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社会研究（特别是科学知识社会学）1970年代以来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一直是一条或隐或现的学术背景。一方面，符号互动论的理论和方法对科学社会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与社会学的现象学和解释学传统一样，源于实用主义的符号互动论在知识论上也是建构主义的。[1] 按照其观点，情景、自我甚至社会，都是每时每刻在流动、在调整、在生成，它们是在人们持续不断的沟通与磋商中被建构出来的，是局部情景化的产物。用芝加哥学派创始人之一托马斯（William I. Thomas）的一句名言就是，“一旦人们把情景界定为真实的，情景就具有了真实的效果。”[2] 符号互动论继承和发展了芝加哥学派的重视微观和个案研究的方法论传统，其“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研究方法在科学社会研究的经验工作中得到了广泛仿效和运用。另一方面，一些符号互动论者近年来开始直接涉入科学社会研究，产生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本文所要评述的崔蒙学派（Tremont group）的研究工作，就是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部分。这个学派产生于80年代后期的美国，以强调社会世界的“关联性”对科学活动的影响为核心，逐步引起了科学社会研究者的关注和承认。
情景中的科学：符号互动论的新动向
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是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主要理论成就，其思想背景是美国20世纪初的实用主义哲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詹姆士（W. James）对“自我”的区分，库利（C. H. Cooley）的“镜中自我”，托马斯的“情景定义”，特别是米德（G. H. Mead）关于自我与社会的关系的阐释，对符号互动思想的系统化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心灵、自我与社会》（1934年）中，米德提出了关于心智、自我与社会关系的假说，即人对外部世界的适应是通过符号化的沟通过程实现的，具有语言、符号及沟通能力的个体，通过“普遍化他人”实现与其他个体的互动，在此过程中生成自我、意义与社会。“米德的贡献要比通常所认为的大得多。他提出了一套统一的社会理论，整合了微观社会事件与宏观社会事件，并且把这些事件看作是随时间变化而演变的”[3]。在米德的理论中，他始终强调在日常生活中意义的创造和交换。这个传统被后来的符号互动论者布鲁默（Herbert Blumer）、休斯（Everett C. Hughes）、贝克尔（Howard S. Becker）、戈夫曼（Erving Goffman）等人继承下来，也在当今的符号互动论研究中得到鲜明体现。
符号互动论最初更多被当作是一种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向帕森斯（T. Parsons）社会学的统治地位挑战的过程中才开始被看作是一种重要的理论传统。布鲁默继承米德的衣钵，首次使用了“符号互动论”一词，在反对结构功能主义的阵营中竖立起符号互动论的旗帜。在其主要著作《符号互动论的视角与方法》（1969年）中，布鲁默概括了符号互动论的三条假设或前提，即：人们指向事物的活动基于事物对他们的意义；这些事物的意义源于人们与同伴的社会互动；个体处理他遇到的事物时会通过解释过程对事物的意义进行处理和修正。[4] 在方法论上，符号互动论沿袭芝加哥学派的实证研究传统，扎根于经验世界，在互动过程中探究自我、情景、社会与意义等范畴的真实内涵。符号互动论既强调行动者对符号意义的理解力与创造力，以及人际互动所生产出的复杂交错、含有多重意义的沟通网络，也关注行动者的实践策略：我们如何界定我们自己，如何界定我们所处的情境以及意义是如何通过与他人互动不停地塑造出来，又是如何通过日常遭遇得到处理、调整、转换因而演化的。因此，以布鲁默为代表的符号互动论者极力反对实证主义的“硬性”或量化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主张直接探索丰富、多变、鲜活的经验世界，采用同情内省法（sympathetic introspection），提出启发性的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s），基于经验世界来提取理论，并不断返回经验世界检验这些理论的意义。
符号互动论与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特别是功能主义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传统的社会学家将社会视为一种制度、结构或组织，认为人的行为就是这种结构或组织的产物。因此，宏观的社会制度、结构和组织在决定人们的活动上发挥着重大作用。符号互动论与此相反，它注意的是人们的行动和互动，认为社会结构或组织不过是一个框架。“社会组织不过形成了一种人们得以在其中活动的情境，它不过为人们解释他们所处的情境提供了一套固定的符号，只是在此意义上它才参与并影响了人们的行动，成为人们行动的一部分。”[5] 换言之，社会制度、组织、结构之所以能影响人的行为，是因为它们影响了个人对情境的定义。传统社会学理论将人的行为视为社会组织结构的必然产物，这样，人的行为就与行动者无关了，人是一种被动者。而符号互动论则认为，社会组织的活动与变迁是人们活动的产物，每个人的行为都受行动者自己的控制，个人为自己设计对象、赋予其意义并做出决定。因此，人是有主观选择能力的，是一种能动的人。
互动论关注的经验领域多种多样，大众传媒、集体行为、劳资关系、种族关系、越轨行为、医疗健康、家庭和工作等都是其经典的研究课题，论题涉及时间性、反思性、对话、文化、沟通、认同、身体以及符号学。最近30年，互动论研究又借鉴和吸纳了哈贝马斯（J. Habermas）、福柯（M. Foucault）、德里达（J. Derrida）、吉登斯（A. Giddens）等人的理论思想，使得互动论与当前热点研究联系起来，比如情感研究、组织分析、科学社会研究等。80年代后期，克拉克（Adele Clarke）、斯塔尔（Susan Leigh Star）等人开始将科学纳入互动论的研究视野。他们认为，对于注重过程、组织及社会世界研究的互动论来说，科学是很适宜的“实验品”。这不仅因为科学具有可观察性、可操作性、利益关联性和情景化等特性，还由于科学活动的组织形式将面对面互动的实验室与其背后广泛的社会文化联结起来。科学知识的地方性与普遍化品格适于在各个层次上进行比较研究，因此科学是验证社会组织关联性的理想载体，这些社会组织是由商定秩序、承诺、工作组织、社会世界等概念建构出来的。[6] 同样，互动论也为科学社会研究提供了一个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框架，并且在研究方法上也独具匠心。克拉克和格尔森（Elihu M.Gerson）在“科学社会研究的符号互动论”一文中提到了互动论科学社会研究的基本假设[7]：
（1）所有的科学事实、发现、理论都是社会建构的，是人们持续不断创造的产品。在这一点上，互动论者与拉图尔（B. Latour）等人持相同的建构论立场，认为科学知识是社会磋商的一种结果，它究竟是怎么样的，只有在进入科学活动的现场，并描绘知识产生的过程后方能明白。
（2）科学和科学表述具体呈现于科学的组织工作。符号互动论将科学研究与科学组织工作等同起来，这是它与实验室民族志研究、常人方法论科学工作研究的本质区别。科学的组织工作是一个开放性的场域，包含着与科学活动有关的行动者以及行动者所经历的世界。可以说，互动论研究关注科学实践的过程而不只是实践的结果，正如斯塔尔所言，我们要像“分析产品一样分析产品的生产过程”。
（3）科学是一种集体行为，一项公共参与的事业。互动论否认在认识论上存在知识表述的优先者，主张在科学表述的重构中呈现不同社会群体的内在关联性。这就要求，科学实践应以内在于这种实践的语言提供一种表述，要信任并尊重行动者的观点。
在研究方法上，互动论的科学社会研究延续了布鲁默的传统，通过提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微小概念（mini-concepts），如“科学浪潮（Bandwagon）”、“边界客体（boundary object）”、“分布式权威（going concern）”、“社会世界（social worlds）”等，来捕捉科学实践的特性，提醒人们注意一种新的看待科学的方式。这些不求系统的散漫的微小概念，如果逐一来看，每一个都能把我们引向一大堆的理论话题、经验洞见和实践关注。
科学社会世界：崔蒙学派的互动论研究
崔蒙学派（Tremont group）位于洛杉矶的崔蒙研究中心，以奉行经验研究与反实证主义传统而知名，其主要成员包括格尔森、斯塔尔、福村（Joan Fujimura）和克拉克等人。他们的经验研究涉及致癌基因研究、神经系统科学研究、生殖科学等生物社会学及技术社会学领域，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启发性的概念，特别是以“社会世界”为工具对科学的经验世界作理论阐述，展现了科学研究与社会世界之间的交融与互动。
“社会世界”这个概念的提出，受到齐美尔（G. Simmel）、芝加哥学派、贝克尔以及施特劳斯（A. Strauss）等人的影响。所谓社会世界是指超越特定时间和地点的解释共同体，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成员们都认同于一种共同认识参照点。社会世界是流动的“世界话语体系”，有着共同活动、共同意义、共享场所、共有技术以及集体组织，它不断地分解为许多“亚世界”或生活圈子，并与其它社会世界发生着持续的关联与互动。“社会世界”体现了现代社会的特征，依赖于现代的沟通媒介，即使人们并不是面对面的互动，通过共同关注也能维系在一起。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学世界是大规模的，全局性的，在整个世界里纵横交错，将一系列彼此相异的事业整合在一起，而这些事业的范围大大超过了亚文化和共同体之类的任何观念”。[8] 这一概念促成了许多研究，在家庭、种族社区、青少年团体、社会失范、文化、宗教、科学等领域产生了显著影响。
在科学活动中，形形色色的人们汇聚在一起构成了“科学社会世界”。它是具有广阔工作场所的“无形学院”，不受地域和成员资格的限制，以有效互动为准则，对于特定活动分享共同的承诺，分配各种资源，协商解决工作中的方法和程序等问题。在科学社会世界中，科学被作为一种建构性的实践活动。这就意味着，只有在行动者的参与下，科学才得以构成。这里的“行动者”是广义的，可以指科研人员、学术同行、政府官员、资助者、用户等，也可以指材料、技术、仪器、时间等非人的存在和力量。这就是说，在科学实践的过程中，不仅包含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而且也包含人与物之间的物质文化的磋商与互动。与拉图尔等人提出的“行动者网络”不同，“科学社会世界”考察了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分配。在这个系统中，权力和权威并不是集中在创造它们的科学家手中，而是在不同的行动者、研究对象和社会领域中进行分配。这种“分布式权威”（going concerns）强化了“科学社会世界”的稳定性与牢固性。
按照“社会世界”的观点，学科和专业研究是“实践与话语的共同体”，包含着不同群体之间的竞争与联合，这些世界“构成了集体行动的基石，人们通过这些世界组织社会生活”[9]。克拉克考察了美国生殖科学的创建过程。[10]在北美，关于生殖科学的研究分属于三个领域，即生物学、医学和农学，它们作为三个独立的学科是如何归并在一起并且保持和谐统一的？这是克拉克在研究中遇到的首要问题。回顾历史，她发现在生殖科学最初发展的15年中，其研究主题是围绕着生殖内分泌学展开的，例如，生物学家对生殖过程的基础性研究，医学家对生殖器官病理学的研究，以及农学家对家禽繁殖能力的研究等。这也可以说，生殖内分泌学在归并了生物学、医学和农学的同时，还使生殖科学成为显学。这不仅使三个亚学科分享了实验材料、操作技能和学术文化等资源，而且使它们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资助。
但克拉克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发现，对于生殖科学来说，内分泌学研究并非是唯一可行的研究课题。在内分泌学研究的背后隐匿着怎样的社会选择与承诺，这是需要社会学家来揭示的。克拉克就此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即关注生殖科学研究的社会组织有哪些及他们是怎样参与这场游戏的？随着生命科学研究的职业化与工业化，社会需求对其科学成果的影响日趋加剧。20世纪初，生育控制、优生学及新马尔萨斯主义等社会运动高涨，对生殖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现代生育控制运动始于美国，是一场主张女性自己控制生育能力的运动；优生学运动产生于英国，其口号是“优生优育”，它将农业繁殖原则应用于人类；另一场运动是诞生于英国的新马尔萨斯主义，它认为人口的数量及分布与地球资源相关。三大运动的关注点是人口研究与控制，这不仅聚焦了社会的注意力，而且使一些拥护三大运动的科学家、医生及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等开始转向对生殖研究的关注，并逐步形成了生殖科学的社会基础设施，即稳定的受众、广阔的市场、众多的消费者及多元化的资金支持，它们为生殖科学的合法化提供了支持与保障。由于生殖生理学与内分泌学恰好迎合了社会对人口控制与优化等研究的需求，因此它们成为生殖科学发展之初的唯一选择。这项研究展现了科学内部与外部在社会情景下的融合，在学科体系分化、交叉与合法化的过程中，科学组织与非科学组织之间的磋商、协调与互动。
斯塔尔早期的研究是考察脑功能局部理论确立过程中的组织工作。[11] 早在19世纪70年代，一些研究者认为人体的功能是与人脑的功能分区相对应的，因此他们倡议绘制一张人脑的功能图，它将对癫痫、失语症、脑肿瘤治疗起到一定辅助作用。当时大多数的医学和科学社区戏称其为“新颅相学”，并且还提出了与其相对立的“脑功能扩散理论”。但到了1906年，人脑功能图及其基本假设成为西方科学界不争的事实。斯塔尔的研究发现，来自神经病学、外科、病理学、生理学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共同组建了一个研究群体，他们共同的承诺是建立一种脑组织行为和功能的局部化理论。
斯塔尔的工作是从实验室开始的。她探究了在局部情景中产生的“技艺之作”是如何保持其连贯性和稳定性并最终获得科学共同体的承认的。首先，由于神经系统疾病的症状复杂且患者相对较少，这给精神病学家的分类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在临床实践中，由于缺乏分类学的依据，外科医生在诊断病例时也无所适从，很难从症状上判断疾病的类型。在生理学家的实验室里，情况也不乐观。实验工具的缺乏、技术信息的不完备，实验动物的桀骜不驯或意外死亡，检测标准的不明确等因素都阻碍了实验获得预期的成果。局部情境中的不确定性并没有动摇科学家建立脑功能局部化理论的信心。科学家们希望通过利用彼此的成果建立统一的理论。生理学家通过借用临床的证据来掩盖其研究中的异质性和不确定性；病理学家借助生理学家的成果来弥补其理论和方法上的不足；临床医生从病理学家那里获得诊断病例的依据。通过这样的循环引证，神经病学、临床医学、生理学形成了一个“互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局部情境中的复杂性、异质性、不确定性被隐藏了或者删节掉了，脑功能局部化理论被呈现出来。
正如拉图尔在《行动中的科学》中所描述的，总有一部分科学家不停地在实验室“外部”活动，为科学研究募集资金、寻求支持者、推广成果，把更多的要素纳入到科学研究中，这些活动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科学研究的合法化。在与扩散论者的竞争中，局部论者调用了多元化的实践策略，主要包括与相关领域和群体结为盟友，成立专业学术组织，控制专业杂志、临床实践及其它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途径，将其典型案例与基础理论和模型联系起来，以扩大局部化理论的影响力等。斯塔尔的研究表明，科学研究的组织工作使科学家在平时讲述其研究过程时总是被忽略的各种工作凸现出来，这些工作包括实验工作、实验室管理以及处理对于实验室工作起关键作用的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此外，科学家和科学的力量主要来自于对社会资源的调动与力量的较量，获胜者就是“客观的”。正如拉图尔所言，“‘客观性’和‘主观性’是相对于力量的考验而言的，它们能相互转化，很像两支军队之间的力量较量。异议者也有可能被作者谴责为‘主观的’，如果他或她想在不被孤立、嘲笑和抛弃的情况下继续置疑的话，现在就必须进行另一场战斗”。[12]
“科学浪潮”是崔盟学派引入的重要概念，福村把它界定为 “在科学界，大量人员、实验室、机构和资源一窝蜂地涌向解决一个问题的一种方法的现象”[13]。20世纪80年代，在分子生物学领域，对原癌基因以及更广义上的对癌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获得了多方的认可。科学家、大学生、大学管理部门、基金组织、生物公司以及美国国会，纷纷加入了原癌基因研究或支持这一研究的行列。来自许多不同行业的参与者，在其癌症研究过程中逐渐地运用起一种共同的方法。尤其在美国，以原癌基因研究为其核心的分子生物学方法，在癌症研究资助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份额。科学家们开始把“癌基因浪潮”挂在嘴边。
福村的工作是考察像原癌基因理论这样抽象的概念，何以能在完全不同的情境、许许多多实验室甚至不同的研究领域获得如此快速的认可的。考虑到科学实践的多样性与偶然性，“置身于不同情境的研究人员，在这个问题上又怎么会有许多共同的实践甚至共识的呢？”[14] 福村发现：
其一，癌基因研究的非凡进展是与一整套理论与方法的产生同时发生的。这一新的整套成果是由原癌基因理论、标准化重组DNA技术理论、标准化的技术工具和材料共同构成的。它成为跨越实验、实验室和社会各界的桥梁，为不同情境里人们的行动提供了一套灵活的常规，为行动者描绘了行动路径，并重构了美国实验室的研究课题。科学家们通过诠释整套成果使其应用于所关心的研究，改变并优化其实验室和研究课题，而不会与业已存在的框架发生严重的冲突，同时他们还使原有的理论和技术获得进一步的完善。原癌基因研究已经不只是科学领域的研究工作，而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事业。
其二，原癌基因研究作为一项可行性的研究课题获得了形形色色行动者的支持，他们商讨着相同的话题：如何解决癌的难题，并且承诺将资源投入到分子生物学的癌症研究，包括：①极大地提高资金预算；②为大学科系、研究机构和私人工业实验室分配职位；③提供便利的培训和工具，包括知识、标准化技术、材料等等；④培养一批经过分子生物技能训练的研究人员。到1984年，由共同承诺组建的基础结构正式建立起来了。之后，追赶这一浪潮的人滚雪球式的增长，原癌基因研究业已成为科学界共识，甚至影响到社会各界对癌症研究的理解。
在这项研究中，福村认为，整体化组织工作对于原癌基因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她把实验工作、实验室组织和社会各界紧密结合为一个相互作用的科研过程，称之为“整体化组织工作”。整体化组织工作是涉及计划、组织、监督、评价、调整、协调和综合活动这样目标和意义不明确的一系列工作，它们通常被认为是“管理工作”而不是“科研工作”。在原癌基因研究中，科研人员都忙于应付股东、国立癌症研究所、他们的专业人员和违纪的同事、各种节约措施、劳务市场、蛋白质及化学试剂，这些“管理工作”成为他们日常的和长期的完成课题努力的组成部分。这项研究表明：“现实世界在实验室里，实验室在现实世界里。实验室中不存在微观的、中观的或者宏观的社会学”。[15]
实践与反思：互动论的科学社会研究
符号互动论涉入科学社会研究的1980年代后期，正值科学社会研究的反思性阶段。以拉图尔和卡龙（M. Callon）为核心的巴黎学派，在“实验室研究”的基础上，将科学实践与更大范围的技术—政治磋商联系起来，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事实上，互动论的社会世界理论与行动者网络理论有许多亲和之处，两种理论都反对社会决定论，在认识论上对“科学”和“社会研究”均采用相对主义立场，强调在知识建构过程中的协商和转译，关注行动者的行动与话语。但相比较而言，社会世界理论更加复杂和宏观。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转译”路径呈现为“漏斗”状（见图一），通过“强制经过点”重塑和调节不同行动者（亚联盟）的意向和旨趣，使“一种存在将自己的角色让渡给其他存在”，以此来构建一个异质性的行动者联盟。[16] 在巴斯德的案例中，巴斯德通过炭疽菌的培养技术抓住了盟友的兴趣：“如果你们想解决你们的炭疽菌问题，你们必须首先通过我的实验室”，因为“炭疽菌就在高等师范学院”。[17] 巴斯德的成功是通过异质性联盟建构了一个强大的行动者网络。而社会世界理论的“转译”机制要复杂的多（见图二），首先，它是反简约主义的。转译并非只是一对一的线性过程，而是包含着不同行动者（亚联盟）在社会情景下的多边商定，商定的结果是形成了多个承诺（经过点）。多个承诺（经过点）又转译为边界客体。边界客体具有一定的解释柔性，“既能满足不同群体的限制和要求，产生多样化的诠释与理解，又足够‘强硬’能使不同群体获得共识，产生一致性”。[18] 内分泌学研究之于生殖科学，脑功能局部理论之于脑神经科学，原癌基因研究之于癌症遗传学都可被看作是“边界客体”。实质上，边界客体是在建构一个含有多重解释的沟通网络，一个没有中心、没有终极依据的话语世界体系。正如图二所示，这种研究关注行动者在具体情景中的协商与互动，人们正是通过这些协同行动组织起来的，而社会也是通过它们组合起来的。克拉克等人拒绝以“社会因素”来解释科学实践的过程，因为科学的建构与社会的建构和再建构是同时发生的。对自然与社会的双重解构，凸现了科学活动的本质特征，即科学活动的合法化建基于广泛的社会脉络，科学的组织工作把科学的“内容”与“情景”、客观性与主观性、科学与非科学、社会与非社会的传统界限消解掉了。
图一
图二
一般认为，互动论关注的就是人们如何在一起做事。克拉克等人以事实说明了“科学研究与科学工作组织的不可分离”[19]，从解决日常实践、建构科学理论的“实验室研究”到建构学科体系与研究传统的“无形学院”，科学的工作组织表现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行动者通过一系列漫长的协同行动链彼此协商，使科学与广泛的社会情景串联起来。这表明，社会才是科学活动合法化的真正基础和深层原因。互动论的研究对协商、情景化、过程性及多重解释的强调，超越了现代性的分析框架。在这里，自然与社会不再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也不是什么先验的东西，而是经验理解与解释的产物。进一步讲，实在论与建构论不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当我们试图确立一种“社会”的东西时，同时必须包含“自然”的东西，反之亦然。这种视角的转换丰富并捍卫了科学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进一步融合了SSK学派内部的宏观和微观两种研究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凝聚了建构主义科学观的总体方向。
近年来，互动论研究已从早期的生殖科学、神经系统科学、致癌基因研究扩展到对环境基因学、医学统计学、DNA序列数据库、生育技术以及人工智能、计算机芯片、信息科学等多领域的研究，并且与社会学家（其它理论流派）、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科学家等合作，开创了一个研究生物医药科学与技术的新领域。这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发展非常迅速。据统计，在每年一次的科学社会研究的国际研讨会上，关于生物医学技术的研究已占据了20％到25％，与20年前的5％的数量相比，这样的增长速度是很快的。[20] 尽管如此，互动论研究还是多少显得“曲高和寡”，其研究者也主要集中于崔蒙学派。这可能是因为，其一，正如福村在癌症遗传学研究中所做的，阅读相关的学术著作和研究资料、选修生物学课程、参加正式和非正式的学术会议、甚至于亲自参与实验等等，这些工作对于多数没有经过自然科学训练的研究者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其二，符号互动论本身的发展跌宕起伏，长期处于学术圈的边缘地位。当林奇（M. Lynch）在撰写社会建构论传统的谱系时，在长长的名录中，只有一处提到了符号互动论，一处提到了标签理论。[21] 人们指责互动论是极端相对主义的，过于注重短促的、片断的、边际的、奇异的东西，忽视了权力、结构和客观的一面。可以说，符号互动论本身所具有的理论缺陷也在科学社会研究中显露出来，比如，缺少对权力问题的深入探讨以及对结构因素的分析。
互动论研究注重多元话语的存在，但回避思考为什么和怎么样使一些人“凸显”出来，而另一些人却被压制或忽视了。例如，在伯克利脊椎动物博物馆的研究中，斯塔尔声称“博物馆的工作包含了来自于不同社会领域的参与者，像其它的科学研究一样包罗万象”。[22] 但事实上，他们的研究只重点考察了博物馆的创办者和管理者，显然忽视了其他的行动者。福村的研究也同样如此，她通过可行性问题将与原癌基因研究相关的社会世界联系起来，这包括国家癌症研究院、国会、私人生物技术公司、大学管理者、私人诊所、药物研究人员等，但却没有考虑癌症患者的参与。同样，在关于胚胎手术的研究以及新生儿加护病房（NICU）研究中也存在这种问题，即对于显而易见的行动者视而不见。在人类学家看来，这是对科学本质的理解问题，“正像女性主义人类学不只是简单地将女性加入人类学研究一样，科学研究也不是简单地将‘外行（laypeople）’加进来，还要对科学的文化内涵有深层次理解，这样才能真正理解科学是一项根植于社会的集体性活动”。[23] 在这方面，显然，科技人类学家们走得更远。
(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7年第6期。录入编辑：哲学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