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是法国科学哲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他与布鲁尔(David Bloor)和柯林斯(Harry Collins)等人共同创立与发展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他们的理论对传统的科学哲学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同时，形成了科学哲学研究的一种新方式。2005年9月中旬，作者在巴黎拉图尔的办公室就他的科学哲学观进行了专访。
问：您是一名科学哲学家；还是一名科学社会学家？
答：在法国，学科的从属关系很弱。在我这一代人之前，法国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首先是作为一名哲学家来培养的，例如，列文—施特劳斯(Levi-Strauss)和福柯(Foucault)都是这种情况。20世纪70年代之后，才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开设了社会科学的课程。另外一个理由是，无法把这两个学科分离开来，不是因为哲学能为社会科学提供基础，社会科学不能为哲学提供基础；而是因为社会科学提出的所有重要问题同时也是哲学问题。如果以中国的情况为例，对于中国当代的社会学家来说，否认弗朗索·朱莉恩(Fran
ois Jullien)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非凡工作，显然是愚蠢的。只有哲学才能非常灵活地吸收社会科学所揭示的世界的发展方式。这也符合实用主义的传统，例如，约翰·杜威(John Dewey)。最后一个理由是，我的工作一直是从事“经验哲学”的实践研究，也就是说，借用社会学中的实地考察(field work)的方法来解答哲学所提出的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以转向实验室研究为前提来理解科学真理的原因所在；当我希望了解技术时，我着手描述地铁的项目；当我希望理解法律时，我在法国最高法院进行调查研究。总之，两者之间无法分割，我既是一名哲学家；也是一名社会学家。
问：您是一名相对主义者；还是一名实在论者，为什么？
答：我不愿意陷入这样的困境。这种对立是被部分认识论的专政所强加的，现在，对新闻记者和电视节目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对于严谨的哲学家或社会科学家来说，却并不是一个问题。请原谅我的直言。就我的理解而言，大多数人，包括当前的罗马教皇本诺特16世(Benoit XVI)所称的相对主义意指绝对主义的观点，即“我有我的观点，而不关心他人是否有不同的观点，相信无论你想要什么都不重要，每一种观点都与其他的观点一样有价值。”但是，正如在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中所讨论的那样，坚持这样一种“相对主义”的定义是荒谬的。这是一种绝对主义。这样一种立场恰好意味着相对主义的反面，他们不关心探索不同观点之间的关系。现在，如果你在整个科学史、科学伦理学与科学政治学的领域内认真地重视相对主义的问题，或准确地说，我所说的关系主义(relationism)，那么，实在论的所有进展必须归因于关系主义及其方法的进展，也就是说，从一种观点转向另一种观点的能力，以及在不可通约的观点之间建立联系的能力。例如，透视画法的发明对于技术与艺术的出现是非常重要的：自18世纪以来，现实主义的绘画技巧与从一个参照系投射到下一个参照系的能力相一致。首先，早期确定的透视画法限于现实主义的范围内，但是，当我的同胞发明了投影几何学时，现实主义的绘画技巧也以同样的速度递增。当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是真的。相对性与理论同兴衰，而且，一方的每一次进步都会反作用于另一方。为什么认识论者不希望看到这是由于他们纠缠于某些完全无关的事情的原因所在：他们希望科学事实成为无可争辩的、绝对的，即不是任何一个人建构出来的，也不依赖于任何物质性。他们需要一种绝对的观点(a view from nowhere)，这种观点既不受到审查，也不允许加以说明。因此，当科学社会学家揭示出科学中确立关系的方法与手段时，认识论者开始厉声说：“相对主义、相对主义”。然而，这实际上是一项令人同情的策略：他们是那些希望使自己保持绝对主义(即著名的绝对的观点)的人。这不是我们的观点。不应该忘记，相对主义只不过是绝对主义的一个反义词。当然，这在伦理学中比在科学中更加真实：转变观点和从一种立场转变到另一种立场的可能性是以道德观的所有进步为基础的：记得德勒兹(Deleuze)说过这样的话：“相对主义不是真理的相对性，而是关系的真理”。因此，请把我完全看成是一名普通的科学家：更加关系主义，因而更加实在论。
问：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三个学派，即爱丁堡学派、巴思学派和巴黎学派，有什么区别？
答：我猜想，从中国学者的观点来看是没有区别的。我们已经在下列问题上达成共识：对科学实践进行极细心的经验研究；喜欢坚定的实在论者对科学的看法；以及有兴趣关注社会世界的图像。现在，如果你更加严密地研究就会发现我们之间有两方面的区别：一是哲学上的；二是社会理论上的。在社会理论方面的区别很大：爱丁堡学派在其早期非常满足于继承了涂尔干传统的欧洲社会学家对社会所下的定义。我们不是如此，我们相信，如果不对社会的定义进行深入的修正，就没有任何一种科学的人文社会学研究(science studies)② 是可能的，至少不可能提供任何一种社会说明。第二个理由是哲学方面的。爱丁堡学派深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也就是说，把哲学的定义完全局限于只适合语言和依循行为规则的人类符号。我们坚决不同意这种观点。在哲学中有许多其他传统关注科学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问题，而且，我们相信，这些问题对于人们掌握把科学与社会交织在一起进行科学的人文社会学研究的看法是基本的。我已经在《潘多拉的希望》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这两点，因此，我冒昧地提出请你参考我的这些工作。你也不应该忘记，爱丁堡学派早期的观点主要关注认知问题和心理学问题。布鲁尔最初是一位心理学家。巴恩斯(Barnes)的工作基本上是如何把心灵进行分类，他确实使心灵社会化，但是，整个方案仍然是康德哲学的方案：对于巴恩斯与布鲁尔的社会化来说，世界提供了许多分离的事件，而心灵占了相当重要的部分。我认为，这纯粹是幻觉效应，而且，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我更喜欢中国人的解答和论证，事物具有倾向性。对我来说，把整个哲学传统局限于康德，以及把整个社会学传统局限于涂尔干，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问：您于1979年出版的《实验室生活》一书是与强纲领的观点相一致的，但在1985年再版时，您从副标题中删去了“社会”一词，这是否说您准备改变或已经改变了观点，为什么改变？
答：当然，如果我在三十之后的现在重写《实验室生活》一书，自然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1979～1985年间，我还没有来得及改变自己的观点，我只是在意识到大多数人对社会说明的观念赋予完全不同的意义时，删除了“社会”这个词。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有一天成为一名实在论者，并提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实践说明，大概相当于早期马克思精神中的“唯物主义的说明”，或相当于在福柯精神的启示下，从根本上“去看看事情是如何进行的”……然后，我发现，对于我的大多数同行来说，“社会”意味着弱化了对真理的断言，这是内在于语言和符号维度的一种冒险。因此，我放弃了这种看法。我必须说明，现在我对“建构”这个词也有某些疑虑，这个词不是一个好词，因为它不完全是实在论者的术语。但是，《实验室生活》已出版了三十年之久，因此，我希望我现在的工作已经有了某些进步，而且走在了前面！我仍然认为，它确实是一本有用的书，因为它一劳永逸地揭示了社会说明的弱点。
问：您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答：我已经为牛津大学出版社再版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下面简称ANT)撰写了一个全新的导言，这里不想重复。这里我惟一能说明的问题是，ANT恰好提供了爱丁堡学派和通常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所缺少的社会理论。因此，为了使我们对科学的人文社会学研究具有意义，我们应该发展ANT。它是对社会科学所下的非涂尔干的定义，一言以蔽之，它把社会看成是联合的科学(science of associations)，而不是与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相比，能称之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特殊领域。你能从我的网站下载这本书的导言，我会为你提供它是如何形成的想法。为了回答你前面提出的关于爱丁堡学派的问题，ANT在某种程度上澄清了下列问题：为什么我们提供的“社会说明”不同意对“社会”所下的定义。应该注意到，普遍问题总是，社会学家是从关于世界的态度、关系和联合范围内的一组假设开始进行研究，这很有局限性，以至于他们无法追随行动者自己令人惊讶地形成的联合。他们经常会受到限制，因为他们没有觉得，要把我们生活中的人、组织、事物之间的令人惊异的混合坚持下去。ANT在某种程度上说：“好的，这类联合是默认的立场，而不是例外，因此，我们最好训练自己遵从那些联合，而不是不断地说：这里是社会，那里是道德，这里是技术，那里是法律，不应该把所有这些领域混合在一起。”
问：那么，您的建构论思想是什么？现在，您是否仍然承认自己是一名建构论者？
答：正如我前面讲到的，建构论可能是一个稍微会令人误解的术语，因为只要你使用这个术语，人们就会以为，你指定了一种素材，好像建构论特别是社会建构论意味着，某物是通过社会因素建立起来的。但是，建构论并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定义某物是由什么构成的；而只是说，它具有历史性，即它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而存在的，它会有成败，更重要的是，要使某物得以存在下去，必须维持它和小心地呵护它。把某物看成是一个建筑物，建构论一词正是从这里产生的：每一个建筑物都有一段历史，如果必须把它保存下来，就必须对它进行维护。因此，根据这种建构论的概念，浮夸是没有价值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只不过认为，科学和技术、政治和道德并非无中生有(come from nowhere)。当然，认识论者注意到，只要你说“建构论”，他们就欣然接受你的说法，并且说，“啊！你的意思是说，科学是由社会因素建构而成的”，我们当然不会那样说。首先，因为我们给社会下了完全不同的定义(正如我前面所说明的那样，我们认为社会是联合)；其次，因为说某种东西是建构而成的，并不意味着我们知道构成它的材料是什么。我希望能阐明这个问题。至于要知道我是否仍然称自己是一名建构论者，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我大量地利用了传统的科学哲学概念，即规范的概念。建构论的最大优势在于，它能够再一次提出区别“好的”建构与“坏的”建构的问题，经典的科学哲学方式本身很难提出这个问题。换言之，在我看来，建构论被强加了一个不可动摇的偏见，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科学哲学的规范要求所导致的，因为在科学的限定范围内没有停止这种规范要求。
问：既然如此，您的建构论思想与布鲁尔的强纲领之间又有什么异同呢？
答：我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但从超科学的人文社会学研究范围之外的观点来看，确实存在着小小的差别，我从布鲁尔对辉格党主义的尖锐批评中受益匪浅。不过，从哲学与社会理论的观点来看，他的批评过分狭隘，也确实言过其实。他关于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的创造性和奇异性研究更令我惊讶。我认为，那些创新比他所认为的更加极端地把我们的形而上学与社会理论假设分割开来。但是，他仍然是我们亲密的同行，不要忘记，爱丁堡学派除了布鲁尔之外还有多纳尔·麦肯齐(Donal MacKenzie)，我很钦佩麦肯齐在科学的人文社会学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特别是他关于金融市场和一般经济学理论，他也是我们不可多得的同行。因此，我认为，你不应该太多地介绍不同学派之间的起因。同样，学派这个概念也是一种简化，我认为它并不很重要。我要再一次强调并指出这种区别是：布鲁尔有兴趣表明，从世界输入的其他任何东西都是相等的，可以把结果中的小小区别追溯到社会与认知领域内的微弱差异。它只是有趣而已。对我来说，可以提出许多其他问题，特别是下列事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从世界输入的任何东西并不是完全相等的，因为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不是接受输入的关系。这是最糟糕的经验主义类型。或者，更准确地说，我所称的第一种经验主义是由洛克(Locke)在17和18世纪发明的。但你们中国人的重要事情是，你们通过对经验的非常奇特的定义方式，来避免走这种弯路。这里，我再一次遵循了朱莉恩的观点，特别是他早期在《事物的倾向性》一书中阐述的观点。因此，为了回答你提出的关于布鲁尔的问题，我认为，他基本上是康德主义者，也就是说，他的惟一问题是试图找到解决下列问题的办法：在认知主体的内心里发生了什么，社会维度对认知主体对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这个世界本身是无形的，或者说，至少不在社会科学家的范围内)的分类方式产生了什么影响。这当然是值得尊重的项目，但它把我感兴趣的许多哲学问题搁置一边，正如我在《自然界的政治学》一书中所表明的那样，特别是因为只从社会学或认知科学的观点出发，不可能提出规范的问题。你必须讨论普遍世界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讨论科学的社会维度的问题。因此，正如布鲁尔震惊地发现的那样，你需要形而上学和本体论。
问：您的思想也是从符号学开始的吗？
答：我不知道我的思想是从哪里“开始的”，但是，我承认，我得益于格瑞马斯(Greimas)提出的符号学理论，他的一位弟子弗朗索斯·贝斯泰德(Fran
oise Bastide)去世前是我多年的同事。通常，文学理论比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更加超前、更加深奥和更加依赖于经验(除了文学理论的经验来源是文本的之外，我承认，它比社会科学中的经验来源更容易获得)。因此，假定已知在科学、技术和政治中的发明与叙述的总量，认真研究文学小说世界的每一种形式都是非常有用的。我认为，我运用了符号学，而且，进一步促进了对其他问题特别是技术问题的解决，所以，你也能说，我的工作依赖于符号学的思想。现在，你必须要理解的是，符号学既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是，突出了自身既不受语境影响也不受相伴随的整个有害的社交理论影响的意义形成机制，因此，通常情况下，符号学家和文学研究者比社会说明者更精明；而劣势是，抛开语境不说，与文本实践相比，符号学家不可能再与其他的意义形成实践相结合，即使他们曾为此付出过努力。所以，你需要非常谨慎地运用符号学。
问：20世纪50年代斯诺曾提出两种文化的观点，一种是科学家的文化；另一种是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现在，有些科学社会学家提出只有一种文化的观点，您的观点呢？
答：我从来不理解斯诺的这种论证，顺便说，他的论证名不副实。斯诺的观点是非常新奇的，但并不深刻，它更严格地依赖于你如何定义文化这个术语。斯诺的文章和对这个空洞概念的大多数讨论都是指教育问题，当然，在这里他确实是对的：一个领域(比如说，生物化学)内的学者与学生对莎士比亚的无知与文学系的人对酶的无知一样明显。但是，根本不存在以此为基础的两种文化，而是存在着与大学里的课程设置一样多的几百种文化。现在，如果人们更严肃地把文化理解成是人类学家所称的文化，恰好因为一些学者知道莎士比亚；另一些学者知道酶，就说文学与生物化学之间没有关联，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任何一位有能力的人类学家都会直接看到明显无关的事情与大量无意识的事情之间的关联。当然，这并不是斯诺所能想象的。但是，我确信，我并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我十分怀疑一般的文化概念。于是，把两种文化的争论归结为：存在着一种研究自然界的科学文化和研究文化或人类价值的文学或法律的文化。这当然是极其错误的理解，是阿尔弗雷特·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head)所称的“自然界的分叉”和所有无意义的现代思想的来源。因此，我在这里无疑同意柯林斯的观点，对于更善于辩论的人来说，如果他把自然界分叉，如果他承认分割成自然界与文化，因此而区分出研究事实的人与研究价值的人，那么，就没有任何一种文明是可能的。但是，这里仍然有另一种方式回答你的问题，这就是必须研究全球化。于是，这里“一种文化”是指一种能够延伸到全世界的现代化，我非常有兴趣与中国学者讨论的正是全球现代化的问题，但不幸的是，我的研究还没有被译成中文，用英语很难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简化为中国当前的发展是否是现代化的一种极端情形，或者，是在欧洲用这个术语所指的一种很深远的转折。正如我在《我们从未现代过》一书中所论证的那样，与中国学者讨论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未来世界在许多方面都依赖于你们国家对这个问题的回应：你们当前的发展是正在为现代化注入第二次兴奋剂吗？或者说，从未现代过的中国人正在拥有现代化和正在深刻地改变着现代化吗？换言之，你们准备成为什么样的现代人呢？当前当中国坚定不移地变成现代化的国家时，我们阻止成为现代人，至少在欧洲是相当荒谬的。不过，这个问题不容易出现。
问：您对20世纪科学哲学发展有何评价？
答：我不能保证，我有足够的知识来回答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传统的科学哲学是相当成问题的，而且，作为哲学的一个子领域是一种危险的偏见。我认为，我知道什么是哲学，什么是科学，但是，我认为没有必要把一个领域称之为科学哲学。通常这是指认识论，在90％的情况下，我称之为“政治认识论”(political epistemology)，即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定义科学来研究政治，这种研究既不是质问，也不是批评。现在，在科学哲学领域内，已经做了一些认真的工作，但是，更确切地说，我把这些认真的工作称之为科学技术史和科学技术人类学，也就是说，科学哲学变得与科学的人文社会学研究难以区别开来。我在这里似乎有些武断，但我确实喜欢看到能证明一个专门的子领域是必要的：如果它是在没有表达政治的条件下来研究政治的话，那么，我更喜欢明确地称之为“政治哲学”；如果它确实是研究科学如何进行的，那么，我认为，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做得更好些；如果它是研究由科学提出的形而上学问题和本体论问题，那么，哲学完全适合于进行这种研究。因此，我并不建议学生擅长于科学哲学，而是擅长于哲学。所以，我不能真正地评论20世纪科学哲学的演变。我也不相信，实际上存在着或应该存在着这样一个领域。但是，请不要接受我的错误，我完全赞成哲学和科学的人文社会学研究，我所反对的正是科学提出的认识论问题至少是客观性问题的观念，在这一点上，我同意约翰·塞尔(John Searle)的观点：科学之所以令人感兴趣，并不是因为它提出了认识论问题。在这方面，他与怀特海的观点相一致：在科学中，令人感兴趣的事情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我们知道做什么”。我能提出的首要问题是17世纪的怀疑论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是过时的问题。当然，我应该说，至少除了昂贵的实践之外，科学是客观的。有无数的哲学家仍然质问这样的问题：“我们的认识实际上是客观的呢？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主观的呢？”这种思想已经超出了我的范围。当然，我确信，科学是客观的。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做什么的问题，也就是什么是很有趣的问题。因此，非常有趣的问题是：我们所做的正是我们所知道的吗？我们如何能够承认这一点呢？请注意，怀疑论现在与过去都不是一个有趣的哲学趋势，它只是对绝对论者的荒谬陈述的回应，但是，在哲学中，这些回应绝不是一个好的导向。这样，我终于回答了你的问题，我会说，20世纪已经表明，称之为科学哲学的一个哲学的特殊子领域最终逐渐地走向了瓦解，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明确的发展趋势，它允许我们现在质问，科学所提出的真正重要的问题：本体论问题、政治学问题以及形而上学问题，不过，我的这些观点可能完全是错误的。
问：您认为法国的科学哲学与英美科学哲学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
答：过去的法国传统是受加斯顿·贝彻劳德(Gaston Bachelard)启示的理性主义传统，但在当代，这个传统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发展。有所发展的是繁荣科学史的传统，科学史的传统与从理性主义传统中可靠地继承下来的有说服力的内在论的成份相一致，而且，这基本上是相当好的。我不相信，在英美哲学中，存在着一个具有相同性质和历史基础的科学哲学，而这也可能是由于我的无知。我与英美哲学家没有太多的对话。历史地看，主要是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的差异。在悖论的意义上，法国的理性主义使他们更少地成为经验传统的俘虏，他们能够探究完全不同的研究项目，关注迪昂(Duhem)、柏格森(Bergson)、贝彻劳德、西蒙顿(Simondon)和福柯的思想。在我看来，这比英美经验主义中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不明确的争论更加丰富。现在，法国的问题是，这种理性主义使他们几乎不能理解实用主义，因此，这是我所说的第二类经验主义。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我的记忆中，法国传统中从来没有丢失科学的形而上学与科学政治学。我基本上认为这是更富有成效的。
问：您认为法国的科学哲学家有哪些人？
答：法国有优秀的哲学家、著名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但是，我没有把科学哲学说成是一个孤立发展的领域，如果你沿着前面回答的思路，这是有益的。柯瓦雷(Koyré)中心的小组和道米尼克·帕斯特(Dominique Pestre)正在茁壮成长。存在着一个非常有趣的理性主义的内在论学派，更奇怪地说叫做REHEISS，这个学派在理性重建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拥有优秀的数学人类学，包括研究中国科学的大量材料在内。因此，我说，巴黎为人们的工作创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态系统。当然，也有许多其他的趋势。其中之一是从福柯的思想出发所做的工作在科学史领域内仍然得到了广泛的理解并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大量的工作集中在科学技术政治学方面。我确信，有些名字你是不会从英语世界里知道的。
【注释】：
（来源：《哲学动态》2006年9期。编辑录入：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