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后，科学知识社会学内部出现了分化，从SSK转向了后SSK，致使科学知识社会学从关注“作为知识的科学”转向探究“作为实践的科学”。在将科学作为实践考察时，后SSK克服了传统科学哲学以及SSK对规范主义过分追求的弊端，深入到科学具体领域，对行动中的科学进行微观社会学考察，真正实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最初发起者所倡导的自然主义研究进路。
一 实践行动：超越SSK的视觉转换
当20世纪70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兴起之时，以布鲁尔为代表的研究者们高举批判的旗帜，对传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给予了激烈的挑战，突破了传统设立的“科学知识内容”不容许、也无须社会学染指的禁区，从科学哲学家手里夺得了解释科学知识内容的权力，以科学的社会建构论(SSK)占据了科学研究的主战场。但是与这种辉煌业绩形成对照的是，他们也受到了来自于科学哲学的许多批评。更为严重的是，科学的社会建构论陷入了他们曾经批判过的科学哲学的困境：以社会实在取代自然实在，落得个实在论两极相通。那么，为什么SSK以崇尚科学为出发点而最终却成为“走向疯狂的解构的典范”，并招致反科学的骂名？或者说，SSK何以陷入“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理论困境，其出路何在？
从最初的研究目的来看，SSK将目标定位于通过对真实科学的研究，瓦解传统科学的自然实在论基础，继而瓦解科学理性和科学真理，最终瓦解科学的文化霸权。在具体实现这些目标的操作上，SSK引入了“社会性”作为解释科学的致因因素，强调“社会利益”能够全方位地解释和说明科学实践，并将这种解释看作是唯一合适的解释。虽然布鲁尔反复辩解SSK不排除其他非社会因素的影响，比如他在应答对强纲领的各种攻击时，以对经验的诉求来消解人们对SSK将知识完全看作由社会变量操纵的批评，并明确指出：“强纲领的意思是说，社会成分始终存在，并且始终是知识的成分。它并没有说社会成分是知识唯一的成分，或者说必须把社会成分确定为任何变化的导火索：它可以作为一种背景条件而存在。”[1]262-263但是在实际运用中，SSK未能完成最初确定的从理论描述到经验描述，从外在描述到内在描述，用实践理解真实的科学，相反，他们所有的学术努力都放在了追求“社会利益决定科学”之上，由“自然决定论”走向了“社会决定论”。这样，SSK并没有真正走出它所批评的对科学做“先验的”、“普遍的”哲学说明的主张，反而同传统科学哲学一样陷入了“表征难题”。
自科学哲学诞生以来，无论哪种形式的流派，都无一例外地共享着表征性的科学知识概念，共用科学的表征性语言解释科学知识。这种表征性语言“视科学为寻求表征自然并产生描摹、映照和反映世界的真实面貌的知识的活动。”[2]5对科学知识表征的诉求必须做到两个方面：一方面关注科学是否恰当地表征了自然；另一方面包含着对科学作为一种整体的合法性诉求或抽象普遍性的崇拜。虽然在这两个方面，SSK与传统科学哲学存在着明显冲突，但是二者都“无法避免科学知识的‘表征性内容’及其‘本体论地位’的问题。”[3]这里的本体论问题就是SSK大力批判的标准科学观倡导的先验的、抽象的实在、客观性、理性预设。而实际上，当SSK提出用科学知识的社会本质取代科学知识的自然本质，用表征科学知识的社会实在取代表征科学知识的自然实在时，SSK就注定要落入同传统科学哲学一样的命运，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仅在于“相关的影响因素是落脚到真实的、独立于实践活动的自然客体身上，还是落脚到能够真实地说明科学知识的具有权宜性和偶然性的社会因素”。[3]
SSK遇到的困境促使科学知识社会学内部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了一股“异己”力量，形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后SSK，他们深切反思SSK自身的局限性，寻求一种新的解释途径。后SSK认为SSK之所以在面对“反身性难题”的同时又陷入“方法论恐惧”，是因为从本体论上仍然没有摆脱自康德以来就已经存在于哲学界的自然与社会的两分状态。在一般意义上，这种思维方式是现代思想的核心，科学哲学家与社会学家都以自然与社会二分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区别仅在于科学哲学家以自然一极为其认识论的基础，SSK则以社会作为判决科学的依据。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SSK则追随涂尔干的理论，忽略直接可见的社会因素，试图挖掘隐藏的社会结构。在后SSK看来，克服与解决SSK困境的途径只能是消除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将两者置于同一个场景，寻求共同的融合点。后SSK的做法就是转向对科学的实践分析。
在对科学实践分析的追寻中，后SSK从一开始就避免了SSK的弊端，重新对科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以及方法论进行设置。首先，后SSK打破了主体与客体、自然与社会的根本界限，对称性地对待自然与社会，将所有参与科学的各种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统称为“行动者”，科学知识就是各种行动者在实践中共同博弈而建构的结果。其次，后SSK不再将科学的结果看作是由单一的因素决定，而是将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过程，各种异质性的文化因素共同作用，构成了科学多样性发展的内在动态空间。第三，将科学看作是在历史中生成的，具有开放性、过程性、语境性特征，需要采用操作性语言才能真正描述科学的不可还原性和不可分解性的行进性特征。这样，后SSK超越了SSK，全面进入了科学的实践行动。
进入实践行动的后SSK意图很清楚，就是关注进行时态的科学，从完全动态的实践过程刻画和理解科学，将科学的真实过程展示给世人，拉图尔称此举为“打开潘多拉的黑箱”。“黑箱”一词是拉图尔从控制论借用而来的，意指“已经形成的科学”。在拉图尔看来，以往研究者面对的都是已经形成的科学。对于这种科学，研究者除了知道它的输入与输出外，不需知道任何其他的事情。比如对于双螺旋，“当你对核酸序列进行比较的时候，你只需从双螺旋形象开始”，而“不管它们在其历史上有过多少争议，不管它们的内部工作有多么复杂，也不管把它们牢固确立起来需要多么巨大的商业网和学术网。”[4]4
显然，要想真正了解科学知识产生的过程，停留在既成的科学中将难以达到目的，必须介入“形成中的科学”，通过历史回放的实践方式，使一切变得一目了然。这样，“我们必须做出的第一个决定：进入科学和技术的途径应当经过形成中的科学那窄小的后门，而不是经过已经形成的科学那宏伟得多的大门。”[4]7后SSK几乎共同遵循了这样一种路径，深入到科学内部，探求科学是如何运作的。尽管如此，在如何打开黑箱的策略选择方面，后SSK的研究者们仍然采取了各种方式“寻找进入之途”，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流派，但是总的来说，他们遵循了共同的方法论准则，即自然主义的途径，实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向自然主义的回归。
二 实践研究：回归自然主义的途径
后SSK的实践研究何以是自然主义的？其实践行动如何体现自然主义的哲学方向？在回答两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清楚自然主义是怎样的哲学主张。按照通常的理解，自然主义是与超自然主义、神秘主义相对立。在西方哲学中，自然主义的历史和源头可以追索到很远，但是真正作为一种哲学流派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自然主义应该是美国哲学家的努力。在当时的美国，为了迎合讲究实效与行动的社会要求，哲学家将自然主义与实用主义相结合，主张一种务实的、可以用于人们实践的实用哲学。与以往自然主义相区别，兴起于美国的自然主义走上了完全不同于传统哲学的路径，反对传统认识论对规范主义的追寻，强调认识论与经验科学之间的连续性，主张利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理解科学知识。这样一种自然主义正是科学的实践研究所要探寻的，两者不谋而合。
在对自然主义的科学实践概念详细说明中，哲学家劳斯设想通过规范的可说明性将科学实践重新构想为可以确认的、不必还原为任何规律和规则就可以理解的因果过程。为此，他设立了如下计划[5]722-725：(1)实践是按照其规范性的可说明性而不是表述行为的规律性来重新构想的。(2)实践的语义学重要性是按照话语实践而不是语言学表征重建的。(3)话语实践的特殊的语言学成分在语义学上的重要性是因为它们在物质内部作用的模式中的位置。(4)科学实践揭示了自然现象而不是客体，科学实践作为一种自然现象，自身是可以理解的。(5)这种观点使得科学中实验的首要地位能够得到理解。按照劳斯的观点，科学通过它们对自然的处理使得自然成为可理解的，而科学的实验性实践包括了改造世界的物质干预，同时也是一种概念的表达。
与劳斯从解释学的意义将科学实践作为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的核心不同，后SSK主要从行动上体现科学实践的自然主义特征。作为一种对科学的实践研究，后SSK强调对科学不仅要通过“看”和“说”来探究，而且要通过“做”来展示，而这种做即是拉图尔所讲的“跟随行动者重组社会”。这里的“跟随”包含后SSK研究者进入科学研究的场地，随科学家一起参与科学研究。在拉图尔那里，他采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与伍尔伽一同进入美国的萨尔克研究所，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调查研究。在最初确立研究方法时，拉图尔与伍尔伽明确指出要使关于科学的分析具有独立性和真实性，他们就不能将科学家自己所说的作为凭据，而应当开辟一条不同的途径：“走近科学，绕过科学家们的说法去熟悉事实的产生，然后，返回自己的家，用一种不属于分析语言的元语言来分析研究者所做的事。总之，重要的是去做所有人类文化学志学者们所做的事，并把人文科学通常的义务论用于科学：使自己熟悉一个领域，并保持独立和距离。”[6]17这里的拉图尔与伍尔伽扮演的是“陌生人”的角色，不带任何先入之见地深入科学活动的现场，观察作为现代部落的科学的真实生活图景。当作为人类学家进入科学家的实验室之后，拉图尔和伍尔伽再现了科学家如何进行文献记录、实验室文化的建构及资料与事实记录的过程。与拉图尔和伍尔伽相一致，林奇在常人方法论的工作研究纲领下开展了实验室研究。林奇主要关注科学中的社会秩序，集中于对自然科学能力系统的经验分析，揭示科学家是否也像日常行动者一样努力通过各种权宜性的活动和方法来产生科学活动的社会秩序。为此，他使用了各种科学家常用的材料界面，包括书面文本、显微镜照片剪辑、书面数学证明以及实验装置的布局，并采用录音磁带和录像带进行活动记录。[7]230在实践研究中，林奇真正实现了看与做的统一，他不仅花了很大力气学习神经解剖学知识和电子显微镜技术，而且亲自参与了其中的部分研究工作，把观察者和观察对象在具体环境下连接为不可分的互动关系。在林奇看来，对科学的实践探究不仅要关注可以直接目击的东西，而且要将成员同所描述的行动的当地性认识结合起来。
显然，后SSK的研究者们采取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然主义，这种自然主义超越了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不只是一种哲学态度，更重要的是实践中的行动，或者说是通过对科学的实践研究体现自然主义。正如巴恩斯所指出的：“社会学是一门自然主义的而不是规戒性或规范性取向的学科，它仅仅试图将不同文化的信念和概念作为经验现象来理解。这种自然主义的关怀与从外部评价这些信念和概念不相干，它关心的全部问题是它们为什么事实上被保持下来。”[8]后SSK的这样一种方法论主张体现于他们关注内在的科学实践，从微观社会学实践映射科学，拉图尔将这种方法论的好处总结为三个方面[6]108-109：第一，对实验室生活进行的翔实考察，使我们获得了一种方法，可以去解决那些通常属于认识论者权限内的问题；第二，对这些微观过程进行的分析绝对不会获得关于科学活动任何特征的先验理解；第三，应该避免援引以实在或科学造就的东西的有效性来理解事实的稳定性，因为这种实在和有效性是科学活动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
在选取以自然主义研究纲领为取向的微观社会学探索中，后SSK关注问题的视角发生了转换，从“为何”转换到“如何”。为何需要研究者回答的是隐藏在事物背后的原因，而如何则需要研究者亲自沉浸在科学行动的潮流之中，从现场来查看知识的生产过程，深入到建构事实的最隐秘的方面，关注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他们日常生活的举动、他们怎样获得所说的证明以及他们所谓的思维过程是怎样的。不仅如此，研究者甚至还必须倾听旁白与诅咒、愤愤然的抱怨、午间闲聊等。通过对“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如何生产和再生产他们的知识”的实践探究，后SSK的研究者们发现科学家并非逻辑或社会推理者，而是实践推理者。同时，科学家如同娴熟的修补工一样，会利用特定语境中各种重要机会来完成他们的研究计划。也就是说，科学家的研究工作类似于修补工，具有机会主义的特征，这种特征体现为：“……一个修补工……他并不知道自己将要生产什么，但可以使用在他周围所能找到的一切东西……目的在于生产出某种中用的物品。……（与工程师）相反，修补工总是安排一些七零八碎的东西。他最终生产的东西一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划，而且是产生于一系列偶然的事件，即他所获得的一切机会——他往往没有什么仔细确定好的长期规划，为了生产一件新的物品，修补工赋予他的材料一些意外的功能……。（这些物品）体现的不是工程学的一种完美产品，而是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机会出现就凑合起来的零碎物件的拼件。”[9]64-65
需要指出的是，当后SSK回归自然主义走向实践研究之后，曾经困扰SSK的相对主义批判将会得到解决。SSK的相对主义旨在从科学的外部寻求对自然信念的社会学解释，这种外在主义的解释使SSK难以将相对主义仅仅保留在认识论的层面而不涉及本体论，这样，SSK就无法避免真理或本体论上的相对性问题。但是在后SSK那里，相对主义被看作是科学本身的特征，如拉图尔所表明的：“相对主义的和批判的立场不是由我们强加给我们所研究的科学家的；这正是科学家们自己的所作所为，至少就他们正在处理的一个极小领域，即技术科学(technosience)而言，事情是如此。”[4]33-34既然相对主义是科学的内在特征，采用实践研究将其展示出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至于这种相对主义是否会引发真理的相对性问题，后SSK不需要回答。事实上，在后SSK那里，真理的问题也需要在实践中才能给予解答。
三 作为实践的科学：对科学的自然主义解释
在《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中，编著者皮克林指出对科学的实践研究“实际上促使我们删除SSK中的K和第一个S，因为，新的科学图景中的主题是实践而不是知识，因为在我看来，在理解科学实践和科学文化中无须指定社会性因素具有致因优势或声称利益肯定是明显的。”[10]13这里，皮克林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在后SSK的实践研究中，社会维度（第一个S）与作为理论维度的科学(K)都已经消失，留下的只是作为实践维度的科学。这样，在对科学的自然主义解释方面，后SSK不同于科学哲学与SSK的规范性解释，而完全以实践的方式解释科学。
那么为什么科学能够按照实践的方式解释？如何将实践作为解释科学的致因因素？按照林奇的理解，如果实践本身具有在独立的文化要素之间建立结合的内在性，那么就不需要在实践之外寻找能够解释特定的文化扩展终结的因素。而实践自身所具有的整体性以及可以融合主体与客体等异质性因素的特征使其具备了这种特性，一旦我们把握了实践的内在整体性，就不再需要任何其他的外在解释因素。如同维特根斯坦将规则置于人的行动进行解释一样，既然对科学的行动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考察，那么对于科学的解释也需要实践作为框架。
作为实践的科学应当是怎样的？在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方面，后SSK的研究者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在他们看来，科学既不是由自然客体决定的，也不是由社会决定的，而是由物与人组成的共同因素决定的。在拉图尔那里，物与人的区分被取消，用“行动者”来代替。这里的行动者不仅指人，还指观念、技术等许多非人的物体，任何通过制造差别而改变了事物状态的东西都可以被称为行动者。在对行动者的理解方面，拉图尔超越了社会学功能主义的观点，认为如果将行动者仅仅看作处于某个特定位置为完成某项功能的人，行动者就如同一个占位符，没有什么个性，而且其作用也是早已预设好的。真正的行动者应当是能够产生差异的转义者，任何信息、条件在行动者那里都会发生转化和变化。显然，这样的行动者只有在行动的具体过程中才能去寻找。在皮克林的冲撞理论中，他强调物质力量的作用，认为“世界不仅充满着观察和事实，而且充满了各种力量。……世界始终不停地处在制造事物之中，各种事物不是作为智慧化身的观察陈述依赖于我们，而是作为各种力量依赖于物质性的存在。”[11]6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以相互作用和突现的方式相互交织，它们各自的轮廓在实践的瞬间突现，在实践的时间性中彼此界定，彼此支撑。科学处在各种力量、各种能力、各种具体操作之中，使用各种机器捕获着物质力量。
显然，按照拉图尔与皮克林将科学理解为各种物的力量与人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对科学的理解只能是在动态的实践过程中进行。拉图尔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概述这种实践的动态特性，皮克林则采用“实践的冲撞”描述科学运行过程中的阻抗与适应。由于构成行动者网络的是各种异质性因素，同时行动者不断通过转义招募同盟者，因此，行动者网络理论要求我们每次都去重新解释和说明行动者是什么。这也就是说，行动者网络是不确定的，更没有统一的标准，对它的描述只有在特定的实践中才能进行。拉图尔通过考察巴斯德生物实验室的扩展，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行动者网络的动态建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巴斯德通过吸引大量的支持来源，将其实验室保持为由大量科学家、官员、工程师和公司构成的普遍行动的源泉而构造了一个强大的异质行动者网络。尽管如此，行动者网络仍然是不确定的，一方面巴斯德必须接受同盟者的意见并跟随他们的行动，以便扩大他的实验室；另一方面，他也必须进行斗争，以便使同盟者应用他的思想，跟随他的领导。可以想象，假如巴斯德的实验室未能成功地将行动者转义成同盟者并维持他们的利益，那么炭疽病疫苗的实验室制作就不会成功。在实践的冲撞理论中，皮克林不仅明确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将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相互交织并在网络中共同进化的主张，而且强调两种力量是对称的，都是科学的内在构成，只能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考察。科学就是科学家借助仪器捕获物质力量的操作过程。在这种操作过程中，作为积极的、有动机的科学家尝试性地构造一些新的机器，然后他们监控机器的运作，发现被捕获的物质力量的可能功效。与之相对应，在人类被动的观望阶段，物质却主动地展示自己，以其不可见的方式拒绝捕获。此时，两种力量就在一种阻抗与适应的辩证过程中开始较量，冲撞不可避免地发生。在皮克林看来，冲撞是对实践辩证法的便捷但蕴涵丰富的速记，它构想了一幅不可预期的转换图景。[2]20因为冲撞最突出的特征就是阻抗与适应的力量持续地、不可预期地突现，属于“纯正的偶然”，致使研究者难以寻求对冲撞过程的致因解释，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深入具体的科学过程做实践考察。这样，实践的、目标指向的以及目标修正的阻抗与适应的辩证法就成为科学实践的一般特征。
通过拉图尔与皮克林将科学纳入动态的实践中加以理解，对科学的解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科学事实不再被看作是发现的，而是在实践中建构的。用于说明和解释事实的经验规律也不是预先提供给我们的，而是科学家集体协商的结果。其次，科学知识的实践建构是在特定的地方性、情境性中完成的，不存在普遍性的知识，一切知识包括科学知识都是地方性知识。因为所有科学知识都是具体的科学家在具体的情境中通过科学实践活动产生出来，并且依据具体情境进行辩护。第三，科学研究是在具体的空间、时间中展开的。以往的科学哲学将科学研究看作是无时间的由先天标准决定的静态活动，而事实上，科学只有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中才能得到展示。粒子物理学史中的“色”夸克与“粲”夸克的争论表明了时间与空间在其中的重要性。在皮克林看来，“粲”夸克理论战胜“色”夸克理论，从动态上来说，根源于其不断的富有成效的工作，而不是在静态的实验与数据之间的非时间性关系。第四，科学实践是一种文化过程。当将科学看作是一种遵循自然主义特征的实践时，它就注定了具有文化的特征。如同其他文化活动一样，实践中的科学是动态的，各种异质性因素随时都有可能进入科学过程中，影响科学的发展进程或方向，科学就是在不可逆的过程中，开放性、历史性、变动性的生成，任何人都无法预测或确定科学的未来是怎样的。
处于实践中的科学不再将科学实在看作是自然实在或者社会实在，而是采取了法因的自然本体论态度(NOA)，法因称这种态度为既非实在论，亦非反实在论。具有自然本体论特征的态度是，努力按科学自身的主张对待科学，不把某些主题硬塞进对科学的理解中，让科学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必依赖形而上学或认识论的助听器就能获得我们所需要的信息；整个科学发展无需齐一性，科学有自己的历史，并实实在在植根于日常思维中。持有自然本体论态度的研究者既不是科学舞台的演奏者，也不是指挥者，而是与科学家同台合演的观众和演员，解释表演的说明书也是表演节目的一部分。“假如对这个那个的意义或它的目的抱有疑问和猜测，那么这些疑问和猜测在表演过程中同样有它们应有的地位。而且剧本永远不可能完善，任何过去的对白都不可能决定以后的演出。这种演出决非很容易在任何总体的意义上受某种见解或阐释的影响，它要随自身的发展找出与自身相适应的局部的阐释。”[11]
在对真理的态度方面，实践中的科学同样采取了自然本体论态度，抛弃了有关真理的所有阐释、理论和说明，将世界看作是人类生活的形式，同时，世界也以我们建造世界的方式建造我们。
阎莉，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南京 210093）；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南京 210095）；刘美玲，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太原 030006）
（原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9年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