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chné杂志的编委，联系并邀请我为新的一期杂志续写一篇“前沿”评论，我十分高兴，同时也百感交集。起初，在Techné的创刊号上。我发表了《技术哲学：1975—1995》一文，那以后，我还写过另外四篇流派评述性的类似文章，这几乎成了我的一项业余爱好。第一篇述评(创刊号上的那篇)，缘起于米切姆(Carl Mitcham)的《通过技术思考》(1994)一书的出版，该书至今仍是最为综合的技术哲学史著作。我自己第一次参加技术哲学学会(Society for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以下简称为SPT)的活动是1975年在特拉华大学(University of Delaware)，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SPT的第一次会议。之后不久，1979年，我又第一次参与了科学的社会学学会(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以下简称为4S)的会议。这一双重的参与经历，可以作为这篇最新述评的大背景。事后我知道，4S的第一次会议同样是在1975年。较之SPT，4S更偏重跨学科，同时从其伊始社会科学研究就占了主导；与SPT一样，4S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交替举行会议，不过4S是每年开。②
自SPT成立以来，一直面临着一个问题：“和”与“的”之间的张力。两位元老米切姆和涂尔宾(Paul Durbin)至今仍很活跃，他们都主张学会名称中“哲学”和“技术”是“和”的并列关系，以此来反对技术哲学作为与科学哲学并列的哲学二级学科的划分，和研究的学院化倾向。我——同时我敢说——和皮特(Joeseph Pitt)，更喜欢后一种。我们俩都与当时还是新兴的，并正在壮大的科学技术元勘(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以下简称为STS)运动有着联系，这一运动构成了我这里想勾勒出的另一个不同的背景。但首先，我将简短介绍一下Techné杂志之后的另四篇述评。这些文章反映了自那以后我的关注所在，此外由于大多是约稿，也算表明别人对我的这一阅历上的专长还是认可的。第一篇是发表在《大陆哲学评论》第33卷即2000年春季号上的《技术科学与“另类”大陆哲学》。我注意到，大多数北美的大陆哲学家，包括那些主要受法语思想家影响的，都把兴趣转移到了艺术和人文研究上，忽略了科学和技术；而许多富有活力、著述颇丰的年轻一代欧洲学者对科学技术很感兴趣，他们往往都来自跨学科的专业，主要集中在北欧国家。在风格和方法上，这些新一代的哲学研究者，与其前辈第一代技术哲学家们更为悲观和超验的基调相当不同。后文将详谈其旨趣所在。
接下来发表的是两篇应邀而写的技术哲学流派评论，一篇发表在美国，另一篇在欧洲。《科学哲学》杂志请我为夏夫(Robert Scharff)和杜塞克(Val Dusek)主编的那本大部头的《技术哲学：技术的条件》(Blackwell, 2003)写一篇书评。《技术哲学已经到来了吗？——一篇前沿评论》发表在《科学哲学》第71卷即2004年春季号上。另一篇《技术哲学》，原来是在哥本哈根的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做的一篇演讲，后来被肯普(Peter Kemp)主编并在欧洲出版的《世界与世界性》(Springer, 2004)一书收录。该文主要针对欧洲背景。后来，我更为频繁地访问了亚洲，三次中国之行分别是在2004、2006、2007年，那里的学者们不断要求我对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研究近况做总体上的介绍和评论。这令我有些惊奇，因为在之前对亚洲的访问中，我做的都是关于欧洲—美国—亚洲哲学间比较的报告，接待我的那些老一代学者都是研究康德、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专家，他们有着我所熟悉的学院化风格。但在这些新近的访问中，希望被了解的都是哲学的当代发展。在华南理工大学，我做了题为《当今欧美技术哲学》的报告，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报告题目是《解释的战争：谁可以来解释科学》，这些讲稿随后都以中文发表了。现在新一期Techné上的这篇，便是前沿系列评论的第六篇。
典型的流派评论会包括大量的参考书目——《科学哲学》上的那篇涉及了54本相关著作。但现今，著作的大量出版，使得在一篇文章中要全部论及变得不太可能，况且我也不想去重复以前评论中已有的内容。所以，我主要关注的是1995年之后出现的那些有意思的研究趋势、新的研究方向和正在出现的论题。(本卷中涂尔宾的文章详述了一些技术哲学发展早期的情形，对此我的第一篇评论中也曾提到。)涂尔宾回忆了SPT早期的形成经过及其中付出的努力。对北美哲学家来说，甚至到了20世纪中期，技术都不是一个重要的议题。相反，欧洲方面，早至20世纪早期，像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埃吕尔(Jacques Ellul)和尤纳斯(Hans Jonas)——早期SPT的成员对前二者特别感兴趣——都算得上是对哲学和技术进行思考的第一代哲学家。这些人，当然还可以再加上另外六位思想家③——大部分来自欧洲，且大多数的学术贡献在现今都已被认可——对于技术持的都是高度抽象的态度，在风格上，他们也通常主要是敌托邦的。作为SPT的组织领导者，涂尔宾着重提到了某些技术史学会(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以下简称为SHOT)的人士提供了大量帮助，但科学哲学协会(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的哲学家们却基本上是袖手旁观。虽然4S及其所辖的欧洲科学技术研究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以下简称为EASST)在社团层面与SPT并没有什么关系，但许多人，尤其前文提到的欧洲和美国的年轻一代研究者，都同时参加了这两个学会。而且，就如我所主张的，在STS研究中普遍用到的分析“风格”近年来对SPT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顺便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80和90年代技术哲学仍旧处于边缘状态，而同时期，新兴的科学社会学，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和STS运动却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同样，这一时期中，甚至是主流的科学哲学(大部分是分析的)，也变得与上述运动中用社会科学的观点来理解科学的做法越来越疏远。
大部分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的捍卫者们”，结成联盟来对抗来自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后来的女性主义的新竞争者，并通常最终以脱离STS研究纲领为终结。关于这一时期，福曼(Paul Forman)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参见《历史与技术》第23卷特刊即2007年1～2期。他论证到，原先科学被现代性简单地假设是先于技术的，但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到20世纪80年代时，出现了一种转变，即技术优先于科学。技术哲学家们会认为海德格尔早在1927年的《存在与时间》一书中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在1954年的《技术的追问》中又加以重申。然而，我想说，技术哲学家们并不是被广泛阅读的主流作者，这尤其是在说英语的地区。
此外，造成技术哲学过去所面临的边缘化境地的原因中，机构建制的问题也占到了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有人问，哪些人是技术哲学家，或哪些人称得上技术哲学家，那么这一弱点就被提示出来了。甚至现今在北美，也找不出一套多学科参与的技术哲学研究生培养课程。这与科学哲学以及跨学科地对科学哲学和科学史进行的研究相比大相径庭，甚至与许多大学都已熟知的科学元勘研究和STS课程也无法相比。这意味着博士的培养规模也很小，这又缘于只有很小一部分院系能幸运地拥有博士点。举例来说，如果以阿特胡斯(Hans Archterhuis)主编的《美国的技术哲学：经验的转向》(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一书中所举的美国的六位主要技术哲学家而言，拥有哲学博士点的，只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德雷福斯和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以下简称为石溪大学)的我。新近，作为加拿大技术哲学研究教授的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执教于西蒙·弗雷泽大学，也招收了博士生
在我为SPT写的第一篇评论和发表在《科学哲学》杂志上的那篇中，我注意到，SPT与当代大陆哲学、女性主义和科学与文化研究中的那些相关的运动比起来，并没有取得与后者相同的成长和壮大。但新近的一些迹象表明情况正在改变。涂尔宾最近在电子邮件中给我传来一份SPT年会的完整列表，会议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轮流召开。前文已提到，第一届会议是在德拉华大学召开的。如果以会议主办的国家来看，除美国外，荷兰和德国是举办次数最多的地方——对那些熟悉技术哲学史的人来说，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两个国家对技术哲学关注的时间是最长的，兴趣也最为集中。我有时会开个玩笑，“按人均算，比起其他国家，荷兰有着更多的技术哲学家”。当然，1981年的第一届(正式)会议④，是以德国—美国联席会议的形式在德国的巴特洪堡(Bad Homburg)召开的。当地电视台对整个会议的过程进行了转播，我们中不少人也接受了采访。1985年的会议在荷兰的特文特(Twente)举行，2009年特文特又办了一次。其间，(德国)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和(荷兰)代尔夫特(Delft)也主办过。截至我写第一篇评论的时候，SPT会议还曾在四个西班牙语国家的城市召开，分别是波多黎各的马亚圭斯(Mayaguez)、西班牙的马德里和佩尼斯科拉(Peniscola)和墨西哥的普埃布拉(Puebla)——墨西哥这次会议举办于1996年。无疑，这些安排都与涂尔宾和米切姆两人的个人交往和喜好相关，他们都有西班牙语背景。但是，从1996年开始，SPT的会场转向了欧洲，现在荷兰是SPT内欧洲方面的主导力量，体现在会议议程的比重、Techné杂志的编委组成以及由荷兰人费马斯(Pieter Vermaas)主编的在斯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出版的哲学和工程系列丛书上。我个人的感觉是，这些都显示出了SPT迟来的发展和研究风格上的显著转变。
接下来，我想讨论另一个发展趋势，我将之描述为SPT和4S在机构层面的融合，以及被阿特胡斯和其他人称为形式层面的“经验转向”。如前所述，在时间上，SPT和4S都在1975年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从学科上看，SPT更注重于哲学，4S更倾向于社会科学，显然4S要明显大于SPT，对此不要感到意外，因为社会科学家的数量总是要多于哲学家。最近的发展趋势表明，在会议出席人数和议程数量上，两个社团都呈现出明显的增长。但4S的规模大致仍是SPT的四倍，这点没变。例如，同步倒推，2009年的特文特大学会议是SPT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届，有250名参会者。2009年10月，4S的水晶城(Crystal City)会议上与会者达1000。同时两个社团都倾向于合作办会。4S经常和EASST合作，这样就比4S单独办规模要大，2008年的4S－EASST鹿特丹(Rotterdam)会议的参会者达到了1200。同样，SPT于2009年举办的特文特会议就比2007年在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Charleston)办的会议更大。在结束对学术研究团体的介绍前，我还想提一下另外三个相关的社团。美国哲学协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以下简称为APA)是最大和最古老的全国性哲学团体。SPT一开始属于东部分会，后来属于中部分会和太平洋分会。SPT曾在APA的范围内举办过社团分会，但出席者几乎总是寥寥无几，可能因为在APA内普遍缺乏对技术的哲学兴趣，同时也部分因为英美分析哲学的风格占到了APA的主流。事实上直到今天，APA中的大部分哲学家也是此背景。在我最早的技术哲学著作《技术与实践》中，我曾评论，支配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分别是两种不同的哲学传统。技术哲学基本是从被我称为实践的传统而来(包括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实用主义、现象学)。当然，以下要谈到的新近发展中也有例外，但基本上还是没变。这样一直到20世纪中叶，现象学和生存哲学学会(Society for Phenomenology and Existential Philosophy，以下简称为SPEP)成立了，现在它已是北美第二大的哲学团体；SPEP成立没多久，现象学与人文科学学会(Society for Phenomenology and Human Sciences，以下简称为SPHS)也成立了。它主要诞生自哲学家舒茨的传承中，更为专注社会科学。又要提到我自己了，我是SPEP的创始会员，也是SPHS的早期会员，两个团体的活动我都按时参加；芬伯格、伯格曼和德雷福斯也经常参加这两个团体的活动。
回到SPT。在SPT常务会议的评论中，在涂尔宾发表于Techné上的SPT历史介绍的重大会议部分，在现任和前任SPT主席的大会发言中，都能发现一个评价，即2009年的特文特会议被普遍认为是SPT会议的分水岭。首先，这届会议不仅是最大的，而且也是最多元的，会上有着来自不同国家的代表、许多年轻学者，更有多达14个会议议题。其次，虽然，关注具体技术及其影响的“经验转向”风格的趋势早已显露出多年，但在特文特会议上一个引起广泛注意的鲜明特点是，大多数发言中都带有分析的风格。最后一点，这在SPT常务会议的决议和群发邮件中都有提及，作为APA成员，SPT的会议从未得到成功的举办，鉴于和4S在基调和共有兴趣方面的合拍，SPT将寻求成为4S的一部分。所有这些都证实了我所观察到的SPT－4S的融合趋势，这是一个有益的改变。当然，融合实际上还将包括更多的具体细节。
以上我讨论了与SPT的建制和风格相关的问题。接下来要谈的是SPT成员们所感兴趣的议题，主要介绍新近出现的议题的同时也兼顾其历史变迁的轨迹。首先，在SPT的早期会议上，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是对“大佬”们的引经据典和解释阐发，包括埃吕尔、海德格尔、杜威、芒福德、尤纳斯和马克思。例如，一直到《哲学与技术研究》第七卷，仍有主张反技术观点的栏目，甚至像《作为魔鬼的技术：恐惧还是悲哀》这样标题的文章。现在这种议题基本已经没有了，同时早期那种超验的、敌托邦的和有些悲观的风格也一并消散了。但是，环境问题和技术转移，是两个一直持续的议题，尽管当今其呈现方式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当然，从这两个问题也可以反映出研究风格的转变。早期，许多对环境的关注集中于污染问题、技术事故以及对巨技术(mega-technologies)的担忧，这往往又被联系到对大公司和资本主义的反感。在基调上，这些观点仍然是重复敌托邦“大佬”们的论调。当然，这些都早于现今流行的由于全球变暖和基因同化而引起的担忧。除此之外，随着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和成像技术这些新技术的不断出现，可以发现，技术的形态发生了改变。当然，对于这些新技术的经验转向后的分析，也经常涉及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其中所蕴含的哪些是值得期待的，哪些是有潜在危险的，哪些又是致命的呢？现今，某种意义上爆发环境灾难的可能性还存在，但我的印象中，讨论的议题更多是转向了“生存还是变革”这样的战略选择问题上，通常包括用更新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来替代老的出于利益的考虑。在这方面，由欧美主导的技术哲学圈子中的关注重点，也发生着某些程度的转变。由于美国前一届共和党政府一贯的压制态度，美国的技术评估几乎全部停滞；相反，在荷兰和北欧国家中更多由公民和社团参与的技术评估政策，正被作为一种模式来检验。我想指出，一直关注于生物技术、基因修改以及各种食品生产的汤普森，是SPT中探讨这类新技术问题的重要人物。如果我要去讨论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伦理的话。一张人物列表是必要的，但本文的篇幅又不允许，不过我会介绍一些新的文献，以此来认识这方面的一些重要思想家和其他相关论题。丹麦哥本哈根的哲学家亨德克斯(Vincent Hendricks)，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他发起了一套名为“5个问题”的丛书，每本涉及一个学科或研究主题，挑选其中的20到25位代表人物进行采访。丛书已包括有《技术哲学卷》，《科学哲学卷》也即将出版，另有《可持续伦理卷》。(VIP, Automatic Press)还有一本新书，它是布莱克维尔指南系列丛书中的《技术哲学指南》，该书的三位编辑也都来自北欧，分别是挪威的奥尔森(Jan Kyrre Berg Olesen)、丹麦的彼得森(Stig Andur Pedersen)和亨德克斯。最后一本是《技术哲学中的新浪潮》(Palgrave Macmillan, 2009)，该书有一个欧美混合的编者组合，分别是奥尔森、塞林格(Even Selinger)和丹麦的里斯(Soren Riis)。欧美混合的结构基本也是Techné杂志编委的构成方式，包括皮特、维贝克(Peter-Paul Verbeek)和米谢菲尔德(Diane Michelfelder)。请注意，我并不想忽略为数巨大的、用其他语言出版的相关出版物，例如英语(英国和美国)、荷兰语、德语、西班牙语和其他欧洲语言，我更多的是从欧美哲学家及其组织之间合作并形成共识这一视角来观察。
在技术转移这个大议题下，同样发生着改变，包括研究风格上的以及对何种形态的技术产生研究兴趣。SPT早期，一个常见的问题是所谓合适的技术。大致可以这么概括，有不少哲学家提出，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技术的或是大工业技术的产品，是一种西方霸权，甚至是新殖民主义的尝试。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是适合的技术——在这里意味着更简单的和更小型化的技术。我本人对于这种观点十分不满，因为我相信支持所谓合适技术的人，其实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持的是居高临下的恩赐态度。现在，以手机为典型例子的跳蛙型技术(leapfrog technologies)的出现，很好地表明了上述情况已改变。当今，在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手机正在以飞快的速度普及。与“工业时代”的有线信号传输(如电话线、有线电视线等)不同，通过发射基站构建起来的无线带宽，实现了手机的更快、更简便的通信方式，它丰富的多任务功能，好比是电子“瑞士军刀”。同样，经验转向的技术哲学也探讨了这一现象，参见塞林格的论文《微型信贷授予权力了吗——关于乡村银行争论的反思》(载《人文研究》第31期，2008年)，该文分析了孟加拉国妇女运用手机的案例。还有一个例子，是在线教育中通信技术的运用，见汉米尔顿(Edward Hamilton)和芬伯格的《在线教育的技术规则》(载Techné第9卷第1期，2005年)。这些例子表明，所谓蛙跳技术一般是指电子产品，可以是早期的收音机，然后是电视机，最后是因特网，但所有这些都是高技术的产品。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但用在这里，是为了表明在当代的技术哲学中，对具体技术产品和人与社会、伦理与政治间关系的案例研究的热衷。请注意，我刻意引用的都是2000年之后的例子。
重温一下前文福曼提出的何者优先问题，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变，他认为，1980年是转变的分水岭。但我现在要介绍的是一个与之相关的重心的转变，我更愿称之为技术/技术科学的转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许多著述者，起先主要是与科学元勘研究相关的那些，开始使用技术科学这个合成词来描述科学与技术之间在当代所呈现出的紧密的关联。这些人中较著名的有哈拉维、拉图尔(Bruno Latour)、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平奇(Trevor Pinch)、福勒(Steve Fuller)和后来的加里森(Peter Galison)和我本人以及其他一些人。我十分喜欢这个词，因为它表达出了我早期的一个观点，即科学是具身于各种技术(工具)中的(见《技术与实践》一书，1979年)，此后它又被一批当代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进行了详尽的阐发，包括哈金(Ian Hacking)、拉图尔、加里森等，他们都前瞻性地注意到了工具和实验室(见《工具实在论》一书，1991年)。后来，我把在石溪大学的研究团队也称为技术科学研究组，它正式成立于1998年，后文将论及。
我不否认，技术哲学所关注的“各类技术”所涵盖的范围，可以超出也确实超出了仅仅讨论技术与科学间关系的范围，这恰恰是这一学科广博的研究面向的基础所在。但是，当代科学与技术间的紧密关联，在范围和程度上都远胜以前，这一增长的趋势是不变的。各种技术科学的研究都依赖一个共同基础，我称之为新兴的关系本体论家族。也就是说，与过去区分出主体与客体、自然与文化的现代性传统不同，关系本体论赞同的是互动或共构的过程。科学和技术都应被视为实践，即非表征的模式，而更多反映的是实践哲学家中存在的实用主义、现象学和辩证风格的分析方法。而且，这一实践本体论家族对于物的研究——包括对人的具身特征和技术的物质性——具有鲜明的旨趣。实际上，石溪大学技术科学研究组的最早成果《追寻技术科学：物的源头》(2003)，就是一项对皮克林、拉图尔、哈拉维和我本人的比较研究。
从建制层面看，技术科学概念导致的结果是SPT和4S都呈现出实践多元主义的家族相似性。可能有人会说，从消极方面看，“科学大战”造成了主流的实证主义者和分析的科学哲学家们从STS研究中的撤离，但显然，这一传统在技术哲学中只占到少数。［当然，一个有趣的例外是皮特，他接受的完全是主流的科学哲学的训练，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但在SPT发展的几乎所有历程中，他一直是一个重要人物。同样类似的例外还有吉雷(Ronald Giere)，在他2006年出版的《科学的视角主义论》中，运用了自己独特的方式从科学元勘研究的视角主义中汲取了有益的经验。］虽然如此，但有意思的是，随着经验转向的产生，在SPT和4S中重新确立和引入了分析风格的哲学，尽管在4S中体现得不太明显。不过，我希望这种分析风格哲学的再生，较之20世纪中叶的情形，将保持更为包容和开放的立场。在SPT编辑队伍的构成、会议的筹办以及出版物的合编合著中欧美合作的存在，见证了这一多元包容的格局。我将这部分归因于源自荷兰由来已久的更为包容的传统——这与荷兰宽容博大的文化和哲学理念相关，而不是像以前流亡的实证主义者和在英语世界占主流的分析哲学那样。我这么说，希望不要见怪。当然这更多的是一个愿望，而非一个既成事实的证明。
之前我已经提示出，在最近的SPT和4S会议上展现出来的研究兴趣，导致了越来越庞大的议程和出席人数，这些都勾画出一条更为长久的发展道路。因此，我想再谈几点正在对SPT和4S的未来发展产生影响的新动向，以此作为本文的总结。显然。这主要是从我个人的经历出发——包括1995年之后我对欧洲和亚洲的技术哲学和技术科学研究者的访问，并以石溪大学的技术科学研究组为着眼点，同时也包括其他方面的研究近况。
首先是石溪大学的技术科学研究。早在1994年和1995年，陆续有国外学者想来石溪进行技术哲学研究。最早是荷兰人瑞法根(Monique Riphagen)和韩国人金(Sung－Dong Kim)。金利用他的休假学期翻译了《技术与实践》一书，现已在韩国出版。我们组成了一个读书小组，不少哲学系的博士生也参加进来——后来这演变成了技术科学研讨班。访问学者源源不断，研讨班也逐步壮大，不仅是哲学系的博士生，还有来自其他系科的学生。之后，1998年，研讨班成了哲学系一项固定的课程配置，隶属于技术哲学、科学哲学和科学元勘研究方向。我还是继续担任研究组和研讨班的负责人，并和哲学系的同事，如克里斯(Robert Crease)、格里姆(Patrick Grim)、辛普森(Lorenzo Simpson)，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曾经有段时间，克里斯和我试图组成一个跨学科的研究组，以此作为一个小型的STS学科点的基础，在石溪并没有这样一个点，但石溪又是偏重自然科学研究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一设置应是适宜的。但这个涉及更广的研究组织并没有凝聚起来，尽管现在访问学者的交流已成为常态，并在不断增长。一些哲学系的博士生开始对我们这种结合了STS和技术科学的研究有了兴趣，以至于希望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写作方向。研讨班一直延续着，到今年(2010年)已跨入了第12个年头，在规模和风格上，研究组和研讨班已经清晰成形。研讨班的特点是只阅读尚健在的作者的著作(很少例外)，和那些每年都要被“炙烤”(roast，引申为“批评”——译注)的知名学者的著作。今年春天第14届烤肉会(roastee)的主角是维贝克。我们将阿特胡斯书中提到的美国技术哲学家(除我之外，我被排在2012年)和当代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们都过了一遍，包括劳斯(Joseph Rouse)、加里森、科学社会学家柯林斯(Harry Collins)、平奇、皮克林、女性主义者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Keller)、哈丁(Sandra Harding)、哈拉维(她属于阿特胡斯名单)等等。总之，每个学期都更换主题的研讨班，已经把技术科学的相关学科和思想家都覆盖到了。此外，每个参与者都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计划，并被鼓励做会议报告，乃至最终出版。实际上，每份主流的STS期刊上都能发现这些成果，在《人文研究》(第31期，2008年)上还出过一期后现象学的专刊。
参与者方面，包括了来自亚洲、大洋洲、南美洲和欧洲各地的学者；时间上，短期访问者少于一学期，长期访问者一至四学期不等。有些是大学教师，大部分是由各自母校资助的博士后，其他是博士生，他们在研究组的选题范围内做博士论文。这些正在攻读
最后，在结束石溪大学的相关介绍前，还要提一下的是：2006年以来，石溪的研究组不断地形成了一种风格独特的研究方法，现在这被称为后现象学的方法。美国的实用主义、现象学中的变更理论加上经验转向所提倡的具体研究中的经验描述，这些都是后现象学的构成要素。［这方面的一个详尽的介绍是我写的《后现象学与技术科学：在北京大学的讲演》(2009)一书。］在4S和SPHS的会议上，我们举行了多次后现象学研究的分组会(前者7次，后者5次)。在今年，即2010年8月将于东京举办的4S会上，我们还要举办两次类似的分组会，到时会有代表7个国家的10位学者发言。不过迄今为止，类似的分会讨论还没有向SPT年会进行过提议，虽然，在2007年的查尔斯顿会议上，几位技术科学研究组的成员都提交了论文，而2009年的特文特会议上，也有7名成员做了个人发言。
如果把后现象学的技术科学研究全部归在石溪大学的话，那将是对其起源和分布的误读。特文特大学的维贝克在他的著作、论文和演讲中也阐发了一种不同于经典现象学的后现象学，他这方面的工作并不比任何人要少。例如他在为阿特胡斯主编的《美国的技术哲学》一书写的章节中就曾提到了后现象学，在其2005年的著作《物的作为》(2005)和将要出版的《道德化的技术》(2011)中又大大扩展了相关论述。维贝克与行动者网络的研究者们联系密切，经常与拉图尔和卡隆(Michel Callon)这些法国科学元勘进路的研究者们合作［与英国的劳尔(John Law)、荷兰的莫尔(Anna Maria Mol)也有过合作］。在2008年鹿特丹4S会上，他们发起了一次对行动者网络和后现象学进行比较研究的分组会。之后2009年，类似但独立的讲习班在比利时根特和英国曼彻斯特也有举行。
接下来，视线将从北美转向亚洲和欧洲。最初Techné杂志上的评论回顾的是1975—1995年间的情况，现在这篇涵盖的是1996—2010年，这些论述都是基于我个人的经历，主要关注的是欧美各地。虽然如此，亚洲各地的研究进展也正在形成气候。例如，日本的类似4S的研究学会于1998年在中原(Makaharu)举行了会议，前文也提到了2010年在东京，4S将和日本STS协会联合举行会议。两次会议中间，2005年在东京大学，村田纯一(Junichi Murata)和他的同事们发起了一次大型的实用主义与技术哲学会议。芬伯格、希克曼(Larry Hickman)和我都到会了。在长滝祥司(Shoji Nagataki)领导的日本现象学—机器人学基金资助下，2008年，我用了一个星期时间访问了6个日本城市。日本的年轻一代学者中不少曾在伯克利和德雷福斯进行过合作，与更多关注大陆哲学的、进行文本—人物研究的老一代比起来，他们有着很大不同。不少日本学者参加了最近几年的SPT会议，基本上是由德雷福斯、芬伯格和我引介的，也有不少参加了4S的研究项目，包括在康奈尔大学的STS研究中心攻读STS方面的学位。
中国进入技术哲学界还是最近的事情。2004年东北大学发起了一个较大的学术会议，包括三个讲习班，分别由芬伯格、温纳和我主讲，我们每个人在各自讲习班中都讲了四场，这些内容后来都用中文出版了。2006年应北京大学邀请，我再次到中国讲学，这次的讲演内容以《让事物说话：后现象学和技术》为题以中文出版，后来又以英文出版。2007年时，我又一次访问中国，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华南理工大学做了系列讲座。今年春天，石溪大学的技术科学研究组又将迎来第三和第四位中国的访问学者。显然，亚洲在当代科学技术上充满活力的投入和探索，将不断地成为其在技术哲学和技术科学研究上取得进步的重要因素。
但是，由于语言上不存在隔阂，欧洲还是我造访更多的地方，那里的情况我也更熟悉。欧洲的发展进程中有着差别巨大的不同方面，略述如下。
首先，在欧洲开展的与技术哲学和技术科学相关的研究，与北美通常所发生的情况很不同，包括我们熟悉的属于系科范围内的和跨学科的研究体系。相对来说，跨学科性更强的项目的研究进程要限定在五年之内。这些项目通常是隶属于大学，但有的也属于像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这样的研究机构。项目的资金通常来源于政府和欧盟委员会，并以专题研究的形式拨付。例如，我曾参与过两个项目，一个是关于“艺术与科学中的工具”的研究，属于柏林自由大学，更多是以历史的视角来展开。另一个是关于“模式和模拟”的研究，由比勒菲尔德大学的跨学科研究所牵头。当然，也有为期更长的跨学科项目，例如丹麦阿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的媒体信息学和虚拟编程中心的相关研究，还有瑞典的于默奥大学(Umea University)，以及挪威的卑尔根大学(University of Bergen)，我曾访问过这些地方。加上丹麦的哥本哈根艾提大学(IT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那里设有博士点及相关课程，同
欧洲的研究资助体系是令人羡慕的，由于过去八年小布什的执政，美国这方面的投入被忽略并减少了很多。
在欧盟内，情况更为优越。在对网络进行研究的拨款中，有近20％的钱被用到社会、政治、伦理和法律维度的相关研究上。我经常被邀作为这些项目的外部评委，但在美国还没有像欧洲这样的资助体系存在，尽管奥巴马政府也开始谈到要对美国的研究项目进行类似的资助。欧洲方面还有一个倍加优势的方面，即其研究关注的大部分是针对正在发展形成中的技术，而不是那些早已在运转的技术。特文特大学、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和代尔夫特大学三校合作建立了一个研究生的研发基金，资助对象包括硕士、博士
不过，这并不是说美国在这方面缺少参与。前文已提过汤普森，他一直以来都参与到了国际和国内的农业和食品伦理评估活动中，他还是生物技术方面问题的顾问。另一位也积极参与这类活动的学者是莱特(Andrew Light)，他供职于美国发展研究中心(American Progress Group)，他也参与了全球气候网络(Global Climate Network)的工作。我本人也作为一些研究项目的外聘顾问，尤其是荷兰和丹麦的，最近也有日本的项目。还有其他一些人成功地获得了国家人文基金(NEH)和国家科学基金(NSF)的资助。一个特别具有创造性的例子是罗切斯特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间的合作，塞林格是这个跨学科项目的负责人，国家科学基金资助了40万美元，旨在设计一些进行可持续伦理教育的游戏。
总之，现在呈现的格局是：在和其他不同学科学者的互动中，一批新的、参与型的哲学学者成长了起来，他们应对的是从新兴科学一技术科学研究中生发出来的、有主题针对的问题。与前述技术哲学与技术科学研究合流的趋势相一致，这一新阶段所呈现的也是注重于具体案例研究的经验转向的风格。我用两点经验之谈作为总结。首先，我很乐观，尽管有些迟晚，但技术哲学(和技术科学研究)看来还是起步发展起来了；其次，在研究的风格上，它是跨学科的，这点与过去的专业系科的机制有相当不同。在我看来，对于这个被技术浸透的、快速发展的当代生活世界，这种新的研究方式拥有的是一种灵活和开放的态度。
(原文发表在Techné 14: 1 Winter 2010)
【注释】
①原题为Philosophy of Technology(and/or Technoscience?)：1996—2010。伊德对“技术哲学(Philosophy of Technology)”这个提法有保留，认为“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更能概括15年来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但考虑到与15年前的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1975—1995一文的连续性，所以暂且妥协于前者。“and/or”表达的是在名称上用后者替代前者的倾向，标题可改写为“技术哲学与技术科学15年”或者就是“技术科学15年”。“？”表示有待进一步商榷。——译注
②SPT的年会惯例是逢单数年开。——译注
③奥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y-Gasset)、盖伦(Arnold Gehlen)、安德斯(Günter Anders)、芒福德(Lewis Mumford)、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伊里奇(Ivan Illich)。——译注
④SPT早年开会没有规律，涂尔宾在德拉华大学举办过两届，分别是1975、1977年，之后停滞，直到1981年在德国又开。应该说1981年的会是SPT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因为那次会议后两年一届的会议成为惯例，同时SPT的主席和办事机构也产生了。参见Paul Durbin: SPT and Social Progress, Techné, Winter 2010和Don Ihd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1975-1995, Techné, Fall 1995。——译注
（原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4期。录入编辑：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