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要认识当今社会和时代的人都不能不思考科学与技术的本质问题。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以来陆续产生的科技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是这种反思的产物,而科技史研究则是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基础。
本世纪以来,人们以不同的理论观念为指导对科技史所进行的研究,大体循着从学科史到综合史、从思想史(内史)到社会史(外史)的方向发展。但鉴于科学技术作为一种人类活动,既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又不可避免地与各种社会建制间发生相互作用,因此,无论低估内史还是外史的作用都是片面的。出于这种考虑,我们主张从内史与外史结合的角度,以文化为衔接点,来考察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史。
何谓文化?有的学者认为,文化是以价值系统为其核心的一整套的行为系统[1];有的认为文化可解释为生活方式[2]或“生活之道”;也有的认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各种物质的、精神的成果。我们认为,文化是人类为了生存与理想而进行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活动中所获得的能力及其全部产品,它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和历史性。根据这种理解,科学技术作为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以及使生活方式不断变革的特殊能力、活动和产品,显然也属于文化,而且是人类文化不可或缺和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可称之为科技文化。
科学技术不能等同于文化的全部,它只是人类文化系统的组分或要素。然而,近现代文化史表明,科技发展的水平与程度已越来越从根本上规定了文化进化的水平与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文化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是探讨科学技术作为文化系统的组分和要素之发生、发展,直至在文化系统中占据主导与核心地位的过程及其规律,并对不同时代科技文化的形态、层次及特点加以分析。
探讨科技文化史的逻辑前提是以独立、完整、成熟的科技文化作为考察的参考系,即以其内涵和典型特征为标准,研究它的发生与发展。那么,从人类早期文化中独立出来的科技文化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系统性。成熟科技文化的最重要特点在于它不是由对自然的直观思辨认识和运用原始技术直接加工自然物获得的零星人工制品等所构成的简单文化因素,而是由器物层次、制度层次、行为层次和价值观层次所构成的完整的社会亚文化系统。[3]
第二,国际性或全球性。由于科学技术活动的对象、方法、评价标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一致性及其高度理性化,使科技文化突破了民族、国家、宗教、地区和文化传统的束缚,成为全人类共同创造、共同接受、共同享用、共同发展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科技文化作为中介,还起到沟通不同民族和地区传统文化的作用。
第三,基础性。成熟的科技文化在人类文化中所处的位置已不再是十分薄弱或可有可无的。科学技术作为人类高度自觉的认识与改造自然的活动,已广泛地渗透到经济、社会、政治、外交、军事、教育、艺术等领域中,成为人类其他社会活动日益重要的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类文化诸领域发展进化的方向。
第四,创新性或革命性。科学从来都宣告自身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不完备性。正如恩格斯所说,自然科学本身就是彻底革命的。无论作为思维创造物的科学概念、定律和理论,还是作为科学物化成果的技术人造物乃至技术体系,都不具有永恒、绝对的意义。在科技文化中,作为价值观层次的“科学性观念”,以及作为行为规范层次的“有条理的怀疑性”都决定了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没有绝对权威和偶象,不存在千古不变的教条,也不应有探索的边界或禁区。必须用批判态度对待一切既成的科技成果,不断地根据社会主体的需要和客观世界的尺度去改变其已有的结构和规范,使科技文化成为不断创新的开放体系。
纵观人类文化史,具备上述本质特点的严格意义上的“科技文化”的形成或独立是近代以后的事情。科技文化有一个从无到有、从萌芽到成熟的发生发展过程。独立、完整、成熟的科技文化只能在一定先行基础和文化背景上产生出来。科技文化史研究应以具备上述四个特点的科技文化概念为标准和参照系,去追溯、寻找和发掘在独立的科技文化形成之前人类文化所包含的科技文化的萌芽、胚种或因素。正是后者构成了科技文化的前身或来源。我们称存在于人类早期文化之中并作为科技文化之前身或来源的其他文化因素的总合为“前科技文化”或“古代科技文化”。
所谓前科技文化,本质上属于一种共同文化或混合文化。构成这种混合文化的是在礼仪传统、工艺传统、图腾崇拜、神话、巫术、宗教、神学、哲学乃至常识中所蕴涵的与后来科技文化的形成有关的因素。只是在前科技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其所包含的各种文化因素的组合及主要标志有所区别,其主体(承担者)有所不同而已。比如,在古巴比伦和古埃及时代,前科技文化以经验传统与幻想知识为标志,其主体主要是艺人(工匠),其次是巫师和祭司。而在古希腊时代,前科技文化以具有理性特征的自然哲学为标志,其主体主要是古代哲人。在欧洲中世纪,前科技文化以宗教神学为标志,其主体是当时唯一受教育的僧侣。换句话说,如果在古代和中世纪存在科技文化,那么它们或从属于经验性传统或幻想性知识,或从属于哲学、神学,且与其他文化因素浑然一体,作为共同文化而存在。不过对于不同民族和地区而言,又各有其特殊性。
尽管前科技文化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中形态各异,延续时间不等,但有共同的基本特点,即:以农业、畜牧业和相对较弱的手工业为其物质基础,以自然经济为主要经济形态,社会关系则以血缘、宗族为基础。在这个漫长的时代,人对自然的征服欲望和崇仰心理还尚未分化开来,人类崇拜大自然,将自然的结构、功能和属性当作自己行为的准则。这是以大自然为载体的天人合一的文化,或称自然文化。
近代欧洲以思想启蒙为宗旨的文艺复兴及随之而来的自然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是人类文化史上极为重大的事件。它导致了人类文化领域的深刻变革。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任何文化变革能够与之相比。正是由于文艺复兴运动和近代科技革命的爆发,使得严格意义上的科技文化宣告了自身的独立。我们把由此开始至19世纪末的科技文化称为“近代科技文化”。近代科技文化经过近400年的发展已基本具备了系统性、国际性、基础性和创新性的特点,即作为人类文化中相对独立的亚文化体系已经形成。但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其系统性。
由哥白尼开始至牛顿结束的第一次科学革命和随之而来的蒸汽机革命及以电磁理论等为标志的第二次科学革命和紧随其后的电力与内燃机革命,不仅推动了世界范围的产业革命,而且带来了人类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但近代科技文化不仅仅表现为物质和器物层次上的进步,还包含制度层次及价值观与行为规范层次的内容。首先,是初步完成了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建制化过程。16世纪中叶,在西欧陆续创办的“自然奥秘协会”、“山猫学会”、“西芒托学院”等科学社团标志着科学社会建制已初见端倪。自17世纪中叶以后,以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柏林学院、彼得堡学院为代表的一批官方科学组织的建立,则宣布了科学活动的初步体制化。此后科学与工业以及科学研究与大学教育的结合,为19世纪末叶科学活动的专门化职业化创造了一切必备条件;其次,在近代科学传统中逐渐确立了由逻辑理性、数学理性和实验理性所构成的科学理性精神,从而为知识的条理性、精确性和可靠性提供了保证。同时,在科学知识生产中形成的一定程度的积极合理性(rationality)、面向现实自然界和世俗社会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公有性、普遍主义(universa-lism)、无私利性和合理的怀疑性等一系列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保证了科学技术自身的健康发展。
研究科技文化史从方法论上讲,除了逻辑前提外,还要特别注意科技文化系统本身的完备不等于科技文化的影响已渗透至人类文化的所有层次。应当说,在整个近代乃至现代初期,科技文化对人类文化的影响主要和大量地表现于器物层次;与此相比,它在制度层次、行为规范层次和价值观层次上,对一般文化的影响还相当薄弱。由于过分注重器物层面的科技文化对迅速改善人类物质生活的功效而忽视它的其他层面的一般文化价值,势必导致技术理性的畸形膨胀和价值理性的萎缩,反过来又影响了科技文化自身的健康发展。历史已经表明:近代科技文化显然不是最理想的文化形态。因为它本身蕴涵着深刻的矛盾。近代两次技术革命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和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特别是机械体系的诞生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是,人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机器的附属品。因此,早在18世纪就出现过批判近代科学技术的思潮,如卢梭认为科技发展泯灭了人的本性,使人性受到压制。只是这种思潮在日渐强大的科学主义思潮面前未能引起大的反响。
进入20世纪以来,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为标志的物理学革命逐步波及整个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领域,引发了现代科技领域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全面革命,它一方面在基础研究方面逐步揭开了关于物质结构、宇宙起源与演化、生命起源与本质等自然奥秘,另一方面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材料技术、能源技术、空间技术、海洋科技、环境科技等领域中硕果累累。现代科技仿佛用“法术”呼唤出巨大的自然力,深刻而迅速地改变着现代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从而成为现代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
值得反思的是,近代科技文化中潜伏的矛盾如今虽在表层上得到某种缓解,然而在深层却有所加剧。本世纪中叶以来,与科技成果应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环境与生态破坏、人口爆炸、能源与资源危机以及核战争危险等全球性问题的总爆发,使人们意识到:为人类创造了丰裕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的现代科技文化,并未完善到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给人类带来全面的自由和解放,却潜伏着造就单面人和单面社会的危险。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弗洛姆惊呼:“过去的危险是人成为奴隶,将来的危险是人可能成为机器人”[4]。尽管技术悲观主义和反科学主义思潮的有些观点较为极端,但是对它们的警示却不可等闲视之。造成西方文化危机的原因是复杂、多方面的,但这种危机绝非现代科技发展在逻辑上的必然,更不是弘扬科学精神的结果,而恰恰是因为现代科技文化中的人文取向尚未渗入人类文化的制度层次和价值观与行为规范层次,以及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不协调。因此,解决当代文化危机的途径决不能是费耶阿本德所主张的“告别理性”,或某些激进的生态主义者所主张的“回到人类原始状态”,甚至从根本上取消科学。只有在人文精神指导下重建科学理性,才能根本改变由于现代科技文化的不完善所带来的文化冲突。这样,人类的精神家园才不致因工具理性的过分张扬而丧失。
从这个角度讲,在高等学校科技史教学以及全民科技教育工作中,不仅应重视科学精神的培育,而且应强调人文精神的灌输。特别是青年一代作为未来世纪和人类新文化的建设者应树立溶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于一身的“大文化”观念,为迎接新文化时代的到来,做出应有的贡献。
(原载《天津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录入编辑：哲学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