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与工程须臾不可分离的时代。从工程回望人的历史，人们会看到诸多工程和身体经验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这一点正在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上一世纪，梅洛—庞蒂提出“世界的问题，应是始于身体的问题”[1]253。如果从根本上把工程思考为展现人的本质的世界①，那么工程在身体经验之维的展现就成为具有现实感的问题。本文通过回顾与身体经验关联的古今之绝唱的工程，并通过反思祛身体化的工程，尝试为现实的工程之思提供一种可能的视点。
1 作为身体之表现的工程
源于身体经验表现工程，并不是某一特定时代的独创。这一非文字记载背后强大的创造机制，早已记录在人开始其生命之旅的时候。如果说死亡意识的觉醒促使人摆脱被有限性束缚的命运，不断唤醒超越日常经验的意义和价值，那么，生灭无常之身体如何获得永在性，应为工程最原始的激情。从历史上看，将身体经验转换为建造理念而生成的工程，更原本地映现出人的现实存在与工程本身的相互依存关系。
马克思指出，动物如蜜蜂、海狸、蚂蚁等只是在肉体的支配下片面为自己及其后代营造巢穴和住所，而人超出了肉体的直接性。人能按照任何一种尺度建造，同时“处处”都把“自己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属人的世界[2]57-58。人在构造时所参照的尺度，既内涵感生于身体的“内在”尺度，又直接相遇抽象的几何尺度。“任何”并不意味着“任意”或“任性”，其更应为人能在这两种尺度的紧张中构建最完美的和谐和意义。如果和谐破坏，就可能招致失败的工程，巴别通天塔的神谕即为例证。
古希腊神殿迄今仍为人体美与几何美、人族与神族、美好的城邦生活与神圣的领域完美契合、臻于艺术佳境的典范。费地(Phidias)曾言：“再没有比人类形体更完善的了，因此我们把人的形体赋予我们的神灵。”[3]32希腊神殿布置的均衡和神殿的柱式，都按照人体各部分的式样制定严格的比例，“神殿的设计由均衡来决定，……他是由比例——希腊人称为类比——得来的。比例是在一切建筑中取得均衡的方法，这方法是：从细部到整体都服从一定的基本度量单元，即与身材漂亮的人体相似的正确的肢体配称比例。……既然大自然按照比例使肢体与整个外形配称来构成人体，那么，古人们似乎就有根据来规定建筑的局部对于整体外貌应当保持的正确的数量规定的关系。”[4]72-73古希腊建筑学家维特鲁威(Vitruvius Pollio)在《建筑十书》中详尽记述了人体头部颜面“由额到额之上生长头发之处”，“由胸部到头顶”，“鼻孔到两眉间”，“手”，“脚”，“臂”，“胸”等各部位长度与身体的比例，并将之严格对应于建造必需的几何比例。人体美被赋予工程细部，从而成为艺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5]114，这更直观地体现在神殿的柱式上。维特鲁维主要记载了爱奥尼亚柱式、陶立克柱式和克林斯柱式，这些柱式都伴以优美的传说进入工程的主体结构。爱奥尼亚是一位击退异邦入侵的部族首领，人们在以其名命名的地区“奠定了永生的诸神祇的圣地，开始建造了神殿”；陶立克神殿的柱式来源于测量一男子脚长和身长的比例，以之为“承受重荷和保持公认美观的外貌”，并“显出男子身体比例的刚劲和优美。”后来神殿的建造中，又将这种男子的脚长用于少女的窈窕方面，“在下部安置好象靴状的突出线脚，在柱头上布置了左右下垂的卷蔓像头发一样，在前面代替头发布置了混枭线脚和华彩来装饰，在整个柱身上附以纵向沟槽，像女子风尚的衣服皱纹一样。这样，就以完全不同的两种方式设计了柱子：一种没有装饰的赤裸裸的男性姿态，另一种是窈窕而有装饰的女性姿态。”[4]
古希腊神殿是神人同形的自然神向人现身的屋宇。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艾斯勒(Riane Eiler)认为，这种建造以男女两性身体之美的契合塑造出臻至艺术巅峰的工程，是在“剑”的征服和“笔”的篡改，加之地震、火山的浩劫，又是在“突变”因素下形成男性中心话语之前，“男女在合作关系中生活时代”的精神遗产的风格化。她称这种“合作关系”的时代为“圣杯”(The Chalice)的历史。“圣杯”在古代欧洲是女性生殖器官的象征，是人类的生命之门，化生并护养生命万物。而“剑”(The Blade)在印欧地区是男性生殖器官的象征，是暴力、杀戮、好战的象征[5]IV。古希腊在以男性暴力之“剑”为基础的社会之前创造了克里特时代的高度文明，建立了两性合作，乃至所有人之间平等的普遍规范。在这里没有一强力的人格神掌控人间及万物的命运，而是人神相参，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互渗。人们崇拜生养万物并带来和谐的自然女性神，并生成一种与男性“统治的权力”截然不同的“责任和爱的权力”[6]32。这一迥异于迄今流行的社会发展理论的解释体系，嬴获一种“关于我们的过去——以及我们潜在的未来完全不同的认识。……”[6]87由此，我们在另一路径上追溯神殿柱式的刚柔相异相济的艺术效果和对人体美的尊崇文化渊源——是感生的力量和爱而不是对死亡的恐惧渗透了古希腊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建造理念。人将“肉体的直接性”赋予神圣体，同时把几何形式完美地统一到生命存在之中，而并未把抽象的外在美放大到与自然对立的程度，以超自然的冥想来湮没或否定自然，因而在天、地、人的和谐中探寻到适于人神对话的最佳场所(place)。正是这种和谐一致性，使“诞生和死亡，灾祸和福祉，胜利和荣辱，忍耐和堕落—开始具有人类命运的形态。”[7]262
如果说神殿以其宗教性偏离现实生活，那么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却提供了身体特性的工程在生活直接性中充分被表达的形式，即人们常常忽视的不同于工具和武器的“容器”(container)技术。“容器”是女性器官的延伸，“对于妇女而言，柔软的内在器官是她生命的中心……在母系氏族社会，新石器时代已经是一个拥有‘容器’(container)工具的显赫时代：除了沟渠、村庄这些巨大的‘容器’以外，这个时代还有石器、陶器、花瓶、广口瓶、缸、蓄水池、箱柜、谷仓、壳仓、房子等等这样一些‘容器’”[8]16。工具、武器和机器是男性文化的符号，而“容器”、建筑和城市为具有繁殖、养育的女性文化特征。城市则被看作是“母性的拥抱”(maternal enclosure)、“容器的容器”(a container of container)。（在此需说明，“容器技术”更应是广泛意义上的工程。）
肉体直接表达的生命就像古希腊半岛的自然环境一样变幻莫测，使古希腊人惧怕时间，崇尚超时间的几何秩序[8]221，以求从永恒的神圣领域获得生命的安全感。对几何的膜拜延至柏拉图，从他以几何作为进入雅典学园的通行证可窥一斑。肉体在此却被贬为使永恒秩序美堕落的“烂泥坑”。以此为理念的工程，表现为以形上力量施加于对象的男性原则，漠视生命的诞生和死亡，漠视交往和情感空间。如人们表明的，这是“对普遍特质的倾向必然带来实践、肉体、感官及特定社会中具体人的倒退。”[9]274
藏身于永恒秩序的王国，人并不能回避真正的死亡。在芒福德看来，恰恰是以“死亡”标志的“死亡的城市”——墓地，成为“母性的拥抱”的“每一生机勃勃的城市的前身。”墓地以其潜在的情感吸附力，在促使城市诞生的“磁性”(magnet)功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每一个人最终都会走向“公共的墓地”(necropolis)[8]7。这里，芒福德启发我们，工程是人在时间支配的现实中筑造属于自己的家，这个家有“摇篮”和“棺材”的位置，是一个由共同的祖先，由父母、兄弟姐妹、儿童和受供奉的神灵组成的共同体。个体生命过程在以爱为信念的世世代代生成的共同体经验中获得神圣性，我们将此领会为根植于肉身的“世代生成的时间(generativ)经验”[10]246。以此为起点思考的建造活动，不仅将工程本身融入过去，而且投向未来。即我们的工程在现实的和与过去未来的对话中，体现的不仅仅是遵循客观普遍性，更重要的是以历史为“尺度”。这应是对“肉体的直接性”更为本质的超越。
2 与身体感应相生之工程
诚如我们看到的，在芒福德那里“男性文化符号”和“女性文化符号”是相异相离的；古希腊神殿对两性身体美的表现，更偏重于抽象的外在形式而不是身体直觉。这种外在形式又被极端放大并解释为“直线和圆，平面和立体，由转动的车床、直尺和量角器组成。”[9]246这种机械的纯粹性曾主导了工程思维，致使身体束缚下的和谐被打破，两性互生，人神对话机制成为纪念性的符号。就像几何要求的纯粹性对肉身的否定一样，在几何纯粹性精神主宰下的工程，以其对生命的疏异越来越遭到人们的拒斥。这样，艾斯勒追溯到西方文化古老渊源中“两性合作”的文化模式显示其重要价值，它“超出了狭义上的女权主义原则”[11]15。这种价值诉求，将人们的视域带向中国古代哲学身体性和与这种身体性紧密相连的古代工程。
天地交通、阴阳对生、男女感应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母题。如《易经》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
首先，古人如何理解“工程”？《新唐书·魏知古传》载：“会造金山、玉真观，工程严促。”此“工程”即“金山”、“玉观”的建造过程。在海德格尔看来，建造是思考意义上的居住。“建造(buan)意思是居住(to dewell)，居留(to remain)。定居又是“你是”(you are)，“我是”(I am)的方式，人在大地上的方式就是居住(buan)[13]49。在汉语，“居”从“家”，“家，居也”（《说文解字》）。如此，作为建造意义上的居住，亦即以家为起点的工程实践。巴士拉言，“家庭是人类的第一个世界”。这样，人们有理由认为工程与作为“第一个世界”的家原始关联。前面已论及，家与身体具有本原同一性，于是，“工程”亦与身体联系在一起。在这里，语言向人们传达了工程与身体、与家的原初关联。
加拿大地理学教授瑞尔夫(Edward Relph)将家视为“人类存在的深奥的中心”，他又指出，“家在最深刻的形式上，是一种对特定的场景的关联……这是我们为自己定向并拥有世界的出发点。”[13]114家如何“是对特定的场景的关联”？人如何“拥有”作为“世界的出发点”的家？在这里变得甚为重要。
中国古人将家与“特定的场景的关联”直接同一于身体，“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屋舍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黄帝内经》）“宅”为动词，即选择理想的适于人生存栖居地，“宅，择也，择吉处而营之也。”（《释名》）《诗经》中记载了周部落首领公刘率族人劳苦跋涉，择理想栖居地的情景：“笃公刘，于胥斯原……既顺乃宣……陟则在巘，降则在原。……笃公刘，及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度其夕阳，豳居允荒。”可见，居住意义上的家，并不是简单地盖一所房子，然后将人安置进去。公刘经“陟”、“降”、“相”、“观”、“度”等躬行经验，才寻获能接纳、安顿他的族群繁衍生息、信念生根的地点，一个可营建成为世代由此生成，又以此为回归返本的“世界的出发点”，“一个不可取代地具有意义的中心”[13]113。这个“出发点”，这个“意义的中心”建立在最初对身体经验的深刻理解上。至此，筑造、安家应为人在世界中原本意义上的工程，是人的在世之在。这样，我们以身体、男一女展开的家为基本定向理解工程的意义有了现实的前提。从先秦的“宫室”就可以看到这种哲学思想是如何在工程中实现的。
“宫室”在先秦泛指人的居住建筑。“室谓之宫，宫谓之室”（《尔雅·释宫》）。“为宫室之法曰：高足以避湿润，边足以围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墙之内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是故圣王佐为宫室便于生。”（《墨子·辞过》）《礼记·礼运》载，“昔先王未有宫室，……后圣有作，然后修或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墉户。……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是谓承天之佑。”可见，即使最初始意义的工程，也不仅仅只建造一所居住功能的屋宅，它毋宁就是人根本的存在方式。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人在大地上“是”的方式。其不仅为身躯的庇护之所，而且安置了他人、责任、秩序等等，并不断生成新的世界经验和可能性。这个“深奥的”“不可取代地具有意义的中心”“与特定的场景”亦非机械的组合和形式的联结，而是与天道自然感应相通：“人因宅而立，宅因人而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皇帝宅经》）而天地宇宙，又为一人之身，这种宇宙观的身体性内渗于工程，使工程本身始终参与到生命的发生机制当中。在此不断呈现的身体性和两性原则，恰恰是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现代工程所丧失的内在精神，而它又是家存在的原始根基。
以自然秩序和人伦礼仪为原型或范本生成的工程，其空间表达没有超验神的位置，它是在人对始祖的追念和天道自然感生的祭祀活动中，并在人的现世努力下获得当下的神圣和尊严。与祭祀活动相关的即为中国古代的礼制建筑。礼制建筑的空间表现为人倾听天籁之音和与远逝的祖先的对话，是以纪念性功能为主的交往空间，又是此岸世界人神合一的“神圣空间”。这种建造以服务于现世生活的需要为目的，远不同于古希腊神殿表现为在超验的彼岸企求人间的命运形态。工程所必需的几何形式内在地符合人的生命尺度，与外在力量主宰下的形式（数或比例）的和谐意趣甚远。
仅仅拘泥于上述建造，实不能穷尽多层面多维度展开的古代工程。古代的运河、驿道、桥梁、园林景观、水利工程、帝王陵园、村落和城市的规划等等，在此不容一一陈述。不可置疑的是，中国古代工程是以取法自然之道，以“天地之大德曰生”，尊崇并保护上“帝”之化身的自然肌体为基本定向的。如筑长城时，人们不就近凿山伐木取材，不以城墙阻断山谷溪流，破坏“山脉”、“水脉”，其目的是祈山神护佑国运安泰。这为后世筑起了一条活生生的“国运龙脉”。迄今世界上惟一留存泽被后世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其本身就是一部工程的中国哲学化身。目前人们与其从西方现代科学和技术角度对之分割肢解式的硬性解释，不如回归古老中国的文化传统，让其在身体、天一地、阴一阳、男一女的语境中释放其本来的意义。成都人扬雄曾提供一种与身体相关的解释：“夫作者，贵其有循而体自然也。其所循也，大则其体也，壮其所循也；小则其体也，瘠其所循也；直则其体也，浑其所循也；曲则其体也，散故不惧。所有不强所无，比诸身，增则赘而割则亏，故质干在乎自然，华藻在乎人事也。”（《太玄》第四）若从“家”的意义理解，“家”从“居”，“居”作动词又有“在某一位置”意。都江堰工程通过泄洪、排沙等技艺手法，使曾带给人灾害的“悬天之水”归其善利万物之本性，天地人水各归本位，各居其所。同时又因工程本身家园般地露出地面，天地入水和平聚集于由工程开放的场所，呈现出超越于身体又内在于身体，神性和人性、时间和空间内在合一的工程的肉身。
从上述看到，中国古代众多的工程直接就是身体性的工程解释或由工程书写的身体之书，是生生不息的生命之写照。
然而，被赋予人体美的古希腊的男女神祇，虽映现人的现实生活，具备人间的血缘谱系，喜怒哀乐，但他（她）们最终和人界存在着本体论的鸿沟。他（她）们以超验的强大力量和功能，分司自然秩序，支配人界的命运。人神对话产生的和谐是在一种外在形式支配下而产生的。这种形式一旦超越一切经验层面并上升为现实生活和工程实践的惟一指南，便使诸神隐身，一种祛身体化的现代工程思维在此潜伏，人不自觉地踏上离家之路。而且它以古希腊人始料未及的趋势，从近代的欧洲蔓延到今天的世界各地。
3 祛身体化的工程之反思
“当诸神从人类世界谢幕时，历史却一头撞进了神话世界。”[14]82人们追求的纯形式在摆脱肉身的沉重性和世界不可探测的神秘之后，赢得了纯粹精神之旅，这是数学和罗格斯对经验世界的胜利。数学以精确严格的技术性，罗格斯以批判、冷静客观和非人格化的理性逼近真理。公正、爱、美和终极善，既不能被知觉感知，亦不能为诸神的力量察晤，只有罗格斯和理性话语才能带来真知。这即爱勒斯所描述的“合作关系”的史前文明向“统治关系”的文明做出了历史性的让步，象征的男性统治原则的“剑”的历史取代了两性合作、繁育和护养生命的“圣杯”历史。罗格斯催生了西方现代科技的神话和进步的神话，同时在相反的方向上催生出人们对身体、对诞生和死亡、对诸神去势的深刻反省。而数理理性为基础的现代科学和技术带给人终极幸福的承诺，依然是时下上演的工程的坚实后盾。在当今回到工程发生的实事本身的呼声中，人们是否曾面对现代工程回望工程的肉身，审视诸多祛身体化的工程？
机器化生产是人类进入工业文明的标志，由此出发透视工程之于身体性的状况。19世纪上半叶工业化上升时期，马克思率先诊断机器文明下人的肉体被奴役，丧失“自己的内在尺度”的历史病因。在马克思，身体被界定为四个方面：其一，在实践领域，作为器官延伸的衣食住房、自然界等物质生活资料和生命活动的对象及工具的“无机的身体”；其二，维持人基本生存，不断与自然界交互作用的“人的身体”；其三，丧失自己对象性和精神内容存在的肉体，即“肉体主体”[2]53-58；其四，延续种类生命的再生产的身体。机器工业化低级阶段，肉体的被强制丧失了作为“人的身体”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内容，他人成为异己的统治力量，人在理解自身方面“无限退化”。人“理解自身的秘密在男人对妇女的关系上”，“人对人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人对妇女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还表明，人具有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的需要，就是说，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人成为需要，他人作为个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2]80而在“文明时代的野蛮”中，男人将女人掠获为淫欲的对象。这种“历史性的退步”在经济运动规律中揭示：私有制的产生是其最根本的原因。私有制下的资本与机器结合，不断重复生产成为现实，财富积累剧增、消费膨胀、贫富两极化、严重透支人身和自然资源、人性丧失等等。这是在历史的现实中发生的，因此只有通过现实行动改变世界，自然、他人、生命、两性平等才会回归身体发生的场所。同近代西方哲学家一样，马克思对科学和技术改变人的生存状况和实现人的平等抱有充分信心。
然而，工程中出现身体的役使并不完全归之于机器化生产的出现。芒福德的《机器的神话》中对“巨机器”(megamachine)的批判表明这种现象存在于一切文明社会。“‘巨机器’是一部完全由人组成的劳动机器，去修筑法老王和埃及的金字塔。”它是一切其他机器的原型(archetypal)或模本，一种“看不见的机器”(invisible machine)。“所有的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军队、政府、王权必须包括在……这部机器之中。”使这部机器高效运转起来的是诸如武器这样的强制力量，另外是文字的发明以及文字作为思想、文化储存和传播功能的实现。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部机器“中央指令器”的控制下开始工作：修筑灌溉用的水渠、运河、城墙、寺庙、宫殿、金字塔等等。神秘而强大力量的机械也被发明了。机械增大了人体的机能和感觉能力，并将要完成的任务简化为可计算的指令和规范化的过程。在芒福德看来，古代与现代的巨机器最重要的共同特征是，“联结并且隐藏在古代和现代巨机器之下的意识形态，是为了加强权力的规模与扩大控制范围，而毫不顾及生命的需要与意义。”芒福德甚至认为金字塔的建造与太空计划没有什么差别，坟墓中的木乃伊与宇航服中的宇航员十分相似，其目的都是把少数选出来的人送入他们认为的天堂。“巨机器”的实质是将世界看作在指令、控制、效率和能量的基础上运转的巨大的工程，是一种非理性的权威造就的机器的神话。它以战争和环境的恶化将人推向灭绝人性和毁灭的边缘。对此，只有在“男性文化符号”和“女性文化符号”之间建立起有机和谐，才能使失控的现代科技纳入正轨。也就是说，人们运用理性，逻辑的思考来指导行动，策划一种更为稳定、更为持久、更加平衡的生活方式；同时，要建立与生命器官和生命组织相同或相似的生命、生存和繁殖的有机论生态模式，使之渗透到所有的人类活动中④。
“巨机器”的隐喻，在将世界工具性地看作可操控的事物，向其索逼能量、效率，以满足无限增长的指数和进步方面，和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之本质的揭示不期而遇。“机械技术始终是现代技术之本质的迄今最为显眼的后代余孽……”[7]885“巨机器”的发明者被定义为古代的“国王”，现代技术之本质则肇始于对人的关注。人在古希腊被思为“罗格斯的动物”，在中世纪，上帝为人创造了万物，而近代哲学将人思考为思维实体。正是作为“思维实体”的主体性的发现，彻底改变了人与世界原初的存在状态，人自身“神气活现地成为地球的主人的角色了。”[7]945周围的世界降为我所使的物质。这种看世界的方式割断了人与栖身于其中的这个世界——这个世世代代的人诞生、劳作、栖息、死亡于其中的文化的、历史的世界的原始关联，把世界简化为适应数学科学基础所要求的精确性乃至严格性的事物。森林是一片林场，山是采石场，河流是水力，风是扬帆之风，地理学定义的河流的发源地不再是“幽谷源头”；空气、土地、矿石为现代地球加工厂的储备物，铀是供开发原子能的储备物；生命是空间—时间中运动的质点；不断生成的历史降为对过去事件的表象、分割、编排的历史学。由此表明，这种机械的眼光触及生命的内在过程，拆除了人与世界和他人相互感动的历史支点，人被推向离家和弃神的荒芜之境。
然而，就在切近危险的地方，人们会发现救治的希望，即“烦心”(sorge)。“烦心”使我们获得本真的生存，唤回与世界原初关联的经验。希腊神殿在艺术“烦心”中，登上其辉煌高峰。“它们使诸神现身当前，把神性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灼灼生辉。”[6]952后期的海德格尔在语言中探寻拯救现代危机、探寻归家之路的有效途径。他在古老东方的“道”中发现可能的救治之方。“道”可经验为“道说”(Sag)、“道路”(Weg)。老子的“知其白，守其黑”亦与海氏“守护真理”神秘相遇。遗憾的是，海德格尔未重视这古老学说“道说”的“知其雄，守其雌”、“道”为天地母的性别机制，以致他的哲学始终困陷于人类中心论的语境。但不可否认，正是对存在刨根式的究问，揭开现代工程祛身体性和导致人在看待自身方面“无限退化”的深邃根源，即人们将理性的罗格斯思为存在时导致对存在的意义历史性的遗忘。这种遗忘促成“思维实体”对世界统治地位的形成，进而发展、进步、效率成为唯一的判断准则，以数理理性为基础，现代科学和技术被认为人类终极幸福的唯一源泉。现代性问题和全球问题的产生促迫人们对现代科学和技术单一尺度的深刻反省，但在现实工程实践中，面向工程“尺度”的问题依然焦灼烫手。
与对存在意义的遗忘相随的是从柏拉图肉体的“烂泥坑”到中世纪宗教的“末日审判”，从近代身体是一架精美的机器到当前愈演愈烈的克隆技术的身体贬拟史。在马克思对身体的几层划分中依然可见机械论哲学的影响。但是，人们一旦悬置因果论的世界解释，通过现象学的直觉即可经验到科学抽象规定之前罗格斯与躯体、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盘根错节的辩证一体性。由此表明，人是活在一个“经验的世界里，在一个相对于物性区分来说当属中性的环境中，在有机组织、思想与广延空间之间，他物与万物，与物体和它自己的身体进行着直接的交流”[15]10。这正应合了人与“天地间只有一个感应而已，更有甚事？”正是以物我同一、天人感应为基本定向，身体、两性原则的哲学范式曾作为强大背景推动的工程使人的神圣性载入史册。我们以为，为时代的工程，不能脱离身体、天地人的和谐以及以家为生活的中心通向历史的坐标。
4 结语
面对时下流行的工程，言及身体、两性原则、家和神性竟显得如此不合时宜，尽管这些曾是工程意义发生的最久远最深沉的源泉。我们不能忘记，西方的上帝创造了万物，同时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人被逐出天堂，开始人类的第一道工程就是筑造赖以栖息的家园。畏身体之生灭的忧患意识，使家永存性的渴望成为可能。一神教盛行之前，受供奉的诸神曾与人一道守护着人类的家园。在古老中国，身—神是同一的，身家天下的观念曾渗透于工程之中。今天，当我们反思向世界开拓、掠夺以及侵犯生命神圣性的工程，反思现代科学和技术在最近一个世纪工程的重大事件中（如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事件，“9·
【注释】
①马克思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②该论述详见张再林.中国古代宗教观的身体性[J].人文杂志，2006(6):28-35
③同上。
④本段根据兰斯·斯瑞特《刘易斯·芒福德与科技生态学》[J]（林文刚等译）一文整理，并将原文“王权机器”改译为“巨机器”(megamachine)，特此说明。原文载香港《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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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年1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