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世纪科学哲学的演进历程，审视面向21世纪的科学实在论及其进步，我们发现：重新理解、认识、把握语义分析方法，是当代科学实在论研究的一项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任务。因为，科学实在论的进步首先在于它的研究方法的进步。它只有在新的历史和发展的平台上，重建语义分析方法的系统功能，强化语义分析方法合理运用的必要性，把握语义分析方法论研究的新趋势，才具有与反实在论进行论争、对话及相互融合与渗透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事实上，把握语义分析方法论研究的新趋势，无论是对于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还是社会科学哲学的科学实在论者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在这里，语义分析作为方法论的一种高层次的螺旋式的历史回归，正是当代科学实在论进步的一个标志。
一、语义分析方法的传统及其必然性
科学哲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在20世纪30年代，卡尔纳普、莱欣巴哈及后来的亨普尔之所以放弃“逻辑实证主义”而高举“逻辑经验主义”的旗帜，就是要在科学理论的解释中强化语义分析的方法，从而解决不可观察对象的解释难题；就是要超越直接可观察证据的局限性，通过逻辑语义分析的途径达到对不可观察对象的科学认识和真理。因此，语义分析方法在逻辑经验主义的成长中不断成熟，是有其理论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的。否则，任何科学理论形式体系中的谓词及关联词、理论术语及常项(操作符号和个体常项)的意义便无从谈起。
一个重要而又常常被忽略的事实是，1950年，卡尔纳普在《经验主义、语义学与本体论》一文中，就谈到了各种理论实体(尤其是逻辑和数学中的抽象实体)的存在性问题。而卡尔纳普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恰恰有着科学实在论的倾向性。这表明，只要存在着可观察世界和不可观察世界的区别，只要存在着直指和隐喻的差异，只要存在着逻辑描述与本质理解的不同，语义分析方法就是不可或缺的，它将始终伴随着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论争以及实在论进步的历史过程。这就是为什么著名的科学哲学家W·萨门(Salmon)认为“在逻辑经验主义的传统中存在着科学实在论的倾向”的根本原因。①同样有意义的是，批判的科学实在论的代表I·尼尼鲁托(Niiniluoto)促使我们要注意到，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逻辑经验主义的“死亡”而崛起的科学实在论，恰恰是继承了科学哲学中分析哲学的传统。②他的批判的科学实在论的主要旨趣之一，就是捍卫“语义学的实在论”(Realism in Semantics)。因为，语义分析方法早已占据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传统的核心地位，这个传统到现在依然存在。更重要的是，“真理是语言与实在之间的语义关联”这一语义实在论的断言，至今仍然没有被打破。③
科学哲学发展的历史证明，语义分析方法本身作为语义学方法论在科学哲学中的运用是“中性的”，这个方法本身并不必然地导向实在论或反实在论，而是为某种合理的科学哲学的立场提供有效的方法论的论证。逻辑经验主义关注的焦点是理论术语的意义问题，而正是在意义理论上科学实在论与逻辑经验主义是完全可比较的，而且科学实在论的意义理论也完全没有超越经验主义的界限，只是拓展了对经验意义的解释域及其“语义下降”和“语义上升”的深度。在科学实在论的复兴运动中，无论是普特南、邦格(M.Bunge)、克里普克还是其他人，都自觉地运用了语义分析的方法，从而强化其科学实在论解释的可接受性。尤其是从语义分析的视角看来，在特定的语境下，归纳逻辑与演绎逻辑的互补性使得对不可观察对象的说明和解释，在语义上更加完备。所以，语义分析不是要把归纳逻辑或演绎逻辑极致化，而是要将它们统一起来。更为重要的是，语义分析方法是坚持科学理论解释和说明的科学理性的必备手段。而坚持科学理性就必须坚持科学的语义分析方法，这是同一的。
总之，塔斯基和卡尔纳普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创了逻辑语义学的新纪元。到50年代中期，这个趋势在模型论和可能世界语义学中达到高潮，并在逻辑语用学中延伸到对自然语言的研究。这种趋势的强大影响，甚至迫使反叛的历史主义也采取了“意义的整体论”思想。另外，修辞学是语用学一个重要的研究层面，以至于导致了J·辛迪卡(Hintikka)的一句名言：“语义学建立在语用学的基础之上。”④可见，在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及“修辞学转向”的“三大转向”运动中，始终贯穿着语义分析的哲学传统。科学实在论顺应了这种历史的潮流，从而展现其强大的生命力。
语义分析的科学哲学传统增强了科学实在论的理论解释和说明这一事实表明，在某种意义上，语义分析与科学实在论具有不可忽略的必然性关联。正是这种必然性要求科学实在论必须在一个更广阔的语境论的研究平台上，去面对当代反实在论的形形色色的挑战，去求解各种理论难题，从而推动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同时，语义分析方法与科学实在论的必然性关联也告诉我们，科学实在论的理论解释和说明之所以离不开语义分析的方法论应用，至少有如下几个原因。
其一，任何科学理论都是具有不同程度的公理化的表征系统，对它们的解释和说明涉及各个层面的意义分析，因此对于语义分析方法在科学理论解释和说明中的地位，是任何其他分析方法所不能比拟的。尤其是现代语义逻辑分析为形式演算提供了适当的语义结论，这对于理解那些抽象的、远离经验的模型框架和理论实体的物理意义，提供了恰当的视角。
其二，从整体性上来讲，对科学理论的解释，除了公理化的形式体系所给定的内在特性之外，同时也存在着确定这些理论模型的意向特性的问题；而这种意向特性相对于理论体系本身所形式化地给定的特性来说是外在的。只有这种内在与外在特性的统一，才能够真正使一个理论的意义整体性地得以完备说明，从而使理论的创造和建构过程与理论的解释及说明过程统一起来。而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正是语义分析方法在科学理论说明中最关键的作用之一。
其三，对理论实体进行解释和说明，是科学理论解释中的复杂难题；而清晰地给出理论实体的意义说明，则是语义分析方法的基本目标。比如，在经典物理学中，对同一个物理事实我们可以给出不同的理论模型，而这些不同的理论模型选择了不同的指称框架，同时这些模型又都由伽利略变换所关联。在这种情况下，用语义分析方法来求解这一难题就是必然的了。
其四，与检验科学理论的实验方法论相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理论模型内在的自恰性的存在，对这两个方面的语义关联的合理解释是语义分析方法的核心功能。它需要语义结构的一致性关联以及“语义上升”和“语义下降”之间的不断调整和变换。在这一点上，语义分析方法的展开有其独特的魅力。
其五，在科学理论的发明过程中，从测量对象、测量仪器、经验现象到测量表征的整个结构系统，都需要有一个结构性的、可理解的说明。这涉及物理对象的指称和物理意义之间的一系列的关联，涉及经验描述和理论模型之间的一系列的属性，也涉及可能性与必然性之间的一系列的逻辑要求。因此，语义分析方法的结构性和整体性的特征就会发挥它内在的功用。⑤
上述原因表明，科学实在论对科学理论进行的解释和说明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既关联形式化体系的价值趋向性，又关联科学家心理意向的趋向性，它们内在地交织在一起，试图把它们绝对割裂开来的任何方式都只能是幻想。因此，完全有必要建构一种系统的、完整的语义分析方法论，以便将这两种趋向性结合起来对科学理论的意义进行解释和说明。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将形式化的规范语义学分析与自然语言的语义分析结合起来，充分注意到语义分析对象的“主体性”地位，对科学实在论的理论建构十分重要。因为21世纪以来，对当代科学实在论最核心的批评，就是所谓由于测量证据而导致的“理论的不确定性”观点。这种“理论的不确定性”观点试图在经验的等价性的基础上，通过整体的或局域的“算法战略”(algorithmic strategy)，来说明可选择理论存在的可能性，并用这种推测的可能性来否定现存理论的合理性。对于这种反实在论的批评，有的科学实在论者将其称之为“魔鬼的交易”(devil's bargain)。因为，“它仅仅是用将这一难题转入一个更古老的哲学故事的手段，以看似迷人的算法为不确定性预设提供证明。”⑥但是科学实在论者必须清醒地看到，对反实在论的“理论的不确定性”预设的反驳，不能仅仅是一种断言，以系统的语义分析方法作为反批评的战略性的方法论的支撑，应是一种必然选择。
二、语境化的语义结构是理论解释的基础
任何一个科学理论都是逻辑和语义相关联的语义结构系统，这为科学实在论的语义分析方法的展开和完成，提供了最根本的理论解释的基础。但是，在逻辑和语义的关联方面我们应注意到：首先，逻辑的等价性并不意味着意义的一致性，逻辑的概念仅涉及描述意义(descriptive meaning)。所以，逻辑的等价性对把握同一意义来说并不是充分的标准或条件。其次，真值条件和指谓(denotation)并不能穷尽对意义的理解，所以对逻辑的运用和遵从并不必然意味着一个表征的意义会必然包含在另一个表征的意义之中。⑦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逻辑的特性关联并不直接涉及意义。更确切地讲，逻辑所涉及的指谓和真值条件反而是由意义，或者更精确地讲是由描述意义所决定的。所以，探索意义的逻辑途径不可避免地具有这样的局限：1.逻辑并不能把握意义的所有方面，而且在某种层面上讲，逻辑无助于对真理和指称的决定。因为，具有同一描述意义但具有不同表达意义的表征，不能由逻辑方法来加以区别。2.逻辑并不能把握描述意义本身，而只是它的某种效应。3.逻辑并不能把握具有一致的真值条件或指谓的表征的描述意义之间的区别。特别是对于“非偶然语句”(non-contingent sentences)的意义，它不具有任何洞察力。⑧可见，在对科学理论的解释中，一方面逻辑分析是非常重要的语义分析工具，另一方面语义分析又必须超越逻辑演算的形式约束，去整体性地把握表征的意义。换言之，从逻辑和语义关联的整体性上去语境化地把握理论表征的语义结构，是进行实在论的理论解释和说明的基底与前提。
尽管理论的形式表征与其意义之间不存在纯逻辑的关联，但是语义实体(如意义)和语义关联属性(如指称)与语义表征之间的关联，却构成了某种特定的语义结构，并在相关的语境中发挥着它的功能和作用，从而使理论具有了它特殊的对象实在性和意义解释。正因为如此，抽象而复杂的量子力学体系才能被人们所理解，并阐释它优美的物理意义。这正像在数学中，人们将模型论看作是为算符提供了语义学的说明一样。⑨另外，基于奎因的传统，人们习惯于将语义学分为指称理论和意义理论两大部分。其中，指称理论涉及模型、真理、可满足性、可能世界、表达和指称等等的概念；意义理论则试图说明内涵语境、意向表征、分析性、同义性、含义、不规则性、语义重复、一词多义、同音词及意义包含等等。事实上，所有这些由指称理论和意义理论所涉及的语义现象，都必须在一个统一的语义结构或语义模型中去语境化地进行整体分析，否则的话，各种语义现象就会是割裂的、不完整的和意义缺失的。所以，语境化的语义结构是审视所有科学理论解释的基础。
再者，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种理论都必然预设了自己所伴随的语义图景。而且，这种语义图景是与特定语境中的语形结构相关的。这种语形结构是相关语句的语形描述，这些语句则是由特定语素所构成的，而正是在这种结构中，语义分析提供了特定的语义价值。无论是内在论的还是外在论的语义理论，都赞同这种语义学的特征。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内在论的理论强调了语义值是心理实体，它是内在于某种语法的；而外在论的理论则关注到了某些语词术语的语义值是实体，而这些实体是外在于相关语法的。但是，无论如何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语境给出了某种结构性的规则，这些规则确定了语词术语的语义值，或整个语句的语义趋向。对特定表征句子中的语词术语来说，一旦语义值被确定，语义分析就可能提供掌握这些语义值的规则，以及产生相关语义值的句子结构。总之，特定的语境参量(contextual parameters)对给出相关的语义值起到了结构性的约束作用。另外，语境参量通过语境信息的表达，使特定的语用过程得以实现。在这里，语用的推理证据、推理过程、最终的推理结果，都在特定的语境证据和背景假设中获得了现实的运用。同时，语境的功能使语用推理的相应原则得以实现，这个原则就是一方面将理论解释的效果最大化，另一方面使推理的复杂性最小化，从而达到最佳的语用效果。⑩这样一来，语义分析就与语形和语用分析统一在了一个确定的语境结构之中，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解释系统。所以，语义值的生成及其实现决不是任意的，它具有着自身强烈的规定性。在这个基础上，语义结构、语形表征及语用趋向共同地在一个语境平台上给出了特定表征的语义值，并使它获得充分的物理意义。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具体地展示了语境所具有的一系列特性。
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任何语义结构的解释框架，都必然要为每一个语形范畴提供相关的“语义值域”；同时，对所有语言符号来说，在给定值域的基础上，为确定所有复杂表征的语义值提供必要的语义分析程序。在这个框架下，语用语境是作为表征的属性被构建的，它涉及相关的可能世界及时间和空间的关联。这使得命题态度语义学的分析和解释成为可能。所以，可能世界语义学分析的关键假设，就在于表明一个句子的意义只有在可能世界的集合中，它才是真的。而这就关联到把对真理的定义与对语义表征的系统说明统一起来，从而使意义理论更加完备的问题。也就是说，要把语境化了的语义结构模型化，即类似于模型论的语义学。事实上，量子逻辑的语义分析就是语义结构高度模型化的表现。具体地说，一个指谓语句的表征应当使对象世界必须满足的条件具体化，从而使句子为真；特别是对这些条件的表征，是由特定模型所提供的，而由模型所描述的真实世界恰恰是在这些被满足的条件中可比较的。这样一来，语义结构分析的模型化，便使真理的表征与实在世界的说明内在地联系了起来，架起了实在论的真理性说明与对象世界分析之间的方法论的桥梁。在这里，有三点非常重要：第一，给出语形描述的生成句法原则；第二，给出句法分析的相关规则的集合，即从一个句子的语形分析中可导出可能世界表征的某种有限集合的规则；第三，给出表征图景的合理说明，即在语义模型中表征的普遍性将使相关真理的定义或说明更恰当地具体化。
然而，无论语义表征和语义分析的结构如何去建构，有一点是必须强调的，那就是语义结构以及对语义结构的解释必须是有思想的。在这里，纯形式的演算永远是不完备的，著名的科学实在论者邦格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指出过这一点。在邦格看来，科学是具有语言的，但它本身并不是语言，而是由语言所表征的整体思想和过程。同时，对科学的哲学解释离不开对理论表征的语言分析，但又不能局限于语言分析。所以，科学的语义分析是形式与非形式、语言与非语言的统一。(11)而且，在特定的语境中，它们获得了这种统一。例如在物理学中，对物理量的语境化的语义分析就是如此。因为，物理语义解释不仅仅是要揭示物理量的逻辑结构，而且要阐释它们非逻辑的特性，即由规律陈述所决定的物理量的独特性。所以，在特定的语境下，一个符号的意义是由它的内涵与它所指谓的概念指称共同决定的。对一个给定概念来说，一个符号所表达的意义就是相关概念的“内涵—指称”对(pair)：意义(C)=〈I(C)，R(C)〉。在邦格看来，科学解释中，人们经常把握的是一个概念的核心内涵(C)，这是由它的标记所决定的；而余项，即这个核心指称的亚集，则留待以后去研究。这样一来，就把核心意义的概念作为“亚概念”引入了：
如果S指谓了C，那么核心意义S(C)=〈(C)，(C)〉。如果两个对子是一致的，当且仅当对应的要素是一致的，即两个符号S和S′是一致的，因而就会具有同一的意义。所以，它们是同义的，当且仅当它们指谓了同一的内涵和外延：
S指谓了C并且S′指谓了C′→｛S与S′同义==I(C′)并且R(C)=R(C′)]｝。
在这里，倘若两个术语指谓了同一指称，但是内涵不同，或者相反，它们就会具有不同的意义。邦格在这里特别强调：1.在逻辑上等价的命题在语义上不一定是等价的，否则的话，语义分析就是多余的了，而且也失去了与思想的关联；2.内涵论与外延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与指称是不可分割的，语义分析恰恰是要建立它们之间的统一性和一致性，从而保证科学理论解释对意义的本质揭示；3.理论表征的意义是语境化的，而且在一个语境中不表达思想的术语或符号是无意义的。(12)当然，一个术语或符号所表达的思想既可以是数学的或逻辑的思想，也可以是描述的或经验的思想。正是这些语境化了的语义结构分析原则的存在，产生了至少以下四种科学理论的假设：(1)“经验—指称”假设；(2)“经验与事实—指称”假设；(3)“事实—指称”假设；(4)“模型—指称”假设。(13)总之，无论人们当下对邦格的思想如何评价，但他所给出的科学实在论的语义分析趋向及其对语境化的语义结构的认识，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
三、确定和表达指称是理论解释的核心
“意义决定指称”这是当代科学实在论的一个基本的信条，其目的在于避免传统对应论的“指称决定意义”的局限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认为“谓词对于指称来说是必要的”。(14)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方面非常重要：第一，指称的意义与指称的对象是根本不同的，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确定了传统的机械实在论向当代科学实在论的转向。第二，指称在特定的语境中是有意向性的，这种心理意向性决定了特定指称在相关可能世界中使用的特殊意义。这使传统机械实在论在向当代科学实在论转向中具有内在化倾向。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当代科学实在论在应用语义分析方法时所具有的后现代性的方法论特征。
具体地说，传统外延论的指称论聚焦在实际世界和集合的对象性上，而内涵论的指称论则考虑的是其他可能世界或普遍特性与关联之上。但事实上，语言的指称特性并不是意义本身，而是意义的效果。这并不是要否认指称，也不是要弱化指称的重要性，而是要强调必须根据对思想的表征来确定语词指称，因为对所表达的思想和对相关世界的事物的确定，才决定了语词所指称的对象。这就像关于物质的原子论把一个分子的化合价看作是它所包含的特定量的电子和质子的结果，但并不因此而降低化合价在化学中的作用一样。
另外，在自然语言中，语词指称不同于语词意义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第一，仅有意义的语词并不具有指称，只有表达了思想的语词才有指称。比如“哎哟”这个词是有意义的，但并不指称任何对象。第二，“指称什么”必须在语法上跟随着对象名词。这意味着只有根据对象名词表达了思想的术语才具有指称。句子和共范畴的(syncategorematic)术语并不指称任何对象。第三，指称只适用于言语表征。第四，语词指称是明显的和完全具有关联性的，它服从于在特定的语境下一致的可替换性和确定的存在性。在这里，我们可以这样表达这一思想，即e指称了φ，当且仅当(1)φ是存在的，并且(2)对于某些φ′来说，等价于φ，因而在语词上e表达了φ'的思想。这样一来，使我们看到了如下的一个意义三角形：(15)
这个意义三角形实际上表明了，在特定的语境中表达了思想的语词才具有指称。在这里，有意义和有思想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面的问题。有意义是指有关联，但有关联不等于有思想；另外，在纯形式体系的表征中，当不在具体的语境中使用这些形式系统时，这个形式系统及其形式符号是有意义的，但不存在具体的指称。只有在具体使用的语用结构中，当它表征了特定的相关对象并且表达了使用者的思想时，它才具有指称。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指称是具体的、有思想的和语境化的，而不是抽象的、只有关联的和非语境化的。
许多科学实在论者之所以这样认识问题的原因是：他们或者试图避免罗素式的指称理论的难题；或者试图避免弗雷格式的指称理论的难题。罗素的难题在于“有意义的语词可以不具有指称”，而弗雷格的难题则在于“具有同一指称的语词可以具有不同的意义”。应当承认，这两个难题并非没有道理，只是被绝对化而走向了极端。根据指称理论的内在要求，解决这两个难题的关键在于，意义和指称之间的关系不能被看作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同时，还应明确，语词指称是真正的语词和世界对象之间的关联，但意义则不是简单的语词与世界对象之间的关联，它还包含着相关的意向趋势及其关联。意义的语义结构在广度和深度上远远超过指称。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是试图通过指称理论来告诉我们什么是意义，“但事实上，我们在确定相关术语的指称之前，恰恰需要的是一个无指称的意义理论”的根本缘由。(16)
历史地看，弗雷格对指称依赖意义的敏锐观察启迪了科学哲学家，由此萌生了“意义决定指称”的思想。此后，法因(Fine)关于一个术语的指称依赖其意义的思想从两个方面推动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其一，指称“依赖”意义是与给定的指称理论不可比较的，因为“依赖”是不对称的关联，而一致性的关联则是对称的；其二，一个语词的意义不能由它所具有的指称来确证，因为它的指称依赖于它所具有的意义。以此为基础，一些科学实在论者的表征理论的本质特征集中体现为，坚持一个语词的意义是由它表征了某种思想的特性或趋向性而确定的。在这里，当一个术语通过表达一种思想而具有确定意义时，在逻辑上就避免了语义循环。同样重要的是，无论语词的使用方式如何，它只有在使用中才会生成思想。所以，在提供一个完备的意义理论的同时，必须伴随有一个指称理论的使用理论。因为，一旦使用的要素被认同，那么非同晶性、模糊性以及依赖性难题，就可以通过使用的语境而非指称来得以避免，从而清晰地确定意义。正因为如此，有的科学实在论者表示，在当代哲学中，“最赞同使用理论的恰恰是表征理论。”(17)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理想的意义理论不必否认语言表征的指称特性，或者排除对它们的研究，即使某些指称论者拒绝与指称特性一样同等地对待语义特性。因为理想的意义理论就是要在语言的表征意义上和它们所表征的思想的指称特性上，把语言的指称特性看作是被导出的。在指称理论的研究上，即使是在形式化的模态语义学中也是一致的，因为在最本质的意义上，符号化的指称特性与自然语言的指称特性具有特定的同晶性。而且这种同晶性的优美，我们可以通过用符号去表达自然语言的表征所表达的思想去证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种把指称特性看作是唯一的语义特性的僵化的信念，已被许多逻辑学家和刘易斯(Lewis)等规范语义学家们所抛弃了。(18)不难看出，在处理意义理论和指称理论的问题上，由表征的理由性到思想性，从思想性到具体语境的语用性，再从语用重新回归到表征的规范的形式化体系，这一过程及其转变恰恰是语义实在论所具有的后现代性的集中体现。把握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当代科学实在论的语义分析方法论的走向极为重要。
不言而喻，确定和表达指称的难题离不开指称和专名(proper names)的语义分析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三个方面的较大争论：1.如何解释在特定条件下专名指谓了给定对象的问题；2.如何在语义和语用上清晰地说明不能指谓专名的问题；3.在规范理论中专名的逻辑作用问题。这三个问题的求解对科学实在论的语义分析方法具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求解这三个问题时，形式语言依赖于语境参量是必然的，而自然语言也展示了两种语境依赖性：其一，依赖语境来决定反身标记(token-reflexive)结构的意向指称；其二，依赖语境来决定模糊语词和语法结构的意向解读。尤其是在特定的语境下，存在着不可言喻的语义直觉，使语言使用主体通过这种语义直觉进行他所特有的语义(指称和专名)的意向选择，从而实现语境结构给定的语义价值趋向的要求。这对于科学理论创造的直觉性具有极好的证明。当然，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名称与描述之间的语义关联问题。因为，名称的意义就在于，一个对象被确定为一个名称的指称，当且仅当它满足了特定的描述。无论表征名称和指称对象之间是什么样的关联，都使下列原则为真：
在这里，不需要任何表征和对象之间的因果关联，就可以建立起指称的观念。不过，尽管指称是一种关联，但是，一个指称表征的作用，并不需要通过断言在表征和特定对象之间获得了指称关联来予以确定。同时，也不需要一个指称表征总是包含着一个独立对象的思想。事实上，这种认识既坚持了指称意义的关联性，同时又规避了传统因果指称论的局限性。这里的关键在于，要坚持确定的描述可以由描述名称与专名的证明共同作为指称表征归类，从而避免建立“满足关系”而不是“指称关系”的任意性，以保证指称与世界的确定关联。这是既避免相对主义又避免机械对应论的一种努力趋向。另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不能排除规范语义学的方法论作用。因为在规范的形式化的表征系统中，名称的指称特性就在于，不需要靠指称来确定名称的意义。在一个理想的理论中，表征的指称特性与它的逻辑特性一起，是从它们所表达的某些思想中导出的。一个表征e在解释i中是真的，当且仅当i是真的。表征e在解释中指示了对象x，当且仅当x是i的外延。对一种语言来说，规范语义学的方法论起始于将相关的思想和见解指派到该语言的句子和语词之中，因为它们完全可以被塔斯基式的语义理论所形式化。因而，这种形式化的规范语义学方法论可以提供对思想的结构性描述；可以把指称赋予相关的思想；可以将思想与指称的关联及指称的表征规范化；可以在构成思想的指称的基础上，使对相关思想指派真值条件形成规则；最重要的是，可以在构成其思想的真值基础上，将对复杂思想赋予真值条件规范化。所以，一个完备的具有方法论功能的语义学理论，必须具有将思想结构指派给表征它们的语形结构的形式化系统和形式化规则。这一点，将使指称的确定和表达及其意义的展示，更为充分和完善。(19)这也就是说，表征模型不仅仅是表征的方式，更是表达思想或心理状态的方式；一种表征模型本质上依赖于是否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相关的思想或心理状态；也正因为如此，一种表征模型才能够作为一种语义学的方法论手段而存在。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确定和表达指称的难题同样离不开可能世界语义学方法论的探究。可能世界语义学的方法论探究，就是要通过对标准名称赋予内涵和特性来表达它们的意思。在这里，一个简单的内涵是可能世界与外延相关联的函项；一个特性是由相关语境到内涵的函项；一个标准名称的内涵是在相关世界中将可能世界与个体相关联的函项；一个标准名称的特性将是一个常项；因此，标准名称的指称在其意义一旦被确定之后，并不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而且，一个函项就是“有序对”(ordered pairs)的集合，它满足这样一个限制，即在任何时候，第一个元素或中项(argument)是相同的，第二个元素(或值)是相同的。只有当这些元素存在时，这个“有序对”才存在。因而，任何函项的中项和值必须存在，即：
如果f(a)=b，那么x满足f(x)=b且y满足f(a)=y。
在传统实在论的解释中，一个函项的值必须存在的要求，对于表达“空名”(vacuous names)的标准模态是个难题。但是，在理论解释时，把“实在性”看得更宽泛一些，把实际世界扩展到更广阔的对象领域，这个难题就不存在了。因为，只要表达了思想的、有意义的指称都是可能世界的实际对象，理论解释的“理由”的实现就很合理了。特别是在形式化的规范语义学框架内，在对可能世界的数学化的、逻辑化的符号操作或演算中，传统实在论的简单“直指”性难题已被消除了。可能世界语义学方法论的关键之处在于，它可以使我们真正地理解一个内涵函项的值是意义被表征了的相关指称。而且，形式化模型的要素必须表达术语的意义和指称，而不必是意义和指称本身。这一点，使当代科学实在论的语义分析方法获益匪浅。(20)
四、语义分析作为方法论研究的战略转向
语义分析作为方法论研究的进展，始于对语义学研究的某种战略性的转向。这种战略性转向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对“二维语义学”(two-dimensional semantics)的探索性研究。近年来，“二维”语义分析方法论的研究已代表了一种特定的学术潮流，同时它也为当代科学实在论的理论解释和说明，提供了有力的方法论手段。
“二维语义学”的本质，就是内在地处理可能世界与真值条件这两个方面的语义关联，从而为理论解释提供语义逻辑的方法论基础。更具体地说，它的重要性在于涉及了科学解释和说明中最重要的三个哲学概念：意义、理由(reason)和模态(modality)。历史地讲，首先，康德通过提出什么是必然性及其可先验地被认识的途径，建立了理由和模态之间的关联。其次，弗雷格通过假定意义(意思)的一个方面在构成上与认识论的意义紧密联结，建立了理由与意义之间的关联。第三，卡尔纳普通过预设意义(内涵)的一个方面在构成上与可能性和必然性紧密联结，建立了意义和模态之间的关联。卡尔纳普的预设是想为弗雷格进行辩护。因为，弗雷格的意义概念存在着某种模糊性，而卡尔纳普的内涵概念则被清晰地定义了。给定了理由与模态的康德联结，然后伴随着具有许多弗雷格意义特性的内涵，这样一来，卡尔纳普对意义和模态的联结，因与康德对模态和理由的联结而结合在一起，就可以被看作是弗雷格对意义和理由的联结，由此，逻辑地导致了一个在意义、理由和模态之间结构性地关联在一起的“金三角”。这个“金三角”对于人类理解、认识和说明理论与理论之间、理论与世界之间、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先验性与经验性之间的一切逻辑的和认识论的关系，都具有根本性意义。但不幸的是，在而后的发展中，克里普克割断了康德关于先验性和必然性之间的关联，因此也就割裂了理由和模态之间的关联。卡尔纳普对意义和模态的关联则原封不动地搁在那里，但却不再将它建立于弗雷格关于意义和理由的关联之上。从而，这个“金三角”被打碎了，意义和模态与理由之间的关系被割裂了开来。(21)尽管克里普克在自己的理论中，区分了指称表征与描述表征之间的不同，批判了本质主义，改变了当时的哲学图景，同时，也促进了科学实在论的语义分析手段的发展。但他对理由的抛弃与割裂，却造成了科学认识与理论解释上的严重误区。现在，我们反观上述历史演进的路程时会看到，再塑理由，重建“金三角”的语义结构关联，是语义分析理论重建的要求，也是科学理论解释的方法论重建的必然。同时，对理由的突显，也正是后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之一。也就是说，在一个新的“金三角”结构平台上，重新强化语义分析的方法论意义，避免以往分析方法的片面性，是一个重大的方法论重建的任务。无论从任何角度讲，这都必然会导致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研究中重大的战略性转向。
“二维”语义学研究的方法论目标就是重建这个“金三角”，特别是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关注可能性的空间，从而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塑意义的概念，重新掌握在语义构成上与理由紧密相关的意义的整体性。在具体的研究路径上，抛弃仅仅关注意义与模态之间的关联，而否认了它们与理由关联的分析哲学的片面性；重新引入理由的语义逻辑地位，在新的语义结构上矫正对理由的纯理性的排斥，这就是“二维”语义分析作为方法论研究在战略转向上的本质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讲，“二维”语义分析是新弗雷格主义解释的一种样板。这一点，在新“金三角”的重建中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弗雷格看来，一个词的外延就是它的指称，一个句子的外延就是它的真值。因此，弗雷格的命题是：两个表征A和B具有相同的意思，当且仅当A等价于B在认识论上有意义；卡尔纳普的命题是：A和B具有相同的内涵，当且仅当A等价于B是必然的；康德的命题是：一个句子S是必然的，当且仅当S是先验的；新弗雷格主义的命题是：两个命题A和B具有相同的内涵，当且仅当A等价于B是先验的。从这个比较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二维”语义分析的可能走向。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二维”语义分析方法的核心思想，即一个表征的外延依赖相关世界的可能状态存在着两种方式：其一，一个表征的实际外延依赖于实际世界的特征，在这个世界中，该表征是被言说的；其二，一个表征的反实际外延(counter factual extension)依赖于反世界的特征，在这个世界中，该表征是被评价的(evaluated)。与这两种依赖相应，表征也具有两种内涵，从而把可能世界的状态与外延用不同的方式结合起来。基于上述两种维度的框架，这两种内涵可以被看作把握了意义的两个维度。(22)这种看法，促进了我们从两种不同的可能性意义上，去分析和理解可能世界的不同状态及其表征的不同真值。因此，对于理解和把握形式体系的表征及其相关的可能世界之间的实在性的语义关联，提供了语义分析的方法论基础，也为“金三角”重构提供了可能。总之，把体系化的形式理性和抽象的概念理性统一起来，把逻辑的语义分析与认识论的有理性分析统一起来，把语境依赖与语境理解同认识论的依赖与认识论的理解结合起来，从而具体地实现语义分析方法重建的目标，就是“二维”语义分析方法论的具体路径。
在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根据“二维”语义学的认识论的理解，可以将第一个维度中所包含的可能性理解为认识论的可能性，而且，这个维度的内涵，表现了对对象世界状态表征的外延的认识论的依赖性。之所以这样认识问题，是因为存在着两个重要的思想：其一，这样的语义分析有着充分的认识论的理解空间，它与认识论研究的可能空间是一致的。其二，存在着特定的可理解性(scrutability)。二者表明，一个表征可以与从认识论的可能性到外延(认识论的内涵)的函项相关联，亦即一个表征通过语义语境的分析可以与它的认识论的意义相关联。这样一来，意义、理由和模态就可以内在地联结起来，从而建立新的“金三角”。这就告诉我们，对“二维”语义分析方法论的理解是奠立在深层认识论的可能性之上的，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讲，它是奠立于深层认识论的必然性之上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把认识论的可能性看作是可能世界的某种必然图景。(23)
“二维”语义分析方法论所代表的学术潮流，逐渐被人们看作是有意义的哲学方法论的研究趋势，并被人们称之为“雄心勃勃的二维论”。特别是从语境分析的角度看，存在着许多研究的视角，例如缀字法的语境内涵分析、语言学的语境内涵分析、语义学的语境内涵分析、混合语境内涵分析、反身符号语境内涵分析、外延语境内涵分析、认识论的语境内涵分析等等。(24)它们都从不同的侧面，努力重建“金三角”。另外，在对“二维”语义分析方法论的探索中，斯陶乃科(Stalnaker)的对角线命题、凯普兰(Kaplan)的特性概念、埃文斯(Evans)的深层必然性、戴维斯(Davies)和哈姆博斯通(Humberstone)的实际确定概念、凯莫斯(Chacmers)的基本内涵分析、杰克逊(Jackson)的“A-内涵”分析说明、克里普克的认识论双重性解释以及其他许多人的研究，都有着积极的、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对“金三角”的重建至今仍处在艰难的跋涉之中。而且，无论从什么角度去探索、重建“金三角”都应认识到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那就是，一方面，认识论的特性是建立在语义特性基础之上的，所以，得益于认识论内容的思想才具有了与认识论的关联；另一方面，语义特性也是建立在认识论特性的基础之上的，这样，得益于认识论作用的思想才具有了语义学的内容。正是这种内在的相互依存和联结，才使“二维”语义分析方法有助于我们把握意义、理由和模态之间复杂的“金三角”关联；并将自然语言分析和解释的形式化与形式化的规范语言分析和解释的自然化，视为统一的人类认识过程中有机联结的两个方面，并且不断地走向相互借鉴与融合，以实现语义分析方法论研究的战略转向。从而，真正地为当代科学实在论的理论解释和说明提供语义分析坚实的方法论基础，(25)推动科学实在论走向新的进步。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