学、认知科学哲学)中，现象学成为重要的理论资源：一方面，海德格尔和梅洛一庞蒂等人的思想受到高度重视，认知与思想的过程不再被视为笛卡尔式二元表征，而被视为以人的经验为中心、与身体及作为身体延伸到相关仪器的包含具身性、分布性和延展性的过程；另一方面，后期维特根斯坦关于意义根植于语言和文化的观念也得到认可。研究者希望这些哲学背景的重组有助于克服人工智能领域停滞不前的困境。
但是，就现在科学哲学史研究来说，用哲学史的形式梳理科学哲学基本线索、基本问题、基本方法和基本观点的著作较少，囊括自前科学哲学阶段至当代前沿发展的有力著作更是付诸阙如。既有相关研究基本上是以正统科学哲学的整体框架和辩护立场为基础，或者在此基础上做局部改进和调整，未能在理论框架和基本立场上走出窠臼，以更客观、全面和理性地反映科学哲学的学科发展历程。而且，这些研究对于科学哲学20世纪末21世纪初最新发展潮流注意不够，尤其是不能将另类科学哲学思潮与正统观点、过渡观点整合起来加以理解，不能较准确地把握科学哲学的未来发展趋势。虽然有些研究成果已经开始打破英美分析传统与欧陆人文传统的人为隔绝，但对欧陆科学哲学的思想资源的关注还应进一步加强，比如法国科学史传统、德国知识社会学传统等。此外，既有相关研究常常忽视非西方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比如中国科学哲学史问题，特别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的发展对中国当代思想变化的影响。因此，当下中国的科学哲学史研究的着力点甚多，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首先，科学哲学史研究对于科学技术哲学二级学科的定位意义重大。科学哲学是科学技术哲学这一二级学科的基础性分支，向整个学科辐射基本立场、基本问题、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一直秉承“大口袋”的发展战略，曾经为诸多新学科如软科学、决策学、控制论、系统论等提供驻足之地，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又急速分化，形成了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自然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科技政策管理、科技文化学等诸多分支，相互之间差别很大，整个学科逐渐陷入分裂的态势。最近十多年来受各种新思潮、新观点的冲击，作为基础主干的科学哲学不能及时对之加以消化、吸收和升华，学科形相在一定程度上有些模糊，进而导致整个二级学科愈加发散。因此，以科学哲学史的方式厘定科学哲学的主流进而稳定该二级学科恰逢其时。
其次，科学哲学史研究对于扩大科学哲学基本内容意义重大。长期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界把科学哲学主要限定于英美分析哲学尤其是逻辑实证主义及其修正批评的范围之内。20世纪70年代，主张科学社会建构观点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在西方兴起。与SSK一同受到关注的还有大量原本不在科学哲学传统中的科学技术论，比如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福柯等人的科学技术论，它们大多属于欧陆人文主义传统。这些新科学哲学思想一反传统科学哲学，以对科学的尖锐批评而著称，引起了科学家和正统科学哲学家的严重不满，导致了两派在90年代的大论战。科学哲学史的研究，有助于查漏补缺，克服绝对化和片面性。例如，英美并非没有非分析的科学技术论，像美国的技治主义；而欧陆也并非没有分析的科学技术论，只是它们至今没有得到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界足够的关注。
最后，一部详尽的科学哲学史著作在整个哲学史、思想史领域亦是填补空白的创举。以史带论，描摹思想，是哲学研究的基本传统。作为哲学重要分支的科学哲学没有一部公认、全面、融贯的哲学史专著，不能说不是一大遗憾。当今乃科学时代，科学无处不在，任何真正有力的哲学思考均不能避开科学。于是，在当下语境中，对于理解人类的历史性生存境遇并展望未来的发展之路，科学哲学的历史钩沉不可或缺。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黑格尔曾断言，哲学就是哲学史。在此观念下，西方哲学各分支皆以史为学科核心基础，如西方哲学史、西方伦理思想史、西方宗教思想史、西方美学思想史等。一般说，哲学史以时间分期为经线，辅以国别划分和问题流变为纬线，力图呈现出朝着某个方向——或者趋向真理，或者问题解决，或者破除束缚——的思想进步图景。
科学哲学是当代西方哲学最重要的流派之一。在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整个西方哲学领域几成以科学哲学为根本的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本主义思潮双峰对峙的局面。①然而，自卡尔纳普《科学哲学导论》伊始，“科学哲学”同题总论著作基本均为问题学框架(即以学科核心问题为框架阐述学科基本理论)，鲜见有名的学科史著作，这与西方哲学其他学科以史为基殊为不同。科学哲学呈现“问题学”的形式，有诸多原因。成熟的科学哲学毕竟诞生不到百年，时间较短，难以成史；而且，科学哲学几经发散、变形、分化和转折，除了以科学为研究对象之外，其余范围难以划定，学科史不如问题学便于操作。
经典的科学哲学总论著作有卡尔纳普的《科学哲学导论》、赖辛巴哈的《科学哲学的兴起》、亨普尔的《自然科学的哲学》。《科学哲学导论》数十年来声名显赫，成为科学哲学专业学生的最重要入门著作。该书包括6篇：1)规律，解释与概率；2)测量与定量语言；3)空间的结构；4)因果性与决定论；5)理论规律与理论概念；6)超越决定论的彼岸。《科学哲学的兴起》同样定位为“科学哲学的入门书”，主张排斥形而上学，走向科学的哲学。该书包括“思辨哲学的根源”和“科学哲学的成果”，前者站在逻辑实证主义的立场批判思辨哲学，后者勾勒了科学哲学的概貌，主要包括数学哲学、时间、自然规律、实在论、逻辑学、科学预测等内容。《自然科学的哲学》“对现代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哲学的一些中心论题提供了一个导论”，主要包括7章：1)科学研究：发明与检验；2)假说的检验：它的逻辑及其效力；3)确证和可接受性的标准；4)定律及其子科学解释中的作用；5)理论和理论的解释；6)概念的形成；7)理论的还原。作者从科学史上挑选了最恰当、典型且生动的案例对这些问题作了通俗的解说。上述三本著作均属于正统科学哲学著作，在之后数十年之中厘定了学科的基本框架和基本问题。但是它们也存在诸多不足：一是成书较早，不及描述科学哲学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发生的重要转变；二是拘囿于逻辑实证主义，较少关照其他学派的观点；三是局限于英美分析传统和科学的哲学的立场，没有注意到同时代欧陆哲学家对科学的哲学反思。
之后科学哲学蓬勃发展，科学哲学总论著作有所突破，却并未打破正统科学哲学的问题框框，不能及时地更新最新发展，许多最新问题逐渐被纳入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文化学等独立的新学科分支。哈雷的牛津大学哲学系教材《科学哲学导论》(Rom Harré, The Philosophies of Science: An Introductory Surve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包括7章：1)科学哲学；2)科学推理的形式；3)科学知识；4)形而上学理论；5)微粒论传统；6)说明；7)科学与社会。A. F. 查尔默斯在概论性的名著《科学究竟是什么》(A. F. Chalmers, 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Scienc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1999)的第三版中增加了贝叶斯方法、新实验主义以及新经验主义(如卡特莱特)对规律的讨论，并分别辟专章讨论。罗森伯格的《当代科学哲学导论》(Alex Rosenberg, Philosophy of Science: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Routledge, 2000)主要内容包括6章：1)说明、因果性和定律；2)科学说明及其问题；3)科学理论的结构与形而上学；4)科学理论化的认识论；5)历史与后实证主义的挑战；6)科学的本性与哲学的基本问题。
近年来，科学哲学呈现明显的发散性发展态势，科学哲学由以物理学为典范的一般的科学哲学的“帝国”拓展至一般的科学哲学与具体的分支科学哲学相结合而发展的“共和国”，这给科学哲学总论著作的写作增加了颇大的难度。目前虽然出版了若干整合性的研究成果，但尚未有能一举囊括当代科学哲学主流并得到公认的总论性著作问世。兹举几个例子说明时下科学哲学的发散性。阿尔霍夫的《科学哲学导引》(Fritz Allhoff ed., Philosophies of the Sciences: A Guide,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10)主要包括3部分：1)精确科学哲学(逻辑哲学、数学哲学、概率哲学)；2)自然科学哲学(物理学哲学、化学哲学、生物学哲学、地球科学哲学)；3)行为和社会科学哲学(认知科学哲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哲学、经济学哲学)。劳特里奇出版的《科学哲学》(Stathis Psillos, Martin Curd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of Science, Routledge, 2008)主要包括6个部分：1)历史的和哲学的语境(奎因之后的科学认识论、哲学史和科学哲学史、形而上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中逻辑的角色、批判理性主义、科学哲学的历史转向、逻辑经验主义、实用主义与科学)；2)争论(贝叶斯主义、确证、经验主义、本质主义和自然种类、科学伦理学、实验、解释、科学主义的女性主义方法、最有解释力的推理、自然法则、自然主义、实在论/反实在论、相对主义和科学、科学方法、科学的社会研究、理论的结构、科学的理论变化、弱决定论、科学中的价值)；3)概念(因果性、决定论、证据、功能、理想化、测量、机制、模型、观察、预测、还原、科学表征、科学发现、空间和时间、对称、似真性、统合、好理论的善)；4)具体科学(生物学、化学、认知科学、经济学、数学、物理学、心理学、社会科学)。可见，在原有的一般的科学哲学问题学的框架下很难将科学哲学最新发展状况准确地反映出来。爱思唯尔新近出版的鸿篇巨制《科学哲学手册》(Handbook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Series, Elsevier, 2011)则囊括了一般的科学哲学、物理学哲学、生物哲学、数学哲学、化学与药理学哲学、统计哲学、信息哲学、技术与工程哲学、复杂系统哲学、生态哲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哲学、经济学哲学、语言哲学、人类学与社会学哲学、医学哲学等16卷，涵盖了几乎所有的科学领域中的哲学问题。W. H. 牛顿－史密斯的《科学哲学指南》(成素梅、殷杰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是对当代科学哲学最新研究进展的全面而权威性的概述。全书提出了81个条目，涵盖了科学哲学整个领域的著名人物、关键术语和重要论题与问题三大类型。亚历山大·伯德的《科学哲学》(贾玉树、荣小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介绍了自然规律、自然种类、说明、理论、实在论、最佳说明推论、归纳、反归纳主义、概率、科学方法与进步等问题。斯蒂芬·P. 特纳，保罗·罗思主编的《社会科学哲学》(杨富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内容涉及当今社会科学哲学的整个领域，包括后现代主义、科学研究、女权主义哲学、对社会生活的进化论说明、理性选择论、实践理论和因果模型学说等。
虽然关于科学哲学的论著很多，但哲学史形态的科学哲学总论却少之又少，只是一些著名的当代哲学史著作的部分章节有科学哲学史的内容。比如，施泰格缪勒的《当代哲学主流》第一册有关章节包括第九章“现代经验主义：鲁道夫·卡尔纳普和维也纳学派”和第十章“基础研究和当代分析哲学”，主要论及马赫、阿芬纳留斯、石里克、卡尔纳普、纽拉特、波普尔、亨普尔、帕普、古德曼、费格尔等人。第二册有关章节包括第三章“后实证主义本体论、精神哲学、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的新途径”，主要论及威拉德、奎因、克里普克、普特南等人。第三册的内容基本上与科学哲学有关：第一章“宇宙哲学”，第二章“生命的进化：J. 莫诺、M. 埃根、H. 库恩的理论”，第三章“知识的演进：非积累性的知识进步与理论动力学。关于托马斯·库恩的理论”。但是，此类著作毕竟是当代哲学史总论，科学哲学史只是其中一部分，在论述的全面性和深入性方面难免存在缺陷。
在汉语学术界，与“科学哲学”同题的著作很多，较流行的有刘大椿的《科学哲学》(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同样，哲学史形态的科学哲学总论著作也不少，例如《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第2版)》(舒炜光、邱仁宗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的兴起和演化》(刘大椿、刘永谋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科学哲学》是国内科学哲学的基础性读物，涉及科学哲学的历史演变、科学哲学的基本内容和框架、科学哲学的目的与方法以及中国科学哲学的特殊问题等内容，主要包括6章：1)科学的逻辑结构；2)科学实验与时空构架；3)科学的意义和基础；4)科学发现的逻辑；5)元科学的重构；6)对中国科学与哲学的反思。该书梳理了正统科学哲学的主要成果，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阐发，只是基本局限于正统科学哲学的范围内。《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是对科学哲学领域各个重要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和学术的述评，包括逻辑实证主义、否证论、历史主义和实在论四大学派的石里克、卡尔纳普、亨普尔、科恩、波普尔、拉卡托斯、沃金斯、图尔明、库恩、费耶阿本德、劳丹、瓦托夫斯基、本格、普特南、夏皮尔等人，第2版增加了费耶阿本德之后的科学哲学某些问题的讨论。该书是标准的科学哲学史著作，涉及20世纪70年代以前现代科学哲学的主流，但没能关照前科学哲学，对科学哲学最新发展也不及评述。《思想的攻防》认真梳理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科学哲学领域兴起的激进的新科学哲学浪潮，以另类科学哲学为名梳理了其中的主要思想及其地位、问题、相互关系，提出了“从辩护到审度”的主张。该书主要内容包括：1)海德格尔：技术的本质与救渡；2)从贝尔与马尔库塞看科学决定论的两极；3)哈贝马斯：技术理性与“意识形态”；4)费耶阿本德：另类科学哲学的标杆；5)福柯：知识—权力的共生与解构；6)斜看科学的后现代知识分子：以列维纳斯、利奥塔、德勒兹为例；7)罗蒂：从“自然之镜”到“反讽”和“自由”；8)索卡尔事件：卫道者的无奈与另类的尴尬；9)另类科学哲学的启迪。该书尝试把科学哲学最新思想资源纳入学科领域，但由于主题所限，目光主要集中于近30年来科学哲学发展中激进的一端。另外，汉语学术界中，关于中国科学哲学史研究，于光远的《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颇有影响，主要内容包括：1)这个学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派；2)这个学派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自然辩证法”的部分；3)这个学派的特点必然导致特别关心社会问题——特别是中国经济文化建设；4)这个学派特别重视在实践中讲求聪明，倡导发展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聪明学；5)这个学派坚决反对迷信、反对伪科学，特别反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6)这个学派的学科建设问题；7)这个学派的建立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和联盟工作。
三、科学哲学史的研究框架和基本取向
科学哲学史的研究框架涉及问题、对象和主要内容。研究的问题涉及科学哲学孕育、诞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基本脉络。研究的对象是科学哲学，即关于科学的哲学思考，包括科学哲学发展各阶段典型代表人物和学派的科学哲学思想，其特点和主题转变；也包括各分支科学哲学的发展，其历史演变和特点等。研究的主要内容则可归结为如下五个关联板块。
1.科学哲学的兴起：从自然哲学到科学哲学。基本内容包括：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培根、莱布尼茨、圣西门等哲学家的科学哲学思想研究；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家的科学哲学思想研究；前科学哲学的主旨、特点、问题和方法；孔德等第一代实证主义者的科学哲学思想研究；马赫等第二代实证主义者的科学哲学思想研究；逻辑实证主义研究；逻辑原子主义研究；预设主义研究；正统科学哲学的主旨、特点、问题和方法。
2.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流派与分支。基本内容包括：一般性科学哲学的发展，表现为相继出现的各个流派研究，如证伪主义研究；操作主义研究；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转向研究；过程哲学研究；历史主义研究；逻辑实用主义研究；科学哲学的建构主义转向研究；新历史主义研究，科学实在论与反科学实在论研究；知识社会学研究；建构主义科学哲学的主旨、特点、问题和方法研究。分支性科学哲学的发展近年来生气勃勃、方兴未艾，引人注目的如数学哲学、物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系统科学哲学、认知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等等。
3.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与问题。基本内容包括：海德格尔科学哲学思想研究；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科学哲学思想研究；福柯、利奥塔、德里达等人的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思想研究；费耶阿本德、罗蒂等分析哲学叛逆者的科学哲学思想研究；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研究；后殖民主义科学哲学研究；生态主义科学哲学研究；媒介生态学科学哲学思想研究；技治主义研究；另类科学哲学的主旨、特点、问题和方法；后现代科学哲学基本格局和未来走向研究。
4.科学哲学史中的基本问题及其流变。基本内容包括：科学划界问题与科学哲学的基本立场；一般科学哲学的主题(科学理论、模型与实验)与研究进路；科学元概念的历史分析；分支性科学哲学的发展与问题；科学精神与科学的价值反思。
5.中国科学哲学的演化和问题。基本内容包括：中国古代自然哲学思想；西学东渐与现代中国科学哲学的诞生、成长和问题。根据国内科学哲学研究和发展的状况，其具体探讨包括中国科学哲学的基础理论史、分支科学哲学史、科学方法论史以及科学哲学社会史四个方面。
其中内容1、2、3可以看作纵向的动态研究，大致按照时间顺序依次研究前科学哲学、现代科学哲学(包括正统科学哲学、历史主义科学哲学、部分建构主义科学哲学，还包括若干重要的分支性科学哲学)、后现代科学哲学。每一时期的研究大致以学派为基点，每个学派以代表人物为轴线展开。内容4是以基本问题为关注点的横向断面研究，这些问题在各个不同时期均有回应，通过对提问方式和应答方式流变的研究，反映科学哲学基本观点的演变。而内容5则是对中国科学哲学史的专门研究。
目前科学哲学史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科学哲学基本发展脉络的把握。科学哲学史的研究极大地扩展了传统科学哲学的范围，因而内容庞杂，横亘英美分析和欧陆人文两大传统，各家各派出发点、范式和主旨差异极大，有些甚至极端对立、互不认可。因此，如果不对科学哲学的基本发展脉络予以创造性的梳理和厘定，科学哲学史很可能沦为某种零散、孤立的观点汇编，相互之间的关系得不到澄清，学科的进展得不到体现，未来的发展方向也难以预计，很难体现研究的价值。因而，必须要在对科学哲学史总体把握的基础上推进人物、学派和问题研究，使之成为一块“整钢”。
2.前科学哲学的审视和研究。目前，该领域的研究相对单薄、零散，未见完整、系统的研究成果。从那些先哲，诸如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培根、康德和圣西门等人的总体思想中撷取科学哲学思想，本身亦与对科学哲学的总体理解相关。
3.另类科学哲学的划定和研究。应该说，属于另类科学哲学的各种思潮大多数并不直接属于科学哲学。但是近30年来，另类科学哲学思想对传统的科学哲学影响甚巨，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科学哲学的基本立场、基本问题和叙述方式。除了对科学的解构和批判性反思之外，这些另类科学哲学思潮相互之间关系并不十分密切，观点差异很大甚至相互冲突。如何划定另类科学哲学的范围，寻找相互之间的联系，客观评价其意义，恰当指出其缺陷和不足，均为颇有难度又工作量甚大的任务。
4.中国科学哲学史的梳理和研究。过去一百年间，科学哲学在中国引进和发展，卓有成效但道路曲折；而自20世纪30年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传入中国，又开启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历程，颇具特色。学界虽一直有总结科学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发展历史的呼声，但尚无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面世。此研究需要收集文本、会议资料、当事人回忆录、口述史等异质材料，并结合专家座谈、元老恳谈等多种研究形式，处理好科学哲学史与自然辩证法史研究之间的关系，并在全球化语境中加以审思。
在此研究背景下，科学哲学史研究应坚持以下几种基本取向：
1.融贯问题学与学派史。科学哲学总论有问题学的叙述传统，学派史的叙述方式比较缺乏。问题学直面核心问题的提出、应答、流变、增生和转换，而学派史以代表人物先后出场顺序自然呈现观点的继承、更新、进步和断裂。两者结合，一纵一横，视角更为完整，叙述更为丰满。
2.整合分析传统与人文传统。科学技术哲学长期以来被局限于分析传统中，以逻辑实证主义及其发展、回应和批判为主流。分析传统被看作英美哲学传统，大陆哲学则多被贴上人文哲学的标签，因而非分析的科学技术论往往被排除在科学哲学的学科视域之外。20世纪后期，科学技术哲学开始把目光投向分析哲学传统之外的欧陆哲学资源，海德格尔、福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利奥塔和德勒兹等原先被排斥在科学哲学之外的思想家的思想资源日渐受到关注，学界开始回顾性地把科学技术论分成分析—英美和人文—欧陆两大阵营。典型的比如劳斯认为，英美科学哲学家继承了分析传统。热衷于为科学制定明确的认识目标、方法及推论形式，担负起对科学作批判性反思的任务，这种反思基本都局限在科学事业的内部；欧陆科学哲学家则继承了人文传统，往往否定自然科学的完美性，主要思索科学与其他社会实践形式的关系，关注自然科学的社会、心理和政治等非传统认识论的方面。科学哲学史的研究要打破科学哲学界长期形成的英美分析传统和欧陆人文传统之间的隔阂。
3.走向审度科学的基本立场。应当以怎样的立场对科学进行哲学反思？恰当的态度是审度。不是折中主义，而是整合对立观点，从而做出针对性的选择。实际上，辩护者与批判(解构)者的激烈辩驳，催生了一种比较宽容的、平和的、但不失基本坚持的科学哲学倾向。从历史发展来看，科学论也是大致经历了一个对科学从辩护到审度的转变。科学论产生之初，主要宗旨是为科学辩护，即证明自然科学的合理性，并试图用科学方法改造人文社会科学，甚至把非科学问题划归为无意义命题。辩护科学的思路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发展到了顶峰。但到20世纪下半叶，对科学的质疑愈演愈烈，甚至走向全盘否定科学的极端，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反科学论”。但是，对科学的全盘否定显然是不能贯彻到底的，也是与常识和现实需要不一致的，很快便引起了反弹，20世纪末的“科学大战”就是佐证。对待科学、科学哲学不能一味地辩护，也不能一味地解构，而是要走向谨慎的、历史的和具体的审度。所谓“谨慎”，就是摒弃先入为主的情绪。所谓“历史”，就是随着时代变迁不断审视科学，不能对科学下一劳永逸的断语。所谓“具体”，就是要对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对象的科学问题区别对待。这样作出的选择方能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站稳脚跟。
总之，科学哲学史的研究应立足于第一手文献资料的梳理，以集成和整合国内外科学哲学史研究的第二手资料为抓手，以理清科学哲学的发展脉络与流变史为目标，采取广泛调研、挖掘提炼、互动协同、分进合围的路线推进。
必须强调，对科学的哲学反思并非西方所专有，实际上，中国科学哲学既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在近现代又与西方科学哲学有深刻的互动。现代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既是西方自然科学的器物、制度以及背后一整套相关思想、观念传入中国的结果，亦是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交流和碰撞的产物，因而又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不可否认，现代中国科学哲学催生于西学东渐，但很快就激起了科玄争论等标志性的东西文化碰撞事件。由于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如儒道天人哲学的影响，而且因为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的长期作用，在中国成为主流的科学哲学思想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发展历程。
【注释】
①参见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新编》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原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3期。录入编辑：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