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科学主义肇始于19世纪30年代的实证主义，它接续了早期经验主义的基本信条即知识必须建立在确实可靠(实证)的基础之上，只有被经验证实的知识才是确实可靠的，人们对知识的讨论应局限在感觉经验的范围之内，知识不能超经验地使用，而那些不能被经验所证实的问题如世界本体、意志自由、上帝存在等，都是非实证性的形而上学问题，对之人们应束之高阁(悬置)，不予理会，只有这样才能于唯物与唯心之上成就一种科学的哲学。(1)作为现代实证主义之父的孔德认为，一切科学知识必须建立在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经验是知识合法性的唯一保障，也是它的最后限度。因为，既然从培根以来的一切优秀的思想精英都再三指认，除了以观察到的经验事实为依据的实证知识外，再也没有其他正确的东西，那么一切科学性的知识都只能局限于对经验的合理描述，而不能奢望它能超经验地使用。经验是人认识的源泉和基石，也是人认识能力和科学知识的最高界限。人根本无法超越这个界限而只能禁锢其中，人的理性根本不能说明一切高不可攀的玄妙奇迹，即根本无法把握物之本体、终极目的、绝对自由之类的虚假命题。相反，如果人们不让自己的精神刻意地钻进一些似是而非的形而上学问题中，而仅限于在一个完全实证的范围内进行纯经验性的讨论，那么人们就能为自己的精神探索活动找到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2)孔德同时代思想家约翰·穆勒以及斯宾塞等人，对他的“还原论原则”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重要补充。如穆勒，他继承了休谟联想主义的心理学特点，把联想主义心理学与实证主义相结合，认为，存在于经验中或感觉间的某种不变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并非如唯物主义者所肯认的那样是一种客观的必然联系，在他看来，所有的因果关系及其规律，其实都是人们主观内部心理联系的产物，就连“客观物质世界”也只是“感觉的恒久可能性”[1](P738)(心理上的一种稳固的联想)。为巩固这一立场，他还在方法论上重归纳、轻演绎，为经验实证原则作了重要补充。而斯宾塞则以反实在论的面目出场，又为经验主义的“还原论原则”作了符号学上的辩护。在他看来，人的理性只能局限在经验内部并对之作现象上的描述，换言之，只能通过现象上的考察来揭示感觉间不变的先后、相似关系，即现象间存在的实际规律，而根本不可能通达经验外部所谓的“客观规律”和“唯一的实在”。“规律”都是经验内部的，而“实在”并不可知。而且他将在一定时空内永恒运动着的物质归结为“力的恒久性”，这种神秘的“力”作为经验的派生物，它是一切知识的基础，但“力”本身又不能从经验中获得证明，它是一种不可知的“实在”。科学并不以这种超验的“实在”——“力的恒久性”为对象，而只是去记录整理由“力”所引发的经验及其关系，并使之条理化、系统化，所以科学只是关于“不可知的实在”的符号，是对经验的简约性符号式表征，它丝毫不能扩大经验的限度，更不可能超出经验的范围，而只是对经验进行了科学的重组。
2 作为实证主义第二代的马赫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对现代经验主义的“还原论原则”作了几点重要的修正和改装：(1)“世界要素说”对“还原论原则”的修正。为摆脱早期经验主义荒谬的主观性、唯我性等缺陷，马赫对感觉(经验)作了“科学”的伪装，用“要素”代替感觉，并声称“要素”既非物理的，又非心理的，而是中性的，自诩这种“中性一元论”克服了传统唯物或唯心的所有局限，而使哲学进展为科学；同时也用这种折中主义伎俩，不仅否认了物质及其运动、时空的客观实在性，而且也否认了物质运动规律的客观性、因果的客观性等等，并将它们归结为感觉要素的复合。在他看来，世界是由要素构成的，在这种经验性的要素世界中只有或然性、相对性，而没有规律性、必然性、因果性，人们之所以相信有规律性、因果性、必然性关系的存在，那纯粹是由于人们将自己主观上的心理联想强加于经验世界而产生的，实际上是“万物有灵论”的残余，是理性超验使用中所产生的“智力怪物”，并竭力主张用极具伸缩性(任意可解释性)的“函数关系”代替客观的“因果关系”。(2)“原则同格论”对“还原论原则”的改装。阿芬那留斯认为，真实统一的世界是由“纯粹经验”(一种没有掺入任何经验的东西的经验)构成的，在这种由纯粹经验构成的统一世界中，历来被唯物或唯心所二分或两离的主观(主体)和客观(客体)就实现了真正的合一，二者的对立就自行消失了，而且成为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处于“原则同格”中的统一体。因而，认识的对象就不是经验之外的“物自体”及其什么神秘关系，而只能是纯粹的经验自身，科学不过是按费力最小的所谓“经济思维原则”对纯粹经验及其内在的主观性关系的真实记述而已，主观内部的纯粹经验是验证知识的科学性、合理性的唯一尺度。(3)“约定主义”对“还原论原则”的辩护。随着经典物理学向现代物理学的跃迁，彭加勒认为，物理学的变革引发了自然科学领域的全面危机，这场危机将过去被认为是万古不变的基本原理都推翻了，从而表明根本不存在客观的认识对象，更不存在客观真理，科学知识和定律既非起源于经验，也不是来自于先天，而纯粹是人任意的假定和约定，是人精神上的一种自由活动的产品。但是，这种任意的、自由的约定并不能脱离经验基础，相反，在一切可能的约定中，人们必然受经验事实的引导，要以经验材料为基础，科学作为假设，虽然它是人们心灵的自由创造物，但它又并非因人们的私意而生，它的正当性、合理性来自于公共经验的方便的、有用的共同约定。因而科学首先只能局限于经验材料的范围之内，超出经验去讨论世界本体、客观真理等问题，正像试图创造“永动机”一样是非常荒谬的、毫无价值的。世界只能是经验要素构成的世界，归根到底是人们公约性的符号世界。正是由于它的公约性，才产生了宇宙的和谐及其在思想中的和谐；正是由于它的共同性和普遍性，才保证了它的客观性、正当性。(4)“经验一元论”对“还原论原则”的补充。波格丹诺夫曾辩解说，自己并不是一个马赫主义者，因为从马赫那里自己只采纳了一小点即关于经验要素对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中立性观念、关于这两种特性仅仅依赖于经验的联系的观念。其实，这“一小点”就是对马赫主义的全盘肯认。他论证说，世界是由中性要素所构成的一元性的世界，一切存在物都是经验发展的一条“不断的锁链”，这条锁链有四层梯级，最低层是要素的混沌世界，位于其上的是心理的经验世界，再高一层是物理的经验世界，最上层是人们从经验中得到的知识世界。在他看来，无论精神或者物质都是经验，一个是心理经验，一个是物理经验，它们在实质上是没有区别的(都是经验性的)，区别只在于组织经验的形式不同。心理的东西是个体经验，它依存于某个体的精神系统的状态，是以个人的形式组织起来的经验。物理的东西是社会的组织起来的经验，对所有人都有意义，为大家所承认，是被社会所协调而达到一致的经验。列宁曾指出，“经验一元论”的实质在于：把心理的东西作为最初的出发点，从心理的东西引出自然界，然后再从自然界引出普通的人的意识，这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如出一辙。
3 从上述可知，当科学主义尚处于“实证主义”早期阶段时，对于其“还原论原则”，大家都顽固地予以坚守，从不怀疑其正当性，而且坚信直接经验对科学知识的实证性，认为科学知识来源于经验，其科学的合理性取决于能否被经验证实，任何科学知识都必须局限于经验之内，经验是科学知识的最高限度。但是，随着这一原则的深入贯彻，在理解、解释、运用和拓展这一原则时，特别是在解决关于“知识如何还原为经验”以及“怎样运用经验主义去克服客观存在及其规律”等问题时，人们发现该原则陷入了互相矛盾的困境，令大家莫衷一是。正是经验主义内部的这种裂痕，才逐步导致了人们对“还原论原则”的怀疑、动摇，它最终被抛弃。本来“还原论”是经验主义的最根本的信条，它在洛克、休谟等人早期的经验主义理论中就已初见端倪。如休谟就认为，每一个观念都必须能还原为经验，从而接受经验的检验。在以后的实证主义者、马赫主义者那里，总的看来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大家都认可经验所具有的“强证实”理论：科学知识以经验内容为最终基础和最高限度，它不能在经验之外使用，对那些“物质实体”、“客观规律”、“因果性”、“必然性”等缺乏经验基础的东西，应予以悬置，不予讨论。但他们总忍不住对之进行经验主义的消解，认为像“实在”、本质这样的东西，其实只是人们心理上习惯性联想的产物(穆勒)，是简约的符号性表征(斯宾塞)，是万物有神论的残余和理智怪物(马赫)，根本不是科学认识的真正对象。而真正的科学必须遵循思维经济原则，只对经验的现象进行表述。作为公约性、符号性的经验描述，科学实质上只是些必要的假设，因其在组织经验时方便有用(彭加勒)，故而是科学的、正当的；因其是社会的组织起来的经验形式(波格丹诺夫)，对经验具有普遍可解释性，故而是有意义的、“客观的”。这样，“还原论原则”虽然没有被抛弃，却通过心理学上的联想主义、符号学上的约定主义、数学上的函数关系式而走向了实用主义。这表明：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具有内在相通之处，或者说，经验主义本身就提供了一条能通向实用主义的桥梁，经验主义通过内在的理论改装或主题转换而完成了与实用主义的合流。这在19世纪末美国的实用主义者那里表现得最为典型。简言之，实用主义是实证主义在美国的最新表现。
4 在现代美国哲学中，作为实证主义的第三代，实用主义可算是最时髦的东西，它像其他现代经验主义派别一样，拒斥形而上学，用“经验”这个折中性的概念，将自己打扮成超越唯物唯心的、只重经验只讲事实的科学哲学。强调把经验当做世界的唯一基础，把人的认识局限于经验范围之内，强调哲学要立足于现实生活，把确定确切恰当的生活信念当做研究的出发点，把采取积极的行动和实践当做重要手段，把获得效果当做最高目的。因而，曾自诩为生活的科学哲学。具体说来：(1)皮尔士是通过“实效主义”[2](P84)而走向实用主义的。他根本否认有客观事物的存在，认为任何一种称得上实在的东西都只能是一种经验，一种由经验所产生的可感觉的效果。事物既然只是经验的效果，那么它自然不存在于经验之外，而只能存在于经验之中，物就是经验效果的复合。认识的根本任务不是去把握外在的实在及其本质和规律，而是认识经验的自身及其作用于人时所产生的效果，以便为人的行动确立正当性的信念。由于信念完全建立在经验效果的基础之上，并通过实验和行动不断地予以修正和补充，这就确保了观念的可靠性与可行性，确保了行动获得成功的可能性。那么，对信念意义的检验，也就不再取决于它是否及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客观内容，而在于它是否及在何种程度上引出了积极的行动效果。总之，意义就是效果，真理就是效用。经验作为认识意义的可验证性标准，已让位于经验在行动中的实效性，经验实证通过强调实效性而融入了实用主义。(2)詹姆士则通过经验主义的彻底化而走向了实用主义。在他看来，必须把世界上的一切都看做是经验，不仅各种独立存在的事实是经验，经验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也是经验，一切实在的东西都是经验，而一切经验都是实在。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经验的结构，经验等于实在、等于世界、等于一切。而传统哲学之所以会导致主客二分，就在于没有把经验主义贯彻到底，如果从“纯粹经验”这个唯一的实在出发，一切“二元论”及其在哲学上的变种皆自行消散了。在认识论上，他认为认识作为人们整理经验材料的一种能动性活动，它只能停留于经验内部，一个认识的真理性程度不取决于心灵与客观原型之间的关系，而只取决于心灵内部即经验的认识与经验的效果之间的关系。在经验过程中构成的认识，如果它把经验材料联系得好、不自相矛盾并在应付环境的行动中能取得积极效果，这就是“真理性”的认识，否则就是谬误。总之，有用即真理。它是有用的，因为它是真的；它是真的，因为它是有用的。二者完全等值。因此，在方法上应“不讲原则，只讲效果”，不重实证而只重实用。(3)杜威则通过“工具主义”而走向了实用主义。杜威与詹姆士相同，也强调经验的整体性，却极力反对把经验彻底化、纯粹化。在他看来，每一种特殊的经验，其实都是一种特殊的相互作用，经验不是那种自在性自然，更不可能是纯粹性的整个世界，经验是由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只有与人发生相互作用的自然才是“经验”，而没有发生这种相互作用的东西，只是自然而非“经验”，在经验之内人与环境不可分割。经验不仅是相互联系的，而且又是动态的，不能只把经验视做已“经过的事”，而应将之视作由现在伸向未来的过程，视做对当下事物进行能动性的意义构造的过程。因而对经验的认识应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待，这样才能创造未来、构造世界。但他所说的这种认识并非是经验与外物的符合，并非主观对客观的反映，而只是经验内部的创造性作用。认识不是消极地、直观地记录事实，而是行动、创造和实践，所有的知识、概念都只是工具，与其他工具一样，它们的价值不取决于自身，而取决于它所造成的效果。工具无真假，只有实用与否，实用即真理。
可见，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最终“合流”[3](P225)了。此后，科学哲学的走势出现了许多新变化：首先，经验认识真假的检验标准有了根本性的转换，即不再以经验的观察(经验的强实证性)作为标准了，经验的实用性(实效性、工具性等)取而代之。换言之，一个理论为真为假取决于它在整理组合主观经验中是否有作用及有何作用，有用即真，否则为假。其次，“还原论原则”有了新补充，一个理论能还原为经验、能经受住经验的检验，还不足以说明它的正当性、合理性，要做到这一点，它还须在整理经验中发挥积极的效用。根据德里达“增补逻辑”理论，实用论对“还原论原则”的这种补充，恰恰豁显了经验主义自身的主观性、私人性、唯我性等缺陷，并构成了对它的变向消解。这一点，已为以后科学哲学发展的整体主义和历史主义趋向所证实。[4]
（原载《开封大学学报》2008年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