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技术哲学已成为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热点和生长点，其中技术哲学的工程学传统与人文主义传统问题又更为吸引眼球。我认为人们关注的这两个传统之间的对立，反映了在一个相当时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狭义技术视野与广义技术视野之间、注重技术运行机理探究与侧重技术价值评判之间、乃至技术乐观论与技术悲观论之间的对立。今天，我们对已有的流行观点应该有所坚持有所修正，似有必要进一步讨论技术哲学的这两个传统所引发的问题。
一、技术哲学两个传统划分之来源
一切分类首先都有个标准和倾向问题。技术哲学自然也不例外，有些人习惯于从本质论的角度加以划分，另外一些人坚持从现象学的角度进行描述。
当代美国著名技术哲学家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著有《技术哲学概论》一书。在这部著作中，米切姆把技术哲学的发展概括为工程学传统与人文主义传统。他认为：“技术哲学是像一对孪生子那样孕育的，甚至在子宫中就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兄弟竞争。‘技术哲学（philosophy of technology）’可以意味着两种十分不同的东西。当‘of technology（属于技术的）’被认为是主语的所有格，表明技术是主体或作用者时，技术哲学就是技术专家或工程师精心创立一种技术的哲学（technological philosophy）的尝试。当‘of technology（关于技术的）’被看作是宾语的所有格，表示技术是被论及的客体时，技术哲学就是指人文学家，特别是哲学家，认真地把技术当作是专门反思的主题的一种努力。第一个孩子比较倾向于亲技术，第二个孩子则对技术多少有点持批判态度”。前者就是技术哲学的工程学传统，后者就是人文主义传统。米切姆在这里明显是持一种本质论的立场，而且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科学的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与“论及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之间的关系。米切姆的书，1999年就有殷登祥、曹南燕的译本，联系到当时后实证主义以及对唯科学主义的批评已经颇有声势，米切姆关于技术哲学传统的观念不久就在国内学界广为流传。
持本质论立场的还有舒尔曼（Egbert Schuurman），他把技术哲学的发展概括为实证论传统与超越论传统。“各种有关技术的哲学观的确大相径庭。不过，我们可以在超越论与实证论之间作出一种整体的划分。这种划分在哲学意义上有其价值。对超越论者来说，自由是压倒一切的。在日常经验前后的自由或是他们哲学的源泉或是其方向，或者二者兼有。对实证论者来说，哲学的根基就是日常经验，其出发点是技术本身的可能性。可以从这种划分的本质中看出：超越论者对技术必定不怀好意，而实证论者则对技术赞赏不已。超越论者觉察了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冲突，他们确信技术危及人类自由。而实证论者则在技术中看出了对人类力量的确认和对文化进步的保证”。[1](P3) 实证论传统与超越论传统的划分并不等同于工程学传统与人文主义传统的划分，却很容易作类比，而且在当今之世又都很容易引申为科学主义传统与人文主义传统的划分。
但是，并非所有的技术哲学家都持本质论的立场。事实上，在技术哲学流派、发展脉络的划分上，学者们意见分歧，观点纷呈，米切姆的划分仅属一家之言。例如，伊德（Don Ihde）倾向于认为，当今技术哲学领域形成了四大学术流派，即埃吕尔学派、马克思学派、海德格尔学派和杜威学派。[2] 伊德所持的是现象学的立场，或采取一种描述的态度。
类似地，拉普（Rapp Friedrich）把技术哲学划分为工程科学、文化哲学、社会批判主义和系统论四种观点。他认为，“在工业革命以前的文明中，技术在生活和文化中只起次要作用，对技术作专门的哲学探讨也无明显的需要。直到十九世纪末在德国才出现了独立的技术哲学。虽然不能按哪一种模式来总结技术哲学的发展，不过大体上可以区分出四种研究方式。在一定时期，它们各自在哲学探讨中占主导地位，不过并不排除其他观点。这四种观点是工程科学、文化哲学、社会批判主义和系统论。它们的前后相继大体上同十九世纪的技术乐观主义向当前的更具有批判性的态度过渡相对应。由于这四个主题各自集中于技术的一个特定方面，关于它们的讨论对全面探讨技术的哲学问题也会有所启示”。[3](P3)
芬伯格（Andrew Feenberg）也是这样，他以技术是否负载价值与技术、是否自主为依据，把技术哲学理论划分为四种类型：（1）技术工具论，即技术是中性的且能为人类所控制。（2）技术决定论，即人类非但不能控制技术，反而要受制于技术。（3）技术实体论，即承认技术是负荷价值的，但又认为技术是自主的。人类对技术只能听之任之，而无力干预其运行。（4）技术批判理论，既承认技术有价值负荷，也认为人类可以控制技术。[4](P3)
在技术哲学流派、发展脉络的划分上，学者们的分歧由此可见一斑。然而，为什么工程学与人文主义两个传统的划分能占统治地位呢？米切姆的划分之所以流传甚广，原因之一就在于他的二分法简单，概括性强，具有广泛的通约性。许多不同的划分都可以归入工程学传统与人文主义传统之列，或者说，可以在工程学传统与人文主义传统划分的基础上，再进行细致的划分，进而过渡到其他分类。
二、技术哲学两个传统区分之意义
应当正视技术哲学相对于一般哲学以及科学哲学的滞后性。有学者把这种情况归之于技术的“不在场”或“历史性缺席”境遇。与哲学一直属于学者传统不同，技术长期从属于工匠传统。因而技术主要具有实践品性，不像哲学主要具有理性品性，更不用说近世以前的哲学还具有宗教和神学品性。所以，在19世纪之前，根本没有技术哲学这样的说法。
西方近代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改变了历史进程，也改变了哲学。先是科学哲学，接着是技术哲学应运而生。当然，科学哲学的主流最初只能是实证论，是科学主义；技术哲学的建立，自然也是得益于技术发展的需要和技术影响的扩大，它的主流最初也是以技术为中心，围绕着工程学和技术科学来运行。工程学或工程主义的技术哲学，那时就是用工程和技术的观点看世界，就是讨论技术的类型、工程的方法，以及技术世界与天然自然的关系，等等。
当然，没有技术哲学这个术语，并不等于没有技术批判，众所周知，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18世纪中叶就写出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等重要著作，成为技术批判的开山鼻祖。虽然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普在1877年创立“技术哲学”用语，主要是用于工程学的技术哲学，但在此时，随着反对唯科学主义的人文主义的兴起，以技术批判和以文化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也愈来愈壮大了。
可以说，技术哲学两个传统的区分，实际上是对工程学的技术哲学进行反思的产物。“工程学的技术哲学着重从内部分析技术，体现的是技术自身的逻辑；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侧重于从外部透视和解释技术，展现的是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5](P6) 在斯诺提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两种文化的理论后，技术哲学的这两种学术传统之间的对立，就成了这两种文化对峙的具体体现。正如F.拉普所说：“因为对现代技术问题未加充分注意就单单责怪人文主义的传统教育，则是错误的。当然对这种教育方式的反应往往是更加强调科学技术教育。这多半意味着用只注重成功的技术主义取代喜好沉思的人文主义，而这就造成了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的对峙”。[3](P3) 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在技术时代来临之际并不占上风，而当技术已成庞然大物，在某种意义上已主宰世界和人类精神之时，人们就对与工程主义对立的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倍加关注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技术哲学的这两个学术传统根源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进而言之，工程学的技术哲学传统或实证论传统体现的是科学精神，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传统或超越论传统彰显的则是人文精神，两者的对立是价值观上的对立。
技术哲学的这两种学术传统之间的差异是多方面的，其中技术概念界定上的分歧最为根本。不同知识背景、价值观念、精神追求的主体，对技术现象的认识和概括往往出入较多、分歧较大。对技术本质理解的两种学术传统在研究重心上的差异，简而言之，工程学传统或实证论传统“在技术中看出了对人类力量的确认和对文化进步的保证”，把人在人世间的技术活动方式看作是了解其他各种人类思想和行为的范式；[2](P3) 而人文主义传统或超越论传统，则侧重于对技术价值的评判，它“用非技术的或超技术的观点解释技术的意义”，觉察了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冲突，他们确信技术危及人类自由，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制造的，而是发现或解释的”。[6](P17、20) 这两种学术传统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研究范式或内涵各异的理论形态。
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反思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技术哲学领域，由此而展示的工程学传统与人文主义传统的精神演变脉络，无疑有助于拓展技术哲学研究的理论视野。但我以为，只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针对具体的技术哲学问题，才能把工程学传统与人文主义传统的对立归之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对立。在今天，绝不能简单地宣称，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只讲科学精神、不讲人文精神；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则完全没有科学精神。对技术哲学两种传统的这种演绎，是把它们曾经有的区分绝对化了。
因此，在讨论技术哲学两个传统的区别时，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例如，从反思主体来看，工程学的技术哲学的反思主体多是技术专家或工程师；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的反思主体多是人文学者，特别是哲学家。从价值取向来看，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具有为科技直接进行辩护的色彩，把用技术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事先假定为一种合乎道德的伟大事业；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则首先质疑上述基本假定，对近代技术和工具理性展开批判，而试图为人及其价值优先性进行辩护。从论证旨趣来看，工程学的技术哲学专注于技术的细节，坚信由技术的自然逻辑必然导向技术的价值逻辑，即由技术的实然去直接推断技术的应然；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则专注于技术的社会属性和技术的意义，努力克服对技术的盲目崇拜，而对技术细节的了解不甚着力。[7]
有学者把技术哲学的工程学传统与人文主义传统的区别归于技术的狭义界定与广义界定之区别。从现象上看有一定道理。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多持狭义技术定义，认为人外在于技术，可以创造、操纵和驾驭技术，而不受技术之约束；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更倾向于广义技术定义，认为人是技术系统难以分离的构成要素，总是被纳入种种技术系统之中，受外在的技术模式或节奏的调制。前者对技术问题的研究虽然精细、具体，但视野过窄，缺少对众多技术形态统一基础的深入探究，在理论上多不够完备、彻底、深刻；后者虽然长于对技术价值尤其是技术负效应或奴役性的全面而深刻的评判，但却短于对技术本质、技术体系结构以及技术效应发生机理等技术体系内部问题的精细分析和系统研究，在理论上多不够深入、扎实、细致。[5](P7)
三、工程学传统与人文主义传统之前瞻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既是历史地变化和成长的，在今天又是人们赋予了特定内涵的概念或符号。从西方近现代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其实是先有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和斗争，各自高举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大旗，然后被引申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互成水火，争执到今天，又发现这两种精神或价值都是不可或缺的，它们不过是循不同的方向统摄着人们对世界的把握，在若干回合的较量后就形成了彼此之间的互补性，从而都是非弘扬不可的。于是人们开始揭示这两种精神的融通趋势、寻找它们的融通途径。科学哲学的演化轨迹明显是这样，技术哲学似乎也在走一条类似的路。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技术哲学的工程学传统与人文主义传统正在走向融合。正是通过二者的互动互补，技术哲学才能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这当然是不错的，但需要纠正一个误解，即以为时至今日，工程学的技术哲学仍仅仅对应于科学精神，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则独享人文精神。忽视语境，偷换概念，错莫大焉。实际上，当今之世，工程学的技术哲学亦尊重人文精神，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也提倡科学精神。正如讲发展要突出以人为本，讲人文也不能不借助科学技术。
应当强调，对技术哲学应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贴一些标签。这有利于技术哲学的多方位发展，也有助于形成更宽广的胸怀。对不同观点持有更大的包容心，终究会产生更好的前景。不要泛化技术哲学两个传统或两个流派的关系，更不要不恰当地引申出处处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矛盾，似乎非得在两者中分出个是非、二者必取其一不可。事实上，当下的技术哲学研究，多是就问题而做的分析与探讨，常常同时有多方面的诉求。强调科学精神者，并不一定反对或贬抑人文精神，反之亦然。不能因为关注的问题性质不同，就强行把某人某文章贴上倾向性的标签。国内真正研究技术哲学者，似很难严格归入某个流派或传统。明白了这个道理和现实境遇，才能理直气壮地主张并肯定工程学传统与人文主义传统正在走向融合。
我国学界较晚才关注技术哲学，技术哲学实际上是科学哲学炒热并遇到障碍后面临转向的一种选择。正如实证论当初是科学哲学的主流，技术哲学在国内学界首先采用工程学传统；当后实证主义和超越论开始主导科学哲学之后，也在技术哲学领域兴起了一股人文主义之风。但是，由于中国无论科学哲学还是技术哲学相对于西方都具有严重的滞后性，因此，在中国学界，这两个传统并不是壁垒分明的，在许多学者那里都有交叉。而且，由于中国现代化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在时序上并不对应于西方发达国家，因而许多针对现实需要根据类比提出的概念和观点，更是不能天真地等同于它们的原始蕴涵。一般地说，这也是解释学或语境论在中国适用并大有可为的一个实例。
其实，工程主义传统与人文主义传统的区分，只是划分技术哲学流派的一种方案，是表明技术哲学倾向的一种方式。当今之世，如何划分技术哲学流派并不是技术哲学的惟一问题，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两种传统的划分不能取代对具体技术哲学问题的深入研究，过分强调这个划分是不适当的。
还须注意，目前对技术哲学中工程学传统与人文主义传统问题的讨论，国内学界尚局限于技术哲学界中比较偏好哲学的学者，参与讨论的也多是技术哲学工作者。受参与讨论者知识背景的局限性等因素的影响，探讨的视野尚不够开阔。即使涉及到哲学史、思想史、文明史等方面的内容，也多是浮光掠影，点到为止。同时，历史感更是欠缺，亟待把对工程学传统与人文主义传统问题的探究，置于人类文明演进，特别是现代化的历史长河之中，澄清技术哲学两种传统的孕育和发展，及其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逻辑的和历史的关联。只有这样，才能把对工程学传统与人文主义传统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就工程学传统与人文主义传统本身而言，两者都是自发形成的，目前正在竞相发展，而且两者之间存在着优势互补的天然基础。这两种学术传统只有合理与否之别，并无对错之分。然而，仅仅指出工程学传统与人文主义传统之间的融合趋势也是不够的，还应当深入探讨两者之间互补融合的具体路径。在具体问题的讨论时，两者之间的孰优孰劣，只能决定于各自技术哲学理论体系的合理性、解释力、完善程度等方面，需要由历史的发展来选择和评判。
（原载《教学与研究》2007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