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技术哲学观念，在基本范畴、思想体系、研究方法上均有其特色。这种技术哲学观念有助于建立技术活动相关要素之间的和谐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充分和谐、人与社会的充分和谐、人与人的充分和谐以及人与工具的充分和谐。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将这种技术哲学观念称为一种“和谐的技术观”。这种技术哲学观念对我国历史上的技术发展曾有过深刻影响，对当代技术进步也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一
我国几千年来的技术发展中蕴含了一个深刻的思想主题，这就是关于“道”和“技”的认识。从技术实践角度看，可以将“道”理解为顺应事物自然本性的、合理的、最优的途径和方法。技术操作者、工具和对象等相关要素的自然本性，共同决定了“道”的客观存在。“道”超越了各种具体的“技”，是“技”的理想境界。技艺达到纯熟之际，运用自如，出神入化，就是“得道”的状态。“道”的合理的、最优的要求有其特定含义。“合理”的要求从技术活动相关要素的关系着眼，注重操作者、工具和对象等各要素之间的和谐，即相互适应，相互促进。“最优”的要求从技术活动的社会价值和效益着眼，注重技术活动主体的需求和感受，具体表现为省力、优质、高效。合理的途径和方法决定了最优的效果，而对最优目标的追求引导了对合理途径和方法的不断揭示。“道”和“技”的这种关系虽然来自对我国传统技术活动的概括，但同样适用于对现代技术活动的理解，只不过现代技术活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选择合理的、最优的途径和方法有更大的难度。
在技术活动中，具体的途径和方法是有形的，而“道”是无形的。“道”并不是具体的操作者、工具和对象，也不是操作者的实际动作，而是合理的、最优的途径和方法本身。老子强调“道法自然”，反映出对“道”的顺应事物自然本性的要求的高度重视。至于对合理性和最优化的考虑，老子的表述较为隐晦。比如老子讲“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老子》第五十一章)，其意是说，“道”之所用，就在于利用事物自然发展的态势，以尽可能少的投入实现尽可能多的收益，获得最优的效果，这就是所谓“因势利导”。老子还讲过“上善若水”、“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同上，第八、三十二章)。老子之所以对“水”的隐喻特征极感兴趣，正是由于水流能够因势而下、灵活多变，实际上是取一条合理而又最优的路径。顺应事物自然本性的路径当然是费力最小又最和谐的路径。老子强调“无为”，使事物“自化”，实际上包含了对各种实践活动合理性和最优化效果的深邃思考。
将“道”理解为“技”，即要求技术活动相关要素之间的和谐，本身是从一个新视角对人类技术活动本质特征的概括。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讨论技术的本质特征，如有人强调技术的器物层面，有人强调技术作为手段、工具、方法的特征，也有人强调技术改造自然的功能。这些观点虽各有其理由和根据，但都未充分考虑技术活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和技术发展的趋向。技术活动是一个涉及多种要素的复杂系统，其中任何一个要素本身(无论是器物、工具，还是操作者的手段、方法、途径以至技术活动的外部环境)，都不足以反映整个技术系统的本质特征。技术系统是不断演化的，它的驱动力是人们对价值、效用和效率的追求，同时也要考虑如何协调技术活动相关要素之间的关系。而强调“道”是“技”的理想境界，恰恰注重的就是技术活动各要素的和谐以及由此决定的技术整体上的进步。换言之，技术活动只有在“道”的引导下才成其为系统，才能对相关的各种技术要素从整体上加以协调。失去了“道”的引导，技术体系就会处于各种要素之间不和谐的混乱状态，出现不择手段的技术应用和技术异化。进一步说，人类技术活动的本质特征之一，就在于有可能由“技”上升为“道”。这里特别强调的是途径和方法本身的升华，而其他认识和实践活动并没有这样的本质要求。
将“道”理解为顺应事物自然本性的、合理的、最优的途径和方法，并不限于各种技术活动的操作过程，也不只表现为满足省力、优质、高效等技术指标。按照我国古代先哲的说法，这样的“道”还只是“小道”。所以孔子说：“虽小道，……是以君子不为”(《论语·子张》)。“合理的、最优的”要求如果进一步引申，应该涉及与技术活动相关的各种社会和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寻求“技”之上的“道”，理应造就这些要素之间的完美和谐。这样的“道”才是“大道”。
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那么在工业革命初期出现的仅仅考虑功利目的而忽视环境保护、社会效益和劳动者身心健康的技术异化现象，恰恰是“小道”的进步带来的副作用；而近些年来强调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和可持续发展，才是向“大道”的回归。当代技术发展中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正在凸显“道”、“技”关系研究的重大意义，这也正是中国文化背景的技术哲学观念的价值所在。
二
理解“道”、“技”关系不能停留在直观感性的层面上，而是需要作更深入的理性思考。“道”、“技”关系所要求的技术活动中的和谐，并不是诸技术要素之间各让一步、相安无事、维持现状，而是建立新的秩序，使得各种要素都可以持续稳定地存在和发展，不至于为了短期目标而破坏动态平衡。从和谐的技术观出发，可以发现现代技术发展中很多问题的思想症结，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第一，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鸟语花香、生机盎然是人类对自然界和谐的一种感受，这种感受属于现象层面，还不能明确给出改造自然的合理限度。究竟改造到什么程度可以保证人的生存环境不受影响，很难划出一条明晰的界限。只有不断地反馈和调整，才能接近“道”的合理的、最优的状态。这就需要对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有一种整体把握。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之所以出现不和谐，并不完全是由于人类变革自然的活动太多了，而是也由于变革自然的方式不对，即过分注重眼前的功利效果，忽视了各种技术活动要素之间的和谐关系，使“技”的发展偏离了“道”的引导。
人类对自然界的变革带来了人工自然产品的大量出现，但人工自然并不是人类整体上按照合理的、最优的要求创造出来的，而是由相对独立的群体和个人按照各自需要分别创造出来的，这里存在着技术理念、认知能力、操作水平、道德观念和审美标准等多方面的差别，其中有些人工自然产品并不符合“道”的和谐要求。许多发明家在创造一种新的人工自然产品时，都没有考虑这种产品一旦报废后如何处置。如果在技术设计时考虑到这一点，利用较低廉的代价甚至自然界的力量，使复杂的人工物降解，就会大大减轻环境保护的压力。
现在人们经常谈论的是人对自然的改造，很少考虑到人工自然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人自身。实际上，由于人工自然产品在人们生活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深，人类自身的生理特点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出现变化，如对疾病的抵抗力下降，类似艾滋病、埃博拉病毒、“非典”、疯牛病这样的怪病增多；青少年中近视眼增多、抑郁症增多；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所谓“富贵病”比例逐年上升等等，这实际上意味着人在创造人工自然的同时，人工自然也在潜移默化地改造人，而且可能使人越来越“不自然”。出现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人们往往只想到改造自然能带来何种好处，很少考虑自然对人类的负面“改造”，没有能够在二者之间建立合理的、最优的和谐关系。
第二，关于人与社会的和谐。“经世致用”是我国传统技术选择的一种导向。这种标准不是单纯从经济效益出发的，而是强调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当经济上的要求足以影响社会结构的稳定时，即使某些技术活动确有经济实用价值，会带来可观效益，仍然会受到严格限制。这种观念对于建立技术活动中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是很有价值的。
在我国传统技术发展过程中，对不实用的技术目标一直采取排斥和不断清除的态度。这里包括对没有实用价值的奢侈品的激烈批评，对“奇技淫巧”产品的抨击和限制，对更为实用的外来技术产品的吸纳，其目的在于协调技术应用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如果从整个社会角度选择合理的、最优的实用目标，可以看到，现在不少技术设计总体上看并不是完全实用的。大都市里彻夜的流光溢彩，对于城市里的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是实用的？许多人追求宽敞的住宅、豪华的轿车和一应俱全的现代化家用电器，虽然这对于私家的生活享受是实用的，但在资源和能源日益紧张的时代，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这种技术应用模式又有多大实用价值？现在有些企业引进国外先进设备，总是追求最先进的型号，如果考虑到经济实力、使用成本、实际需求、生产环境等各方面因素，这种选择很可能是不实用的。在现实生活中，合理的最优的技术应该是最切合实际的技术，因而实用技术应该等同于“适用技术”，这样才有助于建立技术活动中人与社会的充分和谐。
按照“经世致用”的要求，技术引进也要注意人与社会的和谐，否则就会“消化”不良、“吸收”不好。技术引进的消化吸收，最终要使外来技术成为本国技术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本国技术体系的其他组成部分或要素和谐一致。对国外先进技术产品的引进，需要与民族工业的相应调整、就业结构的相应变化、消费者的接受程度彼此适应，还需要建立适合本国特点的管理体制，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技术文化观念的转变，这样才能保证人与社会的和谐。如果只看重先进技术产品的引进，却忽视其它方面的相应调整，就有可能造成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不和谐，甚至导致文化传统的断裂，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失去根基。
第三，关于人与人的和谐。在我国传统技术发展中，强调技术应用要受道德规范的制约，简称“以道驭术”。这里的“道”是道德的代称，“术”指直接与经济效益相关的技术实践。“以道驭术”是“道”对“技”引导作用的特定表现方式。
现代技术活动通过市场、环境和直接应用等途径，将各种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如果技术应用不择手段、缺乏道德制约，就会造成人与人的关系紧张和相互损害。现代技术的专业性使得局外人很难知情，市场流通使得生产者和消费者很难直接见面，因而道德“自律”和“他律”都面临困境。使技术发展受到道德制约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开展伦理意义上的技术评估。(参见罗珀耳)技术评估的伦理介入就是要唤起技术人员个人和群体的这种超越个体本位的“大我”伦理意识，主动对技术消极后果提出警示，揭露真相、消除隐患，这样才能使现代技术沿着“大道”顺利发展。我国传统文化提倡志士仁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超越“小我”而实现“大我”，承担起维护群体和社会整体利益的责任。这种伦理意义上的主动参与，对于建立技术活动中人与人的和谐关系极为必要。
第四，关于人与工具的和谐。在我国技术史上，人与工具的和谐是一贯的传统。各种工具的尺寸都充分考虑到操作者的体力和使用的便利，力求达到合理的、最优的效果。在现代技术活动中，工具、机器的设计和使用受经济利益驱动，并不完全受制于操作者的便利需求，这就可能造成一定时期内人与工具、机器的不和谐，出现工业革命初期劳动异化的情景。
影响人与工具和谐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技术目标的设定是否合理、最优。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在工具革新中总会有更高、更快、更远的技术目标不断被提出来。这种开发模式形成了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牵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节奏被迫不断加快，由此造成许多社会问题。现代技术中工具、机器的复杂性和威力都空前增长。如果威力无比的工具、机器只控制在少数人手中，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很难保证的。人们在工具的使用过程中还可能提出新的技术目标，有些未必是合理的、最优的。一些技术产品的设计功能可能远远超出使用者的实际需要，造成功能冗余，但开发商往往能从中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一些技术产品的设计功能可能被用于预先想不到的地方，如手机偷拍和短信诈骗，控制起来相当困难。当工具、机器的变革仅仅服从于经济目的时，很可能成为人与人之间倾轧的武器。要避免工具的发展成为可能伤及人类自身的“双刃剑”，必须在“大道”的视野中设定技术目标。技术上可能的事情，并不都是该做的事情。
从和谐的技术观出发展开的思考，还涉及现代技术活动中的其它实际问题。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和谐技术观的思想价值，揭示各种不和谐现象的表现形态，进而追寻不和谐现象产生的内在原因。
三
“道”是中国哲学中特有的范畴，“道”对“技”的引导也不是世界上的普遍现象。并非人类的所有技术活动实际上都能上升为“道”，也并非所有技术操作者实际上都能掌握其“道”。如果某项技术活动不考虑操作者本人是否适应、是否省力、是否愉悦(比如奴隶社会中的生产劳动)，那么操作者本人很难去追求人与工具的和谐。如果经济环境决定了某一时期技术发展主要靠寻找新材料、新市场、新工种，那么人们也很难顾及技术活动中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和谐。仅仅从功利角度考虑，技术进步可能表现为机器和工具的进步，技术带来的经济效益的提高，技术功能和威力的增长，但这些追求仍然是有局限性的，不可能实现技术活动与相关各种社会和文化要素的和谐。
“道”对“技”的引导在我国技术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和谐的技术观消除或缓解了各种技术活动要素之间的许多对立与冲突。我国传统技术发展在公元1世纪到14世纪之间曾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在很多领域居世界领先水平，这同和谐的技术观的影响有一定联系。
人们常常以为农耕文化中人与自然是充分和谐的，其实不然。农耕活动的发展不可避免要改变原始的生态环境。如耕地的扩大势必带来森林、草场、湿地、沼泽面积的缩小；农耕活动不加限制地随意发展，势必导致生态环境恶化。世界上一些文明古国曾因不加限制地发展农耕活动而破坏了生态环境，最终导致了消亡。恩格斯所讲的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主要是针对农耕文化而言的。我国历史上也多次出现毁林开荒、围湖造田、滥垦草原等事件。可是几千年来农耕活动毕竟得到了持续稳定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天、地、人”和谐观念的影响，尤其是对土地有意识地“养护”，使得长期的耕作不仅没有造成地力贫瘠，而是越种越肥沃，“地力常新壮”(刘长林，第471-472页)，这是和谐的技术观的成功案例。
和谐的技术观还导致了许多技术发明的出现。一个典型例子是公元2世纪曲柄摇把的发明，西方人在一千多年以后才开始使用同样的工具。有了与轮面相垂直的曲柄，转动轮子变得格外省力。(坦普尔，第82页)类似的例子还有马的颈圈挽具、船橹、水密舱、被中香炉等等，都是人与工具和谐的成功典范。像都江堰、灵渠这样的水利工程，既体现了人与社会的和谐，又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技术活动中，不和谐现象的产生具有某种必然性，而缺乏“道”的引导会使其消极后果逐渐积累起来。这种情况在技术史上屡见不鲜。工具、机器、原材料这些“物”的要素，不会自发地与人的特性和谐一致。从急功近利角度发展技术，往往对决定效益、效率的“物”的特性优先加以考虑。市场经济能够调节局部技术活动的优化配置，但不会自发导致技术活动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活整体影响的最优化。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人们为许多单项技术发明和局部的技术进步欢欣鼓舞，而技术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资源和能源问题都是在产生严重后果后才引起人们警觉的。时至今日，技术活动中的某些不和谐现象仍然在不断加重。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加剧了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军事竞争使社会生活的和谐存在更多的变数。人们创造各种技术手段以过分满足甚至刺激人的感官需求，一方面会影响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另一方面也会限制理性反思的深度。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和谐的技术观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西方近现代技术传入我国后，“道”对“技”的引导一度出现淡化的趋势。很多人以为“道”只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抽象范畴，与近现代技术无关，因而在接受和发展近现代技术时忽略“道”与“技”的关系。也正是由于“道”的引导作用相对隐去，人们往往注重技术活动的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注重技术活动局部效益的优化而忽视技术各相关要素整体关系的最优，所以西方近现代技术发展中产生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程度上又在我国重演。无论是环境问题、资源和能源问题，还是产品质量和技术风险问题，都成为我国技术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所提出的各种对策，又往往停留在“术”的层面上。对技术人员的培养和评价，也往往过于看重技术水平的高低，忽视了对“道”的境界的追求。由此可见，在现代技术水平上发挥“道”对“技”的引导作用，构建技术活动各种相关要素的和谐关系，具有不容忽视的战略意义。当然，“道”对“技”的引导作用是在技术理念层次上发挥作用的，需要以实在的技术应用和技术创新活动为基础。具体的技术活动水平越高，技术管理越规范，“道”对“技”的引导作用才会越充分。
近些年来，一些技术专家和企业家“论道”的事情逐渐多了起来，有关“海尔之道”、“方正之道”、“微软之道”的谈论引起了广泛关注，这是一种积极的迹象。然而，在现代技术水平上完善“道”对“技”的引导，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追求技术活动各种相关要素的和谐发展，是一个向真善美的统一不断趋近的过程。如果片面曲解“道”的内涵，以为技艺高超本身就是“道”，技术活动具有某种社会意义就是“道”，技术活动讲究道德规范就是“道”，技术活动有某种文化内涵就是“道”，那么这种由“技”至“道”很可能最终停留在“术”的水平上，而并未达到“道”的境界。“术”与“道”的区别，就在于前者重实用，重功利；后者重理念，重境界。真正的“得道”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需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更需要对和谐技术观的全面理解和身体力行。
（原载《哲学研究》2008年8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