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般编史学意义上的辉格主义，因H·巴特菲尔德在《历史的辉格解释》(1931)一书中对其的细致分析和批判而广为人知。在他看来：
历史的辉格解释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它参照今日来研究过去……通过这种直接参照的方式，会很容易而且不可抗拒地把历史上的人物分成推进进步的人和试图阻碍进步的人，从而存在一种比较粗糙的、方便的方法，利用这种方法，历史学家可以进行选择和剔除，可以强调其论点。[1]
因此，大致来说，辉格史观由两个前提及其理所当然的推论所构成。前提1：人类历史总体上可以归结为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前提2：进步乃是历史中先进势力战胜反动势力的结果，而先进和反动的区分显然应当依据今天的标准。推论：历史人物（事件）的重要性和意义不由它们在过去具体的历史情景中的地位来确定，而是在它们与今天的联系中获得；也就是说，按照今日之标准选择和裁剪过去的事件，将它们置于一个完整的因果链条，是理解历史合理而且便捷的方式。
无论从历史哲学还是方法论的角度看，辉格主义都存在明显的缺陷。[2]因此，借用丹麦科学史家克拉夫的话来说，对历史进行辉格的解释“很少是一种有意识的史学策略”。[3]不过，尽管从理论上得到了很多的批评和反思，甚至作为一个编史学的范畴，辉格主义具有某种贬义，但其“在实践中却广为流传而且难以避免”。[3]96这一点在对科学与基督教的历史考察中得到了尤为明显的体现。
科学与基督教关系历来都是相关研究领域一个备受关注和争议的话题。然而，在诸多相互竞争的观点中，都不难发现极端辉格主义的影子。本文旨在解析这种状况，及其对人们理解历史产生的消极作用，在此基础上，将尝试提出积极的研究进路。
一
将科学与基督教的关系史看成是“冲突史”或“战争史”，很多时候看起来是直观而且自然的。因为，科学知识与基督教教义之间存在的不一致，甚至严重的对立，是如此的显而易见。譬如，关于生命的起源，《圣经》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给出的说明就完全不同。所以，当科学遇到宗教时，理智上的冲突便难以避免。
安德鲁·迪克森·怀特一个多世纪前出版的《基督教世界科学与神学的战争史》遵循的正是这种思路，他关于神学家们对科学从疑虑、恐惧、反抗到最终不得不屈服的描绘，堪称冲突模式的经典（当然也是辉格史观的经典）。这部长达20章的大部头分门别类，从进化论、地理学、天文学、地质学、考古学、人类文化学、化学、物理学、医学、气象学等诸门科学与基督教之间的冲突进行了详尽地描述；戏剧性的呈现了历史进程中“进步”和“反动”两种势力的较量。在他看来，科学的发展史就是正确的知识与错误的宗教教条相对抗并战而胜之的历史。[4]
尽管一个当代的研究者用“臭名昭著 (notorious)”这个词来表达他对怀特这部作品的不满，[5]但科学与基督教之间相互冲突的观念无疑激起了许多共鸣。罗素在《宗教与科学》(1935)中就同样断言：“宗教与科学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冲突，直到最近几年为止，科学在这个冲突中总是获得胜利的。”[6]而且，按照罗素的观点，科学与基督教的冲突必然不会仅仅局限在理智的层面，而会在社会生活中扩展。因为理智上的冲突将激发人们对教义的怀疑，从而“削弱教士们的权力”、“削减教士们的收入”并且动摇“根据教义推断出来”的道德基础。于是乎，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宗教定然会利用各种手段压制、封锁科学知识的传播。[6]2
这样一来，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悲剧性事件马上就获得了很好的解释。诸如1553年米凯尔·塞尔维特被烧死在日内瓦；1600年乔尔丹诺·布鲁诺殉难于罗马的鲜花广场；1633年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甚至在19世纪后半期，达尔文仍然因为《物种起源》而遭受恶毒地攻击……人们几乎会不假思索地诘问：对于它们，除了把科学和基督教视为相互的敌人，还能有其他更好的解释吗？即使在今天，因为这些事件的存在，把科学和宗教作为对立的两极，在许多人看来仍然是非常正当和合理的。
不过，用“冲突”或“战争”这样的关键词来解释伽利略、布鲁诺、达尔文的遭遇，也许有着令人愉快的简洁，但当把它用于那些保持着虔诚信仰的科学家时，这种令人愉快的简洁却是值得怀疑的。这种例子并不鲜见，像伟大的牛顿、波义耳、法拉第，包括伽利略等等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而这也是辉格式的冲突史碰到的第一个难题。究竟应该把他们归入进步的一方呢，还是阻碍进步的一方呢？无论怎样，都不免陷入两难的境地。
这时，一个比较明智的办法是对宗教和神学进行区分：冲突发生在神学教条和科学之间而非发生在宗教信仰与科学之间。而众所周知的是，宗教上的虔诚不需要神学教条作为前提。这样前面的两难困境似乎就得到了消解。不过，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也不过是一个权宜之计，历史早就为它准备好了一个更大更深的陷阱。
在所谓的“地质英雄时代”，对地球历史的研究几乎是在自然神学的框架内进行的，一大批神职地质学家在不断刷新地质知识的同时小心翼翼地尊奉着《圣经》的权威。对他们来说，神学来自上帝的神圣启示——《圣经》，科学来自上帝的神圣创造——自然，他们工作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去发现两者的和谐一致。因此，历史的辉格解释者按照今天的眼光，认为神学与科学今天存在的分界线，在历史中同样也存在，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神话。类似于地质学的情况也并非孤立的案例。早期的博物学、甚至是牛顿的自然哲学都蕴含着浓厚的神学意蕴。这也是辉格式的冲突史将碰到的第二个两难困境：这些科学知识和神学教义的混合体究竟应该属于神学还是属于科学？如果承认它们是科学，那么与冲突的前提显然不能相容。如果不承认它们是科学，那么科学便成为一种凭空而来的东西，没有历史，没有过程，而只有最终的结果。
实际上，如果我们对历史足够细心，即便像上述提到的那些悲剧性的事件，冲突式的解释也并没有看上去那样美好。对于这些悲剧，也许我们唯一可以下的断言是它们都与宗教上的不宽容有关，而无论用它们来论证科学与基督教的冲突，还是用科学与基督教的必然冲突来解释它们，都可能误解了历史。塞尔维特和布鲁诺能否称为科学家是非常可疑的，不过就算在某种程度上把他们看作科学的先驱，他们的故事与科学与宗教相冲突的主题也没有太多的关联，因为神学上的异端见解才是最终导致他们遇难的根源。伽利略的故事稍微复杂一些，他的确是因为科学的新主张而遭受审讯，但是仅仅从理智上的冲突来考虑这个案例，而不联系彼时彼地具体的文化政治氛围，很难说我们真正把握了历史。例如，如果不考虑到“三十年战争”对欧洲政治版图带来的巨大影响，以及由此对罗马教廷造成的冲击，我们几乎无法理解为什么一直公开宣讲哥白尼体系的伽利略会在1633年才被定罪；也无法理解对伽利略的才华一向钦慕有加的教皇乌尔班八世会对这个“老朋友”忽然翻脸无情。而且，如果我们片面强调理智冲突在当时的激烈程度，我们更无法理解被判重罪的伽利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被保释，并且在家中安详地度过最后10年。对达尔文，当时的人们出于宗教的动机而发动对《物种起源》的攻击，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考虑到人们对地质学与《圣经》的关系的争论已经进行了将近半个世纪，考虑到由许多宗教自由派鼓吹的“高级评断”——也即是对《圣经》作更加富有弹性的理解——已经具有广泛地影响，来自宗教阵营的人士发出温和而开明的声音，甚至是由衷的赞美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这种并不充分的说明，目的在于揭示冲突式辉格解释的另外一个缺陷：宗教和科学并不在真空中发生关系，基督教和科学都是一个更加庞大的社会有机体和文化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复杂的、微妙的、多元的；单纯把它们从具体的历史情景中隔离出来，讨论它们之间的关联，只是一种粗糙、教条的方式，对历史的理解必然显得过于矫揉造作。
二
冲突模式有一个隐含的推论：因为与科学存在理智上的冲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科学的压制，所以总体上，基督教对近代科学所起的作用是负面的。而科学是公认评价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准之一，这个推论就意味着基督教是社会进步的一种阻碍的力量。对于那些对基督教传统有着深厚感情的人来说，这样的结论显然无法令人接受。
科学知识与基督教教义的对立，在相当的程度上是无法反驳的，但这是否就表明上述推论就必然成立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刚刚论及科学和宗教都是更大社会有机体和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必然需要一系列的先决条件——观念上的、伦理上的、社会结构上的等等，而基督教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信仰体系必然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深远影响。那么，如果能在某些方面发现基督教和科学相契合的东西，我们就有理由得出结论，基督教对近代科学是养育与滋润，而不仅仅是压制和迫害。
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1925)中进行了这种尝试。他写道：“如果没有一种本能的信念，相信事物之中存在着一定的秩序，尤其是相信自然界中存在着秩序，那么，现代科学就不可能存在。”[7]而对于这种信念，他进一步解释道：“我所说的是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它认为每一细微的事物都可以用完全肯定的方式和它的前提联系起来，并且联系的方式也体现了一般原则。没有这个信念，科学家的惊人工作就完全没有希望了。”这种信念来自何处呢？对怀特海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它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中世纪对神的理性坚定信念。”[7]13在他看来，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前提和两个臂膀——经验观察及理性推理，在中世纪都得到了较好的滋润，所以才会有16～17世纪欧洲科学奇迹般的崛起。
怀特海这种从另外的角度认为基督教滋养了近代科学的观点，通常被称之为科学与基督教的“和谐观”。（不过，这是一种容易引发误解的称呼，因为怀特海本意并非要论证科学与基督教之间毫无矛盾，而只是想说明科学与基督教在精神气质上具有相通之处。“和谐”给人的印象是它恰好以“冲突”相对应，但事实并非如此。）不难发现，在他那里，辉格主义的历史观也已经端倪初现。姑且不论他所认定的前提——自然是有秩序的同时也是可理解的——是近代科学兴起的必要条件是否正确这一点，他从中世纪的教义和传统中寻找有利于这一前提的那些因素这一举动，与冲突模式的爱好者从历史中发掘基督教中不利于科学发展的那些因素的做法，毫无二致。
霍伊卡把怀特海的观点贯彻到了极致，当然也把另一种历史的辉格解释发挥到了极致。在《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中，霍伊卡断言：“与人们预料的情况也许恰恰相反，自16世纪以来，一种更彻底.的《圣经》世界观大大有利于现代科学以及与此相关的世界图景的兴起。”[8]因为“异端宗教对自然的神化，希腊哲学以理性化的形式对自然的神化，与《圣经》对自然的非神化相比较，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8]13对自然的神化只能导致膜拜而不是探究，对自然的非神化态度却为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提供了形而上的预设和伦理学上的许可，从而导致了一种实证的、经验的科学观念。在频繁引用《圣经》和历史上那些声名显赫的人的语句中，霍伊卡编织出了一片《圣经》促进科学大步向前的迷人景象。当然，刻意搜罗《圣经》中与那些似乎符合近代科学的精神气质的因素，只是霍伊卡极端辉格主义的一个表现。把希腊传统中那些与现代科学似乎并不协调的东西加以放大和强调，渗透着同样的精神。这在《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的第3章“自然与技艺”、第4章“实验科学的兴起”中都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
霍伊卡关于科学与基督教间关系的描述是有吸引力的，尤其是那些对冲突模式存在抵触情绪的人们。但是他对历史裁减的粗糙程度，注定他对历史的理解也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对科学理论与宗教教条理智上显然存在的尖锐对立视而不见，对宗教上的某种狂热情绪对学术自由可能采取的压制估计不足，片面强调某些教义及其引申的含义为科学提供了哲学和伦理上的辩护，并进而得出基督教是近代科学诞生不可或缺的因素的结论，不过是一种顾头不顾尾的“鸵鸟政策”。
其次，那种基督教关于神性的理念在近代自然观的产生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观点，有可能导致一个令人尴尬的结论。古代希腊的哲学思想，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对基督教神学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中世纪上帝观中包含的那些元素——超越性、神秘性、完善性和理性——在古代希腊已经广泛地得到了讨论。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能认定基督教在塑造和传递这些理念方面是必不可少的呢？
科学与基督教的和谐观点可能导致的尴尬并非只有一个。对喜欢为基督教辩护的人来说，这种观点有一个现实的收益：也即是把“落后”、“阻碍”这样的形容词从基督教身上挪开。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这个收益实现的隐含条件是科学代表着社会的进步，它是一种积极的、正面的力量。因此，一旦这个前提条件发生某种微妙变化时，和谐观点的鼓吹者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两难的处境中。事实上，这种微妙的变化已经发生。生态问题是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对生态问题的深入反思，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机械图景的世界观、对人类利用理性力量征服大自然的盲目乐观——这些曾经因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得到鼓吹的东西，同时必须为当前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负责。由此得出下面的推论是自然而然的：如果基督教为近代科学的兴起的那些前提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价值支撑，它也就必须承担起来自生态方面的有关指责。[9]
三
理解历史并非要对历史进行合理地重构，更不是要为历史得出某个貌似正确的结论。辉格主义总是能轻易左右我们研究历史的思路，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太自信、太执著于自以为正确的结论。历史准备了丰富的素材，只要我们足够努力，为某个既定的结论寻找到合适的“证据”都是可能的。因而，如果对某种极端的辉格观点不满意，而试图构建另一种极端的辉格观点来替代它，无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对历史的研究者来说，牢记H.布鲁克的下述告诫是有益的：“如果历史研究要想富有教益，那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通过硬性的定义来建立预知的结论。”[10]
历史的研究者不可能不带任何目的和偏见进入历史的考察，并不意味着按照我们的需要对历史的细节随意进行剪裁是正当的。避免极端辉格主义影响的一个明智方法是，如果某个历史素材不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不应该视而不见，甚至采取人为的方式使它与我们的论点保持一致，而是应该看看我们对历史的某些预设是否应该做出调整。也就是说，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应当有一种富于变化的弹性。
具体到科学和基督教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科学和基督教都是历史性的概念，它们各自有其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科学在今天的形态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与18世纪的是完全不同的，而18世纪的与中世纪的又是完全不同的，如此等等。没有理由不认为基督教同样如此。其次，考虑到上述事实，那种认为科学和基督教之间存在某种与具体的历史情景无关的、确定的分界线，因而它们之间存在某种与历史情景无关的恒定的关系的假设，也是缺乏根据的。第三，综合上述两方面，结论就是，科学和基督教之间并不存在一个普适的关系模式，可以用来涵盖所有的历史阶段和历史事实。
明确这一点，我们对科学与基督教的历史考察就存在一个从“是什么”到“怎么样”的视角转换。
冲突史爱好者及和谐史爱好者之所以陷入辉格主义的泥潭，原因在于他们试图回答的问题是“科学与基督教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一个侧重“关系”本身的问题，它暗示，一个确定的答案已然存在，因此历史的研究者所要做的仅仅是去找到并证实它而已。对复杂的历史现象来说，这种偏向于结论性的提问不是一个恰当的方式，它会诱导人们为了结论而放弃对历史细节的把握和理解。
相比之下，一个更恰当的提问方式是：“科学与基督教怎样发生关系？”这是一个偏向于过程和细节的提问方式，它不暗示关于“关系”存在某个断然的、确定性的答案，它暗示甚至“关系”究竟是什么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种“关系”如何产生又因何而变化。这样一来，单纯将科学和基督教从活生生的历史情景中孤立出来讨论它们的关系便是毫无意义的。
一个时代特定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氛围，决定了人们对科学和基督教的各自理解，同时也决定了它们相互作用的历史舞台。离开这个舞台，离开这个舞台上其他众多的角色，科学和基督教的历史戏剧事实上无法开演。所以，科学与基督教的历史不是一出舞台和剧本单一的独幕剧，而是一出舞台背景变化不定、剧情展开各有头绪、角色定位千差万别的多幕剧。
显然，这种思路，将为我们理解科学和基督教的历史打开一扇新的大门。从中我们看到的是复杂微妙、层次丰富的历史画卷，冲突或者和谐都不是这幅图画的底色，而只是其中某些局部的主题。
（原载《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6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