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哲学与现象学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两大哲学流派。如果说科学哲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分析哲学，技术哲学的理论基础则主要是现象学。虽然分析哲学和现象学有不断融合的倾向，但技术哲学研究中运用得最多的还是现象学一解释学方法，技术哲学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也多是现象学哲学家。
1 现象学：现代技术哲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在技术哲学发展史上，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分析哲学、存在主义、实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都对技术做出了分析，最有影响、作为大多数技术哲学家理论基础的则是现象学。胡塞尔不是技术哲学家，但他的现象学提供了一种研究技术非常有效的路径。胡塞尔现象学研究的是世界与对世界的意识之间的普遍相互关联。技术哲学不研究意识问题，也不研究意向活动与意向相关项之间的相关性，但是胡塞尔分析意向性、分析意向活动与意向相关项相关性的方法，可以用来分析技术和与技术有关的其他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现象学技术哲学家正是从这一思路开始自己的研究。
海德格尔在其哲学生涯的不同时期对技术有不同的看法，早期认为技术（用具）是“世界之为世界”的起点，对“世界之为世界”起着指引或组建作用；晚期认为技术或是“天地神人”的聚集（经验技术），或作为“座架”促逼着“天地神人”（现代技术）。海德格尔主要从技术“之上”和“之外”研究技术，从抽象的、形而上的层面反思和批判技术。
英美最有代表性的现象学技术哲学家是阿尔伯特·伯格曼（Albert Borgmann）和唐·伊德（Don Ihde）。伯格曼和伊德实现了对技术抽象的形而上学层面的研究到经验层面研究的转向，把技术与人类日常生活的关系作为他们研究的重点。伯格曼研究的是现代技术的特点以及如何克服现代技术的弊端，实现对现代技术的改革。伊德通过对技术协调的知觉与没有技术协调的知觉的比较，研究技术如何改变人对自身和世界的感知。
欧洲大陆最有影响的现象学技术哲学家应是荷兰哲学家P.克努斯（Peter Kroes）和法国哲学家B.斯蒂格勒（Bernard Stigler）。克努斯提出了技术哲学新的研究纲领：“技术人工客体的二重性”。许多重要的技术哲学家，如K.米切姆、S.汉森都认为，克努斯的研究纲领对技术哲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斯蒂格勒是德里达的学生和好友，他的成名作《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被认为是法国哲学界1994年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2 海德格尔：现象学技术哲学奠基者
现象学还原是海德格尔从胡塞尔那里继承的最有力的分析方法，借用这一方法，海德格尔早期面向的是“用具”，晚期则是“物”。以“壶”为例。壶是一与我们自身相关涉者。壶与人的相关性表现在它作为一种容器而存在，能“容”乃器的前提，不具备容的功能就谈不上是什么器皿。能“容”则必有去容的“虚空”，这个虚空不是一般的虚空，而是能容纳的虚空。壶之虚空通过双重方式来容纳：通过承受被注入的东西而容纳；通过保持它所承受的东西而容纳。对倾注的承受和保持共属一体，其统一性由倾倒来决定，壶之为壶取决于这种倾倒。从壶里倾倒出来的东西是“馈赠”。在倾注的馈赠中，器皿的容纳作用才得以成其本质。“壶之壶性在倾注之赠品中成其本质”[1]。在倾注之赠品中有大地与天空、诸神与终有一死者的聚集。如果赠品是一种饮品，那么赠品之中有山泉，山泉之中有岩石，岩石之中有大地，大地之中有天空（雨露），在赠品即壶之本质中栖留、聚集着天空与大地。倾注之赠品是终有一死的人的饮料，也是奉献给不朽诸神的祭酒。在作为祭酒的倾注之赠品中，诸神以自己的方式逗留着。“在倾注之赠品中，同时逗留着大地与天空、诸神与终有一死者”[2]。
天、地、神、人相互关联、相互缠绕、相互映照组成一个统一而又纯正的整体。四方中每一方都以自己的方式映射着其余三方的现身和出场方式。“以这种居有着一照亮着的方式映射之际，四方中的每一方都与其它各方相互游戏”[3]。四方中的每一方与其他各方相互游戏、相互信赖，天地神人没有哪一个会“固执己见”而与其他因素隔绝开来，每一方都会为进入四重整体的“纯一性”而失去独特的本己。天、地、神、人之纯一性的居有着的映射游戏，海德格尔称之为“世界”。世界之世界化，不能通过逻辑的或理性的因素来说明，不能通过原因和根据之类的东西来说明，只能通过天、地、神、人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映射、相互牵涉而完成。“向自身之外进行指点，与别的东西建立联系，这属于事物的本质”[4]。物并非首先是单纯的事实性的东西，然后再体现与天地神人的联系，而是更多的存在与关联从其产生时起就属于它，就聚集在它身上。
一旦把世界，把统一的四方表象为个别的现实之物，即可以从逻辑上相互论证和说明之物，世界就被阉割和扼杀了。经验技术中人只是众多存在者中的一个，现代技术中人成为一切存在者的创造者和主人。“决定性的事情并非人摆脱以往的束缚而成为自己，而是在人成为主体之际人的本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果人成了第一性的和真正的一般主体，那就意味着：人成为那种存在者，一切存在者以其存在方式和真理方式把自身建立在这种存在者之上。人成为存在者本身的关系中心”[5]。这一切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对整个存在者的理解发生了变化。经验技术时期“主体”意味着构成存在者基础的东西，它在一切偶然和外在的变化中坚持不变，因此“主体”一词可以用于任何存在者。但在新的技术时代主体只适用于人，人对自身和自然的理解出现了决定性的变化。在新时代，人成为唯一坚持到底的“主体”，成为一切存在者存在的基础和依据。人类不再把自己看作“天地神人”诸要素之中的一员，而是把自己看作与其他“客体”相对的“主体”。只有当人知悉自己是与其他因素不同的超拔者，只有当其他因素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为存在而只能从对象性中获得自己地位的时候，人才有可能把所有其他存在者展现为单纯的能量提供者和可以随意处置的原材料。从对“天地神人”四重整体的聚集到对人的因素的片面弘扬；从“天地神人”的四重奏到此在的独角戏；从聚集变成组建和统治；从聚集物变成组建者和统治者，这就是海德格尔眼中的现代技术。
3 伯格曼和伊德：现象学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两大代表
阿尔伯特·伯格曼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美国技术哲学家之一，他把技术哲学从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讨论推向一般伦理—政治的分析乃至包括日常实践的具体建议，开启了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器具范式（device paradigm）”是伯格曼技术哲学的基石。“Device”，意为精巧的仪器、设备或器械。伯格曼把今天人们对待现实的方法称之为“技术”，最明显的体现是电视机、发电厂、汽车等器具。前技术时代人们打交道的是事物而不是器具。一件事物不可能与相关的具体情景和人们对这一事物和情景的影响相分离。以火炉为例。火炉的冰凉标志着早晨，火炉温暖的散发标志着生活中新的一天的开始。火炉给家庭不同成员指派不同的任务，这些任务确定他们各自在家庭中不同的位置。母亲点燃火炉，孩子们的任务是让火炉保持充实，父亲负责砍伐木材。火炉给全体家庭成员提供了一个应对四季变换的经常性的、亲自的参与活动。这种活动与寒冷的威胁，温暖的安慰，木材燃烧散发的烟味，砍伐和搬运木材的艰辛，技艺的传授，以及对各种日常事务的奉献缠绕在一起。技艺又与各种社会性行为联系在一起。对于前技术时代，“在这些社会活动更广阔的地平线上，我们能够看到文化和世界的自然尺度是如何展现的”[6]。
随着从前技术时代向现代技术的转变，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火炉原本提供了构成火炉的世界所必需的其他相关要素，可是今天人们却倾向于把这些要素看作是没有必要的负担，并借助于现代技术的帮助一个一个地摆脱这些负担，这些负担逐渐被器具、机械等等“接管”了。机器让商品和服务对于人们唾手可得，它对我们的技艺、力量和注意力几乎没有要求。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器具的机器部分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丰富的社会关系具有一种不断遮蔽或缩减的趋势。“在器具之中，对世界的关系被机器取代了。但机器是匿名的，而商品则是在没有参与任何具体情景的情况下被享受的”[7]。借助空调，现代人能够品尝赤裸裸的“温暖”——剥夺了前技术时代与文化、自然相互缠绕关系的，仅仅作为商品而存在的温暖。作为器具的机器并不给我们展示商品发明者和生产者的各种技艺和具体特征，也不揭示商品被生产时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
伯格曼认为，器具范式的统治是令人痛苦的。如果存在着某种重新获得技术承诺的方法，这种方法必须摆脱两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对待自然和传统的方式。“虽然我们的世界承受着技术的印记，但技术的范式既不明显，也不是惟一地统治着这个世界。它与各种聚焦物和聚焦活动进行竞争，并威胁和破坏这些聚焦物和聚焦活动。而聚焦物和聚焦活动以一种不同的、深刻的方式集中和打点着我们的生活”[8]。伯格曼眼中的聚焦物很多，如原野、音乐、花园、餐桌文化和跑步。例如跑步，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在某个空间和某一时间中一步接一步、一步重复一步的简单而又枯燥的物理运动，但在这种平凡的表面背后隐藏着意义非同小可的辉煌和壮丽。当脚掌触及地面的时候，当微风轻轻地吹拂我们身体的时候，当闻到雨水之中满是泥土芬芳的味道的时候，当血液在我们血管之中更加平稳地流动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惊奇，会产生一种愉悦和激动的感觉。跑步具有完整性，原则上不同于仅仅用来锻炼身体的体育锻炼，如跑步机上的跑步。对于跑步者，努力与消耗是统一的，付出和所得是同步的，手段与目的、劳动与闲暇的分裂愈合了。
唐·伊德的技术哲学建立在对已有技术哲学理论的现象学还原之上，“还原”是伊德通达技术的基本途径。通过还原的方法，伊德将已有的赞成技术和反对技术的理论放入括号中存而不论，直接面向技术的实事。伊德认为不存在纯粹的技术本身，技术是一种关系性存在，技术就在于技术与人和世界的相关性。伊德认为人与技术的关系是技术观的基础和核心，他的技术哲学是一种“人—技术”关系的现象学。
伊德将日常生活中的人—技术关系划分为四种模式：体现关系、解释学关系、背景关系和一体化关系。在“体现关系”如驾驶汽车中，技术成了人身体的一部分，驾驶者几乎感觉不到汽车的存在。在“解释学关系”如工厂的各种仪表中，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他者，人们通过对这个他者的解读来理解世界。“在体现关系中技术被吸收为人的自我经验的一部分，在解释学关系中技术成为一个对象被人所感知”[9]。在“背景关系”中，技术成了日常生活中不被人注意，但却无处不在的背景。在“一体化关系”中，技术成了人类自我经验和自我表达的一部分，作为“准他者”技术成了我们熟悉的对应物，这些对应物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我们。
通过对完全不使用技术的身体意向关系与以某种方式使用一定技术的工具意向关系的对比，伊德寻求工具使用中不变的常项。比如，当牙医使用探针收集患者牙齿信息的时候，探针一方面扩展了牙医的感知，放大了牙齿的某些特征，让牙医对牙齿表面的硬度和柔软性有更好的感知；另一方面，探针减少了牙医对牙齿其他方面如牙齿湿度的感知。探针不仅改变了牙医的直接经验，而且这种改变呈现出一种不变的特征：“放大—简化”的结构——通过探针放大了的每一个感知都伴随着一个相应的简化的感知。人们使用技术本来是为了追求对事物或世界的放大，可是任何对世界的放大必然伴随着相应的缩小和简化。伊德认为，不仅要看到放大与缩小是技术结构性的特点，而且还要看到经验技术的放大与缩小与现代技术的放大与缩小之间的区别。经验技术时期，技术对世界的放大不明显，没达到失真的程度，所伴随的减少也不明显，而且这些减少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或方法加以弥补，并不从根本上影响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人们的正常生活。现代技术的放大所伴随的减少不仅影响人们对世界整体的认识，而且塑造了我们生活的周围世界，塑造了我们“看”世界的方式，进而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伊德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待技术对人类经验的改变。一方面，工具决定知觉的水平，正是通过工具新的和未曾预料的知觉被发现，并形成新的感知领域。如没有光学仪器我们就不可能跟宏观和微观宇宙打交道。另一方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事物的认识揭示了世界的方方面面，这些认识是通过对世界的多种知觉获得的。现代技术给我们提供的主要是光学工具，或最后都通过光学工具体现出来。借助于现代技术，人类正在走向一条用完全单一的尺度建构世界的道路。伴随着现代科学对工具实在论日益强化的信仰，人们越来越相信只有通过科学仪器建构的世界才是惟一真实的世界。
克努斯的研究纲领有两个基本观点：（1）技术人造物有二重性。首先它是一个物理客体，具有一定的物理结构。其次具有一定的功能，与设计者设计过程中的意向性密切相关，在这方面它是人为的，不能用描述物理对象的“是什么”对之进行描述。（2）从技术人造物的二重性中可以引导出一个重大的认识论和逻辑问题：结构描述不能推出功能描述，功能描述不能推出结构描述——我们不能从客体“是”什么推导出它“应该”做什么，也不能从它“应该”做什么推导出它必然“是”什么。虽然在理论上不能从技术“是”什么推导出它“应该”做什么，但是克努斯认为，工程设计者通过实践的推理能桥接这个逻辑鸿沟，事实命题（结构描述）与价值命题（功能描述）在设计者的实践活动中得到了统一，“因果关系就转变成实用准则（这个转换并不具有逻辑演绎的形式），这个转换在技术的设计中桥接了结构与功能之间的鸿沟。因此，技术解释并不是演绎解释，它在因果关系以及基于因果关系的实用准则的基础上联结了结构与功能”[10]。
为什么工程设计者通过实践的推理能桥接结构描述和功能描述之间的逻辑鸿沟，为什么客观的因果关系能够变成主观的实用准则呢？克努斯从技术客体的意向性方面加以解释：技术客体的功能不能脱离开意向性活动的情境，一个客体的功能是建立在它所处的情境之中的。克努斯认为，技术的功能离不开使用者的意向性活动，人的意向性活动又离不开一定的情景，技术要想发挥一定的作用或具备一定的功能，必须“如实”地“反映”它所处环境的具体“内容”。“功能不能从技术客体的应用的语境中孤立开来；它正是在这个语境中定义的。由于这个语境是人类行动的语境，我们称这种功能为人类（或社会）的建构。所以，技术客体是物理的建构以及人类社会的建构”[11]。从物理学的观点看，客体是没有功能的。物理性质如质量、速度、大小等等是客体内在固有的，它们是由不依赖于任何其他事物的那些客体所特有的。与此相反，在某一具体情景之中有意向的观察者看来，功能通常被认为是外在的，是由这一客体的观察者或使用者从外部“添加”上去的。“简而言之，功能决不是内在固有的，而始终是同观察者相关的”[12]。技术客体不仅具有内在的物理性质，而且同使用者的情景有关，是使用者根据他们的具体情景“外在地”赋予它的。技术对象既聚集、反映了自然（物理）的因素，是自然（物理）建构的产物，同时聚集、反映了人类社会、文化、历史、经济等方面的因素，是社会建构，亦即人的建构的产物。
斯蒂格勒的技术思想有两个主要来源：以西蒙栋、吉尔、勒鲁瓦—古南等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学家为代表的技术进化理论和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生存现象学。根据对普罗米修斯神话的重新解读，斯蒂格勒认为，人类之所以需要技术，之所以使用工具，是因为人类是一个具有“缺陷”的，只有通过“代具”——身体之外的工具——才能生存的物种。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假设人类最初具有一种完全自然的本质，它没有缺陷，自给自足，是技术使人远离自然状态而进入堕落和沉沦。斯蒂格勒则认为，人类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类没有自身的属性，这种本质的缺陷不仅不是对人性的否定，相反，它是人性的真正起源。人是一种缺陷存在，人恰恰因为其本质的缺陷而存在，技术则是这种缺陷存在的根本意义。不同于其他动物，人的身体没有任何特定的、使人可以赖以生存的机能。为了生存，人只有依靠技术，运用工具以弥补身体的不足。
斯蒂格勒认为，人与环境之间的技术关系是生命物体和环境之间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即人借助于技术这种有机化的被动物质与环境发生关系。“独特之处在于：技术物体这种有机化的被动物质在其自身的机制中进化：因此它既不是一种简单的被动物体，也不能被归于生命物体”[13]。技术是有机化的无机物，技术的发展模式不同于一般物种的生存模式，它的生成是一种“后种系生成”。一个物种的一切特性都已经包含在胚胎之中，物种的生成过程无非就是通过不同阶段的发育，展示其生来具有的特性。物种的一切在生成之前已由胚胎确定了。后种系生成的意义在于，一种物种的特性并非从一开始就全部被包含在种之中，而是在后天的生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斯蒂格勒用后种系生成解释技术发展的一般模式，指出技术并没有一个最初的包罗万象的种，如果把技术作为一个“种系”来考察，它的生成过程也就是技术的发展过程，技术的一切特性都来自后种系的技术历史本身。
斯蒂格勒用“相关差异”说明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技术发明人，人也发明技术，两者互为主体和客体。技术既是发明者，也是被发明者。这个假设彻底推翻了自柏拉图以来，直至海德格尔、甚至海德格尔以后的关于技术的传统观念”[14]。“人的发明这个命题的模糊性的关键就在于将‘谁’和‘什么’并列，既使两者相连，又使两者相分……相关差异既不是‘谁’，也不是‘什么’，它是两者的共同可能性，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往返运动，是两者的交合。缺了‘什么’，‘谁’就不存在，反之亦然。相关差异在‘谁’和‘什么’之外，并超越两者；它使两者并列，使它们构成一种貌似对立的联体”[15]。工具即技术发明了人，而非相反，人发明工具。人在发明工具的同时在技术中自我发明——自我实现技术化的外在化。内在和外在是同一的，在内也即在外，因为人（内在）的本质是由工具（外在）确定的。就这样，通过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学的研究成果，斯蒂格勒把人的所谓“内在”本质与“外在”的技术或工具结合起来。
5 现象学技术哲学的发展趋势
通过对不同时期现象学技术哲学家思想的介绍，可以发现，现象学技术哲学存在着一种发展趋势，那就是从对技术本质的纯粹的形而上的追问，转向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利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展开对技术具体的、日常的经验层面的研究。
海德格尔是现象学技术哲学奠基人，但他研究的重点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之所以可能的形而上的条件，海德格尔并不关注技术活动的具体特点。伯格曼是海德格尔的再传弟子，他在承接海德格尔方法的同时试图摆脱海德格尔过于抽象的分析。伯格曼的技术哲学既是对技术哲学上的分析，同时又有着大量的经验案例，他在传统现象学分析之外引进了大量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分析。伯格曼是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开拓者之一，自伯格曼开始，技术哲学试图打开并进入技术这一“黑箱”，转向对技术的经验研究，把哲学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技术学以及自然科学相结合。伊德也是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开创者之一，伊德技术哲学的最大贡献是把技术哲学从形而上的思辨转向了对日常生活中技术问题的研究，转向技术生活之中和伦理之上的影响。伊德对技术协调的知觉与没有技术协调的知觉的对比研究，对技术在人类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具体影响的研究，不仅对现象学技术哲学，而且对整个当代技术哲学有着广泛的影响。克努斯通过对工程设计的研究，通过对具体技术产品如纽克门发动机的结构与功能的研究，把技术哲学与工程学与物理学联系起来，实现了技术哲学与具体自然科学的结合。斯蒂格勒把对技术的哲学研究与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学结合起来，不仅大大开拓了技术哲学的研究视野，而且实现了技术哲学向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向，把对技术的哲学研究建立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之上，从而避免了对技术表面深刻但实际上却空泛无益的议论。
最后，我们用伊德的一段话结束全文。“技术哲学，如果研究人类生活中更为宽广的问题域，必须实现一种转向：把它的重点转向日常生活问题，转向技术伦理上的影响……转向技术和生活世界界面的整个领域”[16]。
（原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年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