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影响巨大而又发人深省的现象：科学中心从英国转向德国。伴随着这个中心转移的不仅是德国出现了一批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普朗克、约当、海森堡等，出现了一系列在自然科学史上划时代的伟大理论，而且出现了一种崭新的世界观——由相对论与量子力学所代表的新世界观，它已经无法容纳在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科学世界观框架内。面对21世纪中国科学与世界科学的发展前途，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院士在1999年召开的中国科协首届年会开幕式上语重心长地指出：德国在本世纪初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是本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虽然各个欧洲国家都有参与，但主要部分则是德国人完成的。这就说明，世界科学中心在本世纪初由英国转移到欧洲大陆，主要是到了德国”。他进而指出，科学中心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哲学的突破和指导作用”：牛顿力学出现以后，机械论和绝对论在科学界成为一种统治思想。德国哲学从康德开始，直到黑格尔等，率先脱离机械论和绝对论的束缚。科学家都有很高的哲学素养，在发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过程中都涉及对认识论的哲学讨论。①
周光召院士的见解是深刻的。世界科学中心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移，是因为直至20世纪初，英国与德国的哲学土壤有本质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导致科学中心从英国转向德国。分析这一历史现象，对发展我国科学技术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
一、英法哲学土壤：直观本体论世界观
人类生活在两重世界中。一是由人们事实判断的客观对象构成的事实世界，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二是由价值判断加在客体上所构成的价值世界。这两个世界相互渗透，难以分离。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到世间，由资本追求价值增值而形成的资本逻辑，产生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思想文化趋势——“世界的祛魅”(Die Entzauberungder Welt，英文译为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即把非理性的“迷魅”因素从世界中祛除出去，以得到剔除一切主观价值判断的纯粹的客观事实世界，实现“把世界理性化”。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从本质上揭示了由资本带来的这一现代性特质：“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②也即溶化在资本逻辑之中。这种理性化思潮在哲学上的表现，是法国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与英国培根的经验主义。笛卡尔“怀疑一切”，把一切未经理性逻辑检验的判断悬搁起来，然后通过“我思故我在”寻找到不可怀疑的前提之后，重建一个理性化、逻辑化的世界。培根则发明了一套将观察与实验中得到的感性经验经过理性化程序，上升为理性判断的方法论。这二者都是致力于寻找到一个完全外在于人的客观物质世界。正是通过这种“世界的祛魅”，产生了现代社会两大支柱：一是现代科学技术，它创造了空前发达的现代生产力体系；二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它组织了现代社会的经济关系，进而生成现代政治制度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两大支柱决定了现代社会的基本架构，而贯穿二者的共同基质，则是客观世界遵循的“理性”。
英国与法国是这场“祛魅”的理性化运动的中心。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科学是其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通过“祛魅”的理性化运动，西方人企图得到一个完全不带有人类主观痕迹的“纯客观世界”。于是逐渐产生了这样的世界图景：世界由分布在空间中的同时并存的物质客体所组成。它具有下述本性：
(1)每一个物质实体都具有自身固有的、与其他事物无关的独立性质——长度和体积等空间广延尺度，质量、能量、动量等，并且处于确定的时空点上(具有完全确定的时空坐标)。
(2)存在着独立于一切事物的“绝对空间”，物质分布其中并进行绝对运动。贯穿于一切事物过程中的是宇宙统一的“绝对时间”，一切物体在每个时刻都具有惟一的完全确定的时空坐标。
(3)独立的物质实体之间具有外在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不能改变物质本身的固有性质，只能使它们之间相互运动，物体只受到在场的事物的相互作用。
(4)每一个物质实体都自动地绝对地服从某种客观规律，牛顿力学定律是其代表。运动是永恒如斯的物质进行的机械运动，事物的性质决定于它们的本性及其排列方式。
这是由“祛魅”所产生的理性化的客观世界图景。它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产生的资本逻辑的精神产物，也是当时机械化的社会生产力体系的哲学反映。它塑造了西方近代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近代经典自然科学正是在这一哲学背景上产生的。牛顿的太阳系模型是其最典型的范本。在此基础上，法国的拉格朗日、拉普拉斯进一步完成了牛顿力学，拉普拉斯还用牛顿力学方程来建立太阳系形成的模型，提出了著名的“拉普拉斯决定论”；拉瓦锡、波义耳和道尔顿等人建立了近代化学，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等人建立了电磁力学，林耐建立了生物分类体系等等。这些科学理论组成的经典科学体系，使上述机械论世界观获得了充实而具体的科学内容。当然，在这一接近于完成的世界图景中，还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矛盾，例如在光学领域，牛顿立足于机械论的世界观而提出了“光的微粒说”，与牛顿同时代的另一位英国物理学家胡克提出了“光的波动说”，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获得解决。但科学体系内部的矛盾与其伟大成就相比，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以至当时的人们自信地认为，人类已经从总体上把握了独立于人的整个客观世界的总体面貌。而创造了如此伟大成就的原创性科学家，主要集中于英国与法国(林耐是北欧的瑞典人，深受英国文化的影响)，英国是世界科学的中心。
然而，这种通过“世界的祛魅”能够得到“纯客观世界”吗？它是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吗？不是！无论是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方法，还是培根的实验归纳法，表面似乎“科学客观”，然而当进行如此祛魅之时，也就把最根本的客观事实祛除了：这就是人与世界的内在联系。虽然人类赋有世界的情感、意志和价值并非客观世界本身，但是由此建立的人与客观世界的内在联系本身，却是最直接的客观实在。发生在人类实践中的内在联系本身就是宇宙的最伟大的产物，也是最无可怀疑的客观事实。从这个客观事实之中，我们可以理性地追溯宇宙万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而达到对世界的本质直观。“祛魅”过程消除了这种内在联系，因而其所得到的直观本体论世界不可能是世界的本来面目，而只是世界简化了的一个片面。
生活在德国语境下的马克思，以其惊人的思想敏感性与哲学穿透力，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世界观的根本缺陷：“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③这种旧唯物主义实质上是凭借直观想象，把世界理解为一个个“既有物质客体”的集合，所以我们称其为“直观本体论”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优点是能够用相对简单的图景来描述客观世界的结构及其运动轨迹，从而给出一幅明晰的关于世界的图像，并且使人们能够根据这种图像来制造图像化的机械世界——现代工业社会。④然而其缺点是：忽视了作为人与世界的内在联系的实践，由此也导致忽视了自然界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实际上正是这种内在联系生成了事物的世界，因而旧唯物主义是“无根的唯物主义”。正因如此，一系列关于事物内在相互联系过程的实验事实与科学理论结果，就无法纳入到这种图像中，从而产生了19世纪末的科学危机，其中最突出的是下述三项，它们无法在传统世界观框架内得到解决。
第一是关于“地球绝对运动”速度的实验——迈克尔逊—莫雷实验。该实验通过地球上不同方向的光速完全没有差别的事实，证明了直观本体论图景中想象的“绝对空间”是不存在的。与这个实验相一致的相对论无法纳入到经典直观本体论图景中。
第二是绝对黑体的“紫外发散”等一系列关于“能量无限大”问题的困难。它表明，通过对空间的无限分割而产生的波长无限小、频率无限大的驻波是不可能的。在这类现象基础上建立的量子力学无法纳入到经典直观本体论图景中。
第三是热力学第二定律与达尔文进化论的矛盾：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事物不可逆地朝向熵最大的无序化方向退化，而达尔文进化论主张事物朝着从低级向高级的有序化方向发展。它们也无法纳入到经典理论中并得到理解。
因此，科学的发展需要新的世界观，而德国具备了突破直观本体论世界观的条件。科学中心由此发生转移，从英国转向德国。
二、德国思想传统与“化魅”的哲学
在此危机之际，幸亏世界还保留了一块未被完全“祛魅”的精神领地，这就是在工业化发展道路上相对落后的德国。当英法已经按照机械论的原则建造起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之时，德国还处于落后的封建社会；当牛顿力学逐渐成为英国与法国的思想主宰的时候，许多德国人还迷恋于把贱金属转化为黄金的炼金术。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其他原因，德国思想家们没有进行那种旨在把“诗化世界”与“科学理性世界”分开的“祛魅”运动，而是坚持用浪漫主义立场来对待世界，保留了人对世界的情感化、意志化的传统，把世界当作人类精神与生命的寓所。从波墨、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再到叔本华、尼采与海德格尔，德国哲学一直以人类精神世界能动地表达于客观世界作为主题，由此创造的世界是一个带着浓郁价值色彩的“人化世界”。当英国与法国在进行全方位的“祛魅”之时，德国人却在进行着“化魅”。他们一方面坚持着本国精神，一方面也深受英法科学精神的影响，从而艰难地探索着对于带着迷魅的价值色彩的“人化世界”进行理性化的道路——这就是德国哲学之路。
把世界作为人类精神的寓所，并不意味着德国哲学仍然处于古代宗教与神话的水平，世界观仍然停留于人类诗化世界所创造的虚幻产物中。如果这样，哲学便不成其为哲学，而只能是宗教与文学。德国哲学所关注的不是那种完全由人的主观想象所创造的价值世界，它们无非是各种宗教与神话的作品，并不是真实的世界本身。德国哲学关注的是真正的客观事实——世界与人类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过程：探索人类精神如何以客观世界为寓所，从而能动地表现自身，揭示这个过程的发生机理及其价值意义。它以这个实实在在的客观过程成为哲学理性的考察对象——这就是对价值世界的“化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人类实践(人类与客观世界的内在联系过程)的能动的方面“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由此产生了哲学研究的新领域。这里我们不打算按照历史顺序描述德国哲学如何“化魅”的过程，而只是分析这种“化魅”的主要内容，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探索人类精神的本质。英法哲学把人类精神视为独立于外部物质之外的另一实体，或者物质实体中的一种特殊实体，于是心物关系成为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由此得到了所谓“精神白板说”，或“心物二元论”。而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心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过程才是精神的存在形式，而精神的本质正是对这种联系的发动。在这些心物交流过程之外没有所谓“精神”本身。莱布尼兹的“单子”与科学中的“原子”的本质区分，在于原子是质料实体，而单子本质上是过程——发生在各个单子内部的表象宇宙的过程。康德哲学中的人的精神也是如此：精神第一层次是先天感性形式与先天逻辑范畴，它们是发动精神与世界之间内在联系的能力。实践理性也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实现能力，而审美判断力则是人类自由意志与感性现实之间发生的内在联系的能力。费希特把人类精神视为“自我决定的活动”，“在创造的活动中察觉到自己”，同时创造了作为“非我”的世界，⑤由此能动地创造着人与物的内在联系，精神本身就在这种内在联系中存在。胡塞尔由此把精神的本质理解为“意向性”，海德格尔把精神的本质理解为“存在”与“此在”，使这一思想取得了更加鲜明的表述形式。
二是探索这种内在联系的发生机理。精神的本质是对心物内在联系的发动，心物内在联系就是精神的存在形态，那么，这种发生在心物之间，进而推广到精神与世界之间，乃至世界所有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到底是纯自由的无规则活动，还是存在着某种必然机理？在这个问题上，康德得出了“纯粹理性”、“实践理性”以及审美判断力的一套发生机制；黑格尔则将这种发生机理理解为由它表述为“否定之否定”的严密的逻辑过程：作为过程的绝对精神在其每个发展阶段，必然地要通过其对立面来表现自身。而绝对精神的逻辑发展在自我完成之后，必然要通过对立面表现自己，从而将自然界作为寓所与产物，并且通过自然界达到自我意识，而又复归于自身。通过对立面来表达自身成为精神的基本逻辑和存在方式。尼采等人反对将精神通过物质世界表达自身的浪漫过程的程式化、逻辑化，他认为这是一个非逻辑的The will to power(德语为Der Wille zur Macht)所进行的创造过程。台湾学者陈鼓应将其译为“冲创意志”，是一种“原始的动机力”，“一种提升力，它被升华而为创造力”，它“储藏于内时，是为潜能(或潜力)；表现于外时，是为动能(或动力)”⑥。尼采理解的人类本体与宇宙本体，不是直观本体论的分布于空间的同时并存的物质本体，而是生命的冲动与创造力，一个不断自我表现、自我创造、自我扩张的活动过程。“除了为意志而意志之外，根本不存在别的什么因果关系，用机械论是解释不了的。”⑦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则将这个过程视为精神的能动建构过程。心与物的内在联系的发生机理是宇宙的深层秘密，对它的探索构成德国哲学中最深邃的思想。
三是关于这种内在联系所产生的结果的本体论与价值论。这种发生在心物之间，进而推广到精神与世界之间，甚至世界所有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产生了怎样的结果？其价值意义如何？在莱布尼兹看来，单子内在地表象宇宙的过程产生了一个“一切可能的世界中的最好的世界”——目的论的世界。而在康德哲学中，人类的先天感性形式与先天逻辑范畴产生的是必然的因果关系——人关于世界的知性知识，因而牛顿式的世界正是人类理性与外部世界互动所产生的结果；实践理性产生的是服从绝对命令的道德世界，而审美判断力产生的是情感化的美学世界。费希特的“自我决定的活动”产生了自我与非我的世界。而在尼采看来，由冲创意志所创造的世界，不是科学所揭示的直观本体论世界，而是狄奥尼索斯的本能冲动的酒神世界，“双重销魂”的秘密世界。胡塞尔把世界理解为作为精神的本质的“意向性”所建构的生活世界，海德格尔的“此在”创造了由存在者堆积起来的迷失了价值的世界，由此而重回到存在本身的诗意地栖居的世界。正如胡塞尔的学生赖纳(H. Raner)所说：“在胡塞尔看来，我们所有真正的认识都来源于(原本地给予着的、广义上的)直观。而海德格尔则解释说，我们并不是通过一种‘盯视’而经验到，例如什么是一张桌子或一张椅子，而是在将它作为一个‘在手之物’而与它打交道时(例如坐在它旁边或坐在它上面)才经验到它。”⑧在海德格尔本体论哲学中，作为过程的“存在”成为真正的本体，世界正是这个作为过程的本体在时间中所生成的现象。
三、新哲学的诞生：实践的唯物主义
由此可见，近代西方哲学存在着两种主要传统：由理性主义对世界“祛魅”所得到的英法的直观本体论传统，它把世界理解为物质客体的集合；另一是由理性主义对世界“化魅”的德国精神哲学传统，其保留了人类精神与世界内在联系过程。而把这两个传统联系在一起的，正是马克思所说的“新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它必然地成为“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其核心就是贯穿马克思全部哲学思想的“实践”概念。它使“物质”概念得到了全新的理解。
马克思首先把人类社会看成由实践活动所生成的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他指出：人类实践“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⑨因此，人类社会生活世界不存在那种由客体关系所决定的永恒社会秩序，而是在人类实践中不断发展和生成的过程。用不断生成的历史过程来取代对于先验的永恒世界秩序的信仰，是马克思带给历史哲学的伟大革命。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对人类劳动过程的分析为主线，通过劳动生成的价值，再通过剩余价值转化而带来资本的生成和扩张，逐步展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从而把整个世界展示为一个历史过程。这正是在批判直观本体论的基础上得到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图景。
“实践”也打开了自然界的大门。马克思第一个把人类实践看成最直接的客观存在本身，但是与海德格尔等存在主义哲学家不同，他没有仅仅把这种直接感知的客观存在作为“给定的事实”而不再追溯，而是把实践作为自然过程的产物。他认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因而人的实践中的能动性与受动性，是自然力的表现。⑩由此从历史辩证法过渡到自然辩证法：正像人类社会是由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内在联系的实践不断生成的历史过程一样，自然界也是在其事物的内在联系中不断生成的历史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说，过去的自然科学是“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而到了他那个时代，自然科学正在转变为“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联系——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的科学”(11)。事物之间的内在相互联系是世界之根，而物质实体则是这种内在联系过程所产生的结果。恩格斯说：“物体是离不开运动的，各种物体的形式和种类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认识，处于运动之外，处于同其他物体的一切关系之外的物体，是谈不上的。物体只有在运动之中才显示出它是什么。因此，自然科学只有在物体的相互关系之中，在物体的运动之中观察物体，才能认识物体。”(12)
四、科学中心的转移：德国时代与美国时代
马克思对直观唯物主义(包括直观本体论)的批判，以及20世纪一系列受到时代精神感染的西方哲学家们对直观本体论的批判，与自然科学思想的发展趋势相呼应。从20世纪开始，一系列自然科学的新发现，无法在英法传统哲学中诞生与发展，必须有一种新的哲学土壤，这就是以事物之间内在联系为根、把世界理解为在内在联系中不断生成的过程的哲学思潮，它活跃在不断动荡与发展的德国思想界。
20世纪初，德国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为德国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与物质基础。而英、法科学一旦移植到德国土壤中，便会生产出新的科学思想，这一现象可以用海森伯(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所举的事例来说明。德国诗人与思想家歌德读过牛顿关于白光由七种颜色构成，每种颜色可能是特殊微粒的论文，于是也用三棱镜研究颜色的成因。他惊异地发现，经过三棱镜折射而形成的一块大而白的面与另一块大而暗的面，只是在亮面与暗面的交界处才出现了各种颜色。歌德由此认识到，“要产生颜色，就必须有一个边界”。正是光明与黑暗的互动才产生了各种颜色。海森堡对此作出如下评论：在向传统的“严密自然科学的这些领域进军时，我们暂时必须在许多地方放弃能动地接触自然界，然而在歌德看来，这种接触却是深刻认识自然界的先决条件”。“显然，承认现代物理学，就不能阻止自然科学家也走歌德观察自然界的道路。”(13)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一系列物理学实验的发生之源，恰恰是人与世界的互动过程——这是宇宙中各事物之间内在联系的特殊形态。它们无法归结为那种祛除事物内在联系的“纯客体世界”的事件，因而与直观本体论模型不能相容。而在努力探索世界之魅——人与世界内在联系——的发生过程及其机理的德国，科学家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超越了直观本体论的视界，在人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中寻找科学的出路。
于是出现了爱因斯坦：他的相对论认为，每个物体的物理量——时间间隔、空间长度、质量大小等等，不是独立于其他事物的、该物体自我拥有的“纯客观”性质，而是该事物必须通过与他物的互动，通过他物表现的量——也即在各个参照系中所表现的量。因此，物体只能通过他物表现自身，离开他物的某事物不可能具有什么空间长度、时间间隔、质量、动量等物理性质。同一事物相对于不同的他物将会表现出不同的物理量，从而导致了“尺缩”、“钟迟”、“引力红移”等一系列现象。这是事物内在联系的生动表现，只有德国哲学才能理解这种表现。
于是出现了量子力学，出现了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物理实验的结果不是完全撇开实验过程的“纯客观世界”的事实，而是实验过程中人与客体、测量仪器与测量对象之间不可控制的相互作用的产物，因而所产生的实验测量值是不确定的。这种相互作用本身就是最根本的客观存在，它产生了实验中的各种测量数据。即使事物不处于人为的测量过程中，也将处于与其他事物的相互作用中，从而被他物所“测量”。量子力学正是关于这种相互作用如何产生出各种测量数据的科学，这就是波函数理论。
因此20世纪初科学中心从英国转向德国就在情理之中。这种科学中心的转移，也同时意味着科学研究的对象的转移：经典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排除人与世界的内在联系、排除各个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关于客体本来面目，也即直观本体；而主要由德国人发起的新科学的研究对象，则主要是发生在实验过程中人与外部世界的内在联系，由此推广到自然界各个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于是建立了关于这种内在联系及其产生的实验结果的科学。如果说，相对论指出了物体的物理性质的本质意义——物体的物理量是在这种内在联系的运动中所表现出的量，那么量子力学则指出，这种物理量由于这种内在联系的不确定性而成为不确定的量。虽然这些自然科学的发现并非完全自觉地按照这种哲学思想的安排而做出的，但是它们与这种哲学思想的内在的潜在的一致性，是它们能够诞生和发展的思想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德国科学的发展道路，随着大批顶级科学家和哲学家(相当大的部分来自德国)迁居美国，加上战后美国的强大国力与相对自由的思想环境，科学中心转移到了美国。美国以实用主义哲学消融了英法的“祛魅”的直观本体论哲学与德国“化魅”的寻求存在者之根的哲学传统之间的界限，使20世纪初这些新的科学发现得以继续发展和完成。
五、小结与展望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与地区能够成为科学的中心，既需要先进的生产力基础，也需要适应科学发展需要的哲学精神土壤。建立在旧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上的科学，是关于既定事物构成的世界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其典型形式是牛顿力学；主张“事物在内在联系中生成”的新唯物主义，则能够成长为20世纪新型的科学。而当代科学也正在遭遇新的挑战。李政道先生指出：“世界上有这么多问题，对称性破缺、夸克的不可见性、宇宙的开始怎么会产生暗物质、类星体。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这些问题要求当代科学进行新的变革，而这种变革不仅需要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且需要新的哲学基础，而这种哲学基础要求我们重新认识“无”，认识“真空”。对此，李政道先生在20世纪末感叹道：“现在我们猜不到21世纪的文化是什么，就如同19世纪我们猜不到20世纪文化将是怎样一样。同样，若我们真能激发真空的话，很可能我们对宇宙的了解要远远超过20世纪。”(14)与西方哲学不同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在承认实体世界存在的同时，更重视“虚无”世界(与现代的“真空”概念相对应)在产生实体世界中的作用。在《老子》中我们可以读到以下深邃的思想：“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这里的“玄牝”指母性，微妙的母性之门乃是万物连绵永存的无穷无尽的根源。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抟和黏土——引者注)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这些贯穿整个老子哲学的思想，不是所谓唯心主义，而是关于客观事物的产生与消亡的极其生动的辩证法，是对世界生生不已的过程的哲学洞见，它给我们描述了这样的世界图景：在作为真空(无)的背景之上，产生了万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世界成为由“无”与“有”、“虚”与“实”相互生长的宏伟过程，这个过程或许将使至今尚未得到解释的宇宙之谜得到新的理解，正像事物间内在联系使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现象得到理解一样。
因此，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生成论哲学来看待这些宇宙之谜，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老子哲学)，会发现它具有西方所缺乏的那种哲学智慧：它不是“祛魅”，也不是用理性来“化魅”，而是寻求现实世界及其内在相互作用之根源。这种哲学思想的现代化改造，或许能够创造出适应现代科学发展需要的思想资源。未来的科学中心将属于既有发达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综合国力，又有这样的哲学思想资源的热土。这正是中国科学的努力方向。
（原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