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在继承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传统，努力吸收国外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开拓新思路，积极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在学科建设上，学者们更加注意坚持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哲学的大方向，既出现了“语境”论研究纲领、科学实践哲学、工程伦理等新的生长点，也展开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如刘大椿主编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述评》、“科学哲学基本著作丛书”和山西大学主编的“科学技术哲学译丛”等，从历史维度和国际视野等层面为整个学科的再定位和新的研究方向的确立提供了参照系。
一 科学哲学研究的新思路与新方向
近40年来，在经历了以历史主义为标志的后实证主义转向后，一般的科学哲学逐渐走出理论优位，开始关注实验干预、唯象理论、实验室科学等科学实践层面，融合实用主义、自然主义、反基础主义和局部实在论等视角，形成了超越启蒙基础主义与建构论的相对主义的新经验主义。同时，沿着历史主义的理路发展起来的SSK也从本质主义的建构论走向对异质性要素的分析（如ANT），提出了技术化科学（technoscience）和实验室科学等概念，拓展至以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为课题的科学与技术研究（如后SSK）。基于这一背景，近年来一般的科学哲学的主要趋势有：（1）对国外科学哲学（特别是新经验主义与后SSK）思想（如哈金、卡特赖特、劳斯、皮克林等）的述评；（2）超越理论偏向，面向作为实践的科学哲学，提出了“走向实践优位的科学哲学”和“走向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等主张；（3）开始重视欧陆或源于欧陆的思想资源，关注基于解释学和现象学的科学哲学，涉及视域实在论、视角主义认识论、可视方法论以及解释学循环和海德格尔的去蔽真理观等问题。
1.逐渐兴起的现象学和解释学的科学哲学
现象学和解释学的科学哲学是近年来国外科学哲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个新的方向。国内的，现象学和解释学的科学哲学研究虽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学者们已不再止于对科学的批判性解读，而是尝试借助现象学理论深入探讨科学哲学的具体问题。
张昌盛借助胡塞尔的理论，对科学理论的哲学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在其博士论文以及相关的文章中，他用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论证了关于科学理论的逻辑考察必须奠基于对其意向构成的机制和过程的考察，并进而探讨了科学理论意向构成的内在机制和逻辑发生过程，以及科学理论的本体论问题、意义充实问题和真理问题。他认为，作为对对象领域的抽象的、整体性的把握，科学理论的抽象理念不具有直观明见性的意义，必须通过与观察经验现象的关联才能获得某种程度上的意义充实；彻底的直观明见性可以作为科学理论的理想标准和指引性理念。
现象学和解释学的引入扩展了科学哲学的研究视野，但这种研究纲领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远没有成熟。它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深入到科学哲学的深层问题，对传统的问题给出新的解答，恐怕要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才能看得更清楚。
2.日趋成熟的“语境”研究纲领
国内一些学者近年来所坚持和发展的“语境”研究纲领日趋成熟，且试图由此发展出一种新的科学哲学研究纲领。他们对语境理论的基本判断是：语境（context）是与形式论、机械论、机体论并列的四大根隐喻之一，语境观念在当代思维领域中呈普遍渗透之势，一种语境论世界观逐渐显现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发展中，应该在战略上将其构建为科学哲学理论未来发展的基点和生长点，并使其成为研究者相互对话的平台。他们的理论设想包含以下几个基本的方面：（1）研究作为有本体论性质的语境实在的语境元理论，使之作为语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分析的共同平台；（2）语言分析方法，包括语境分析、修辞分析和隐喻分析等方面；（3）语境分析方法的应用，包括对自然科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的语境分析等；（4）从语境论出发对科学实在论的辩护。语境论的科学哲学认为，一切科学活动都是在特定的自然、社会、语言和认识语境中进行的，科学理论是一定语境条件下的产物，也可能通过再语境化而被修正或抛弃。
郭贵春等认为，作为科学哲学的新基点，“语境”研究纲领反映了科学哲学走向反基础主义与反本质主义、消解绝对偶像与对应论、排除唯科学主义等必然趋势。它在科学认识中结构性地引入了历史及社会文化语境，并吸收和借鉴了语形、语用、语义分析及修辞学与解释学方法，有很强的综合性，有希望将规范的科学哲学与描述的科学哲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走出科学哲学的辩护主义（理性主义）与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的二难选择困境，也架起沟通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桥梁。语境论的科学哲学必须直面的挑战是语境论如何应用于对科学哲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分析。对此，他们已经在科学实在论、量子力学哲学、数学哲学等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
上述不同理路或纲领的研究者大都看到，如果把科学哲学广义地理解为对科学实践所开启问题的哲学反思，就不应该人为地设置研究方法上的限制，也不必局限于特定的思想传统和视角。也许只有跳出原来框框，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引入多元化的相互竞争的研究范式或综合、互补的方法，才能使科学哲学早日走出停滞不前的困境，迸发出更为旺盛的生命力。
二 各门科学的哲学问题的新进展
2006年，各门科学的哲学问题继续受到关注，在数学哲学、物理学哲学、信息与计算哲学、认知科学哲学、整体论与复杂性理论以及社会科学哲学等领域均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
1.数学哲学
当代数学哲学研究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正统的关于数学对象的本体论研究和关于数学陈述真理问题的认识论研究；二是围绕数学知识的性质展开的知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本年度的相关研究对此均有涉及,从而结束了相当一段时间对当代数学哲学前沿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评述20世纪50—60年代以前的思想流派的局面，也丰富了对一般哲学问题的探讨。
最近几十年来，国际上的数学哲学研究的重点，已经从探讨数学基础问题，转向探讨关于数学的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其中，数学实在论（亦称柏拉图主义）与反实在论（即唯名论）之间的争论，尤其是围绕哲学家蒯因提出的，对抽象数学对象的实在性的“不可或缺性论证”的争议，是这场争论的焦点。叶峰认为，不可或缺性论证包含四个前提：（1）抽象数学对象在科学应用中的不可或缺性；（2）整体主义确证论；（3）一阶语言的本体论承诺准则；（4）本体论自然主义原则。现有的对“不可或缺性论证”的质疑有一些重要缺陷，弥补这些缺陷需要一种不同于蒯因的、更彻底的自然主义，以及一种新的、反实在论的数学哲学观。它将人类的数学实践活动作为自然现象来考察，并以此解释数学概念的功能，以及数学的可应用性。
郭贵春和康仕慧对数学知识的本质的各种解释途径及其困境做了梳理，运用语境分析策略给出了数学知识发展的语境解释模型，提出无论从本体论、认识论还是语义学上讲，数学对象存在与否、数学知识的适切与否以及数学语句的真值标准均依赖于语言环境，数学语句的意义赋予是由数学团体共同决定的，融合逻辑、历史、社会以及实践因素的语境分析是当代数学哲学研究中一种较有前途的方法论趋向。刘杰通过剖析逻辑主义的两个基本论点揭示了数学与逻辑之间的联系与差异，指出数学不只是逻辑，而且比逻辑有着更宽泛的研究对象和范畴。她认为自然主义能够通过语境选择摆脱所谓“贝纳塞拉夫真理困境”——即经验不能把握语义学承诺的数学对象——数学对象只是数学团体的共同约定，并不要求某种先验直觉能力与之对应。康仕慧还就实在论问题对达米特进行了专访，讨论达米特是如何从数学实在论者弗雷格那里汲取养料而转向反实在论的。
此外，刘晓力撰文探讨了哥德尔的哲学规划与胡塞尔现象学的关系。国际学界对哥德尔思想遗产的研究一般聚焦如下三个主题：哥德尔与数学基础、哥德尔的可计算性理论和哥德尔的哲学。新近特别受到关注的一个话题是哥德尔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其他思想的关联，包括哥德尔的著作中是否有受过胡塞尔影响的有案可查的证据。作者认为，目前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哥德尔与胡塞尔思想有直接的承继关系，但通过哥德尔手稿、通信等提供的线索，从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他的概念实在论和抽象直觉观念入手，可以发现哥德尔思想与胡塞尔思想的某些相通之处。作者从哥德尔的“建立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规划入手，分析了他的思想与胡塞尔现象学产生某种共鸣的根源，以及哥德尔的哲学规划未能实现的可能原因。
除了正统的数学哲学研究外，后现代视野中的数学——如保罗·欧内斯特的社会建构主义的数学哲学思想——也受到关注。黄秦安审视了后现代主义对数学哲学产生的冲击，指出既要借鉴后现代的批判精神，又要防止各种相对主义和极端主义，从而对数学做出合理、全面的解释。
3.物理学哲学
本年度相关研究仍主要围绕量子力学哲学问题进行，除量子测量、隐变量、非定域性、哥本哈根学派思想等传统论域外，还拓展至对量子力学的模态解释、宏观量子态、量子信息与量子计算的哲学分析等方面。尤其是量子的非定域关联的实验的深入，引起物理学家、哲学家们的进一步争论。基于EPR悖论和BELL不等式的实验研究，激发了量子通讯的研究。
量子力学解释一直是物理学哲学所关注的问题。贺天平与郭贵春的《模态解释：量子力学的新图景》阐述了对“测量难题”认识的最新发展。桂起权、赵国求等人则力图继续推进他们的“曲率解释”的研究纲领。技术手段的进步，使得实验物理学家可以从实证角度研究以往量子力学中的一些思想实验。近年来实验物理学家从介观和宏观角度揭示了量子纠缠和量子的退相干效应的机制，为著名的“薛定谔猫佯谬”的哲学讨论提供了新的材料。李宏芳在《科学实验推进了客观实在论》等文章中介绍了相关的实验研究，并强调了量子测量问题的实在论解释。量子纠缠态的制备和量子隐形传态实验的进展，使得量子信息成为物理学哲学界的话题。吴国林评介了量子信息哲学的研究进展，继续讨论了量子的非定域性的种种表现和其哲学意义，认为量子的非定域性正是量子信息所依赖的基础，量子信息正因此有别于经典信息。
此外，受国际物理年（2005）的后续影响，物理学思想与科学文化（如爱因斯坦研究）依然是本年度的热点。关洪撰文回顾了建立层子模型的历史过程，检讨了意识形态对科学研究的影响。
3.关于整体论的讨论
近年来关于整体论与还原论的讨论，涉及东方科学传统中的整体论思想、模型化算法思想以及实用化方法是否昭示着科学发展的新路径，能否引发不同于西方科学传统（还原论思想和公理化方法）的“第二次科学革命”，乃至东方文明复兴等问题。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还组织了主题为“整体论：科学研究的新路径”研讨会。
董光璧指出，系统论被认为是现代整体论，但遇到了整体悖论的困难。来自量子物理学的启示是，把整体论建立在生成论的基础上，发展一种整体生成论或者生成整体论。生成论和构成论是理解“变化”的两种不同的观念，前者主张变化是“产生”和“消灭”或者“转化”，而后者则主张变化是不变的要素之结合和分离。构成论的确使现代科学获得了巨大成功，但在量子物理学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困难。量子力学现象、量子场论与夸克模型均反映了量子世界的生成论特征。金吾伦认为，系统整体论依然是构成论的，而生成整体论则更关注时间的延续性与系统的动态性而非系统的空间结构。按照生成整体论，整体与部分不是组成关系，部分是整体生成的，整体从生之时起就是整体，是动态的和有生命的。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是：“万物都在万物中”，部分只是体现整体的一个场所。这是生成整体论不同于系统整体论的根本所在。
罗嘉昌提出，根据蒯因的知识整体论，评价一个观念体系的标准并非实在论的标准，而是实用的标准。知识整体论对西方的传统的理性主义提出了挑战：如果科学技术只是有效的知行体系，如果科学技术只能达到工具理性、实用理性，那么古希腊以来所追求的那种所谓超越的理性是否可能？有无必要？知识整体论是谈论科学形态的多元化，认为有可能存在基于整体论和实用化方法的第二次科学革命的理据所在。肖显静指出，由于近现代科学遵循机械自然观，将自然看做是简单的、外在分离的、还原的、祛魅的，在研究自然时，获得的只能是对已被简单化了的破碎了的自然的局部化的、还原的、分门别类的知识体系。按照这种知识体系去改造自然时，就很可能与自然系统的有机整体性相违背，造成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科学的发展应该遵循整体论的原则，探寻能揭示有机整体性的自然的方法，获得对自然的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段伟文指出，还原论及其知识体系所呈现的是一个破碎性的世界，发展整体论科学是科学的内在要求。科学不应该也不可能回避具有内在生成性的自然整体。提倡整体论科学并不意味着不加反思地接受所有整体论思想及其知识体系（如五行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寻求整体论科学并怀疑它”；同时，也关注帕斯卡原则：不认识整体就不可能认识部分，反之亦然，不特别地认识各个部分也不可能认识整体。
4.计算哲学、认知科学哲学及社会科学哲学
随着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人工生命、生物信息学、量子引力理论、量子计算和元胞自动机理论等的产生和发展,计算隐喻开始广泛地渗透到生命科学和物理科学等领域，由此形成的计算主义主张整个世界都是由算法控制,并按算法所规定的规则演化。郦全民在有关计算与实在的讨论中指出，广义计算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信息加工的过程，认为可以在终极的意义上允诺“实在的本质为计算”这一本体论命题，而且实在计算观与各种本体论学说中关于世界的基本假设一样，存在着对应的根隐喻（如元胞自动机）；因此计算主义是从计算或信息层面对实在的本质所做出的允诺，不一定排斥其他本体论学说的允诺。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新方式，计算主义正在成为一种遍及科学和哲学领域的“超范式”，这一允诺使世界更具可理解性。但这里显然包含了本质主义与透视主义的冲突。
在认知科学哲学方面，李恒威等人讨论了认知的具身观和认知的具身化。他们认为，随着认知的计算隐喻的局限和困境的加深，在认知科学中日益关注具身化的观念，即认知不再被视为独立于身体结构和认知情境的过程，而被视为身体—主体与世界互动并产生与世界相联结的意义的过程。具身化、情境性和生成的思想在认知科学中已经有了广泛的融合。具身认知观强调认知不是一个先验的逻辑能力，而是一个连续进化的发展的情境性过程；身体在认知中之所以核心，是因为身体活动本身体现了推动认知发展的生存意向性；心智的本质在于它是构成意义的活动，认知活动是通过意义和世界紧密关联的，意义在认知中处于中心地位。
相关的学术活动也很活跃。中山大学哲学系与意大利帕维亚大学哲学系于2006年7月在广州合作举办了以“科学和医学中基于模型的推理”为主题的第二届哲学与认知科学国际研讨会（简称“MBR06_CHINA”），会议论文已被Springer出版集团和牛津大学出版社接受。2006年9月，第三届“心灵与机器”论坛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举行，与会者围绕量子计算、涉身认知和自由意志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在社会科学哲学方面，周昌忠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做了比较，认为社会科学的存在论涉及自由本体—社会现象，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关照的是实践理性—理解，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则是概念—超验演绎。殷杰梳理了社会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研究现状和主要流派，指出从科学哲学的学科发展和社会科学的科学化定位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科学哲学，有助于把握其时代特征并具有显著的实践意义。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不仅有助于加强社会科学本身的自我理解和发展，加强其知识批判和社会理性重建的功能，而且有助于培育公众的公共理性，还有助于科学哲学寻求新的发展领域。社会科学哲学可以通过整合“规范科学哲学”和“描述科学哲学”两大研究资源，充分体现认知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相互渗透与融合。
三 技术哲学与工程哲学研究进展
本年度国内技术哲学研究仍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在现象学的技术哲学、技术与伦理、技术与文化、技术的社会功能与控制、网络技术的哲学与社会问题、国外技术哲学思想的评介以及工程哲学、工程伦理等方面都有成果出现。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技术起作用的时代。理解人造物和人工世界的含义和意义，它们的可能性和限度，合理地、负责任地运用科学技术的力量，公正地分配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好处、风险和代价，已经成为时代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哲学已不是一般的哲学分支，而是时代问题的聚焦处。
可以从存在论、知识论、伦理学和社会学这四个方向来考察本年度技术哲学的发展。吴国盛认为，在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中，技术作为“自然”的对立面，被设定为“外在性的”，从而被摒弃于哲学之外。技术哲学的真正展开，来自对“内在性—外在性”冲突的深刻意识，其未来在于对内在性—外在性逻辑的超越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理性重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应当成为我们技术哲学研究的两大思想资源。韩连庆认为，“现象学”的逐步形容词化和副词化使得现象学作为一种看待和体验事物的方法成为可能——而这其实也就是胡塞尔未完成的初衷。如果用现象学的术语来表述技术哲学的现象学方法，那就是在身体（身体包含了实践和文化）的基础上，用知觉、意向性、变更等现象学术语来描述对技术的体验，亦即将技术置于一定的情境（或境域）之中。后者可以是人的身体，一种实践，可以是一种伦理，一种文化，或一种政治等等,它们都是广义的现象学技术哲学。舒红跃运用现象学的方法，在“面向技术的实事本身”的追问中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他认为，技术哲学面向的“实事”就是在生活世界中直接呈现出来的、在人的各种活动中能够被直观到的、具有感性存在形式的技术的“人造物”，它并非日常经验（存在者）层面的，而是特指经由彻底还原后所达到的基础性的本质规定。 “人造物”一方面与自然物一样具有一定的结构，另一方面是人“造”的并贯彻、凝聚人的意向、意志。当然，现象学的技术哲学在对技术的实事本身的返回式追问中是否就此止于“人造物”，尚需进一步的探索。
在技术与人的本质的问题上，刘大椿着重对技术何以决定人之本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技术是生产力，但不仅仅是生产力；技术是实践活动展开的基础，处于主体与客观世界的中介地位，支持着实践目的的有效实现。人类依靠技术途径与仪器工具系统的支持，超越了自然物种的限制。以技术创新与推广应用为基础的人的新进化，不仅弥补了人类天赋本能方面的种种欠缺，而且也使人类的后天才能迅速提升，日渐成为一种技术“超人”和自然界的“霸主”。技术在人类目的性活动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因此决定人之本质。
对技术知识的研究，除了来自于技术哲学外，也受到了技术史与设计方法两个领域的普遍关注。继张华夏、张志林的《技术解释研究》（2005）之后，高亮华在第11届技术哲学年会上提出了他的“技术知识论纲”。高亮华认为，技术知识具有与其他知识类型不同的独特性，技术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活动。我们可以把技术知识界定为如何做，与如何设计、制造、运转技术制品的知识。即为了达到目的和发挥效力，应当怎样做。技术知识的内在本性是规范性，作为规则性知识与功能性知识的技术知识主要与规范性相涉。技术知识是实在论的，但更是工具主义、实用主义的，是价值附属的东西类行为。在借鉴文森梯(Vincenti)、罗波尔(Ropohl)与德弗里斯(De Vries)等人观点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有关技术知识构成的六个核心范畴：技术制品的物理性知识、技术制品的功能性知识，设计、制造技术制品的知识，运转技术制品的知识，理论工具和社会－技术的理解。技术知识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是技术规则与技术原理，其增长模式主要包括知识变异的机制、变异的选择机制以及保存或繁殖所选择的变异的机制。有关技术知识的反思有助于对技术的理解与技术哲学框架体系的构建，对理解知识概念、工程师的技术实践、知识管理、工程教育领域均有助益。
2006年夏，在上海市社会科学院举办的“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对‘负作用’的认识是我们需要科学技术伦理学的根本原因”，由此引出一场争论。 朱葆伟在第11届技术哲学年会的论文中提出，科学和技术力量的强大，其发展之迅猛，以及它们影响的广阔和深远。科学技术活动又有着长期的、不确定的和不可预见的后果，从而把我们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很多关于技术的重大争论其焦点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技术决策或伦理问题，伦理评价应该深入到具体的技术活动过程中，这才是我们之所以需要有一个科学技术伦理学的更根本的原因。要对可能的风险负起责任，就不仅要有对后果的清醒认识，对手段的恰当选择，还需要对目的和意义本身进行思考。
值得关注的是，当代技术的发展使我们对自然的干预深入到了它的基础层次,从自然的万事万物到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几乎均被纳入到技术的控制之下。尤其是，技术的对象由改造自然转向生命乃至人自身。在以往的以机器为代表的技术中，我们的身体是出发点，而在今天的高技术中，身体成为了技术塑造和重新设计的对象。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也使得人的“心－身”关系、“自我同一性”等等成为问题，计算机和生物技术的结合导致了“Cyborg”、“Bioberg”之类的混合体的出现。由此就引出了一些重大的哲学问题和伦理学问题：人类是否真的拥有了随自己的意愿组合、设计生命体和控制自身进化的能力？我们是否能够完全像对待外部自然那样操纵和改变自己的身体？或者说，这种操纵、改变（或“改善”）、设计有没有一个限度？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往往要涉及到人及其身体的本体论或道德地位问题，需要发展出一些新的原则（如限度）。技术要创新，伦理学也要创新，不仅在形式和方法上要创新，还要开拓新领域，研究新问题（如风险伦理学、创新伦理学）。其中的一些研究还要同形而上学结合起来。
技术哲学需要不断地创新自己的研究范式。传统的范式表现为工程学的和人文学的技术哲学的二分。朱春艳、陈凡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一范式正日渐凸显其局限性，需要借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某些概念和方法，通过社会建构论方法实现范式转换。他们认为，社会建构论对技术哲学范式的转换已经产生了三大影响，即使技术的哲学研究（1）从宏观转向了微观，（2）从外部转向内部，(3)并使对技术的哲学反思从批判导向转向批判后的“重建”。
在工程哲学研究中，吴畏、廖加林从元哲学和社会认识论角度出发讨论了“工程哲学是什么”、“工程哲学如何是”等涉及工程哲学合法性的问题。张秀华在“工程的现象学”的名义下，提出了“人·工程·生存是互蕴共容的”观点，并将这一观点进一步分析为三个密切关联的命题：人以工程的方式去存在；工程组建着人的生存方式；生存是人之工程行动的前提。
继科学—技术—工程的三元划分之后，又有一些学者提出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的四元划分。产业哲学的研究在本年度迅速发展，《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等刊均发表了相关的文章。当前产业哲学的研究大体上分为三类：对产业哲学学科性质的探讨，对产业现象及其一般发展规律的哲学探讨，从哲学角度对特定产业的思考。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认为把产业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强调在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工程哲学之后，产业哲学应当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产业哲学的研究与唯物史观密切关联，一方面，唯物史观为产业哲学的探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方法；另一方面，关于产业哲学的研究也为更深入地理解唯物史观提供了可能。曾国屏认为，可以把产业看做是人工物的社会性生产和扩散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受着自然规律的制约，又能动地利用着自然规律；既在参与社会自然的生成过程中生成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规律，又受制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产业实践清楚地展现了人类实践的经济特征，人的改变与环境的改变的一致，总体上也是指向一个价值增殖的过程。人的自觉活动，不仅关注“怎样”达到目的，而且关注怎样“经济地”达到目的；不仅要实现对象化，而且要“经济地”实现对象化。正是通过人类生产的社会化和产业化，科学技术得以真正大规模地作用于社会，实现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现实结合，成为社会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
(原载《中国哲学年鉴2007》，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