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凡 傅畅梅】现象学技术哲学：从本体走向经验

一、探讨技术根本问题的本体论现象学技术哲学

现象学首先是指胡塞尔现象学。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现象学经历了一个从先验现象学到基础本体论现象学的转变。海德格尔与胡塞尔对现象学的理解有重大区别，主要表现在胡塞尔不仅仅把现象学理解为一种方法，更重要的是把它理解为一种认识论体系（倪梁康，第188页）；而海德格尔则认为现象学是一门显示学，它把“自身显示者”如其所是地那样显示出来；并且认为“自身显示者”即存在，现象学的“现象”所指的就是存在者之存在和存在的意义的显现，现象学的任务在于“从存在者的身上逼问出它的存在来”。（海德格尔，1987年，第9页）也就是说，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的不同在于他不仅抛弃了后者的先验唯心论的立场，而且还认为现象学就是关于存在的意义问题的科学，现象学不应是认识论而应是本体论。现象学因此成为“本体论的现象学”，这就是现象学的“本体论转向”。（朱耀平，第1页）更为重要的是，海德格尔开辟了从现象学的视角考察技术根本问题的先河：他是最早意识到技术中有很多问题值得哲学反思的哲学家之一；提出了“座架”的技术本质观，对技术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技术的本质问题是技术哲学的根本性问题，它不但关涉到技术究竟是什么的认识问题，同时还制约和影响着对技术的其他问题的理解。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分析是从批评关于技术本质的“流俗”观念开始的。他认为技术之本质完全不是什么技术因素。“我们要洞察技术中的本质现身之物，而不是仅仅固执于技术性的东西。只消我们把技术表象为工具，我们便还系缚于那种控制技术的意志中。我们便与技术之本质交臂而过了。”（海德格尔，1996年，第951页）传统的观点认为技术是合目的的工具，技术是人的行为。这两种说法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单纯正确的东西还不是真实的东西。唯有真实的东西才把我们带入一种自由的关系中，即那种从其本质来看关涉于我们的关系中。照此来看，对于技术的正确的工具性规定还没有向我们显明技术的本质。”（同上，第926页）为了获得技术之本质，我们必须通过正确的东西来寻找真实的东西。他认为现代技术的本质是一种促逼着的要求。这种促逼着的要求，海德格尔称之为“座架”（Gestell）。

海德格尔指出，在现代技术中，迄今一切对事物和自然构造来说极为重要的自然主义的、神圣的、艺术的方式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事物惟一地从技术交往中被构造，以至于存在者的存在只能显示为千篇一律的功能性材料，显示为可统治的、可耗尽的功能性材料。“座架不是什么技术因素，不是什么机械类的东西，它乃是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自行解蔽的方式。”（同上，第941页）这样的解蔽方式是人的不可回避的生存方式。人为了维系自身的生存，必须要依靠技术，这就使人的对象世界按照生存的需要被带进生产的状态。“在多种生产中，世界成为站立的，并被带进这种状态。开放的东西成为对象，并转向人。”（绍伊博尔德，第52页）当然，这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但也是人通过无法驾驭的座架“限定”自然、实施统治从而展现技术的“强求”特征，体现出人为了生存对技术的依赖。海德格尔敏锐地洞悉到现代技术的统治特征：“技术意志评判事物，它决定了事物应有什么意义，应有多大价值。因为它是唯一的评判者，也是正确者，因为没有什么能违抗它和劝导它。”（绍伊博尔德，第80页）不难看出，海德格尔对人类生存的忧虑，表达了他对人的生存与技术之间本不应该出现的对立的无奈。在他看来，技术的本质根源于人的生存，表现为此在的存在方式中技术的展现方式。

作为解蔽之命运，座架虽然是技术之本质，但决不是种类意义上的本质。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点，我们便碰到了某种令人惊奇的东西：技术是那样的东西，它要求我们在另一种意义上去思考人们通常在“本质”名下理解的东西。对于技术如何现身，我们只能根据那种永久持续来识别，在此永久持续中座架作为解蔽之命运而发生。（海德格尔，1996年，第949页）作为技术之本质现身，“座架”乃是持续者。

由柏拉图所开创到黑格尔发展为完备形式的，是一种以主客分立为基础、旨在追求永恒不变的“实体”的哲学传统。现象学是对这种哲学传统的“反叛”，它以全新的哲学维度出现。胡塞尔提出：“现象学：它标志着一门科学，一门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但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典型哲学的思维态度和典型的哲学的方法。”（胡塞尔，第24页）这是说，现象学与传统哲学不同，具有全新的哲学思维与哲学方法。现象学反对传统思维模式，用现象学方法来中断或悬置传统的理论。

现象学追问技术的本质，使技术既向自身敞开，同时也向人与社会敞开，这是对工程传统和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困境的一种解决。它从实体主义的对象性思维模式中走出来，唤起人们对生活意义的关注。在这方面，海德格尔开辟了从现象学视角考察技术本质的先河，其意义具体体现在：他发掘出名词性的“座架”作为技术过程的基本事件的动词意义，从现象学的视角阐述了技术的存在和活动，为我们深刻理解技术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途径。由于强调技术是一种现象，构成了现代性中本质的东西，因此，现象学的哲学传统给了技术哲学以强大的哲学背景的支持，正像分析哲学支持科学哲学那样（吴国盛）。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追问技术的本质是为了揭示现代化与技术本质的关系，从而期待一种真正的人的自由。海德格尔在谈到现代技术之本质 ——“座架”何以能够涉及到人类行为时说：“我们又要问：这种解蔽是在一切人类行为之外的某个地方发生的吗?不是。但它也不是仅仅在人之中发生，而且并非能主要地通过人而发生的”。（海德格尔，1996年，第941页）海德格尔还将广义上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概念用于技术，认为人通过工具的使用不仅揭示了自身，而且揭示了世界。

二、从本体走向经验

现象学技术哲学何以要从本体走向经验？这种走向是否有其必要性？如果有其必要性，从本体走向经验的现象学技术哲学如何可能？下面进一步分析这些问题。

海德格尔的本体现象学技术哲学对于技术的根本问题的研究固然重要，但这种现象学技术哲学仍需要进一步发展。可以认为，海德格尔一方面在他的《技术的追问》中使“大写的技术”成为一种实质上的形而上学，它是一种将自然世界的完整性视作用于人类目的的资源库的方式；并且认为它是来自于现代性本身的一种巨大危险。但与此同时，这种技术哲学通过上升到一种形而上学而变得如此高高在上，必然会导致作为一种现象学分析的有用性受到质疑。（伊德，第7页）对技术的哲学反思不能开始于对技术的预先设想或神话。相反，这种哲学反思必须建立在对现代技术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适当的经验描述上。

技术哲学是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有不少哲学家对技术进行过哲学思考，但这种思考被人们公认为一门学科却是20世纪60—70年代的事情。经过40余年的发展，技术哲学一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另一方面，现实中的技术哲学又一直处于边缘性的地位，其体制化举步维艰。这固然有外部原因，但更多的可能还是由于技术哲学自身，由于经典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固有缺陷。一场以打开技术的黑箱为指向的所谓“当代技术哲学中的经验转向”运动，便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一种新的技术哲学研究纲领。（高亮华，2003年）海德格尔作为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家，认真地把技术当作专门反思的主题，然而其反思路向是从非技术的角度对技术的本质及其意义进行探索。在这种思路上，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力求洞察技术的意义，澄清技术与超技术事物的关系，其哲学旨趣在于强调人文价值对技术的先在性。这种探讨方式有着不可忽视的固有缺陷：首先，在主题上，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家过多地关注道德问题而忽视了认识论和本体论问题。换言之，他们过多地关注技术的使用而忽视了技术的设计、制造和生产阶段，从而使技术和工程本身游离于人文主义的哲学家的视野之外。海德格尔在对技术的追问中，认为现代技术是人追随天命的一种途径，但它的应用又有背离天命的危险。何为拯救的力量呢？海德格尔在描述了语言与技术的区别后撤退到语言领域中：他宣称只有在语言那里，技术才能被理解，存在才能被拯救。（同上，1996年，第150页）其次，在方法上，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家强调规范性而忽视描述性，这实际上是从外部来看技术，而不去说明技术内部的真正状态。也就是说，这种技术哲学研究只停留在抽象的层次，把技术处理为一个没有差异的整体。对于工程技术本身提出的重要问题和多种多样的技术、工程形式，这种单一的规范性的技术观是不够的。从技术哲学存在的正当性来讲，没有对具体的技术活动过程及其发展的详细的经验描述，有关技术的哲学问题就不能获得真正的有价值的反思。正像皮特指出的，技术的认识论问题具有对社会批判主义的逻辑优先性；理解技术之“是”，理解技术之所以“是”，是一个我们能有效评估技术和技术对生活世界的影响程度的可靠前提。（Pitt）技术哲学研究中的“经验转向”表明，现象学的技术哲学应注重对各种类型、各个层次人工系统、人工物系统的内部结构、运行过程和价值形成机制等方面的规范性、描述性和批判性研究，而不应把技术当作一个单一的整体来进行分析；应该关注技术的设计、生产、改造、创新等微观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各种不同类型技术系统的人文社会意义。

胡塞尔提出的现象学原则是“面向实事本身”。然而，现象学视角中的“实事”却具有多样性，这表明了现象学的多重研究视角，为现象学技术哲学从本体走向经验提供了可能性。进一步还可以说，不仅现象学技术哲学中的“实事”具有多样性，而且“实事”有静态和动态之分，因而有必要将“实事”的静态与动态相结合，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其中某一个方面。倪梁康指出，“现象学的效应”首先并且主要是通过“作为方法的现象学”而得到传播的，这是使“现象学运动”成为可能的第一前提；而在“作为哲学的现象学”这一方面，它的影响始终是分散的，“作为哲学的现象学”没有能像“作为方法的现象学”那样产生出创造一个新的时代的效应。（倪梁康，第36页）作为方法的现象学在对技术问题进行探究时，可从多个视角进行考察；在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大背景下，现象学的技术哲学研究也必然呈现出新的特征。

三、经验的现象学技术哲学呈现的多向度

与海德格尔相比，当代的现象学技术哲学研究出现了新的趋势，即从对技术的抽象的形而上学层面转向经验层面，并呈现出不同的向度。伯格曼（Albert Borgmann）的技术人工物向度、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的人工智能向度、伊德（Don Ihde）对人与技术关系具体分析的向度，是有代表性的几个方向。

1伯格曼的技术人工物向度伯格曼接受的现象学已经脱离了早期现象学的超越论和基础本体论而成为一种“经验现象学”，而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将现象学实用主义化和通俗化的过程。伯格曼深受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但他把对技术的研究从抽象的形而上层面转向了经验层面。他从考察具体人工物的现象学维度，提出“装置范式”的技术本质观，对技术本质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被称为“新海德格尔主义者”。（Strong and Higgs,p.25）

海德格尔是从技术“之上”和“之外”来研究技术的。“海德格尔技术观最大的优点也是它最大的缺陷，就是从技术之上和之外而不是从技术内部和自身追问和反思技术。海德格尔的技术观是‘哲学’的而非‘技术’的技术观，是人文科学的技术观而与工程哲学毫无关联。”（舒红跃，第105页）也就是说，海德格尔更为关注的是“技术哲学的任务”，即关注技术的形而上学研究。当然，从技术之外和技术之上研究技术能看到仅从技术出发所看不到的东西，“但仅从技术之外和技术之上研究技术无法深入到技术本身的具体构造之中，不能打开技术的黑箱，查看技术本身内在的细微之处，容易变成一种空洞的深刻”。（同上）而伯格曼正是从海德格尔出发，又向前走了一步，即从“先验”走向“范式”。在伯格曼看来，对技术的哲学反思不能开始于对技术的预先设想或神话。相反，哲学反思必须建立在对现代技术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适当的经验描述上。他从具体的技术人工物出发，而不是把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Durbin,pp.38-48）

与以往哲学家探讨的“技术的方式”不同，伯格曼探讨的是“技术人工物”本身。在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研究中，也涉及到“物”，但是海德格尔所提到的“物”与伯格曼所提到的“人工物”是有区别的。海德格尔的“物”是为了他的“形而上”的分析，而伯格曼的“人工物”则更多的是为了他所说的“哲学的训练”，是他强调技术哲学研究应从技术哲学家走向公众参与的一个尝试。

伯格曼强调人工物与世界的相关性，一方面研究人工物如何聚集和反映世界，另一方面研究世界各要素和关系如何物化和凝聚在人工物上。因为离开了人工物与世界的相关性，我们不能从始源上理解技术，也不能真正地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被物化在技术人工物身上的不仅有技术发明和创造者所生活的世界，而且还有使用者的生活世界。伯格曼探讨了三种类型的信息：自然信息、文化信息和技术信息，不同类型的信息背后的技术是不同的。（Borgmann,p.35、123）在现代社会，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技术人工物所呈现的世界与以往有着根本的不同，这应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为此，他提出了聚焦关注，强调人工物与世界的关系，主张通过聚焦实践来保护聚焦物。聚焦关注只是聚焦物与聚焦实践关系的一种模式。伯格曼又系统研究了聚焦物与聚焦实践的关系，为的是使现代技术不只是聚集和反映世界中的少数因素，而是在保持反映世界之深刻性的同时，恢复其聚集世界的全面性、多样性和协调性。（ibid,pp.219-233）伯格曼研究技术人工物，是为了让现代技术聚集世界中更多的和更精彩的内容，让世界更多的要素和关系物化在技术人工物上，从而让现代技术成为一种尽可能全面、丰富和协调发展的聚焦技术。

一项技术发明，只有当它不仅揭示和展现了发明和创造者所生活的世界，而且还聚集和反映了使用者所生活的世界时，才会取得真正的成功。因此，我们不仅要对技术发明和创造的结果感兴趣，而且要对技术发明和创造的过程感兴趣，也就是对人工制品聚集和反映生活世界的具体过程和机制感兴趣。荷兰哲学家P.克努斯(Peter Kroes)提出了技术人工制品二重性理论：一方面，技术人工制品首先是一个物理客体，具有一定的物理结构；在这方面它是自然的，与人的意向性无关。另一方面，技术人工制品又具有一定的功能，它与设计者设计过程的意向性密切相关；在这方面它是人为的，不能仅仅用描述物理对象的“是什么”对之进行描述。克努斯认为结构与功能的二重性揭示了人工制品之所以为人工制品的最根本的特征。“功能不能从技术客体的应用的语境中孤立开来；它正是在这个语境中定义的。由于这个语境是人类行动的语境，我们称这种功能为人类（或社会）的建构。所以，技术客体是物理的建构以及人类社会的建构。”（转引自张华夏，张志林，第141-151页）这个问题也正是伯格曼所刻意研究的内容。

伯格曼顺应了技术哲学研究的经验转向，从“面向技术人工物”的现象学新视角探讨现代技术本质，对技术哲学发展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现象学的真理理论并不是在心理或语义学之物与实在之物之间打转，而是完全在呈现的领域中运作。伯格曼通过现象学还原，将技术还原的剩余物锁定为具体的技术人工物。海德格尔虽然从上手之物出发，但最后导致的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座架”概念，其结果是悲观的，即人类作为座架中被促逼的存在者，显然失去了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力。而伯格曼提出的“装置范式”的概念，表示人类可以提出行动主义的技术纲领，通过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等因素和手段来改变和控制技术的进程，这显然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

2德雷福斯的人工智能向度德雷福斯运用现象学方法，考察人工智能这一具体的计算机技术科学；《计算机不能做什么》是他的代表作。人工智能研究的是计算机模拟人的思维如何可能的问题。人工智能所指的模拟是对人的思维功能的模拟。人们普遍认为，思维的特征是自寻目标，能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达到这些目标。而自寻目标是通过负反馈来实现的，因此加有负反馈的系统也就具有了思维的特点。当把思维特征归纳为“自寻目标”时，就会想到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的意向性结构的理论：德雷福斯之所以把胡塞尔称为人工智能之父，原因就在于胡塞尔的现象学认识论研究可谓人工智能的思维研究的先驱性工作。（靳希平、吴增定，第534-535页）德雷福斯很重视对认识活动的具体过程的研究。在人类智能研究中，人们把世界分为两个层次：物理的层次和心理的层次。但在德雷福斯看来，还存在第三个层次，即现象学的层次。比如当我们看到一把椅子时，它可以作为物理对象，可以“被定义为原子的集合，或者木头或金属的集合”。在这种情况下，椅子没有意义，“使椅子能起物的作用的是它在全部实践环境中的地位。这又预设了有关人类的某些事实：一种由文化所决定的其他设备的网络和技能的网络”（德雷福斯,第43-44页）。德雷福斯认为，物理对象不能被转化为意向性对象，意义网络的整体性是由意向性活动构建而成的。德雷福斯将意向性活动的构建称之为非确定性的全局性预感或设定。(同上，第245页)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的现象学层次是最为关键的，它要求人工智能能够揭示出人的智能结构的描述性结构。但到目前为止，人工智能的研究还没有找到一种方法可以来模拟人的实践生活整体。也就是说，在德雷福斯看来，人工智能的实现几乎是不可能的。简而言之，德雷福斯认为，数字计算机由于没有躯体因而不能对一个整体做出反应，必须从确定细节开始识别。尽管它的运算速度可以很快，但由于缺乏人类智能的依赖于环境的那种本能的格式塔转换的能力，依然无法真正实现如人一样的思维。人工智能研究没有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他的这一看法受到人工智能研究学者的重视，并导致了他们对工作方法和理论的反思。（葛勇义，第24-25页）哈佛大学艾肯计算机实验室的安东尼·奥廷格尔认为，德雷福斯对人工智能专家们来说是“一位富有批判精神的旁观者，一位热心于探究和分析知识基础问题的专业哲学家”，并告诫同行，“决不可把他当作不受欢迎的冒犯者拒之门外，也不要用挖苦的言辞非难他”。他认为，德雷福斯提出的问题一方面具有十足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又带有十足的哲学性质，要在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对话中来解决这些问题。（靳希平、吴增定，第536页）对于现象学技术哲学来说，经验转向就意味着要在对技术根本问题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切实为现实社会技术的发展提供方法论的支持，真正做到把哲学的形而上学分析与经验描述相结合。德雷福斯对于人工智能的思考为科学技术界所关注，这说明伯格曼所认为的“哲学的任务”与“哲学的训练”的双重任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

3伊德对人与技术关系具体分析的向度伊德的现象学技术哲学是通过对人类使用技术的经验和知觉与没有使用技术的经验与知觉的对比，研究技术对人类的经验与知觉以及最后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他的主要著作有《技术与实践》、《技术与生活世界》。人们公认，伊德的著作是第一本英语技术哲学书，具有开创性。

在伊德看来，海德格尔是从整体上和根本上看待技术和技术产生的后果，缺乏对人与技术关系的具体分析。伊德认为，现象学必须考虑物质和物质文化，这是技术观的基础和核心。他所关心的哲学问题是：“在人类日常经验中，技术起什么作用？技术产品如何影响人类的存在和他们与世界的关系？工具如何产生了转变了的人类知识？”（Pitt[ed.],p.ⅶ）伊德从人与技术的关系开始他的技术研究，可以认为其技术哲学是人- 技术（机器）关系的现象学，是对技术现象的微观分析，是技术哲学研究的经验转向的理论成果之一。

伊德将人与具体的技术物的关系分为四种：“体现关系”（embodiment relation）、“解释关系”（hermeneutic relation）、“他者关系”（alterity relation）和“背景关系”（background relation）。他认为，没有技术中介的技术结构是“人-世界”。技术的体现关系指人是通过技术产品来感知世界，即“（人-技术）→世界”；技术的解释关系指“人→（技术-世界）”；技术的他者关系指人不是通过技术来知觉世界，而是单纯与技术发生关系，其结构是“人→技术（-世界）”；技术的背景关系指技术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退到了幕后，作为一种背景在起作用，其结构是“人（-技术/世界）”。（Ihde,pp.73-112）

在胡塞尔那里，有什么样的意向活动就有什么样的意向相关项，意识是关于某物的意识；而在伊德对人与具体的技术物关系的分析中，则是有什么样的技术物就有什么样的对象，这既包括海德格尔“在手”的对象，也包括其“上手”的对象，对象是什么与人们使不使用技术以及使用什么样的技术相关。（舒红跃，第143页）这样就把对技术的分析进一步细化和具体化了，从而为对技术影响生活世界的多重维度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分析提供了进一步的可能，有利于为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指明方向，并且可以为技术的改革提出切实的想法和建议。

四、经验的现象学技术哲学研究路径

经验的现象学技术哲学如果可以为今后的技术哲学发展带来希望，那么其研究路径在内容和视角上应有所选择。

第一，研究内容：应从关注技术转向关注技术创新。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启示我们，在进行现象学技术哲学研究时应关注技术创新。例如，如果像伯格曼那样把技术哲学研究的视角定位于技术人工物，那么对技术人工物的考察就不能只作静态的研究，而是还要作动态的考察。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技术哲学研究时，要进一步研究技术创新，考察技术创新的各个具体过程，而不能脱离具体过程在理论上空谈技术创新的意义。这不仅是现象学“面向实事本身”的口号所要求的，也是技术哲学中经验论转向给我们的启示。技术创新和文化的相关性就表现在创新产品(技术人工物)所蕴涵的文化信息以及创新产品的社会使用所传递的文化观念和行为模式。技术本身不是实体，无法具体地完全展现在我们面前。它始终处于一个过程之中，我们只有通过对其每一阶段的把握才能领会技术的真实含义。技术创新的过程是一个历史阶段，而技术则是无数这样的阶段综合的过程。追问技术、理解技术就是：由与技术有着直接关系的、并提出“什么是技术”的人出发，以对技术创新的结果即技术物品的理解为起点，回溯具体的技术过程即技术创新，以获取技术本身及其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环境中显示的意义。我们可以说，现代技术“在-技术创新中-存在”，这是清晰的技术的意向性或存在论的结构。技术创新是一个生发、展现的过程，通过它我们构建了周围的世界，展现了人与人打交道的方式。通过此，技术的意义才被理解。（葛勇义、陈凡）作为技术存在方式的技术创新在技术哲学研究中应该处于重要的位置。只有理解了技术创新的问题，才能够由此而理解技术的问题。

第二，研究视角：应将形而上与形而下相融合。从某种意义上说，经验的现象学技术哲学的理论旨趣和目标就是：一方面，通过对技术的现象学分析，达到对技术的形而上认识，这是技术哲学的任务；另一方面，对技术的现象学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哲学家内部的争论，而是要通过哲学的训练使之成为公众的自觉意识，成为对实际的生活实践有重要影响的哲学理念。伯格曼、德雷福斯和伊德通过对现代技术的现象学考察，一方面形成了各自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也引起了技术哲学界之外的公众和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关注，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是技术的形而上与形而下融合的积极效应。

关注技术哲学的训练，增强公众的技术意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做的事情。在技术哲学发展的初期，或许更应关注技术的形而上研究。但当技术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关于技术的基本问题获得了广泛、深入探讨的基础时，就应考虑把关注技术哲学训练等作为主要的任务。

【参考文献】

德雷福斯，1986年:《计算机不能做什么》，宁春岩 译，上海三联书店。

高亮华，1996年：《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论当代技术哲学中的经验转向》，载郭贵春、乔瑞金、陈凡主编《多维视野中的技术》，东北大学出版社。

葛勇义，2007年：《技术现象学研究》，东北大学博士论文。

葛勇义、陈凡，2006年：《现象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载《自然辩证法研究》第6期。

海德格尔，1987年：《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

1996年：《技术的追问》，载《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

韩连庆，2004年：《现象学运动在美国的发展》，载《哲学动态》第9期。

胡塞尔，1987年：《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靳希平、吴增定，2004年：《19世纪德国非主流哲学 —— 现象学史前史札记》，北京大学出版社。

倪梁康，1994年：《现象学及其效应》，三联书店。

绍伊博尔德，1998年：《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舒红跃，2006年：《技术与生活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吴国盛，1999年：《技术哲学：一个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载《中华读书报》11月17日。

伊德，2006年：《与物质融为一体：现象学与技术哲学》，载陈凡、朱春艳编《全球化时代的技术哲学》，东北大学出版社。

张华夏、张志林，2005年：《技术解释研究》，科学出版社。

朱耀平，2003年：《海德格尔与现象学的本体论转向》，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Borgmann,Albert,1999，Holding on to Reality,the Nature of Information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urbin, Paul T., 2000,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Views”, in Higgs, Eric; Light, Andrew and Strong, David(eds.).

Higgs, Eric; Light, Andrew, and Strong, David(eds.), 2000, Technology and the Good life?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Ihde, Don, 1990, 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 From Garden to Eart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itt, Joseph, 1995, “On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past and future”, in Techné 1(1).

Pitt, Joseph C.（ed.）, 1995, New Directions in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Kluwei Academic Publishers.

Strong, David and Higgs, Eric, 2000, “Borgmann’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n Higgs, Eric; Light, Andrew and Strong, David(eds.).

 

（原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11期。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