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根据美国经济学家估计，过去50年间，创新产生的生产力对美国GDP增长做出了一半的贡献；创新产生了新的产业和市场，推动了财富创造和赢利，并且创造了高价值高收入的工作岗位；创新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成为人们解决社会面临的巨大挑战的有效途径。创新的成就告诉人们：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只有创新——创造新价值的能力——才能在21世纪带来竞争优势。
一、创新浪潮肇始世界观的变革
人们都知道，延续至今的创新浪潮是由熊彼特（J.A. Schumpeter）．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首次提出来的。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基于创新的全新概念，即创新作为破坏均衡的主要因素，推动经济走向更高收入、更高产出和更高福利的水平。”① 熊彼特之所以能提出这一意义重大的时代课题是有其历史背景的。从哲学的角度来看，首先是起始于世界观的变革，即从笛卡儿—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转变为有机整体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转变又是由于从20世纪开始，知识成为新的主要资源，成为财富和工作的创造者，也就是说，此时人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基础已经从体力工作和体力技术转向知识和知识工作者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称它为“从资本主义到知识社会”的转变。他探讨了由此转变而提出的两大新挑战：一个是如何让知识工作在它一向毫无成果可言的领域发挥生产力——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心议题：创新；另一个是如何把信息化成为沟通，进而创造社会团结和社群意识。但其中一个最重要、最基础的问题正如德鲁克所指出的，那就是基本世界观的改变。
德鲁克在1957年发表于《明日的地标》上题名为“新世界观”的文章对这种世界观的转变作了深刻的描述。文章指出了新世界观的三项主要内容。
1.整体观的改变
发端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的机械论整体观，到牛顿的科学和笛卡儿的哲学使机械论整体观成形。自此以后，这种机械论整体观主导人们的整个观念。这种整体观认为，“整体是部分的结果”，“整体等于部分之和”。根据这种观点，整体是由部分决定，因此要了解整体必须得从了解部分着手。宇宙万物，无论是物理、生物或社会，都可以简化还原为类似钟表的机械运动，各个组成零件都以精确可测的线性因果规律相互作用。如果我们能完全解析个别零件及其作用规律，我们便可以据此重建这个世界及其中的万物。
今天的科学告诉我们，这种机械整体观已经完全落伍了。整体不是部分的结果，也不是部分之和。与此相反，部分必须依赖整体才能存在。整体无法透过对部分的辨明、认识、测量、预测、移动或理解来加以辩明、认识、测量、预测，或使其产生效果或意义。现代的每一门学问、科学和艺术，中心概念都是形态（pattern）或构型（configuration）的概念。当代科学的认识已经从探讨原因（cause）到研究和了解构型。德鲁克在他的书中指出：
“这些结构是绝不可能从个别的部分中推导出来的，就好像我们无法从个别的音符中听出旋律一样。确实，任何一个形态（pattern）或构型（configuration）中的部分，都唯有透过对整体的观照和了解才得以存在或被辨识出来。任何结构中的部分都只能透过它在整体，也就是结构中的位置来加以理解、解释甚至辨明。”②
无论在生物学、心理学还是语言学，基本上都使用一套整体论的语言来表达各自领域内的特定内容，如生物学用生态、新陈代谢、免疫、形态等概念和术语；心理学用格式塔、自我、人格等；社会科学中则流行用文化、整合、形式等等。……所有这些概念和术语，在五十年前都没有任何科学上的意义。这些概念全都是质的概念，无法用量的方式来描述。这些新概念没有一个符合“整体是部分的结果”这个定理。相反地，它们却都符合某个尚未成为定理的新主张：部分必须依赖整体才能存在。③
这就是世界观的转变——从可分离分割的、整体是部分的结果的机械整体观转变为不可分离的、部分依赖整体才能存在的新整体观。
2.严格的因果论由内在目的论所取代
因果观或因果关系，是笛卡儿世界观的概念主轴，目前已经逐渐被淘汰了。其中虽然有随机和偶然起作用，但主要是以整体目的为依归的秩序。也就是说，新观念背后，都有一个关于秩序的一致观点，但这个观点不是因果论的观点，而是目的论的观点（当然这种目的论观念有别于早期的目的论观念）。内在目的论观点的核心是：构成要素（我们现在不再讲‘部分’了）会自然形成某种组合，以服务于整体性目标。所谓的秩序，就是指这种以整体目的为依归而排列成的形态，并且存在于结构之中。④ 我们今天所进行的创新正是以服务于整体性目标为依归的。
3.过程观念的形成，即我们所一再强调的由构成到生成的转变
强调过程，即承认每一个过程都体现了理念的成长、变化和发展，任何缺乏成长、变化与发展的事物，则必定意味着不完美。强调过程也就是强调世界是在通过不断的创新而变化发展的，是不可逆的。笛卡儿的世界是一个可逆的、机械的、各项事件都已经被设定好了的世界，也是一个静态的世界。这种静态的世界观是一种构成论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现在已经或正在由生成论的世界观所取代。关于生成论与创新的关系，我已在别处论述了。
二、整体论方法应用于创新
创新模式经历了从线性到交互最终发展到创新生态系统，其中充分体现出整体论在创新过程中的关键和基础作用。我们从创新过程的演进历程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1.创新的线性模式。
创新过程从科学发现开始，然后由这些发现进入到技术发明，再由工程到产品，由制造到销售。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的第一代线性创新模式。它是由熊彼特于1934年提出的。在这里，市场与消费者是被动地接受科学发现和技术推动的结果。
然而，许多事实证明，市场或需求对创新发挥着重要的拉动作用，因此人们意识到，需求的拉动是创新重要的驱动力。于是在60年代。第二代线性创新模式被提出来了，人们称其为需求拉动模式。它以需求（市场）为起点，由研究开发（RD）到产品，再由制造到销售。
●技术推动型创新过程（第一代线性创新模式）
●市场拉动型创新过程（第二代线性创新模式）
70年代开始，人们意识到线性模式的局限，提出同步耦合模式。这种模式认为，创新过程是营销、研发和制造三方面活动交互作用知识耦合的过程。这是第三代创新模式；80年代，又发展出交互式环链模式。它把技术推动与需求拉动结合起来。
80年代末期，系统方法被引入创新。最早运用系统方法研究创新并提出国家创新系统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夫·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在1987年提出的。他在研究日本的经济发展时发现，日本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以技术创新为主导，辅以组织制度创新，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便使国家的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工业大国。这说明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推动一国的技术创新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表明了国家创新系统方法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是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中各种机构组成的网络，这些机构的活动和相互影响促进了新技术的开发、引进、改进和扩散。”创新系统方法不但考虑到创新的经济因素，还考虑制度、组织、社会、政治等影响因素。它的概念框架是系统论，其所用的方法就是系统方法。实际上，它强调的是整体论方法。
90年代以来系统方法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到现在她已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系统整体论的诞生——从机械分割占据统治地位到整体性系统思维方式的形式与确立。在人们的视野中，不再简单地把世界、宇宙看成是可以任意拆卸与组装的大机器；世界是由一个由其相互作用着的各部分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整体，这在人类的认识史上确是一个质的飞跃。
2.从封闭系统到开放系统。
仅仅把世界、宇宙和事物看作是系统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区分是封闭系统还是开放系统。不错，从分割论或机械论模式进入到整体性的系统模式是一个大突破，但人们开始只把系统看作是一种封闭的孤立系统。封闭系统理论虽然认识到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但它忽视了与其环境间物质、能量和信息之间的交换，因此这种系统只能是一种死的机体，它只能维持暂时的平衡与稳定，而活的机体必须是一种开放系统。从创新的角度上看，任何一个创新组织除了组织内部各要素的相互作用之外，还有与环境的互动，才能成为一个有活力的系统。
3.系统的自组织性。
自组织系统是指“无需外界特定指令而能自行组织、自行创生、自行演化，能够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形成有结构的系统。”⑤ 在当前创新研究中越来越多涉及到自组织理论。
最后是复杂适应系统。复杂适应系统强调演化、突现与生成，它运用演化、突现与生成来研究并实施创新，弥补原有创新系统那种静态的时间维缺失，⑥ 进入动态过程，创新进入一个更新的阶段。但是，严格地说，无论是弗里曼，还是尼尔逊或伦德瓦尔（B. A. Lundvall）的国家创新系统都还够不上我们前面所说的新整体观，它们还都是构成论的整体观。国家创新系统是由官、产、学、研、金各要素构成的系统，所以，是一种构成论系统。
到2004年，美国竞争力委员会发表了《创新美国》的报告。该报告提出了“国家创新倡议”（National Innovation Initiative）。“倡议”主张在美国形成一个“21世纪的创新生态系统”。创新生态系统，是一个超越以构成论为特征的国家创新系统的新系统。这个报告中强调：“最好不要把创新视为一个线性或机械的过程，而要把它看作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我们经济和社会的诸多方面之间存在连续不断的、多方面的相互作用。”报告中说到：“国家创新倡议”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是对创新的整体架构提出的建议。将创新生态系统视为一个生态系统从本质上说是我们用‘为创新而进行优化’所表达的意思。”
创新生态系统与以往国家创新系统所不同的是，它不再各相关要素的构成，而是四个整体功能部分的整合。四个功能部分是供应与需求、政策与基础设施。我们可以从这个结构中看到，创新生态系统正在向我们所说的新整体论方向前进。我们还能从“国家创新倡议”中提出的美国要“集中力量干我们做得最好的事情，集中精力实现我们的历史性目标”的两个集中（集中力量和集中精力）看到，美国所倾注的整体利益和全局利益，用哲学的话说就是美国国家的整体性和全局性。
系统方法被引入创新活动，意味着人们运用系统论和整体论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和处理创新，这在创新发展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是创新思维方式的一个历史性转变。整体的和系统的方法应用于创新，使人们对创新认识不断进入了一个个新境界。国家创新系统是从系统论（区别于控制论）的角度来研究创新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经济理论框架。它的哲学涵义是它运用的方法是系统方法，是一种整体论，我们可以称为“系统整体论”。运用系统整体论，就可以将所有影响创新的因素整合进来进行分析研究。一个系统的和整体的框架对于我们理解创新具有很大价值。一个创新系统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因为它的许多要素相互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否则，也就没有所谓的‘系统’。此外，创新系统方法不仅包含影响创新的经济因素，而且包含影响创新的制度、组织，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从这种意义上看，它又是一种整体性跨领域的方法。不过，从我们关于整体论发展的角度来看，系统整体论是一种构成论的整体论，它还不是生成论的有机整体论。构成整体论在实际运行中的最大缺陷，就是各构成要素之间不可能做到无缝的联结，主体利益本位造成系统内分离分割的局面难以克服。
三、重视科技与人文的整合
国家创新系统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它强调运用系统方法进行，强调各要素之间交互作用，它要求传统的构成论思维方式向生成论转变，转向有机整体论的思维方式。我们曾经在多年前就提出国家创新系统的“整体论”立场：“如果‘国家创新系统’只强调发展物质生产力，而忽视制度创新能力，那它就仍是一个传统型社会的国家创新系统；如果国家的制度创新远离人文知识的深入研究，以非社会化方式进行，这种制度创新就不可能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但反过来也一样，如果国家创新系统只强调发展精神生产力，而忽视科技创新能力；如果国家的人文知识研究远离科技，远离科技进步，那么，它同样不能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将科技与人文有机地整合起来，而我们当前的问题恰恰就在于两者的分离。现在是结束这种分离的时候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本意就是为了打破这种分离，实现系统相互作用各要素之间的整合。
正是基于这种“整体论”立场，我们曾提出，构建我国“国家创新系统”应被充分考虑如下三条基本法则。
1.一个社会的生产力越来越取决于该社会的知识供给能力。
在“前知识经济”时代，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主要取决于该社会的劳动供给能力和资本供给能力，这种“物质生产力”主要靠外延指标来衡量。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社会的知识供给能力直接决定着该社会产出知识产品的能力。传统的“物质生产力”概念，将被“以知识为基础的生产力”概念所取代。对这种生产力水平的衡量不仅靠外延指标，而且靠内涵指标。
2.一个社会的知识供给能力主要取决于该社会的制度供给能力。
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供给能力是由社会化、市场化的知识供给机制来保障的。我国不仅是个“前知识经济”社会，而且还是个长期拒斥商品经济的传统型社会。这个现实决定了我国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要承担双倍繁重的制度创新任务：既要全面确立和完善现代市场机制，又要确立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创新、流通和应用机制。这种知识供给机制应当是社会化、市场化的。这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本质要求。
3.一个社会的制度供给能力，是以人文知识的研究水平和社会化程度来保障的。
我们知道，国际经济发展合作组织（OECD）文件提出的“制度创新”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西方经济理论、社会理论等多种人文思想发展的产物。该文件的创新本身生动表明，现代社会的制度创新能力首先取决于人文知识的创新能力。此外，人文知识的创新能方取决于它与社会的链接程度，取决于它的社会化、产业化操作程度。总之，一个社会的制度创新如果是科学的，就必须以人文知识为基础，并由一个社会化的机制来保障。
基于上述分析，对于我们这个处于转型时期的后发国家来说，我国“国家创新系统”更应当具有整体论的战略眼光，以避免成为“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方案。因此，它一方面应当重视知识（包括人文知识）与企业、市场的链接，以提高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也要强调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与社会制度创新过程中的链接，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概言之，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必然要求“以知识为基础的制度创新”为条件。归根结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应与“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协调发展。国际创新研究当前的进展已经证明了我们提出的这些见解是正确的。
国际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和欧盟统计署（Eurostat）于2005年联合出版的第三版《奥斯陆手册》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第三版《奥斯陆手册》与以前出版的第一、第二两版有非常明显的区别：1，它加入了非技术创新的内容，从而扩大了创新的范围，包括进两类新的创新内容：营销创新和组织创新；2，它删去了第一、二版封面上表明的名称《收集与解释技术创新数据指南》中的“技术”两字，而改成为《收集与解释创新数据指南》，表明了创新范围的扩大；3，增加了以“创新关联”为题的新一章，以“致力于创新的系统维度”（《奥斯陆手册》前言），强调了各创新要素之间的关联和协调，也即是加强创新的整体性。
这里有两个观点必须强调。第一，不要把创新仅仅理解为技术创新或我们通常所说的科技创新，还必须重视非技术创新，包括社会创新；第二，即便是技术创新，也不可忽视人文社会因素的重要作用。人文和技术处在一个整体的场域。尤其是创新型国家建设，切不可只重视技术创新，而轻视或忽视人文社会科学的作用。因为创新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是一个整体性的事业，正如一只大鹏鸟，缺少一只肢膀是飞不起来一样；同时，科学技术没有人文社会科学的支撑，科学技术本身也是不可能获得重大的突破。无数国内外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日本的有识之士也非常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打破文理鸿沟”，“培养出文理知识兼备的复合型人才”。这种复合型人才不但要精通技术，还要有“对工作的热情、对技术的一丝不苟、对生产产品的深情以及他们的审美观、价值观等反映出来的属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人生哲学、个体力量等，凝聚成为集体的力量，再与技术管理（MOT）教育巧妙地融合起来？”（前言）为此，必须“站在整体的高度上把握事物，然后再进行创新”（21页）⑦。
创新需要有更新更宽广的视野，需要克服科技和人文的分离分割。无论是科技系统，还是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管理等各个领域都必须克服机械分割论和还原论的思维模式，转变为整体性、复杂性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说，从还原论转变为整体性和复杂性思维方式，是20世纪的一个最伟大的成就，她也必将是我们在21世纪里取得创新事业成功的可靠保证。
（原载《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