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科学如何运行？这是科学哲学家们在20世纪后期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对此，人们往往从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的角度寻求答案。自库恩的《结构》一书于60年代初出版后，这种正统观念开始屡受挑战。尤其自80年代初人们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科学知识的生产和运作，从而使这一问题的争论再掀波澜。与上述解决途径和观念不同，美国科学哲学家戴维·胡尔（David Hull）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了过程科学（science as a process）的哲学观念，并成为90年代西方科学哲学领域的一个新的研究焦点。胡尔的理论新在何处？学术界对其作何种评价？这是本文力图去探讨的问题。
胡尔潜心研究数十年，对科学在概念系统和社会方面的发展过程作了一种进化论的说明。胡尔的研究在西方学界引发很大的反响，譬如，世界著名的学术杂志《生物学与哲学》就以整个一期的篇幅专门对该研究给予介绍和评论。大致说来，胡尔的过程科学哲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科学进化过程中的选择，二是关于这种科学观的检验。其实，这两个方面在胡尔的理论体系中是融合在一起的。本文所要讨论的科学中信誉、引证及概念选择的理论就体现了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是胡尔的过程科学哲学的核心论点。对这一理论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西方科学哲学在该论题上的进展及脉络。
二 科学中的信誉与引证
什么使科学变得很特殊（special）？按照传统的观念，无疑是科学高度的普适性、规范性及客观性。与之不同，胡尔认为，其主要因素在于，科学过程维系了在个体科学家的动机或目标与科学整体的目标之间的一种非常良好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建立是通过信誉与引证机制来实现的。
（1）支持性的引证与原创性的信誉 在胡尔看来，科学既是一种合作性的事业，又是一种竞争性的事业。两者中没有一个是根本性的。但是，竞争意味着科学家总力图获得个人的进步。由此胡尔提出的问题是，“怎样解释科学家就像在竞争活动中所做的那样而进行了同样程度的合作？”[1]科学是以合作与竞争相结合的方式运行的，这种结合的方式又是什么？
胡尔论证道，个体科学家的主要职业积极性或动机（motivation）就是对承认（recognition）的欲望。一种最为相关的承认就是引证（citation）或者采用（use）①。他说：“发生在科学中的最重要的合作种类就是采用，即一个科学家采用另一个科学家的研究成果。”[2]在科学家之间的合作关系中，一个科学家对另外一个科学家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将其研究成果结合到自己的研究中去，并且明确地表达了对该研究成果的认可。其实，胡尔的这种关于自然科学的观点也非常适合于我们哲学及社会科学的研究。相反，一个科学家对另外一个科学家所能做的“最不好的事情”就是忽视了其研究成果，也就是不采用。介于最好与最差之间的就是这样一种采用：虽然采用其研究成果，但不明确地表达对该研究的“承认”。
这里的“承认”具有什么蕴意呢？按照胡尔的观点，“承认”是指，科学家希望他们的研究被认可为具有原创性（originality），并且同样重要的是，这种原创性的研究要被引用者所接受。在胡尔看来，有些研究虽然具有原创性，但并非被接受。其原因可能是这种原创性价值的大小尚需进一步验证。另一方面，有些研究虽然被接受，但其原创性很低。譬如，一些科学家着力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牢固地”建立在先前被承认的研究基础之上，这种“展示”是通过大量引证来实现的。其目的在于从其他科学家的成果那里获取对自己研究的支持。然而“这种支持性的代价”是在相当程度上减损了其原创性。“引证”在肯定被引证作品价值的同时，也降低了自己的价值，即原创性。因此，原创性很高的科学理论应具有很少的引证。我们说，科学史上的一些重大理论进步实际上就是科学家在追求这种高度原创性的过程中实现的。
胡尔指出，每一个体科学家若没有跨入一个合作与信誉的系统就不可能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情；没有采用其他人的成果，就不可能使你自己的研究成果成为对本学科发展的一种贡献。为了对你正在做的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你需要对其他人的成果给出引证。同时，做被他人引用的研究的欲望驱使你去引证其他人的研究成果。或者，科学家做引证是在期望其他人将对他们做相同的事情，这是科学界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追求和愿望。科学家们总希望既拥有大量的支持性引证，同时又获得包含原创性的完整信誉（credit）。但是，实际上“他们不可能”做到，“他们必须在原创性论断与为了支持所做的引证之间寻找一种正确的平衡。”[3]因此，在现实的科学研究中，信誉往往是局部的，而非一般的，并且“这种局部的信誉非常重要，它是科学的驱动力。”[4]
科学家的支持程度因人而异：一些科学家所给予的支持具有较高的价值，而另外一些科学家所给予的支持具有较小的价值。于是，人们往往经常性地引证前一类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事实上在科学中，一个人没有引用著名科学家的作品，他将既不可能获得信誉，也不可能获得支持。这一点对于处在科学阶梯的较低层面的研究者，似乎并不有效。譬如在短期内，研究生给予某个人的支持，或者研究生对著名作者的引用，对研究生本人而言，都没有多少价值。当然，从长期的研究生涯来看，研究生时期的探索往往是一个人未来研究通道的关键阶段。
（2）概念包含的适当性 在所有的职业①中，科学家是最具有自我监督能力的职业人。这主要因为科学能去掉虚伪和浪漫，仍维持其理性的特征。即便如此，在科学教育、传播及研究中也仍然存在问题：“大学教授确实应该投入更多的时间用于本科生教学。我们中那些定期地主动从事研究的人们对没有花费更多的时间用于教学而具有负罪感，于是产生了在效果上使我们减轻这种负罪感的各种各样的辩护。”[5]当然，比较而言，科学家能更好地坚持科学的标准。所以，从总体上说对个体科学家而言那些好的事情，实际上对科学家群体也同样得好。“科学家对科学整体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努力增加他（或她）自己的概念具有的适当性。”[6]胡尔假定，科学家们的信念或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总能“适合于”他们所假定的指称物。但是，科学概念包含的适当性要限定在下面两种因素所形成的范围之内：一是科学家相互采用研究成果的需要，即相互引证的需要，二是经验检验的可能性。
与个体概念的适当性相关联的是概念的群体性，两者在科学中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在实际的研究中，科学问题复杂而多变，多数科学家不具有解决相关问题所必要的全部知识和能力，所以他们往往组合在一起，形成聚合力度各不相同的研究群体。这种研究群体的功能之一就是对概念资源的共享[7]。胡尔论证说，这样的研究群体维持很短的时间，往往在人们注意到它的存在之前就已消失。在这种研究中，群体的选择变得较为重要。然而，也有少数群体在解体前就取得成功，其一系列观点得到广泛的关注和传播，此时大众的选择将会取代群体的选择。“科学家的意图在于增加他们自己的概念包含的适当性。由此他们不仅因为自己的贡献而获得信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因为他们的合作者的贡献而获得信誉。合著论文和相互引证增加科学家的概念包含的适当性。”[8]
（3）引证作品的检查（checking） 其实，“科学家并非完整地去读文献，去发现真理。他们读这些文献是在寻找对他们自己的研究具有影响的作品，以便获得利用这些文献的机会。如果一个特定的发现结果支持了他们自己的研究，那么他们倾向于不做检验就把这一发现结果包含进来。他们要检验的是那些威胁到他们自己研究的发现成果。”[9]于是，研究中的竞争对手往往成为检验、批评和评价的对象。而没有人花费大量时间来检查他的合作者的研究结果。传统的科学观往往强调对结果的可复制性，但没有人花费很多时间来从事复制工作。
胡尔强调，为了做一些将被其他人引用的研究，你需要确保你所依赖的研究是可信任的。在采用任何研究成果之前彻底地检验它，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重要的。所以，检查的一个直接目的就是评价所采用成果的可靠性。胡尔指出，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积极从事严格检查的人，这些人之所以从事主动而积极的检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研究要么不被信任，要么他们的一部分新研究成果在发表后变得很普通、很平常，不如预期得那么重要。
（4）错误的引证 上面已指出，科学概念的适当性受到相互引证的需要和经验检验的可能性这两个因素的制约。为了评价这两个因素所发挥的不同作用，胡尔区分了科学家在引证过程中犯错的两种形式，并对这两种形式造成的危害进行了比较[10]：一是 “说谎”，即发表含有错误的研究作品（faulty work），无论是无意识的，还是有意识的；二是“偷窃”，即直接把他人的研究成果（假定该研究成果是正确的）作为自己的成果，这是最通常的形式。科学家说谎，就是他们已经知道或者已经证明某些研究成果为假，但仍然发表这些研究成果的观点。这种发表伪造的数据和观点是科学家所能犯的罪行中最大的一种。发表草率的作品是不好的，但并不像伪造那样恶劣，尽管发表伪造的作品与发表草率的作品具有难以区分的结果。胡尔比喻性地举例说，开车有意识地撞倒某人要比有意识地喝酒而无意识地撞倒某人坏得多，尽管在这两种情形中被撞倒的人同样失去生命。当然，在科学研究实际中，人们很难对有意识地伪造数据与无意识地犯错做出区分。因此，在科学中发表那些被证明为错误的作品（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要比“偷窃”他人的成果受到更严厉得多的惩罚。所以，在科学中发生的“说谎”现象要比“偷窃”少得多。为什么伪造数据或“说谎”要比“偷窃”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胡尔论证说，在偷窃（或者剽窃、抄袭（plagiarism））的情形中，唯一受到伤害的就是原作者一个人，但是，当说谎或欺骗的情形出现时，受到伤害的是采用这种伪造结果的作品的所有研究者。所有引用了欺骗者研究的科学家们都将发现他们关于那个论题的研究必定不可靠，并且他们的研究将不但不会被引用，他们的信誉也会受到质疑。
总之，胡尔给予了我们一幅新的科学图景：科学家从事被高度引用的研究的欲望促成了科学过程的许多其他特征，包括精致的引证网络、真正的而有选择性的对其他人研究的检查、欺骗比偷窃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在个体研究者的行为与科学整体的目标之间维持了和谐关系；在群体合作中，人们紧密地体察假说，自由地分享思想。胡尔做这种研究的目的在于提供给我们一种机制。这种机制的关键部分就是引证与被引证、复制与检查、信誉与支持在科学过程之网中所具有的重要的不同角色及分布。
三 概念变化的选择模型
（1）对选择过程的一般性说明。虽然胡尔运用生物进化的方法和视角来分析科学发展的过程，但他认为基因、有机体、物种等传统的实体或概念并不足以很好地分析和说明科学的一般性选择机制。其原因在于，这些特定的生物学概念将会把科学选择变成一种在不同层次之间摇摆或“游荡”的状态，甚至特定的科学选择并不经过“基因”的层面。这些概念或实体“没有持续地在生物进化中发挥作用，没有涉及免疫反应及概念变化，所以我们需要更一般的单元，这种单元是依据它足以一般性地运用于各种选择过程来定义的。”[11]
在批判和抛弃基因、有机体、物种等传统概念或实体的基础上，胡尔提出了如下的三种科学实体：（A）复制者，一种经历连续不断的复制过程并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其结构完整无损的实体；（B）相互作用者，一种作为具有聚合力的整体并与其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实体，且这种相互作用造成了有所差异的复制；（C）宗系（lineage），一种作为复制的结果无限期地以相同或变异的状态持续下去的实体。
以这些概念为基础，胡尔确立了他的选择概念。按照胡尔的看法，所有的选择过程都包含了这样两个过程：一是相互作用者的有差别性的灭绝，二是增殖造成复制者的有差别性的持续过程。而其中的相互作用者是由复制者在过去所产生的。复制者与相互作用者都是在选择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实体。概念性的选择是不同于自然选择的另外一种选择。
（2）概念性的选择模式。胡尔运用上述这些概念来说明科学中概念变化过程的选择模式。他说：“我的[这些]概念对于应用于概念进化，尤其是科学中的概念选择而言是充分的、一般性的。”[12]他宣称，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解释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由代代连续不断的科学家做出的奇妙的进步。”[13]
在胡尔的模型中，相互作用者是个体的科学家或者个体的研究群体，“科学家是注意到问题、思考这些问题的可能解决方案并试图检验这些解决方案的一些人。他们是科学变化中首要的相互作用者。”在科学中的复制者就是科学基本内容的一些要素，即“关于科学目标的信念、关于实现这些目标和可能解决相关问题所要采取的合适的方式、表述的方式、搜集的数据报告等等。”[14]它们都是单个的实体，但是作为单个实体的复制者存在于相关的各种与境中。譬如，信念是单个的实体存在，但包含了对相关方法论原则和评价标准的信奉。复制者的主要的传送工具是“书、杂志、计算机，当然还有大脑”[15]。
在概念性的选择过程中，科学家要面对他们的环境，存在着对复制者生存的检验。“没有科学家，就没有概念性的复制者被检验，而检验对科学是根本性的。”[16]结果是，一些作为复制者的科学内容（包括科学理论、科学信念、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价值等）生存下来，而另外一些则没有。假若一种科学信念生存下来，那么它必须被复制。概念性的复制是信息从一种工具传送到另一种工具，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完整无损的过程。在复制的过程中，某些思想与其他思想处于强烈的竞争之中。一种信念或者观念在进入一种复制系列后，历经数代后死亡，直到有一天被某个人发现，又介绍到一个新的系列之中。这些有差别性的生存比率产生了两个宗系：复制者的宗系与相互作用者的宗系。要描述科学的进化，就需要追寻这两个宗系的宗谱[17]。从某种程度上说，科学的历史就是一些科学“宗系”的历史。胡尔得出结论，“如果科学被建构为一种选择过程，那么要维持科学的持续发展，概念的异质性是必不可少的。”[18]。
四 学界同行对胡尔理论的评论
胡尔提出的上述理论引起了许多的讨论，其中既有赞同、欣赏，也有质疑和批评。许多学者基本上认同胡尔关于合作与竞争之间如何平衡、科学信誉和引证如何运作的理论分析、以及他的“概念包含的适当性”、“概念的种群结构”等概念。譬如，尼尔·坦南特（Neil Tennant）认为这些思想“为这个领域的应用与扩展提供了一种十分丰富的图景”[19]。
但是，人们对胡尔的选择观点提出很多的批评，这些批评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是胡尔关于科学与生物进化的类比性问题。在胡尔之前，波普尔、库恩、图尔敏、瑞斯彻、坎贝尔、布理德等都曾提出过有关科学的进化认识论的观点[20]。正如卡伊·哈尔维格（Kai Hahlweg）指出的，胡尔试图通过运用进化论的范畴来阐述科学变化，这“并不是新的”，但“胡尔的确比其前人的任何一位都进行了深入得多的生物学类比”[21]。不过，科恩（L. J. Cohen）、罗西等人对科学发展与生物进化之间可类比性提出质疑。譬如，罗西指出，在生物进化门类树中是从干到枝，而科学的情形则是从分支到主干的进步。在科学中科学家更关注获得理论的统一。[22]
其次，胡尔理论与一般性的科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是不密切的，也就是胡尔并没有去阐明他的理论对一般性科学方法论研究的意义。尼尔·坦南特提出，科学理论的进化观点“如何帮助我们获得对我们方法观念的规范力的理解？”或者“它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科学进步的概念吗？”但胡尔没有对这些问题做出自己的研究。[23]
第三，胡尔选择理论的概念问题。艾伦（Joseph Allen）和达登（Lindley Darden）等对胡尔的选择概念提出批评，认为胡尔对选择的定义是不充分的，并且“生存”（survival）这一术语要比“增殖”更为确切；更重要的是，伴随选择性相互作用之后的步骤应该是胡尔选择概念的一个焦点，并且对宗系概念也具有潜在的重要性，但是胡尔没有去探讨。[24]
最后，坎贝尔（Ronald Campell）与胡尔都认同科学的生物进化论说明的价值，但是坎贝尔指出，胡尔没有详细阐明从生物学类比主义到一般性选择理论的过渡，以及科学中概念进化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之间的具体联结。[25]
五 与主流科学哲学家的分歧
就科学发展过程中科学家的合作、竞争及选择机制的相关论点而言，胡尔的看法与其他科学哲学家是存在差异的。这里仅简评一下他与库恩、波普尔之间的分歧。
（1）胡尔与库恩。首先是胡尔的有形之手与库恩的无形之手。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曾论证，在经济市场中个体的自私导致了社会整体的好的结果。这种个体与整体之间的不匹配只是表面上的，当我们观察大量的个体在一起相互作用的时候，这种不匹配就将消失。市场就是一种对每个人进行产品分配的有效的分配者，即所谓的“无形之手”。库恩对科学的说明也具有“无形之手”（或者“看不见的手”）的结构。在科学的变化过程中，常规时期个体层次上的科学家的教条与狭隘导致了革命时期科学整体层面上对新异性的开放。范式成为这种转变的“无形之手”。在个体层次的特性与整体特性之间的解释性关系上，胡尔与库恩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但胡尔认为，控制科学过程的这只手并非是“看不见”，或者诺兹克（Robert Nozick）所称的“隐藏之手”（hidden-hand）[26]，而是“有形之手”。
胡尔指出，科学中的“无形之手”解释性理论“仅仅局限于那些走向于均衡或者处于均衡状态的系统，这些解释不会很好地应用于科学的过程。”[27]因为科学是持续变化的，科学的发展历史并非是在走向均衡。再者，“科学中的无形之手理论的真正问题就在于对机制的具体说明上面。”[28]现存的机制理论含糊不清，不能充分地说明科学中产生的结果。我们需要更加明晰、精致的机制理论。胡尔指出，他关于科学中信誉及引证机制的理论恰恰能满足这种要求，能弥补上述的种种缺陷。不过，在他的理论中，自我利益不再是惟一动机，个体科学家的“自私”行为被转化为有益于科学整体的结果。
其次，胡尔认为，库恩的范式、科学共同体等概念之间存在着不协调。库恩的范式是同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同具有的东西，而科学共同体是从社会角度界定的。库恩试图通过科学共同体使范式的概念具有更大的可操作性。但库恩的麻烦是，如果一个人实际上依据其职业的相关联系来界定一组科学家，那么所形成的科学家群体往往从概念上说是非常异质的。群体中的研究者因发现这种异质性而令人十分尴尬。能够在一起合作的惟一方式就在于关于科学理论本质的一致性，而不是研究领域或职业的同一性或相关性。
（2）胡尔与波普尔。胡尔与波普尔一样倡导过程哲学，但并不认同波普尔的理论。首先，胡尔不赞同波普尔把科学的事业看成是反驳或竞争的过程。胡尔坚持科学中既有竞争，又有合作；而且合作尤为重要。这可从科学中信誉和引证机制中的 “采用”概念看到这一点。其次，胡尔反对波普尔的发展模式所表达的核心观念：自我批判。按照波普尔的看法，科学的目标不是真理，而是不断增加的逼真性。他的科学发展的四段图式（问题——试探性理论——消除错误——新问题）的核心在于试错和去错，即自我反驳。与波普尔相反，胡尔论证说，对个体科学家而言，不存在对他们本人的研究采取审慎的、怀疑的态度的需要，他们受长期自我利益的驱使而不会去主动反驳或证伪自己的观点。实际上，其他人将对他们的研究做这种批判的事情。如果胡尔赞同猜测与反驳观点的话，那么胡尔认为，一个研究团体的一些猜测往往成为竞争性研究团体试图反驳的主题。
六 结语
首先，胡尔的信誉和引证机制与概念变化的选择模型都体现了一个共同的根本观念，即科学是作为选择过程而存在的，尽管两个部分所涉及的选择具有各自不同的内容或侧重点。譬如，引证谁的作品及哪种作品，在建构自己理论的过程中，科学家选择何种程度的支持性或原创性等等，属于前者的选择内容。而后者的选择则侧重于概念变化过程中科学实体的生存、复制及延续。
其次，让我们回到论文开始时提出的问题：科学如何运行？经验主义者坚持，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真正的科学知识是从经验这种惟一来源中派生出来的。而理性主义者则坚持，运用数学语言来理解自然界，来获得真理。自库恩《结构》起，科学哲学开始关注科学共同体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尤其8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从建构论的观点来阐发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者都忽视了科学的社会结构，而20世纪后期的自然主义哲学已经在避免这样的错误；相比较而言，胡尔的思想具有更大的进步性，他有效地把科学的社会结构与科学的信誉、引证、概念选择结合起来。胡尔的理论没有陷入一方为科学的经验主义或理性主义与另一方为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之间就科学的根本性质发生的“科学论战”，而是另辟蹊径，试图寻找科学引证以及选择过程中理论概念与社会因素的结合点，寻找科学理论静态结构之外的概念系统进化的动态说明。这体现了胡尔理论基点的独特之处和优势。
第三，胡尔理论的魅力还在于，它展示出实际的科学选择过程如何促成了科学的成功，尽管科学结构与科学家个体行为之间表面上似乎是相矛盾的。换言之，个体科学家力图最大程度地增大其“概念包含的适当性”的自私欲望或非理性因素，但这些因素正是在信誉与引证系统以及概念系统的进化过程中发挥其重要功能，造成了科学合作与竞争的相互作用，才最终导致了科学总体的进步特征。因此，胡尔把科学中概念的变化看作是在信念与实在之间适当性如何改进的过程，这也是胡尔选择理论的实质所在。
不过，胡尔的理论最大的困境就在于，他的方法论途径是否可行的问题。胡尔的思路是，把生物进化论这种具体学科的观点提升为一般性的方法论原则，并且用它来确立所有科学所共同存在的一般性规律的运作机制。能否用生物学这种具体的或局部的东西来加以拓展，来解释一般性的科学概念或理论？许多人可能对这种解释的普适性和充分性提出质疑。这是有待我们作进一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本文原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第52卷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