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提出以后，出现了不少解读，其中有比较深入的见解，但也有不少需要澄清的观点，其中，关于生态文明的定位是一个关键问题。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观点认为，生态文明和过去依次所提到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构成一个文明体系。当然，这样说并无原则不妥，但从理论的严密性来讲，总是感到还大有可以完善之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生态文明建设的操作问题，如果只是笼统谈一个体系，不做深入分析，就很难准确找到工作的切入点。因此，如果生态文明概念定位不准，就会影响对相关问题的理解。文明问题，本质上是社会进步问题，而关于社会进步研究的理论基础，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只有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并结合现代实践，才能得到系统的正确答案。本文拟从这个角度对该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做一探讨。
一、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文化研究
谈到文明，必须涉及文化。由于历史唯物主义问世之后，西方学者总是以文化主义来替代或掩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所以过去许多学者认为，文化是西方社会学的专有范畴，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不相容的。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文化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狭义理解，即所谓“小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和教育科学技术等，指社会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另一种是广义理解，即所谓“大文化”，指人类的全部活动及其成果。在西方，文化一词来自拉丁文的“cultura”，含有培养、驯化的意思，与“天然”一词相对。在中国，文化是与“武功”相对的一个概念，意指文治教化。19世纪，英国社会学家泰勒第一次把文化作为社会学的一个中心概念提了出来。他认为，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1](P99-100)在西方社会学中，文化概念基本上是以泰勒这个界定为准则的，它与中国古代的那种界定已经有了很大差别。
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文化一词出现过多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话：“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2](P456)这实际上已经对文化做出了准确界定，这个界定远比于泰勒的界定来得深刻。其最深刻之处在于，它把“文化”概念与“自由”概念联系了起来，“自由”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非常丰富的内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整体分为由一定的生产力和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以及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上层建筑。用这种观点去剖析社会，其力度是任何西方社会科学所不能企及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放弃对文化的关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是一个杰出的成果，该书的第一章就叫“史前各文化阶段”，为什么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同时，还要从文化角度去审视社会？这可以在他们的一些书信中找到答案。
1846年，在《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说：“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3](P532)1890年，在《恩格斯致约·布洛赫》这封信中说：“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3(P696、697)
个性、传统，本质是现状和历史的差异，文化的基本性质就是特质性，所谓文化视角，就是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来把握社会发展的一般性的视角。其意义在于：第一，体现了辩证性。社会个体的发展是社会总体发展的基础，社会的总体发展是社会个体发展的凝练。通过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来考察社会发展，有利于坚持社会发展的自然物质性。第二，体现了多样性。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的差异，所以即使在同一生产力水平上，社会的发展特色也各不相同，从文化视角来考察社会发展，有助于深化对民族问题的了解。第三，体现了传承性。社会意识尤其是社会心理具有相对稳定性，从文化角度考察社会，有利于对社会演化过程的了解，从而把握社会发展的历史前提。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不排斥文化研究，而且把文化研究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必要补充。但是，重视文化研究，不等于可以放弃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如果放弃历史唯物主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观察社会的科学方法，就会迷失方向。在泰勒之后，不少西方学者都给文化下过定义，这些定义有历史性的、心理性的、遗传性的，都没有超出泰勒的观念。但即使是泰勒，对文化的理解也是描述性的，理论概括性很差。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水平上，文化的研究就不能深入。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观察，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交往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四个层次。其中物质文化对应生产力、交往文化对应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制度文化对应政治上层建筑、精神文化对应社会意识及与精神生活有关的活动。这样便可以形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逻辑结构。这个逻辑结构是每一种具体文化形态所具有的共性，只有把握共性，才能深入地理解个性。
文明是文化的进步状态，它是在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根据摩尔根的研究，把早期文化分为“蒙昧阶段—野蛮阶段—文明阶段”来加以进一步考察，认为文明是伴随着社会分工、阶级分化的出现而出现的(按照恩格斯的考证，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从事养殖业和种植业的人群从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恩格斯的一大贡献。总体来看，按照文化的四个层次划分，可以分别得到：物质文明、交往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按照交往、政治、精神层次综合划分，可以得到：奴隶社会文明—封建社会文明—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社会主义社会文明，这些文明形态可称为社会文明。物质文明是社会文明的基础，但它有相对独立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这是对劳动本质的深刻揭示。笔者1992年在建立生态产业革命理论时，根据这个思想提出了中心生产技术概念。任何生产技术体系都是以一类生产技术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中心生产技术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方式。以中心生产技术为基准，人类的物质生产进程可以分为“采猎业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生态产业社会”这样四种技术社会形态。技术社会形态的演替过程，也就是物质文化发展的演替过程。[4](P1-62)按照《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思想线索，采猎业社会是谈不上文明的，历史上已建构的物质文明可以分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两个阶段。
二、生态文明的内涵和定位
“生态”一词，与生态学相关。“生态学(ecology)”一词，源自希腊文“oikos(原意为房子、住处或家务)”和“logos(原意为学科或讨论)”，两者结合起来的意思是：研究生物住处的学科。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首次为生态学下了一个定义：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其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可见，“生态”一词的原意就是“环境”，这里的环境指自然环境。生态学经过19世纪下半叶的萌芽阶段后，20世纪上半叶进入经典生态学发展阶段，它是以生物学的一个分支的面目出现的学科。这个时期，虽然一些学者例如维尔纳茨基(Bepнaдский B.И.)和利奥波德(Leopold A.)等，已经看到生态破坏的社会根源，但总的来说，学术活动的基本特点是在排除人为因素的条件下，孤立研究原生自然中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到了20世纪下半叶，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当今的自然已经是一个人为因素高度渗透的自然，要在排除人为因素的条件下研究生态问题，意义已经越来越小，社会需要使生态学向第三阶段——人类生态学提升。人类生态学的内容是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作为统一的复杂巨系统来看待，从人化自然的角度来研究自然界的演化。
生态文明是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在对人的活动意义进行深刻反思之后提出的文化变革目标。一般说来，对生态文明的理解是：用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观点去思考问题，并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可能性，最优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1955年，美国学者卡特(Carter V.)和戴尔(Dale T.)在《表土与人类文明》一书中，抛出了一句惊世骇俗的名言：文明人跨过地表，身后一片荒漠。提出：“文明是人类在保持好环境平衡的前提下不断导致进步的一种状态”。[5](P3、6)1972年，两位美国学者沃德(Ward B.)和杜博斯(Dubos R.)在《只有一个地球》这份为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准备的背景材料中，回顾了文明的发展历程，提出了未来文明如何与自然协调的问题。[6](P267-277)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在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Toynbee A.)、意大利学者贝恰(Peccei A.)、德国学者狄尔鲍拉夫(Derbolov J.)的谈话中，都强烈地呼吁要从文化变革的角度看人与自然的关系。
但是，他们都共同面对一个无法解脱的矛盾，这就是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只有工业化达到经济富裕的高水平之后，才会出现长远的生态后果。特别是刚工业化国家的多数人，知道工业化会带来一些危险，可是他们看到，只有工业化才是达到高生活标准的唯一道路。由于发展工业会给人们带来粮食丰产，减少失业，良好的公共卫生和相当好的舒适生活的希望，所以根据他们的看法，实际上，几乎任何发展工业的方法都优先于对未来环境损害的考虑。看来在今后许多年内，大多数地方的环境质量势必服从于经济发展的目标。[6](P3-4)生态文明建构途径的迷茫，根源是生态文明定位的迷茫，由于没有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所以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在理论上解决，在实际运作上往往陷于空谈，较多的情况下是把希望寄托于宗教。
要解决生态文明的定位问题，有必要发掘《自然辩证法》的基本思想。早在19世纪，当生态问题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开始露头时，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就作出了警惕自然界报复的预言。俄罗斯学者凯德洛夫(Кeдpoв Б.М.)认为，《自然辩证法》实际上是前《资本论》，它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内在统一的。[7](P35-42)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在提出自然界报复的警示以后就谈到：“事实上，我们一天一天地学会了更加正确地去理解自然界的规律，学会了去认识在自然界的惯常行程中我们的干涉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特别是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有能力去认识，因而也学会去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的较远的自然后果”。“这种事情遇见愈多，人们就愈多地不仅感觉到，而且认识到，自身是和自然界一致的”。在这里首先可以得到两点启示：第一，生态问题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根据生态问题产生的实际领域，生态文化应当属于物质文化的范畴，生态文明是物质文化的进步状态。第二，生态问题的解决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根据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方式的逻辑推理，历史和未来的人类物质文明可以分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三个阶段。
“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这个序列中包含了一条不可违背的规律：工业文明的建构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农业文明虽然带有人与自然和谐的特点，但这种和谐是不完善的。首先，劳动强度大，劳动产出低，产品单调，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薄弱；其次，生产对劳动力的数量型需求刺激人口膨胀，造成人口与资源匹配失调；再次，受人口素质的限制，生产往往走向粗放，从而带来环境退化。农业文明的这些缺陷，造成了一个又一个的自然和社会危机，这种文明不是真正的生态文明。从农业文明到生态文明，必须通过工业文明的历练，工业文明的基本特点是通过分工使人的专长得到充分发挥，从而推动对自然资源的大规模深层次开发，这个阶段是自然界被大规模破坏的阶段，但也是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空前深化的阶段。随着生态危机的扩展，人对自己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总会越来越明智，而不是越来越糊涂；与自然协调的能力总是越来越强大，而不是越来越弱小。生态文明的建立，需要充分吸收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优秀成果，扬弃两者中的不合理成分，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方式的协调。从农业文明到生态文明，呈现出一种复归态势，这是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而不是倒退。只有这样看问题，才可以避免思维走向两个极端。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生态文明问题又不完全归结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如果我们才稍微学会我们为了生产而从事的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方面的影响曾经需要几千年的劳动，那么在涉及这些行动的比较远的社会方面的影响时，那就困难得多了”。“迄今存在的一切生产方式，都是只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出发的。那些只是在比较晚的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变成有效的进一步的结果，是一直全被忽视的。”他断言：“只有一个在其中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这是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有机结合的最精彩之笔！
三、中国生态文明的催化型建构探索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曾经创造了辉煌的工业文明，但由于生产的高度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个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以造成了两个高度剥夺：一个是对自然的高度剥夺，一个是对人的高度剥夺，对人的剥夺又分为体能性剥夺和创造性剥夺。这对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解决的，所以在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之后，必然会被新的社会形态取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它的基础和归宿是在自然界中实现自由，而要在自然界中实现自由，又必须以社会中的自由为手段，以意识中的自由为前提。这种以社会和意识的自由为手段和前提的自然中的自由，是生态文明的本质含义。西方社会虽然在本土实现了环境改良，但这种局部改良是以全球恶化为代价的。多数大公司并不在意诸如气候变异这样的问题，不断向外输出污染(关于这一点，在2007年第二届中欧论坛上，笔者同与会的欧洲学者有共识)。只要不改变谋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态文明就无法最终建构起来。
帝国主义时代造就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使得后发国家没有可能通过完全遵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轨迹来实现社会发展，于是，跨越式发展就成为一种不得不采取的选择。当然，有人会列举某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例证来反诘，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实际上是在协从西方钳制所谓“极权国家”的特定背景下实现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背景，很难说就能比较自如地走到今日，这种带有附庸色彩的“发展”不是真正的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曲折揭示，虽然社会制度可以跨越，但人的发展阶段却不可跨越，要实现工业化还得借助市场经济体制。马克思当年提出，人的个体发展有三个阶段：以人的依赖为特征的阶段——以物的依赖为特征的阶段——以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人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人们的社会财富基础上实现个性自由为特征的阶段。第三阶段的本质是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协调的阶段，但他同时强调，只有在第二个阶段上才能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8](P104)就是说，要依托市场经济来实现工业化，弥补第二个阶段的缺失。
中国工业化的特殊性在于，建构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任务几乎是同时出现的，这应当是一种机遇，两者的结合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避免“卡夫丁峡谷”的痛苦。由于工业文明的建立要借助市场机制，而市场机制的基本特征就是通过分工和交换来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所以这与生态文明的灵魂——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调，又有着尖锐的冲突。生态文明的建构工作重点当然必须放在物质生产领域，然而仅在物质文明这个层次上的努力是不够的。毫无疑问，建构生态文明需要大力开发先进技术，但大量事实证明，仅通过技术手段不可能实现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有机结合。人的需要无穷尽，而无穷尽只能在精神王国里实现，在物质王国里永远不能实现。[9](P20)如果物质消费的欲望无限膨胀，那么资源环境的破坏就治不胜治。建构农业文明的动力是基本需要，构建工业文明的动力是享受需要，而建构生态文明的动力则是发展需要。由于发展需要涉及深层社会心理的变革，要对物欲进行理性的抑制，要追求创造。所以一般情况下，就是物质生活富裕起来后，发展需要的产生和成长也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如果说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也需要借助交往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反作用，才能推动生产和消费的生态化建构，那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生态文明的建构就更需要高层次文明的响应。中国生态基底脆弱，人口数量多、受教育程度低，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根深蒂固，工业化进度快、强度高，问题还有更加艰难的一面。如果被动地等待生态意识自然成长，恐怕在公众全面觉醒之前，社会已陷入不可挽救的生态灾难。我们的优势在于：高层次文化中的公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核心价值观念引导的社会组织方式等因素，可以对建构生态文明发挥有益作用。目前，交往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某些方面，还不得不为适应工业文明的需要而进行改动，能够相对独立地发挥作用的就是精神文化。建设适应生态文明的精神文明，有利于保持交往文化和制度文化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并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为建构生态文明服务。这些因素特别是精神文化的反作用，可以适当强化。这个作用主要是核心价值观念——人的全面发展观念的引导作用。
或许有人会问：这样做，是否又回到了政治精神决定一切的唯心主义老路？情况完全不是如此，理由在于：第一，适当强化高层文明的反作用，是以承认工业文明和物的依赖阶段的不可逾越性为前提的。同时现实生产中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而且不可能通过生产自身解决，适当强化高层次文明的反作用是物质生产本身的需要，如果放任自流，那绝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而是机械唯物主义的态度。第二，适当强化高层文明的反作用，主要指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强化生态意识的启迪。生态意识是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相互作用的综合反映。过去我们谈精神文明，只涉及人与人关系的协调，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的，而且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基础。[10](P66-68)这种理解完全符合物质第一性的原则。第三，“适当强化”不是揠苗助长，而是因势利导。要把现代生态意识与传统生态意识结合起来，用喜闻乐见的形式积极引导公众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对于干部还要让他们明确：生态文明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是社会主义真正的物质基础，以便把生态文明建构自觉融入全局工作。根据以上三点，这种“适当强化”可称为“催化”。
理解中国生态文明的催化型建构，用得着《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中国生态文明实行催化型建构的可能性有三：第一，中国有一个极具权威的中央政府，可以把握时机进行有效引导；第二，中国公众有爱国主义传统，生态文明的建构一旦成为国家大政即可获得广泛认同；第三，中国有一批深受忧患意识熏陶的学者，甘为社会的根本利益做出奉献。中国社会的动员能力，在关键时刻已经得到充分显露，这是我们值得发掘的精神财富。当然也要看到，由于西方高消费示范效应的影响、下层民众收入水平的限制、传统文化中的不良积习的浸染，中国生态文明的建构，需要核心价值观念的持久催化，其间可能还会有曲折和反复，不能奢望迅速大见成效。尽管过程漫长，但这毕竟是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
结论
本文把文化研究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之中，认为文化研究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必要补充，把文明分为：物质文明——交往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四个依次递升的层次，并且认为生态文明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物质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社会主义真正的物质基础。中国面对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构的双重任务，既有特定优势也有特定困难。中国生态文明的建构，要把工作重点置于物质生产领域，实现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呈现出一种辩证复归的态势。实现复归需要发挥高层次文明、尤其是精神文明的积极作用的催化，中国的生态文明的建构是核心价值观念——人的全面发展观念催化型的生态文明建构。
（原载《教学与研究》2008年9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