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通报》（T'oung Pao,简称TP）是首创于1890年的第一份西方国际性汉学杂志，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乃是西方汉学界最权威的汉学杂志之一。通过《通报》创办和发展的历史，可以窥见19世纪末以来西方汉学，尤其是法国汉学的发展历程。
法国汉学与中国科技史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刘钝先生所说：“就对中国科学与技术的关注、调查、介绍与研究而言，法国汉学家在历史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1—p1] 学术界通常认为汉学发轫于16世纪在华欧洲传教士的传教工作。若将早期汉学分为1552年—1688年和1688年—18世纪末两个阶段① 的话，那么自第二个阶段开始，在华的汉学研究就是由法国人占据主导地位[2]。1685年由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派遣来华的六位具有“国王数学家”荣誉称号的耶稣会传教士肩负着双重使命，一是传播基督福音，更重要的则是对中国进行科学文明考察，我们可以将此看作是法国甚至是西方明确地对中国科技进行研究的开端[3]。由于礼仪之争，最终清政府于1723年（雍正元年）下令驱逐西方传教士，1764年耶稣会在法国遭禁，1773年被罗马取缔；到了1793年，随着钱德明神父的逝世，耶稣会士便暂时中止了在华的汉学研究[4]。汉学研究中心也继而从中国转移到了欧洲本土。在法国本土，汉学研究一直未曾停止，汉学研究者们在无法到中国进行直接考察的情况下，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上个世纪传教士带回去的中国文献的翻译和研究上，汉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得以确立[2]。1814年，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创办了第一个“汉学讲座”（Chaire de Sinologie），即“中国汉语、鞑靼语和满语语言与文学讲座”（
据笔者所查，目前在国内所见的关于《通报》的专论只有一篇名为《〈通报〉杂志小史》[5] 的文章，是由法国女汉学家洪怡沙（I.Ang）和现任《通报》主编魏丕信（P.-.Will）合写，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耿升先生译为中文。虽然诸多汉学著作或文章也有关于《通报》的介绍，但只是零星散布于其中，论述过于简单，未能形成专论。近百年来，国内学界对《通报》也多有征引，但《通报》的历史及其广博的内容对于相当一部分国内学者来说，尤其是科学史工作者，仍不十分熟悉。本人不久前在与耿升先生的交流中也确认了目前国内学术界对《通报》的研究尚属空白这一事实。这份经典的汉学学术期刊不仅包涵语言、文学、艺术、考古等诸多领域，还包括西方学者对古代中国科技方面的介绍与研究，因此，通过对早期《通报》的了解，不仅有助于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汲取早期西方学者对中国科技做出的研究，同时对中国科技史国际交流方面的研究也不无裨益。《通报》之博大精深的内涵仅仅靠几篇短文是无论如何都难以详述的，鉴于国内对《通报》研究的空白，本人将借鉴《〈通报〉杂志小史》已有的介绍，加上自己现有的研究，来对《通报》再做一个略稍详细的介绍，希望能借此增进国内学者对《通报》的进一步了解。
《通报》的创办源于两位汉学教授高第（也译为考狄或考狄尔，H.Cordier,1849—1925）和施古德（又名薛力赫G.Schlegel,1840—1903）于1889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东方学者代表大会上的会晤。当时高第是法国巴黎东方现代语言学院（Ecole spéci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和巴黎政治科学自由学院（Ecole libre des Science politiques àParis）的教授，施古德则是荷兰莱顿大学（Université de Ieiden）的首任中文教授。大会举行期间，二人相商决定创设一份致力于东亚研究的学术刊物；同时与会的荷兰莱顿（Leiden）的布里尔出版社（E.J.Brill）的两位经理迅速和高、施二人讨论了创刊的计划，双方一拍即合，很快，《通报》创刊号便由布里尔出版社于1890年正式出版了[5]。高、施两位发起人便成了《通报》的创刊者，并且这个由荷一法联袂主编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通报》的创刊目的在1890年《通报》创刊号的“主编声明”中有明确表示：“我们创立这份新的刊物，并不是出于个人的虚荣，也不是为了徒增已经存在的亚洲期刊的数量，而仅仅是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我们所创建的杂志将会填补对远东人类研究的空白。”（TP，卷A1第1页）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创刊不久，《通报》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且很快成为首屈一指的汉学杂志”[6—p55]。
自创刊起，《通报》的主标题就一直是西文拼音和中文兼备的“T'oung Pao通报”，这个名字突出体现了其“通知报告”与“相互交流”相关领域之信息的理念。最初（1890—1905年）刊名全称是《通报，供东亚（中国、日本、朝鲜、印度支那、中亚和马来西亚）历史、语言、地理和民族学研究的档案》（T'oung Pao Ou Archives pour servir à l'étude de l'histoire,des langues,la geographie et l'ethnographie de l'Asie Orientale[Chine,Japon,Corée,Indo-Chine,Asie Centrale et Malaisie]）。后来其副标题几经更改，直到1978年即第64卷，刊名干脆改为更为精炼且一直以来准确反映着此刊内容的《通报，国际汉学杂志》（T'oung Pao,Rev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ie），并一直沿用至今。
二十世纪上半叶是汉学大师云集的时代，包括高第和施古德在内，早期《通报》的历任主编均是西方汉学大师，如继施古德之后的汉学泰斗沙畹（E.Chavannes），因敦煌研究而极负盛名的伯希和（P.Pelliot）以及跨越二战前后担任主编的戴闻达（J.J.L,Duyvendak）。二战后至今，戴密微（P.Demiéville）、何四维（A.F.P.Hulsewé）、许理合（E.Zǖrcher）、谢和耐（J.Gernet）、伊维德（W.L.Idema）、魏丕信和田海（B.J.T.Haar）分别担任过或正在担任《通报》主编。
《通报》自创刊起直至今日，一直是由布里尔出版社出版。1683年，Samuel Luchtmans在荷兰莱顿城创建了该出版社的前身。1848年，布里尔家族从Luchtmans家族手中接管此出版社时，便将它的名字改为了今天著名的“布里尔”出版社。从此布里尔出版社便以为学术界服务为其鲜明特点，并将这一特色一直保留到今天。布里尔出版社与同位于莱顿城的著名的莱顿大学（创建于1575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730年布里尔出版社便被正式指定为莱顿大学的出版商。时至今日，二者依然保持着这种特殊密切的关系。现今的布里尔出版社作为一个一直以来都是独立的、商业性质的出版公司，总部仍设在莱顿，在美国波士顿和日本东京均有办事处，并与英国、法国和德国出版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7]。
《通报》原则上每年1卷，每卷有一至五或六期不等。从1918年起，有时两年甚至三年才出版一卷。前10卷（1890—1899年）被后来的编者称为Série I② （第1集），而实际上在其扉页封面上并未注明Série I；1900年起到1909年的封面上就标明了Série Ⅱ（第2集）；到了1910年，当年的卷本上就不再注明Série Ⅱ了，而只是延续前卷卷号注明“vol.Ⅺ”，其后卷本的编号便由此顺延下去。迄今《通报》实际上总共已有百余卷的历史了，而我们看到2006年《通报》上的编号却还只是vol.92，其中的缘由便是如此。
二
正如其最初的刊名全称所言，早期《通报》主要刊出研究东南亚各地，尤其是关于中国的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考古、风土等方面的文章，也有关于古代中国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与介绍，书评和汉学家的生平传略也在其中。由于撰稿者大多是欧洲学者，且编辑部设在法国，所以起初的文章多以法文刊出，间或有英文和德文；二战之后，英美国家日益强盛，其国际影响力也渗透到了学术界，因此后来的《通报》以英文为主恐怕与此脱不了干系。但至今法文仍常见其中，尤其是在书评栏目。
早期《通报》的栏目纷繁复杂，包括“学术论文”（Articles de fond）、“杂识”（Mélanges）、“杂录”（Variétés）、“记事”（Chronique）、“评论简报”（Bulletin critique）、“讣告”（Nécrologie）、“书评”（Bibliographie）、“按语和征询”（Notes and Queries）等众多栏目。多年来，其中的栏目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动。二战之后，栏目逐渐精减，至今只有“学术论文”和“书评”两个栏目。
“学术论文”栏目是《通报》中最主要，也是自始至终从未更改的栏目。在这个栏目中通常会见到一些长达数百页的论文，其涉及的研究地域范围主要是东亚诸国，涵盖领域有中国的史学、文学、语言学、宗教、考古学、艺术，也有相对来说数量不是很多的文章谈到了东方科技，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医学、航海等若干领域。根据1953年出版的“《通报》总目录（1890—1944）”[8] 进行统计，1890—1944年的科技类文章（仅包括学术论文栏目和杂识、杂录栏目）共82篇，占总数（746篇）的11％；在这82篇科技文章中，天文类和数学类的文章分别以30.5％和15.9％的比例位居前列，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1890—1944年《通报》“学术论文”、“杂识”、“杂录”栏目科技文章数目统计表分类 天文 数学 化学 物理 医学 农业 工业 军/航 动物 植物 矿/地 小计
篇数 25 13 1 3 7 1 6 8 8 8 2 82
% 30.5 15.9 1.2 3.7 8.5 1.2 7.3 9.8 9.8 9.8 2.4 100
早期《通报》在古代中国天文学方面展示出了相当浓厚的兴趣，陆续刊载了“中国年代学”和“中国天文学起源”等方面的学术类文章。实际上，这两个课题都是“中国文明起源”大背景下的产物。西方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争论源于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上古史编年史问题的争论。③ 对此争论，欧洲人要么否定中国年代记载的可靠性，要么对《旧约》产生怀疑，要么就设法调和二者。无论持哪种态度，欧洲学者对中国上古史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以便从各个方面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对中国年代学的研究便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课题，将中国干支纪年和西历逐一对应起来是其中一个基础的研究方向，它为西方学者进一步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方便得力的研究工具。另外，持捍卫《圣经》编年史的欧洲人认为当前的人类社会开始于诺亚洪水之后，新的人类是此后由诺亚及其儿子们繁衍而来，巴别塔事件④ 之后，人类分散迁移各地，形成各个民族，世界上所有民族在理论上都可以在谱系上追溯至巴比伦和诺亚的某个儿子，中华民族自然也不例外[9]。后来的西方学者所持的中国文明域外说便源于此。到了20世纪，西方学者们不再为中国上古史和《圣经》编年史的矛盾而争论不休，也逐渐接受了中国历史的古老性，但对其文明来源仍有争论。学界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继续探讨在早期《通报》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在年代学方面，1896年《通报》刊载了沙畹的《中国编年表：公元前238年—前87年》（TP，卷A7第1—38页），此文通过考据《史记》、《前汉书》等文献中干支纪年、日的相关信息，并经过一定的数学公式计算，最后给出了公元前238年至前87年的一个编年表，其内容包括中文文献记载的年份（当年含有多少天）、月份、此月第一天的干支循环号，其所对应的儒略历日、月、年。随后，沙畹的《修正中国编年表：公元前238年—前87年》（TP，卷A7第509—525页）一文对上文中的几个闰年年份做了更改。随着这篇文章的出现，一批关于这个话题的学术论文在《通报》上相继出现：1897年，法国耶稣会士夏鸣雷（H.Havret）神父发表了题为《汉代编年表》（TP，卷A8第378—411页）的学术论文：1898年，夏鸣雷在“杂识”栏目发表了《关于公元前238年—前87年》（TP，卷A9第328—330页）一文，提出了几个与沙畹前文不同的观点，并更改了沙畹提出的几个闰年年份；同栏还刊登了夏鸣雷的《干支循环与儒略历日、年之间的转换》（TP，卷A9第142—150页）一文，文中给出了四个换算表格，通过这些表格便能实现任一儒略年与中国干支纪年之间的转换，能查出任一儒略年的
中国天文学起源方面的问题在早期《通报》中也多被探讨和研究。1906年《通报》刊载的沙畹《突厥十二生肖纪年》（TP，卷7第51—122页）的结论中说道：“一方面，十二生肖的循环在不晚于公元一世纪的时候为中国人所知，另一方面，十二生肖是来源于突厥人曾居住过的地方。……究竟突厥人是其发明者，还只是传播者？”（TP，卷7第117页）由此在《通报》上明确引发了早已备受争论的话题——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同年，法国东方学者阿莱维（J.Halévy）发表了《关于突厥十二生肖纪年的新论述》（TP，卷7第270—295页）作为对沙畹的回应。职业航海家出身的著名法国藉瑞士汉学家索绪尔（L.de Saussure）也加入了这支讨论的队伍，1908年《通报》刊载了他的第一篇有关中国天文学起源的文章《岁星十二次》（TP，卷9第455—475页），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他跨越十几年陆续在《通报》上连载了题为《中国天文学起源》（Les Origines de l' Astronomie Chinoise,TP，卷10,11,12,14,15,20,21）的长篇学术论文，其文中多为讨论中国星座和恒星的名字。起初，索绪尔还坚持认为中国天文学的古老性和独立性，但是到了后来，他就倾向于相信中国天文学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受到过美索不达米亚天文学的影响。遗憾的是，直至他1925年去世，这篇长篇论文仍未完成。这篇连载论文曾于1930年成书出版，1967年再版。天文学家Alexander Pogo在ISIS（1932年）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索绪尔《中国天文学起源》的书评，给予索绪尔高度的评价。他认为索绪尔有关中国天文学起源的思想表明，“作为一门新兴科学领域——比较天文学——的先驱，作为中国天文学最渊博的探索者，他具有将其非凡的批判力运用于前人和自己研究工作的勇气。”[10—p270]
除了天文类，《通报》中还有不少关注中国古代数学的文章，其中以耶稣会士赫师慎（L.Van Hée）神父和告析（L.Gauchet）神父发表的数学文章尤为显著。赫师慎自1911年起相继发表了若干篇关于古代中国数学的学术文章，涉及勾股问题、刘徽的《海岛算经》、不定分析、弧矢割圆术、李冶及其天元术、对数在中国的首次传播、丁取忠的《白芙堂算学丛书》等等。告析在1914年和1917年分别发表了《中国古代作品中开平方的一般方法和〈九章算术〉中的几个问题》（TP，卷15第531—550页）和《郭守敬的球面三角学小记》（TP，卷18第151—174页）。
虽然同是研究古代中国数学，赫、告二人对之所持的态度却大不相同。在证据并不充分或根本就没有提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赫氏就屡次在文中流露出古代中国数学是受到了域外影响才取得了某些成就。例如他认为勾股弦互求公,式和重差公式可能来自印度（分别详见TP，卷13，第300页；卷20第52页），认为秦九韶的《数书九章》一定是受到了外来的影响（详见TP，卷14第438页）。无怪乎李约瑟评价道：“如赫师慎等作者，他们的汉学才能敌不过传教士的偏见，竟再次坚持说，中国的主要数学著作都是在外来影响的启发下完成的。”[11—引言] 而告析则中肯得多，在利用手头的史料对中国开方术进行了充分研究之后，他惊叹中国人截然不同于西方人的奇特思维方式，他认为中西方沿着不同的思维道路发展成两种不同的方法，“中西方思想各自都有着自己的原创性，前者更倾向于数值应用，后者则更利于纯代数的发展。”（TP，卷15第550页）对于当时已经流行的郭守敬从阿拉伯人那里学到球面三角术的说法，告析通过史料分析研究，得出结论认为，郭守敬建立的弧矢割圆术所采用的基本公式是传统中国数学已有的，“国外影响可能只是为他提供了有关球锥形的纯几何的初步思想”（TP，卷18第174页）。
此外，意大利人佩初兹（R.Petrucci）的《关于中国代数》（TP，卷13节，第559—564页）回应了赫师慎的《中国代数》（TP，卷13节，第291—300页），文中，佩氏对比了中西方对勾股定理的不同证明和理解，认为“古希腊数学家通过纯几何的方法证明勾股定理，而中国人似乎是通过纯代数方法来理解的。”（TP，卷13第563页）汉文外交翻译出身的法国东方语言学院（l'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汉文教授微席叶（A.Vissiére）将清朝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中关于阮元的传记翻译为法文，发表在1904年的《通报》上，向西方正式介绍了著名的《畴人传》的作者（TP，卷5第561—596页）。
除了天文和数学之外，早期《通报》对物理机械技术、化学、医药、动植物、矿物学、军事与航海等其他中国科技领域也均有涉及，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学术论文”栏目作为《通报》的根基栏目，充分体现了《通报》的学术主旨，反映了当时汉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其中知名作者的文章在当时的《通报》和其他相关刊物上也都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回应，这些情况足以说明当时两方学界对中国科技史的交流相当密切。
除了“学术论文”栏目，早期《通报》的其他栏目也相当有特色。“杂识”也是创刊时就存在的栏目，它含有一些简短的具有学术性质的研究札记，涉及某些特殊的学术观点，故在前文做科技文章数量统计时，也将此栏目的文章包括在内。例如，在创刊号的杂识栏目中可见主编施古德的《中国的色盲》（TP，卷A1第335—336页）一文。在1894年的杂识栏目中可以看到施古德的《化学词汇的中译问题》（TP，卷A5第147—151页）一文，评论了当时的一些中译化学词汇，其中尤其批评了医学博士师图尔（G.A.Stuart）神甫在《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上所发表的《化学术语》（Chemical Nomenclature）一文。施古德明确反对师图尔用颜色来命名西方化学物质，语锋略显犀利。例如Mercurous Chloride即HgCI（氯化钠），师图尔给出的中文翻译是“单绿汞”，而施古德认为颜色不能传达出化学物质的本质，类似的中译只会使得西方科学在中国人眼中显得可笑。从1950年起杂识栏目就消失了，但之后也曾有几次简短的重新出现。
“按语与征询”栏目是一个创刊伊始就存在的与读者互动的栏目，透过它能很生动地再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对汉学的好奇与关注。其稿件通常是由读者、编者或杂志的经常供稿者所提供，也有一些是当时某些报纸或期刊文章的转载。通常每则篇幅不长，大多每则不到一页，短的只有寥寥几行，长的也不过数页；有的是与读者共享自己的见闻或见解，有的是就某些远东问题征询读者或编者的见解。许多稿件并未署名，间或也有署匿名的，如“征询者”（Inquirer）、“品茶者”（Teataster）等等。大多数则是由创刊主编施古德署名编写。从创刊开始到1903年施古德辞世，每卷中都有此栏目的身影，自1904年起至1921年，此栏目只出现了三次（即卷14，15，20），它最后一次现身于第20卷（即1920—1921年），之后就不复出现。此栏目的出现和消失可能是与创刊的两位主编的个人风格有关，因为它的中断与最终消失的时间和施古德的逝世（1903年）、伯希和作为联袂主编的加入（1921年）在时间上十分巧合，不得不让人有这样的联想。
从1890年创刊开始到1921年“按语与征询”栏目的结束，《通报》上共有105则按语或征询，其中与中国有关的占了80条，其余虽和中国无直接关系，但也多是和远东如日本、朝鲜、俄国等国相关。就其内容来说，此栏目涵盖领域众多，有语言、文学、考古方面的，有化学、矿产方面的，有天文、数学、医学方面的，还有对中国文化、古迹、工业的介绍等等。除了少数严肃的学术话题，多数是轻松诙谐的与东方有关的笑话和奇闻轶事，看起来相当活泼有趣。总之，“按语与征询”可以说是对严肃的“学术论文”栏目的一个调剂，它带给读者一些轻松愉快的东方见闻，也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寻求解惑的空间。如今事隔百年再回头翻阅，当时西方对中国文化、风俗、各类事物的那股热切关注之情一下子跃然纸上，着实令人感叹。
“杂录”栏目也是在创刊时就已存在，此栏涉及的范围相当广，多是报刊、电讯或官方文件的节录，有国际学术会议、展览或政治谈判的内容或结果，也有对政治人物的介绍，以及含有一些政治倾向的文章，多少也反映了从法国和荷兰观察到的国际形势[5]。“杂录”于1904年突然中止，但在1924年此栏目又短暂地再次出现，之后就销声匿迹了。
“记事”栏目颇能代表当代思想，在创刊时便存在，中间此栏目时断时续，自第28卷（1931年）就长久地消失了，但在第54卷第4—5期（1968年）上还闪现过一次。“它按国家而对事件进行重新的分类集中，包括德国、美国、安南、中亚、俄属亚洲、奥—匈帝国、比利时、缅甸、中国、朝鲜、法国、英国和爱尔兰、英属印度、法属印度支那、日本、荷兰及荷兰的殖民地、俄罗斯、暹罗、瑞典、瑞士等国家和地区，它传播各种信息，诸如学术讨论会的议程和进展情况”、“探险、任命和颁发荣誉称号和奖赏”[5—p597]，以及某些学院和学术团体的成立或特殊活动等等。
从创刊开始，“评论简报”和“书评”这两个栏目就在《通报》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从一开始“评论简报”和“书评”在内容上的分界线就不太明确，二者都是关于当时著作的书评。譬如，在第24卷（1925—1926年）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总目录中注明在“评论简报”栏目下的条目在正文出现时反倒是在“书评”的大标题下。从第25卷（1927—1928年）起“评论简报”栏目干脆就不再存在了，而统一变成“书评”栏目。“书评通常是以锋芒毕露的口吻写成”，它“汇辑了对西方语言、汉语和日语（极少量的其他语言著作，如马来语）著作的书评，但也包括对于中文古籍的刊本和再版本”[5—p598]。另外，“收到赠书书目”（Livres Reus）一栏自第24卷起就开始存在了，开始有时被列在“书评”的栏目之下，后来就干脆独立于“书评”而自成一栏。
讣告栏目的通常模式是首先郑重公布某学术名人逝世的消息，然后对逝者的生平成就作一个或长或短的回顾，最后对此人的逝世在其亲朋好友及学术界中所造成的损失表示遗憾。《通报》主编和重要供稿者的讣告几乎都有刊载，例如施古德、沙畹、高第、微席叶、马伯乐、伯希和、戴闻达等等，撰写讣告的执笔人通常是当时在任的主编。中国国学大师王国维的逝世（
三
西方汉学在经历了16—18世纪末的“传教士汉学阶段”之后，便进入19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职业汉学阶段”或称为“传统汉学阶段”。“欧洲中国史的新起点出现在十九世纪最后一个十年”[12—p291]，本文研究的焦点——早期《通报》正是出现在这个“传统汉学阶段”的新高潮之中。透过早期《通报》，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传统汉学时期的一些特点，中国科技史作为传统汉学的一个分支也分享着这些特点。
首先，传统汉学时期汉学研究者队伍的组成不同于前一阶段。随着专业汉学研究在法国的确立，一支专业化的学院派汉学家⑤ 队伍便逐渐取代传教士，成为汉学研究的主导力量。同时，随着耶稣会于1814年被罗马恢复以及鸦片战争（1840年）之后若干中法条约⑥ 的签订，法国来华耶稣会士日益增多。另外，一些外交官或汉文翻译身份的汉学研究人员也随着欧洲殖民扩张陆续涌现。这三类人就构成了传统汉学时期的汉学研究者队伍，其中以学院派汉学研究者为主力。除了早期的学院派汉学家如雷慕沙（A.Rémusat）、儒莲（S.Julien）、毕欧（E.Biot）等大师未曾涉足中国，后来的汉学大师大多都有在华担任汉文外交翻译的经历，如沙畹、微席叶、伯希和等等。早期《通报》供稿者的身份和经历也都和这三类汉学研究者的情况相吻合。
其次，从研究方法上来说，这一阶段的汉学研究不同于传教士汉学阶段的那种简单的、感观的、业余的记录，而是变成了深入的、系统的、职业的学术研究，注重翻译和文献考据，这也是法国学院派汉学的特点，并在法国学院派中传承下来。二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汉学格局也相应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法国汉学不再是一统天下，美国逐渐成为西方汉学研究中心。新一代的汉学研究者采用现代理论和方法，突出体现跨学科性和对比性，其研究对象也不再是以中国古典文化为主，而是侧重对中国各个领域的现当代研究。[2][13] 因此，二战后的汉学逐渐便进入了“现代中国学”阶段[14—p53]。
此外，《通报》还间接地反映了中国科技史研究在西方学术中地位的变化。在传教士汉学阶段，西方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是出于在华传教士方便传教的目的；到了职业汉学阶段，中国科技史作为汉学的一个分支不断成长，正如前文所分析，这个阶段的《通报》对中国科技史颇有介绍和研究。直到1954年李约瑟（J.Needam）的《中国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第一卷问世的时候，“许多汉学家都认为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是归属他们的范畴”[15—p355]，对李约瑟生化学家的出身是否有资格出版这部关于中国科技文明巨著的质疑声不断。直到1959年专业性极强的第三卷数学、天学和地质学的出版，才使得汉学家们为之叹服，并且该书获得了诸多学界荣誉，“从此中国科技史成为一门国际学术界所肯定的学问”[15—p358]。同时，随着学科的日益细分和交叉学科的出现，西方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不再是汉学家的专利，而成为科学史工作者的专门研究对象。
透过早期《通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法国汉学大师云集的鼎盛时代，西方汉学对中国科技史的关注程度，以及它关注哪些中国科技课题；同时，透过其所刊载文章间的回应，我们也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当时西方汉学家之间关于中国科技史的密切交流。历经了百余年的洗礼，至今仍享誉国际的《通报》为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所关注，不断为国内外学者提供丰富的参考和研究养料。
（原载《复旦学报》2007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