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仅指自然科学”，还是由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集成的“内在整体”；科学与技术只有“根本区别”，还是“和而不同”，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科技观。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要有全新的科技观。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1 三类科学的“集成”
1. 1 “三类科学集成”思想的客观依据
传统科学技术观的片面性在于“科学分类”原则的局限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以自然“物质运动形式本身固有的次序”作为“科学分类”的客观基础，将自然科学分为：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他还提出过“社会运动形式”和“思维运动形式”，但没有对其进行具体的“科学分类”。毛泽东在《矛盾论》和《整顿党的作风》中“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两门知识”。传统的哲学教科书根据“整个世界(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构成”分为“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思维是人对世界的反映，怎么能说它是世界的组成部分呢？而且思维并不是人的本质特征，动物也有思维。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这些个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并不在于他们有思维，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2] 同时，思维也不能使自然与社会统一。钱学森在《现代科学的基础》等论著中，首次提出科学技术部门同整个客观世界的基本组成和发展历史相一致的新见解，认为“科学大厦”是由自然科学、人体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文艺理论、地理科学、军事科学和行为科学等十大部门组成的“一个整体”，并将“工程技术”列为“科学技术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他对科学技术分类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但他没有将“人(类)”与“人类社会”、“人(类)”与“人类思维”加以区分，其“科学大厦”里没有“人文科学”。尽管他提出“人体科学”、“思维科学”、“行为科学”和“文艺理论”，但将它们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列，混淆了不同层次之间的区别。
传统的“科学分类”原则的局限性，源于对客观世界的片面性认识。我们曾经提出以客观世界的演化次序及其基本构成的“内在整体”作为科学技术分类的客观基础和发展原则[3]。客观世界的演化是从天然自然到人猿级别再到人类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于是客观世界就由自然界、人文界、社会界等基本构成，并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才使它成为一个“内在的整体”。因此，以世界(自然界、人文界、社会界)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技术也就由自然科学通过人文科学到社会科学形成为“连续链条”的整体，如表1所示。正如量子力学创立者普朗克指出的，“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割为单独的部门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从物理学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的链条。这是一个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如果这个链条被打断了，我们就是瞎子摸象，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整体。”因此，客观世界演化的“自然历史过程”及其由自然界、人文界、社会界基本构成的“内在整体”，就是胡锦涛同志关于“三类”科学分类及其“协调和集成”思想的客观基础。
表1 客观世界的演化及其基本构成与科学技术分类的关系客观世界的演化次序 天然自然—→人类—→ 社会
客观世界的基本构成 自然界 人文界 社会界
人对自然 人(类) 人与人之
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 界的关系 自身 间的关系
科学的基本门类 自然科学 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
技术的基本门类 自然技术 人文技术 社会技术
关于人 关于人与
“一门科学”的内容 自然科学 (类)自 人之间关
身的科学 系的科学
1. 2 “三类科学集成”思想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预示过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将会集成为“一门科学”。他说：“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往后也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4] 这里的“关于人的科学”，显然应理解为“关于他们自己”的科学和“关于他们之间关系”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人在现实活动中产生的思想、理论、观念，“是关于他们同自然界的关系，或者是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关于他们自己的肉体组织的观念。”其中，自然科学是“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自然技术是“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或“活动方式”，即“如何做事”、“怎样生产”的方式方法体系。人文科学是关于人自身“肉体组织”和内心世界及其外在表达(文化)的观念，人文技术是自我调控、“如何做人”或“怎样生活”的方式方法体系。社会科学是“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知识体系，社会技术是协调人际关系的方式方法体系。因此，自然科学技术研究人与自然物的关系，人文科学技术研究人(类)自身，社会科学技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然而，学术界有人借否认人文科学或者将人文科学混同于社会科学来否认“一门科学”。有学者认为：“自然科学技术独自能够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难题”，并且“是导向人类幸福的惟一有效的工具”[5]。社会科学界将人文科学包涵在社会科学里面，认为社会科学知识即“人类对社会和人自身的认识”，“‘社会发展’中的‘社会’完全可以用‘人’来代替，‘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完全可以等同；‘社会发展’就是‘人的发展’。”[6] 马克思指出：“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7] 我们认为，“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完全等同”，“人类”与“人类社会”也不是完全同一的。因此，研究人(类)自身的人文科学与研究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社会科学不是一回事，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某个人会成为“关系”的承担者，也是生活于“关系”之中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某种关系对于个人来说是外在的，“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著名的社会科学家杜尔凯姆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中指出：“个人生活与集体生活的各种事实具有质的不同”，后者“存在于构成社会的个人意识之外”。显然，“关系的承担者”(人)与“关系”(社会)是两回事，正如“存在者”与“存在”不能混同一样。同时，“人文社会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表述也不妥。“人文”、“哲学”后面没有“的”，则表示是并列的。仅仅是“人文”又指什么门类呢？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表述中又勾销了“人文科学”。哲学属于人文科学门类，但它又不能取代“人文科学”。
马克思关于“一门科学”的论断，正是基于客观世界是由“属人的自然界”通过人文界与“属人的社会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内在整体”。他说：“正像社会本身创造着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创造着社会……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4] 于是，“自然科学……将成为人文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一种异化的形式——成了现实的、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又说：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并形成一门“历史科学”[8]。马克思就是通过揭示客观世界的生成机制及其“本质的统一”而提出“一门科学”的论断。可见，胡锦涛同志关于三类科学“协调和集成”思想与马克思的“一门科学”论断是一脉相承，并在新形势下做出的重大发展。
1. 3 科学与技术的“协调和集成”
科学技术是“关于人对世界的理论关系”和“能动关系”。有学者只讲“科学与技术的本质不同”，甚至两位院士发表题为《科学与技术不可合二为一》的文章。胡锦涛同志提出要把“知识、方法、手段协调和集成起来”，既指出了科学与技术的区别，更强调了它们的“集成”。科学是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理性认识，技术是解决“如何做”的方式方法，在现实生活中它们是融为一体的。马克思、海德格尔曾经讲过：“是什么”和“如何是”是一回事。邓小平也指出：“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根本问题”，而不是“两个本质不同”的问题。其实，在“科学-技术-经济”系列链条中，技术总是处于中介地位，发挥其中介作用，如图1所示。
我们曾于1992年从10个方面阐述过技术的中介性特征[9]，在此不再赘述。如图1所示，技术(“如何做”的方式方法体系)既不同于科学(理论性的知识体系)，又在某些方面类似于科学(属于实践性的知识体系)；它既不同于生产(“做”)，又在某些方面类似于生产(“如何做”)。“如何做”与“做”，在现实活动中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它们又不能完全等同。因此，技术的本质特征是实用性的知识，而不是纯物质性(因为技术活动既属于精神性活动，又属于物质性活动)，也不是知识与物质手段的总和(因为技术知识作为“世界
“不同”论和“不可合”论都不是辩证法。列宁指出：“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作是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作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彼此转化的东西。”“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10]“不同”论者不“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同一，是怎样成为同一的”，“不可合”论者更是武断地否认“同一性”，把科学与技术这个“对立面看作是僵死的、凝固的东西”。古语说：“相反相成”，就是认为两个不同的东西之间具有同一性，并且“和而不同”中的“和”正是以“不同”为前提的，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如果科学与技术“不同”而“不可合二为一”的话，哪里有现代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呢？
以往英国强调科学、日本强调技术，它们的经济也只是短时间的繁荣，而只有美国把科学与技术视为“相互转化而同一”并实现“一体化”，才使经济长时期的兴旺发达。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事实也充分揭示了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辩证关系。
2 三类科学与技术的“集成”
2. 1 “三类科学技术集成”思想的现实基础
思想、观点、理论源于现实生活，并要经受实践的检验。“一门科学”和“三类科技集成”思想，亦是如此。单一的自然科技成果，如同人文科技、社会科技成果一样，作为静态的知识体系(“世界
如图2所示，一个“从事现实活动”的正常人不可能只有自然科技知识，或者只有人文科技知识，或者只有社会科技知识，而是在三者集成于一身基础上的某种(些)特长或突出展现。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2]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还指出：“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显然，借以宣扬“自然科学惟一正确”和“惟一有效”、“科学与人文，水火不容”来否认三类科技集成的言论，只是某些人的一种抽象的观念，它在人的现实活动中不会存在。因为“三类科技协调和集成”是人的活动，只有人的“协调和集成”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难题”。否则，就是对“一门科学”和“三类科学技术集成”思想的背离。
2. 2 “三类科技集成”的作用机制及其结构
从客观世界的演化次序及其基本构成来看，人(类)都是居于中介地位，人既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又是社会界的一部分。因此，人文界的精神性(主体性)、意义性和价值性决定了人文科学技术不同于以客观性、整体性和抽象性为其特点的社会科学技术。而“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也是“人文科学的基础”，人文科技、人文价值是对自然科技的一种补充和矫正，它又是社会科技的直接基础。因此，人文科技就是介于自然科技与社会科技之间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基本门类，并成为科学技术“内在整体”中的中心环节，从而形成“一主两翼”，即以人文科技为主体(导)、自然科技和社会科技为两翼的立体网络结构。正如舒马赫所言“一切科学，不论其专门化程度如何，都与一个中心相连接……这个中心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信念，由那些确实对我们有感召力的思想所构成。换句话讲，这个中心是由形而上学和伦理学所构成。”[11]
如图3所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结构类似于一只飞鸟：人文科技为飞鸟“躯体”，其中的“头部”是哲学，“尾部”为工程；自然科技和社会科技分别为“两翼”，立足于“大地”(社会经济领域)并拟展翅高飞。“一主两翼”是一个“内在的整体”，没有“两翼”不能腾飞，而飞行的方向、速度和高度均由“大脑”和“尾部”来调控。
2. 3 复杂性系统：三类科技集成与落实科学发展观之间的非线性交互作用
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胡锦涛同志在谈到“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一项系统工程”之后，紧接着提出三类科技“协调和集成”思想。这就揭示了“三类科技集成”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辩证关系。
如图4所示，坚持“以人为本”，才会有自然科技、人文科技、社会科技的进步和集成，也才会“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自然科技和人文科技、社会科技的进步和集成是“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和动力，而“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自然科技与人文科技、社会科技以及“经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交互作用的集成效应。因此，落实科学发展观与三类科学技术进步及其集成之间都是非线性的交互作用，从而实现“以人为本”的根本目的。而一些学者宣扬“自然科技的惟一有效”或者“经济发展万能”论等等都是单因素、单层次、单方面的、有害的“机械决定”论。
3 “三类科技集成”思想的重大意义
胡锦涛同志关于“三类科技集成”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3. 1 “三类科技集成”：消解“两种文化对立”观念和行为的有效路径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就国内而言，“两种文化的对立和对抗”状况更为激烈。在自然科学界，有人极力否认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科学性，认为如果硬要两者牵手，则会既毁了科学，又毁了人文。”自然“科学不许胡说，人文允许(甚至鼓励)胡说，这就是科学与人文的根本分歧，也是科学与人文不可调和的根本原因。”[12]
一些学者宣扬的“惟一科学”、“自然科技惟一有效”论，是典型的无视或排斥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社会倾向，并已经成为我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最大的思想障碍。胡锦涛同志提出要把自然科技、人文科技、社会科技“协调和集成”为“科学技术的整体”，这就将它们之间的“对立和对抗”转换为一个整体中的“内部矛盾”，为克服“两种文化对立”的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一条有效的路径。其实，“两种文化对立”状况在实践中是不存在的，而且其“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途径，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的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对立的解决不仅仅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的、生活上的任务，而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一任务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所以哲学未能解决它。”[4] 显然，撇开人、撇开人的活动、撇开人与科技的关系，抽象地谈论“两种文化的对立”是一种“无视人”或“去人化”的社会倾向。
3. 2 “三类科技协调和集成”：科学技术工作实施统一规划和管理的指导思想
早在五十年代，我国就将人文科学一分为二，分别划归自然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似把一个人劈成两个“半边人”，一方研究“自然人”，另一方研究“社会人”；将人体学及其医学与动物学、兽医学一同划为理科(自然科学)，见“病”不见人、缺失人文关怀就成为一种倾向；将自然科学院升格为“科学”院，而人文科学贬为“人文学科”，“重理轻文”成为一种社会时尚，于是造成我国自然科技“一条腿特长”，人文科技和社会科技“一条腿奇短”的残疾状态。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见物不见人”，或将人边缘化，或视人为机器、设备的附属物，或将人(主体要素)同物质要素(客体)并列起来，甚至当作“物”来使用，严重地挫伤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其实，没有人和人的活动，就没有自然科学技术，无视人和人文科技的客观存在就是否认“科学技术的整体”性。
世界的统一性决定了科学技术的整体性，这是科学技术工作实施统一规划与管理的客观基础。然而，我国科技工作的规划与管理都是分散的，且科技门类及其管理部门之间缺少交流。因此，我们建议成立中国科学院，下设三个分院；或成立自然科学院、人文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统一归国务院领导与管理，并自下而上和由上而下编制统一的发展纲要，切实推进自然科技、人文科技、社会科技的“协调和集成”，以“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3. 3 “三类科技协调和集成”：实施三种教育“集成”，加速培养“和谐发展的人”的客观要求
我国曾经提出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德智”或“德才兼备”的接班人。“德”仅侧重于个人的道德和美德即“如何做人”，没有直接包含“如何处世”的内容。现在实施的教育(学)模式仍然是“重理轻文”(理工科院校)或“重文轻理”(文科院校、女性教育)和“文理分科”。近些年来开始注意“文化素质教育”，似乎也只当作文化知识传授而未能突出如何“做人”、“处世”情感和能力的培育。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只注重学习自然科技，忽视学习社会科技和人文科技，并成为一种社会倾向。
这些现象和问题在当前突现出来，是传统的教育(学)思想和模式造成的。正如爱因斯坦指出的，“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知识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像一只受着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13] 这段话，虽然有些尖刻，却击中了要害。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一种有用的机器”，还是“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这是教育(学)“以物为本”与“以人为本”的根本区别。“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就是指一个人同时具有“做人”、“处世”和“做事”的素质和本领，即“三种教育集成”于一身的整合效应。这是教育(学)改革的根本内容和途径，而目前的“德才兼备”的人才观和“重理轻文”或“重文轻理”的教育(学)模式都是“一元教育”或“二元教育”观念的反映。因此，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三类科技集成”思想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教育界乃至全社会实施“三种教育集成”，是我国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的客观要求，也是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的一项重大任务。
（来源：《科学学研究》2006年3期。编辑录入：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