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技术发展使人们的生存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一些思想家和具有理性思维的工程师，开始从哲学的角度和历史学的角度对技术进行探讨，由此出现了称之为“技术哲学”、“技术史”这样一些研究领域。
技术哲学与技术史是两个联系密切而性质又截然不同的研究领域或学科门类。它们的研究主体都是技术，然而对技术概念的理解，其具体研究内容、研究路线，对成果的期待等诸方面却有很大的不同。
一、关于技术哲学
“技术哲学”研究起源于德国。1877年，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普（E.Kapp）最早完成了《技术哲学纲要》（Gtundlinfen einer Philosophie der Technik）一书，一般认为，这是德国系统地进行技术哲学研究的开端。他在该书中把技术看做是人类与自然的一种联系，把一切工具和机械看做是人体器官的外化，是向大自然的“投影”，是人体结构对自然的“置换”，技术是文明、道德、知识进步和人类自我拯救的手段，人类内在的进步意识导致了技术的进步，因此整个人类的历史也就是不断发明更好的工具的历史。
在19世纪末，俄国即有人研究技术哲学。1894年，俄国工程师恩格里梅伊尔（П．К．Енгельмейер）在德国的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中，使用了“技术哲学”这一术语。1911年，他在第4届世界哲学大会（意大利）上发表了题为“技术哲学”的论文。20世纪初，在恩格里梅伊尔的努力下，技术哲学在俄国得到顺利发展。本来，俄国当属仅次于德国的最早进行技术哲学研究的国家，然而，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1917）后不久，技术哲学即被当做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受到批判而被禁止研究，对技术的哲学性研究则在“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名义下进行。
进入20世纪后，最早较为系统地从哲学角度研究技术的，是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的埃贝哈特·泽默（E.Zschmmer）。泽默于1914年发表了以德国古典唯心论立场研究技术的专著《技术哲学》。在该书中，他把技术的本质归结为人类精神的创造活动。德国弗莱堡大学的德韶尔（F.Dessauer）于1927年也出版了《技术哲学》专著。他认为，由于技术进步而引起的物质福利的提高，会引起人们精神上的变革。对应于康德的三个王国，提出技术创造属于规律（经验科学）、法秩序（伦理实践）、美（对美以及符合目的之物的批判力）三个王国之外的第四王国——热情（技术创造）。技术在理念指导下，根据一定的目的和方法，借助于第四王国而使理念物化，因此技术包含着精神因素[1]。弗莱堡大学的胡塞尔（E.Husserl）及海德格尔（M.Heidegger）从现象学和存在论的角度对技术作了大量研究。海德格尔主张新时代的技术是一种展现，一种世界构造。进而从a.人如何是他本身并如何认识自身的方式；b.对存在者存在的设计；c.对存在者的真理的本质的限定范围；d.人每次据以取用存在者的真理的“尺度”的方式等四个方面区分了技术的展现，分析了不同时代技术展现与历史的关系，以及技术手段与技术本质的关系[2]。
德国柏林大学的索姆巴特（W.Sombart）在《技术的控制》（1935）一书中，对技术作了广义、狭义之分。他认为，广义技术是为完成一定目的的一定适宜手段的体系；狭义技术是为创造物质财富的操作方式。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恢复在文化与技术间被破坏了的相互关系，为此应当从国家或社会的角度，对技术的发展予以计划和控制。卡尔·雅斯贝尔斯（K.Jaspers）在其《历史的起源和目标》（1949）中，认为技术是一种手段，“技术是为达到目的通过一定中介手段而形成的”，与人的本能行为是不同的，并进而提出了技术的六个特征：技术的意义，技术的种类，偏离、理解，力量，发明和重复劳动。认为工业革命后技术发生了巨大转折，由此出现了“现代技术”，导致技术的这一转变的因素是精密自然科学的出现、发明精神和劳动组织的变革。认为技术仅是一种手段，本身并无善恶之分，一切取决于人的利用[3]。
德国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西方学术界影响很大，许多国家的研究者在技术哲学、技术社会学以及科学学等名义下，对技术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4]。
1932年，日本的一些年轻的哲学家、科学家、技术家在冈邦雄、三枝博音、户阪润、永田广志、相川春喜的倡导下，创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唯物论研究会”。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他们吸取了德国“技术哲学”的研究成果，将德国的“技术哲学”（Philosophie der Technik）意译为用日语汉字表述的“技术论”，因此日本当时的“技术论”即指“技术哲学”[5]。围绕技术定义在二战前后出现过两次学术论争，形成了关于技术定义的“手段说”和“应用说”。
苏联解体后的俄国学术界很快开始了对技术哲学的研究，他们自己批判了多年的在强烈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学术研究，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一批在苏联时代被斥为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研究领域在俄国很快发展起来。其中与技术哲学有关且在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的，是俄国哲学家罗津（В．М．Розин）于2001年出版的《技术哲学》（Философия Техники）一书，其副标题是“从埃及金字塔到技艺高超的现实”。
罗津在分析了当代西方的一些哲学家的技术哲学思想之后，认为技术哲学应集中解决两个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对技术的理解，阐明其特征和本质，这是由于技术危机、文明危机所引出的；第二个任务是在哲学中探寻解决技术危机的途径。他认为，应当区分三种基本现象：技术、狭义的技术和广义的技术，以及技术与工艺的关系，因此，他在书中详尽地分析了技术和工艺的特征，技术的历史变化与技术文明的有关问题[6]。
黑格尔（G.W.F.Hegel）曾将哲学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7]。技术哲学可以认为是哲学门类的一个分支领域，显然属于实践哲学。技术哲学虽有上百年的研究历史，但作为一门学科尚不成熟，至多也只能算一个研究领域，而且今后能否形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也很难估计。虽然如此，技术哲学已形成若干分支研究领域，诸如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实在论（形而上学）或技术本体论、技术方法论、技术伦理学、技术美学等。
“技术”是技术哲学研究中的核心概念，是个基础性概念。正因为如此，由于研究者对技术概念理解上的差异，其研究的出发点也会有很大的不同，由此会针对同一个问题得出不同的结论。与科学哲学相比，研究科学哲学的人对科学概念的理解，要比研究技术哲学的人对技术概念的理解一致得多。研究技术哲学的人在其研究之初或其论著的开篇，首先要说明自己对技术是怎么理解的，或者首先要给技术下个仅代表个人主观意见的定义，然后以此为出发点去展开自己的研究。
迄今为止，一些号称“技术哲学”的著作，往往缺乏一条核心性的论述主线，更多地表现为一些随感性的片断组合，或概念的演绎。从字面上看，技术哲学理应是哲学家的研究领域，是对技术的哲理性的评析与抽象，并以此做出有思想性、实用性的推论。然而这里的一个问题是，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很少对技术有兴趣或有过从事技术工作的经历，这与科学哲学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从事科学哲学的人有相当一部分是毕生从事科学研究的大科学家，他们热衷于对自己科学活动的哲学反思，即使是出身哲学、人文科学的人，在其初等、中等教育中也较系统地学过自然科学，这些人研究科学哲学有其自身的知识基础。而技术科学不是初等、中等教育的内容，而从事生产技术实践或从事技术政策、管理的人，很少会放弃本行去从事技术哲学的研究。
罗津认为：“技术哲学——这并不是哲学，而是知识的跨学科领域，是技术的一种反射。有两种意见巩固了这一观点。第一种——技术哲学包括反映这一现象的各种形式，因此在语言上远远偏离了古典哲学的传统。第二种意见同技术哲学解决的任务特点紧密相连。技术哲学是针对两个主要问题的，第一个问题——对技术的思考，弄明白其本质，弄清技术危机与很多现代的社会的危机——生态的、末日论的、人类学的（人类及其灵魂的逐渐退化）文化危机的相互关联，这都是全球不幸的因素之一。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技术基因社会’，它反映的是技术对所有方面的影响。第二个问题具有方法论的性质，即在哲学中寻找解决技术危机的方法但仅限于思想、知识、智力范围内。”[8]
20世纪70年代后，欧美技术哲学界开始了“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这一术语是荷兰的克罗斯（P.Krose）和梅杰尔斯（A.Meijers）于1978年提出来的，希望在技术哲学的研究中，要结合工程技术的内在洞察和从经验上对技术的描述，关注那些与技术、技术哲学相关的方法论的、认识论的、本体论的问题[9]。这一“转向”反映出，欧美技术哲学界已认识到传统的书斋式的技术哲学研究方式面临变革，技术哲学研究需要开辟理论与现实结合、理论研究为现实服务的新局面。
二、关于技术史
技术史是一个已有200余年研究历史的相对成熟的学科领域。1772年，德国格廷根大学教授贝克曼（J.Beckmann）创立了工艺学（Teehnologie），当时的工艺学包括现在的工程学和工程技术史两方面内容。一般认为，这标志技术史学科的诞生。在整个19世纪，一些技术史著作几乎都是德国人完成的。可以例举的有：
1780—1815年，贝克曼的《发明发现史》（Beitrage zur Geschichte der Erfindungen，5卷），
1807—1811年，德国的鲍普（Poppe）的《技术史》（Geschiehte der Technologie），
1872年，卡尔马什（K.Karmarsch）的《技术史》（Geschichte der Technology），
1880年，霍普（Hoppe）的《发明发现史》（Beitrge zur Geschichte de Erfindunge），
1885年，柳尔曼（C.M.Rühlmaun）的《机械工程史》（Vartvge über Geschichte der Technischen Mechanik），
1899年，贝克（T.Beck）的《机械史》（Geschichte des Maschnenbaues）。
进入20世纪后，技术史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很快开展起来。创立于1856年的德意志技术家联盟（Verein Deutscher Ingenieure,VDI），于1909年创办《当代技术与工业史文集》（Beitrage zur Geschichte der Technik und Industrie），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停刊，1965年复刊后改名为《技术史》（Technikgesc hichte），该刊每年都刊有大量的技术史论文。许多国家都创办了刊登技术史方面文章的刊物，如苏联的《自然科学与技术史问题》，日本的《科学史研究》、《技术与人类》，英国的《纽可门学会会刊》、《英国科学史学报》，美国的《技术与文化》等。第1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还设立了国际技术史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History of Technology，简称ICOHTEC），波兰的E.Olszewski担任首届委员长，于1970年在法国召开了首届年会[10]。
一些权威性的技术史通史巨著也开始问世，较为著名的如：英国自1950年在帝国化学工业公司（ICI）资助下，由著名的科学史学家辛格（Ch.J.Singer）等人主持编写的《技术史》（A History of Technology）五卷，该书汇总了自远古到1900年各类技术的基本史料，1954—1958年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1978年又出版了由德里（T.K.Derry）和威廉姆斯（T.I.Williams）续编的第6、7卷（1900—1950）。这是到目前为止部头最大、涉及专业最多的一部世界技术通史，译成中文后，字数达800余万字，2004年12月已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
诞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国立工艺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技术史博物馆之一，该馆的多马斯（M.Daumas）编写的四卷本《技术通史》（Histoire Genera des Technigues），于1962年开始出版。这是一部可以和英国牛津版技术史相匹敌的技术通史巨著，其中对法国技术史的叙述相当详细。
苏联虽然排斥并批判西方的“技术哲学”，但十分重视技术史的研究。早在1934年即出版了达尼列夫斯基（В．Данилевский）的《近代技术史》（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Техники），这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作的近代技术史著作。1961年出版了舒哈金（С．В．Шухардии）的《技术史基础》（Основы Истории Техники），该书对苏联的技术发展有详细说明。1962年出版了兹渥雷金（А．А．зворыкин）等编写的《技术史》（История Техникии），1979—1982年出版了库津（А．А．Кузии）等17位技术史学家编写的《历史发展中的技术》（Техника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Развитии）。对技术发展的有关理论问题，则在1962年开始的对“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中，有充分的研讨。
美国克兰兹贝格（M.Kranzberg）和珀塞尔（C.W.Pursell）两卷本的《西方文明中的技术》（Technolog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一书，于1 967年出版，是当时唯一的教科书，被许多大学采用为教材。其中第2卷对20世纪的技术发展有全面的叙述，是研究现代技术史的较好著作。
值得说明的是，任何国家出版的世界性的技术通史，往往对本国的技术发展写得更为翔实而完整，这主要是因为作者对本国的技术发展情况更为熟悉的缘故。唯有苏联例外，其大国沙文主义和强烈的冷战思维也反映在其出版的这几部技术史中，人为贬低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成果，对自己的则过分夸大。如果抛却这些意识形态影响的话，苏联时期出版的这几部技术史，应当成为研究俄罗斯和苏联技术史的很好素材。
日本科技史界虽然没有编写出大型的技术史著作，但对国外的技术史著作却能很快翻译引进。同时，在科学技术史资料的整理研究方面也有不少成果。1956年，平凡社（东京）出版了由当时日本科学史学会会长菅准井一等人编写的《科学技术史年表》，这是一部将自远古到20世纪50年代的科学史、技术史、社会史、文化思想史中的重大事件对照编排的大型历史年表著作，汤浅光朝利用这一年表推出著名的近代“科学中心转移”——汤浅现象。汤浅自己也编写了《科学文化史年表》。1983年，弘文堂（东京）出版了伊东俊太郎等主编的有360余人参与编写的《科学史技术史大事典》，条目丰富，解释简明可靠，是科技史工作者很好的一部工具书[11]。
在当代，技术史研究内容已十分丰富，除了国别史、专科史、断代史、通史之外，还出现了许多将技术与经济、与科学、与社会、与文化相结合的历史性研究成果。而且，许多技术史已涉及丰富的技术哲学内容，如对技术概念的理解，技术的分类，技术与思想文化关系，技术思想与技术观，技术史学方法论等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同时，技术史与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史、文化史密切结合，其素材、观点、结论互为补充，互相启迪，使技术史已发展成为一门较为完整的独立的学科门类。
三、技术哲学与技术史的差异
如果说，技术哲学是对技术进行哲学性的思考的话，那么技术史则是对技术进行历史性思考与整理，是对人类改造自然、塑造更适合人类生存的“人工自然”的历史的考察。研究技术史的意义大体可以归结为两方面，一是探讨技术及技术思想的起源、技术演进过程，发掘技术遗产，丰富人类文化宝库；一是总结人类改造自然的历史，更好地认识现在，预测未来。
表面看来，技术哲学和技术史的研究主体都是“技术”，但这个“技术”在这两个研究领域或学科中是不同的。
技术哲学研究的是抽象的技术，几乎每个技术哲学研究者都有自己对技术的定义，或者说，几乎有多少个技术哲学家，就会有多少个关于技术的定义。而技术史研究的则是具体的技术，要研究技术设计思想的提出、技术原理的构思、技术工艺的设计、技术成果的创出和应用等各方面，在研究内容方面比技术哲学要具体得多。
在研究思想上，技术哲学强调思辨，强调对复杂技术门类的抽象，有很强的虚拟成分，而技术史的研究则侧重于考证、史实的核实和历史的重塑，更强调实证性。
从更深层次上，技术哲学与技术史的差异表现为哲学与历史学的差异。哲学注重对事物本质的探究，要通过概念和定义对事物加以描述。这里的“事物”是对客观存在物的抽象，而“描述”则要求能够恰当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经常因研究者出发点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结论，从而有可能揭示事物的一定侧面。历史学理论的研究虽然与哲学更为密切，但它更注重研究要从具体的史实出发。我国史学界曾有“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以论带史”诸说，然而史料的发掘、考证、整理和历史的复元，一直是史学研究的基础。
下面，将技术哲学与技术史的主要区别列表以做说明。
技术哲学与技术史的主要差异
四、技术哲学与技术史的联系
虽然技术哲学与技术史有上述种种差异，但二者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一般说来，通俗的而不是那种艰涩难懂，让人捉摸不透而无所适从的技术哲学研究成果，可以成为技术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或在技术史研究中对某些问题的理论化提升有帮助，即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帮助；另一方面，不了解技术历史的哲学家也很难对技术有深邃而透彻的哲学思考，所提出的对技术本质概念的解释经常停留在一种脱离历史和实际的自我假设之上，或出自主观的形而上的假设之上。这或许是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更注重个性的发挥，而且所提出的观点也无须去证实或证伪的缘故。
哲学与历史具有统一性，史学研究离不开史学方法论，即对构成历史判断的范畴的解释和对史料梳理原则的判断。技术史的研究同其他历史学科一样，是研究者超越时空间隔对技术史实的反求建构，需要研究者对技术发展的史实进行发掘、整理、考证和描述，并对史料做出解释和评价，以重建技术发展的具体过程。惟其如此，技术的历史是后人所描述的，其客观性和真实性既受所占有的材料的约束，也受技术史研究者自身的素质所左右。研究者的自身素质包括知识结构、哲学素养、逻辑思维与判断能力等，其中，哲学素养具有统领性，是作为一个技术史学家探求技术发展哲理的必备素质。
技术史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对史实的发掘、整理、考证和描述上，还要进行理论的探索和反思，即进行技术史的理论研究，这种研究已经超出了传统技术史的研究范围，进入了技术史学的研究领域，而技术史学的研究与哲学关系十分密切，技术史学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技术史哲学，而这正是技术哲学应当研究但涉猎不多的一个领域[12]。
另一方面，技术史应当是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一些哲学家根据当代技术的特点，灵机一动就把技术定义为对科学的“有意识地应用”（武谷三男）、“生物为生存而斗争的方法”（斯本格勒）或“以生存为动力，实现无法满足的权力意志的手段”（尼采）等。这在技术史研究者的眼中是不屑一顾的，因为古代的技术决不是古人对科学知识“有意识”地应用，技术史研究的技术是人特有的，没有哪个研究技术史的人还要去研究其他生物所具有的“技术”问题，也不会有人会认为古代生产性技术的发明是为了满足权力意志，当然兵器技术、虐囚技术或许是为了满足某些人的权力意志的手段，然而这类技术是人类的非主流技术，真正促进社会进步并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是生产性技术。
技术哲学的研究脱离技术史经常会陷入理论的空谈而缺乏研究的基础，其对技术的定义也常因缺乏历史性和普适性，由此引发的议论的局限性更是显而易见的。
研究技术哲学的人应当通晓技术的历史，研究技术史的人应当掌握关于技术的哲学，这正如研究科学哲学的要通晓科学史，研究历史的要掌握历史哲学一样，因为缺乏历史的哲学是无根基的，而缺乏哲学的历史是浮浅的、单调的。历史上的哲理性东西不被发现不被归纳，就会将历史写成一部由历史事件堆砌而成的编年史。正如拉卡托斯（Imre Lakatos）套用康德的格言所总结的：“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13] 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说：“没有技术史的技术哲学是空洞的，没有技术哲学的技术史是盲目的。”
（原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7年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