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大科学门类关系发展的历史回顾
纵观科学发展的历史,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相互关系的发展经历了“整体— 分化—综合” 的过程。
对近代科学起源或发生问题的研究表明, 前科学时期的知识传统和认识成果最初是以经验性传统或幻想性知识的形式存在的, 代表这种传统的认识主体是工匠、巫师和祭司, 如古埃及和巴比伦王国时期就是如此, 而从古希腊时代出现的、构成近代科学来源、背景或材料的理论形态的知识则以哲学认识形式而存在, 代表这种知识传统的主要是哲学家。前科学的认识主体都同时肩负自然研究和社会研究的双重任务, 但尚未从中分化出以研究自然或社会发展特殊规律为己任的专业科学家。古代意义上的“ 自然科学” 和“ 社会科学” 本来就是统一的。这种统一, 严格说来是两者在低水平上的直接同一或混合。这是因为人们受当时生产力水平和认识能力的限制, 仅仅凭借感觉经验或思辨猜测手段对客观世界（自然、社会和思维）作整体直观的考察, 如此获得的认识成果只能是一种由神话、幻术、工艺传统、宗教、神学和哲学所组成的“混合文化” 或“共同文化” 。在今天看来, 当时尽管因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各领域需要而产生了原始形态的数学、力学、天文学、医学、政治学、法学和伦理学等知识, 但人类关于自然和社会的这些知识离成熟和独立的理论体系还相去甚远。如古希腊著名的百科全书式学者亚里士多德既研究过政治、伦理、艺术、历史和逻辑, 也研究过物理、气象、生物、天文, 但所有这些自然的与社会的知识都被含混地包容在哲学这个知识综合体之中。我国古代大体也经历过类似西方的简单而混沌的“ 整体性科学” 阶段, 如殷周奴隶制时期的《周易》和稍后的《墨经》, 乃至诸子百家的众多著述都反映了前科学的上述特点。
自15世纪下半叶欧洲文艺复兴以来, 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及其所导致的物质生产过程的大分工, 精神生产也开始了自身的分化过程。在哥白尼天文学革命的带动下,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先后从以哲学为代表的混合文化的母体中分离并独立出来。而18世纪则是人类知识体系全面分化和各门学科相继独立的标志。从此, “ 无数杂乱的认识资料得到了清理, 它们有了头绪, 有了分类, 彼此间有了因果联系, 知识变成了科学, 各门科学都接近于完成” 。其中, 首先是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取得了科学的形式, 具有近现代意义的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生理学都相继形成, 甚至地质学也从假说走向科学化。然后是政治、法律、伦理等社会意识形态开始呈现出独立性, 如历史学从零散的历史事件的片断研究发展成为系统的科学研究, 政治经济学为亚当· 斯密所改造。
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离以及随之而来的两大门类科学自身内部的分化, 标志了人类认识能力的一次大飞跃。因为对客观世界的分门别类研究和对研究对象的分解分析, 使得人们有可能一个事物一个事物或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地认识世界并取得精确可靠的知识。相对于古代人笼统直观的认识而言, 科学从混合文化中的独立及其自身的分化无疑是人类认识史上的巨大进步。
但是, 由科学的分化所带来的单纯分解分析方法却又造成认识事物的片面性和孤立性, 它使各门科学知识之间相互绝缘、彼此脱节。19世纪初, 人们开始对许多领域的大量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和理论解释, 以便揭示出自然界内部以及自然与社会的普遍联系。然而越来越明显的是, 这些资料已不能容纳在对自然与社会的孤立研究的框子里, 而需要加以深刻而广泛的综合。事实上, 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为实现这种综合准备了条件。从两次工业革命中人们看到, 科学特别是技术作为推动社会历史的革命力量日益显示出其巨大的社会功能, 科学不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精神因素和文化因素, 而已被纳入社会生产范畴, 成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日益起决定作用的要素。资本主义竞争所导致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 孕育了对技术与 生产活动做综合考察的诸多新学科的雏形。而机器大工业所造成的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又提出了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经济的依赖性问题, 因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规模和速度取决于社会对它的需要程度以及社会经济能够为它提供的条件。总之, 科学技术与经济和社会的这种双向作用和日益深化的相辅相成关系促进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
就科学自身发展而论, 进入19世纪以后, 自然科学的一系列重大发现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自然界多种多样物质形态和运动形式的普遍联系和统一性, 并为各学科间通过交叉渗透形成新的研究领域（如热力学、电化学和生物热研究等）提供了可能。自然科学先于社会科学从经验水平向理论水平的发展及其对客观世界普遍联系的描绘, 促进人们冲破了自己划定的各种科学之间的界限, 开辟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研究, 从而为改造自然与社会的统一的人类活动服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 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
自19世纪末技术科学作为联系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桥梁产生以后, 管理科学也随之诞生。1911年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问世, 它是数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交叉渗透的产物。管理科学作为高度综合的新兴软学科而产生, 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汇流的起点和标志。
二、20世纪两大门类科学汇流分析
如果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汇流在19世纪仅仅是序幕, 那么到了20世纪, 这种汇流则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强大潮流。正如列宁1914年指出的.. “ 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 不仅在配弟时代存在, 在马克思时代也是存在的。在二十世纪, 这个潮流是同样强大, 甚至可说更加强大了” 。现代科学发展的事实证明了这个预见。
今天, 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潮流和社会科学奔向自然科学的潮流已汇合在一起, 成为当代科学发展的大趋势。这种大趋势具有列宁在世时不可能预见到的若干新的表现或特征。
首先, 在社会科学中出现了数学化、模型化和公理化的趋势。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汇流是从自然科学中所应用的数学理论与方法向社会科学领域的扩展开始的。数学作为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科学对一般科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门学科的数学化水平是其完善成熟的标志。因此马克思说, 一种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运用数学时, 才算真正发展了。从历史上看, 数学在社会科学个别领域（如经济学）中的局部应用早在配弟（1625-1687）时代就开始了。但只有到了20世纪, 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才全面展开。据哈佛大学丹尼尔· 贝尔的统计, 本世纪以来62项社会科学重大进展中定量研究占2/3, 自1930年以来, 定量研究占29项重大进展中的5/6。其中主要是为解决复杂社会问题所需要的数学分支和统计方法的革新, 或是由定量分析推导出新的重要理论（如经济增长模式）等。特别是本世纪中叶与电子计算机相结合的机器数学出现以后, 数学在社会科学诸领域获得了大规模应用, 它不仅仅限于计量, 而且包括用算法进行数学模拟, 从而加深了人们对社会过程及其规律（特别是经济规律）的认识。数学模型方法、运筹学与系统分析、控制论和对策论等的应用还促进了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计量社会学（Soiometrics）、计量史学（Cliometrics）等学科的形成与发展。
应当指出, 同自然科学相比, 由于社会运动内部具有更加复杂的数量关系, 由于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人的自由意志使它的活动在某些场合下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与随机性, 这就使社会科学的数学化有自己的独特性。但不可否认自然科学数学化的历史及规律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科学史表明, 科学理论体系的演化大体要经历这样几种形式：（1）定性描述的假说体系,（2）概念推演的公理体系,（3）定量分析的公理体系, （4）形式化和符号化的演绎体系。而社会科学大多数学科的数学化进程目前还处于由（1）向（2）的过渡, 只有极少量学科向第（3）种形式转化。无视这一点而急于超越, 不但会使数学方法的应用过分简单化, 也容易把从整体上实现社会科学数学化的目标降低为数学工具在局部上的零星运用。无论社会科学的数学化有多少困难和曲折（也许这一过程的推进还有待于数学自身的新发展）, 然而“坚冰” 毕竟正在打破。由于数学模型和电子计算机的应用, 原先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的鸿沟已不再是不可逾越的了。
第二, 自然科学的概念、原则和方法渗透或移植到社会科学之中, 成为其重要的研究手段。
在近代科学史上, 长期以来由于人们片面强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特殊性和差别, 只看到自然现象的可重复性、确定性和单值决定性的方面, 又过分地夸大社会现象的多变性、复杂性和随机性的方面, 因此在客观上造成了寻求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共同的方法论基础方面的困难。但是, 19世纪下半叶以来, 热力学和统计物理、概率论、量子力学、现代综合进化论和非达尔文主义的“ 中性突变” 与“ 随机漂变” 等等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有力地说明了自然现象中也存在相当程度的随机性和偶然性, 而在此之前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则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的方面, “ 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 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态” 。对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联系和共性的认识, 为寻找两大门类科学的共同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提供了观念上的前提。
20世纪中叶以来, 产生于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中的信息论、控制论、一般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和超循环理论, 深刻揭示了社会领域与自然界的诸多现象和运动规律的共同性或相似性。这些理论和方法不仅提供给人们全新的思维方式从而弥补了传统科学方法论之不足, 而且在研究复杂多变的系统方面具有特别的优势。正因如此, 这些横断学科（可统称为“ 系统科学”）中的基本概念（如系统、结构、控制、协调、同态、同构等）, 基本原则（如整体性原则、相关性原则、有序性原则、稳定性原则、最优化原则等）以及基本方法（如系统分析方法、黑箱方法、反馈方法、形式化方法、功能模拟方法等）日益渗透和移植到经济学、史学、人口学、情报学和管理科学等领域, 并以其初步的成功展示了它的生命力和特殊功能。
除了横断学科之外, 本世纪先后产生的人文地理学、环境地学、科学经济学、社会物理学等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 也是自然科学概念、理论和方法移植到社会科学领域、并与社会科学传统学科的已有理论和方法重新组合的结果。
第三, 本世纪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汇流的又一表现, 是科学技术的社会化和“ 大科学” 的形成。
20世纪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区别于17、18世纪英国皇家学会时代那种个体的、业余的和手工业方式的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科学本身的社会化, 即科学已成为社会生产力并发挥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职能。美国科学社会学家普赖斯把当代那些规模巨大、耗资可观、并以解决社会的“ 大问题” 为目标的科学研究称之为“ 大科学”。它需要调动数以万计的科学大军, 建立完整的图书情报系统, 拥有大规模的现代化实验技术装备, 调节和管理复杂的资金和劳动结构系统。对于这样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 必须有充分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论证。
同时, 一项“ 大科学” 工程必然要产生巨大的社会功能, 其中既包括科学技术成果对于人类及其生存环境（自然的和社会的）根本上为主的积极的肯定性作用, 也不能否认它所显现或潜在的对于人类及其个体的消极的否定性倾向。在今天, 科学已不再是与社会无关的纯学术研究, 而是已经“ 成了关于人类掌握世界命运的学说, 成了关于人类所控制的物理的、地理的、地质的诸过程的学说, 成了关于科学与生产的、经济的、生态的和社会的后果的学说”。一句话, 科学技术“人文化” 的问题已经和正在提到日程上。尤其在我们这个面临生态破坏以及人口、能源与资源危机的威胁, 全球性恐怖活动有增无已, 核战争与星球大战危险并未完全消除的世界, 科学技术是造福人类还是祸害人类的问题越来越成为既严肃、复杂又迫在眉睫的理论难题。它要求人们不仅要以对全人类的责任感, 而且要运用现代科学的综合手段, 对各种“ 大科学” 工程实施过程及其中间和最后成果的社会、人文功能做出深刻、全面而富有预见性的评价, 并经过磋商制订出相应的战略和对策, 以便使科学技术成就的积极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而对它的异化可能性（即无人道倾向和反人类危险）加以限制和克服。这里涉及到全球学、世界经济学、未来预测学、社会生态学、国际关系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系统工程学、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以及哲学等新兴和传统学科, 如果没有跨学科综合研究是断然不行的。
在当代人的这种“ 大科学” 观里, 不仅反映出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依赖性, 而且表现了各门类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思维科学、哲学科学）发展一体化的趋势。而与此相关的“ 大教育” 观、“ 大经济” 观、“ 大社会” 观等, 也都具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一揽子考虑的特点。
我们说,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汇流既有其认识论和社会史的根源, 又有其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正如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所说：“ 可以预料, 在某种意义上说, 本世纪末到下一个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科学时代” 。这将是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更高水平和更多层次上的汇流为特征的科学发展新时代。
(原载《天津师大学报》1990年第6期。录入编辑：哲学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