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哲学是一场哲学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实验哲学家从传统哲学家坐在上面沉思、写作的“圈手椅”(armchair)上站了起来，不再囿于纯思辨领域，而是用调查问卷的方法，调查并分析大众针对包含哲学问题的小故事(vignette)的哲学直觉，试图为哲学问题的解答打开另一番局面。关于实验哲学本身，国内学者已有介绍，使用实验哲学的方法，利用中国“大众”的直觉，或尝试解答哲学问题，或质疑已有的答案，也有了实践者。①然而，作为实验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哲学直觉并未受到审查，而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一、把哲学直觉限定在实验哲学内
首先要说明一点，我们希望把哲学直觉限定在实验哲学内，想要在实验哲学而不是哲学的范围内探讨哲学直觉，这样做的理由将在后面给出。
什么是哲学直觉？这个问题同时也就是：什么是“哲学直觉”这个概念的定义？然而，不从哲学直觉在实验哲学中的作用出发，而对“哲学直觉”这一概念加以定义，可能不是最好的做法。
为了搞清哲学直觉在实验哲学中的作用，让我们看一下实验哲学中一个名为“超级计算机”的小故事：
设想下一世纪我们发现了所有的自然法则，我们造了一台超级计算机，它可以从这些自然法则和当前世界万物的状态中精确地演绎出未来世界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它可以看到世界现在之所是，并带着百分之百的准确性来预测它将来之所是。假设那种超级计算机确实存在，它观察着宇宙在公元2150年3月25日的某个时刻的状态，而这时就是杰里米·哈尔出生前的20年。计算机从这一信息和自然法则中推导出如下信息：杰里米一定会在2195年1月26号下午6点抢劫富达银行。超级计算机的预测像往常一样精准；杰里米在2195年1月26号下午6点抢劫了富达银行。
“杰里米·哈尔”可被换成任何一个名字。接受问卷调查的人读完这个小故事后，要回答如下两个问题：哈尔是否出于自由意志而抢劫银行？他要不要为抢劫银行负道德上的责任？
为什么要设计这个问卷呢？因为伦理学中有一种传统看法，认为人们是天然的不兼容主义者，认为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是与因果决定论不相容的。换言之，不兼容主义主张在一个因果决定论的情景中，人们没有自由意志，也无须背负道德责任。为了质疑这个理论，实验哲学家纳米亚斯(Eddy Nahmias)等人设计了这个问卷。调查数据表明，大多数人恰恰是天然的兼容主义者，这就对传统看法(人们是天然的不兼容主义者)提出了质疑。②
人们可以质疑是不是哈尔行为的负面性质影响了人们的判断③，或这个小故事是否准确地传达了“因果决定论”这一概念的准确意义，毕竟这是一个哲学术语。但我们可以撇开这些不谈，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搞清哲学直觉在实验哲学中的作用，查明“哲学直觉”这个概念在实验哲学中的意义。
很明显，就刚才的例子而言，这里发生了一串事件：一些没有接触过诸如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是否与因果决定论兼容这样的哲学问题的大众，在阅读完这个小故事后，对问卷包含的问题进行回答，这些答案形成了一个数据，实验哲学家用这数据来质疑传统的哲学理论。到现在为止，应该说一切还是清楚明白的。
然而，人们不禁要问：在这串事件中，哲学直觉又在哪里呢？
如果问哲学直觉是在何时出现的，那么答案似乎是“在人们读完小故事和问题之后，在给出答案之前”；如果问哲学直觉是在哪里出现的，那么答案似乎是“在人们的头脑中”。这样一来，哲学直觉就势必变成了人们头脑中的东西，变成了一种内在的精神状态(mental state)，而人们似乎就是根据这种精神状态来给出答案的。这就是对“什么是哲学直觉”这一问题的初步回答：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哲学直觉是隐藏在那串事件背后，并伴随着人们对问题做出回应、给出答案这件事的“某种东西”。
但是，困难恰好就在于对这“某种东西”的进一步说明(“某种东西”毕竟不是“什么是哲学直觉”这一问题的答案)，这一困难引发了许多的争论④，导致了哲学家对“什么是哲学直觉”这一问题的不同解答方案。正如实验哲学的倡导者亚历山大(Joshua Alexander)所言，为了搞清什么是哲学直觉：
一些哲学家鼓励我们去咨询我们关于直觉的直觉；其他一些哲学家则建议我们要特别注意从第一人称视角看来的，从内省上说直觉到底是什么东西；还有其他一些人则建议我们仔细地审查哲学家在实践中是拿什么来作为直觉证据的。[1]
斯蒂奇(Stephen Stich)和布克瓦尔特(Wesley Buckwalter)也看到了这一点：
关于该如何刻画直觉，有两种看法。一种对“直觉”和“哲学直觉”这些词的使用相当有包容性。对采纳这一看法的人来说，直觉是当代哲学家谨慎地使用“直觉”一词时心里想到的东西。持另一种看法的人有狭窄得多的定义，它需要哲学直觉具备相当严格的现象的、认知的或心理的属性。[2]
亚历山大说在他提到的三种做法中“第三种做法可能是最好的”，[3]斯蒂奇等人说在他们提及的两种观点中“我们将采用第一种观点所支持的术语策略”。[4]在此可以安全地说，他们的说法不仅意味着他们不想给出“什么是哲学直觉”这一问题的答案，还意味着(至少就亚历山大看来)回答“什么是哲学直觉”的最好方法，是查看哲学家实际上是拿什么来当直觉证据的，而这“什么”就是哲学直觉，更准确地说，是哲学直觉的一个实例。他们同样不想在哲学直觉的实例背后寻找“什么是哲学直觉”的答案。
然而，问题在这里出现了。
首先，斯蒂奇等人说哲学直觉是“哲学家谨慎地使用‘直觉’一词时心里想到的东西”，这个说法是含混的。“心里想到的东西”本身就不明确；若这话说的是哲学家原本就知道哪些是“直觉”(即“哲学直觉”)，哪些不是，只不过无法一劳永逸地回答“什么是哲学直觉”，那没问题，但哲学家总会且需要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这个是哲学直觉而那个就不是。这样一来，也就是要给出哲学直觉的某种特有属性了，而这几乎就等于前面说的“需要哲学直觉具备相当严格的现象的、认知的或心理的属性”，因为“严格”和“不严格”并无明确界限。
其次，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从他们的观点和措辞中，我们可以看出，亚历山大和斯蒂奇等人并不立足于哲学直觉在实验哲学中的作用来探讨哲学直觉，因为他们把哲学直觉限定在了哲学家身上了(“哲学家在实践中是拿什么来作为直觉证据的”，“哲学家使用‘直觉’一词时心里想到的东西”)，而在实验哲学中接受问卷调查的人们，却不是(至少大部分不是)哲学家。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家不能接受问卷调查，但这并不是实验哲学的初衷和特征。
当然，他们的看法的优点是明确提出不要试图去定义哲学直觉，亚历山大的优点还在于指出要去查看哲学直觉在哲学家那里的用法。他们的主要问题，就是对哲学直觉的探讨脱离了我们本应抓牢的立足点——实验哲学。
回到这个立足点上来，我们就可以发现，就实验哲学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所谓哲学直觉，其实就是作为实验对象的大众对一些小故事的直觉回应而已。之所以说它是“直觉回应”，是因为大众没有专门研究过这方面的问题，他们给出答案时也未经太多的思考，给出的答案也无所谓对错。之所以说它是“哲学”的“直觉回应”，不是因为大众本身有很多种直觉而其中一种专门和哲学问题或哲学理论有关，而是因为易于理解的小故事作为中介把大众的直觉和哲学理论联系了起来。一句话，大众的直觉回应在哲学研究工作中，特别是在实验哲学的实践中得到了使用。⑤
所以，就实验哲学来说，哲学直觉就是大众针对小故事给出的直觉回应。这就给出了我们自己对“什么是哲学直觉”这一问题的回答或对“哲学直觉”这一概念的界定，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就限定在这个范围内。
上诉回答和界定不是也无意于成为标准答案，哲学家与科学家当然可以继续寻找哲学直觉的本质，可以继续在实在层面上讨论什么是哲学直觉，比如可以把哲学直觉还原为脑电波，或者从神经科学角度来考察哲学直觉。但是，就我们限定的范围而言，我们已无须继续纠缠在“什么是哲学直觉”这个问题上了(这个问题把人引向一种内在的、隐藏着的、说不清楚的精神状态，且它带来了很多的争论与混乱)，因为这里的全部事实只是大众针对包含哲学问题的小故事给出直觉回应，这里有一串事件——而这些早已清楚地摆在我们的眼前，正是为了将我们的探讨限定在能够说清楚的领域中，我们才希望把对哲学直觉的讨论限定在实验哲学的范围内。
可能还遗留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大众的“直觉回应”又是什么呢？然而“大众”又是什么，“回应”又是什么，这类追问没个尽头。可能刚才对“直觉回应”的刻画不足以回答大众的“直觉回应”是什么这一问题，但就我们的目的来说，它已足够。
二、关于哲学直觉的一场争论
下面要介绍的这场关于哲学直觉的争论最初是关于哲学直觉在哲学中是否扮演证据角色的争论，争论的一方是著名哲学家威廉姆森，另一方是前面提到的亚历山大。
哲学直觉能不能被当作某种证据？对此，亚历山大说：
哲学直觉为我们提供我们的哲学理论需要对其做出解释的材料，提供我们在论述这些理论为真时援引的证据，还提供我们相信这些理论为真时诉诸的理由。[5]
在对亚历山大的《实验哲学导论》的书评中，威廉姆森说：
当某人给出一个前提p时，此人一般希望他的听众会接受p。如果他们不接受，此人可能会使用他所预计的无论什么证据来产生影响。此人可能会说“教皇相信p”或“邓尼特相信p”，这取决于情境。此人可能会强调任何质疑者所相信的能够支持p的东西。但若说“我哲学地直觉到了p”，此人不可能有什么进展。[6]
在《哲学的哲学》一书中，威廉姆森曾说：我们哲学中的证据由事实构成，这些事实中的大部分是非心理性的。[7]很明显，亚历山大认为哲学直觉为我们提供了论述某个理论为真的证据，威廉姆森认为哲学中的证据最好是事实而不是直觉。威廉姆森在《哲学的哲学》中引用了为人熟知的葛梯尔例子。葛梯尔用思想实验来反对“知识是确证了的真信念”这一传统看法的故事，这里就不再赘述了。⑥
若以威廉姆森的看法为准，那么我们关于“知识不仅仅是确证了的真信念”的证据只能是事实，即“有可能一个人有一个确证了的真信念p而不知道p”这个事实。
为了反驳威廉姆森，亚历山大给出了这样一个论证思路：
(1)葛梯尔例子是可能的。
(2)如果一个葛梯尔例子出现，那么这个对象将会有一个确证了的真信念p而不知道p。
(3)因此，有可能某人有一个确证了的真信念p而不知道p。
(4)因此，并不必然是只有当一个人有一个确证了的真信念p时，她才知道p。[8]
按照威廉姆森的看法，我们只需从(3)过渡到(4)，其中(3)是作为证据的事实，这里不涉及什么直觉。
但是，亚历山大认为哲学直觉至少在(2)中扮演着某种角色。注意，从这里开始，两人的争论从原来的议题，即“哲学直觉在哲学中是否扮演证据角色”，变成了“哲学直觉在哲学中是否扮演什么角色”。
了解葛梯尔例子的人应该知道，葛梯尔给出的例子本身就很像实验哲学的小故事。先不管葛梯尔自己是否动用了自己的哲学直觉，设想在阅读完这些小故事之后读者要做一份关于“故事主角知不知道p”的调查问卷，那么读者给出的判断恰好就是实验哲学中的直觉回应了。
葛梯尔当然没有搞实验哲学，也没有设计问卷，但是在读完葛梯尔的小故事之后，除去那些完全不理解葛梯尔的小故事或根本不下任何判断的读者，总有一大部分读者要自己做出判断，要么判断“故事主角不知道p”而接受葛梯尔的看法，要么反过来判断这个主角知道p而反对葛梯尔的论证，而这判断也就很类似于实验哲学中的直觉回应了。
当然，正如在前面的“超级计算机”的例子中那样，可能大部分人具有和葛梯尔本人一样的直觉，接受葛梯尔的看法，少部分人有相反的直觉。换言之，读者中也会出现彼此对立的直觉判断。戈德曼报导了温伯格、尼克尔斯和施蒂奇等人的一项研究，该研究的主题就是学生关于葛梯尔事例的回应，指出“他们的回应与哲学家通常所给出的回应不同。尤其是，回应的不同取决于他们种族的背景(尽管都是美国罗格斯大学的学生)”。[9]
不过，撇开这些不论，读者，至少大部分读者(包括哲学家和非哲学家)在得出(2)时要动用直觉，这应该是确定的。而(2)终究是(3)与(4)的前提，似乎威廉姆森的结论还得用到直觉。
对此，威廉姆森后来在其书评中是这样反驳的：
一个哲学家用葛梯尔例子来否定确证了的真信念就是知识这一理论。她否定的主要前提是这个主体并不知道。但是亚历山大主张这个前提需要进一步的证据。他的看法是，为了说服这个前提起初并未将其说服的那些人，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证据。但是这样一个论证可以形成于任何前提(不管它是什么)中。结果是，没有一个前提足以被用作证据，因为，为了说服起初未被说服的人，我们总需要进一步的证据。[10]
稍微解释一下，上文中的“这个前提”指的是亚历山大提出的(2)，哲学家用(2)为根据来否定“知识是确证了的真信念”这一理论，而“亚历山大主张这个前提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指的是亚历山大书的如下说法：“如果一个人并不确信(2)为真，那么断言事实上如果一个葛梯尔例子出现，那么这个对象就会有一个确证了的真信念而不知道p，这也将于事无补。”[11]亚历山大想用这个说法来反驳威廉姆森关于“我们哲学中的证据由事实构成”的主张，因为倘若宣布“如果一个葛梯尔例子出现，那么这个对象就会有一个确证了的真信念而不知道p”是个事实，而人们不接受或不相信，也“于事无补”，故需进一步的证据来“说服起初未被说服的人”。
威廉姆森的主旨是：若一个人因不接受“前提(2)”(威廉姆森认为这是由事实构成的证据)而需进一步的证据，那么这个人完全可以不接受他遇到的任何前提，他会要求任何前提都要有进一步的证据。不过，我们能看出来，威廉姆森真正想说的是：亚历山大为什么要专门反对我提出的前提(2)这个“事实构成的证据”的有效性呢？但是，若亚历山大就是要专门反对只将事实视为证据的威廉姆森，那又怎么样呢？威廉姆森的辩解并未让亚历山大的驳斥变得无力。
更重要的是，若“如果一个葛梯尔例子出现，那么这个对象就会有一个确证了的真信念而不知道p”是个事实，那么这个事实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仅仅宣布它是事实，或在这话之前加上“事实上”是没用的。可以说，对于读完葛梯尔的小故事并判断故事主角不知道p的读者来说，“如果一个葛梯尔例子出现，那么这个对象就会有一个确证了的真信念而不知道p”才是个事实，而且这事实的建立诉诸了读者的直觉。对于判断故事主角知道p的读者来说，这个“事实”就无法建立起来了。这样看来，哲学讨论中的很多“事实”(不是如“教室里现在有45把椅子”这样的事实)似乎还得仰仗直觉。这是威廉姆森不愿意接受的，然而这似乎也是另一个“事实”。
到目前为止，我们至少已经说明，就葛梯尔的例子而言，不管读者看完小故事之后是接受还是不接受葛梯尔的哲学论点，他们的直觉都确实扮演着某种角色(而这直觉恰好就是前面所界定的那种哲学直觉)。而且，为了让一个人接受葛梯尔的哲学论点，仅靠事实是不够的，事实倒经常要借助直觉才能被建立起来。这样看来，在这场争论中，我们似乎应站在亚历山大那一边，哲学直觉确实在一些哲学实践中扮演着某种角色。
三、作为方法论基础的哲学直觉
上文遗留了一个问题：我们呈现了一场关于哲学直觉的争论，然而，这场争论的初始议题不是哲学直觉在哲学中有没有扮演什么角色，而是哲学直觉是否扮演或是否应该扮演证据的角色。
至于哲学直觉在哲学实践中有没有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已说明，按照我们对哲学直觉的定义，哲学直觉至少在很多涉及思想实验或小故事的哲学论述中扮演着某种角色，而且哲学史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思想实验或小故事，比如普特南的“孪生地球”、塞尔的“中文屋”、克里普克的“哥德尔定律发现者”，等等。在当下这场实验哲学运动中，它当然正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但是这种角色是否证据性的呢？前面亚历山大说一个不接受“如果一个葛梯尔例子出现，那么这个对象就会有一个确证了的真信念而不知道p”的人需要进一步的证据，这种证据会是什么呢？肯定不是事实，这个问题我们刚才已经说过。那是直觉吗？肯定不是这个人的直觉，因为这个人可能已经直觉地判断“故事主角知道p”了。也不会是葛梯尔的直觉，甚至不会是任何人的直觉。对于一个进行哲学思考的人来说，任何其他人的信念也无法说服他，即使教皇说“我相信如果一个葛梯尔例子出现，那么这个对象就会有一个确证了的真信念而不知道p”。在这里，直觉作为证据似乎是不行的。
另一方面，在读者对葛梯尔式小故事的直觉回应中，这个直觉也并没有扮演什么证据性角色。虽然可以说读者根据自己的直觉来判断，但是对读者和大众来说，他们的直觉并没有像亚历山大所说的那样“提供我们在论述这些理论为真时援引的证据”。在这里，直觉也不是证据，读者毕竟根本没有去“论证”这些理论为真。
只有在实验哲学中，直觉“提供论述这些理论为真时援引的证据”这一说法才有意义。从一开始，为了避开“什么是哲学直觉”这一问题引发的混乱，我们就一直把哲学直觉限定在实验哲学的范围内，这是因为虽然哲学直觉的本质似乎是隐藏着的，但是哲学直觉在实验哲学中的用法是清楚明白的。
然而，我们还要对亚历山大总结的“用法”进行一点修正和补充。
首先，大众的直觉回应形成的数据可被哲学家用来支持一个哲学理论，当然也可以用来反对一个哲学理论，正如刚才的“超级计算机”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这样的直觉才是“援引的证据”。
威廉姆森完全可以反对实验哲学家把大众的直觉作为证据，因为大众毕竟是大众，他们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但是实验哲学家已经将大众的直觉作为证据，并且已经用这些证据成功地质疑了一些传统的哲学理论。质疑的结果是：那些持传统哲学理论的哲学家要么放弃原有立场，要么给出更强有力的论证，要么对大众的直觉回应做出解释，解释大众为什么会给出不利于传统哲学理论的直觉回应。
其次，亚历山大说哲学直觉“提供我们相信这些理论为真时诉诸的理由”，这话的意思略显含混。按亚历山大的提法，这里的“我们”指的应是作为实验哲学家的“我们”，而哲学直觉指的是大众的直觉回应，那么大众的直觉倒不一定能成为哲学家相信一个理论的理由，哲学家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可以用大众的直觉来论证自己相信的理论，然而大众的直觉却不一定能让他们相信某个理论为真。
最后，亚历山大说“哲学直觉为我们提供了我们的哲学理论需要对其做出解释的材料”。如果大众的直觉回应反对某个传统理论，那么持传统理论的哲学家要对大众的直觉回应做出解释，实验哲学家可以继续给出针对前者的解释的解释。
同时，实验哲学家还要对如下现象进行解释，比如性别、文化背景、地域、人种等因素经常会对大众的直觉回应产生影响，甚至可能出现诸因素共同作用的情况。实验哲学家还会发现新的影响因素，探讨因素之间的关系，消除不恰当的影响因素。设想针对某个小故事多数人给出一种答案而少数人给出另一种答案，少数人的答案不能被简单丢弃，还要对为什么少数人给出另一种答案进行解释。
要对材料进行解释，就需要理论和假设，所以实验哲学不只用直觉来反对(或支持)传统的哲学理论，或用直觉来检验一种新的理论，还要在大众直觉的基础上构造新的理论和假设。让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诺布(Joshua Knobe)的两个分别名为“损害环境”和“改善环境”的小故事：
场景1：一位公司的副总裁到董事长那里，说：“我们正在考虑开始一项新的计划。它将帮助我们增加利润，但它也会危害环境。”董事长回答：“我才不管什么危害环境。我只想尽可能获得更多的利润。让我们开始这项计划吧。”他们开始了这项新的计划。环境果然被损害了。
场景2：一位公司的副总裁到董事长那里，说：“我们正在考虑开始一项新的计划。它将帮助我们增加利润，同时它也会改善环境。”董事长回答：“我才不管什么改善环境。我只想尽可能获得更多的利润。让我们开始这项计划吧。”他们开始了这项新的计划。环境果然得到了改善。[12]
诺布发现，在看完损害环境的小故事后，大部分人都判断董事长是故意损害环境的，而看完改善环境的小故事后，大部分人都判断总裁并非故意改善环境。诺布提出了一个假设，那就是道德考虑会影响人们对某个行为是否故意做出的判断。也就是说，人们对“故意行为”这一概念的使用会受到道德判断的影响。诺布的假设引发了一些争论，并刺激其他哲学家进行更多的实验研究，这里就不赘述了。
哲学直觉在实验哲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实验哲学的开展无法离开人们的直觉回应。可以安全地说，对大众的哲学直觉的诉诸是实验哲学的方法论基础，是实验哲学不同于其他哲学流派的重要特征。
关于“什么是哲学直觉”，哲学家有很多争论，我们没有参与这些争论，也没有介绍他们的争论。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材料容易获得，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决定不在实在和本质层面讨论哲学直觉，而要在实验哲学的范围内界定“哲学直觉”这个概念，说明哲学直觉在实验哲学中的用法。哲学直觉指的是大众对小故事的直觉回应，这些直觉回应在实验哲学中获得了使用。
虽然我们没有介绍哲学家关于“什么是哲学直觉”的争论，但是介绍了威廉姆森和亚历山大关于哲学直觉在哲学中是否扮演证据性角色的争论，他们的争论并未完全把哲学直觉限定在实验哲学的范围内，而是背离了最初的论题。不过，这场争论至少反映出了对大众直觉的诉诸并不局限于实验哲学，直觉在很多哲学实践中都有其作用，只不过在实验哲学中显得更为重要。此外，我们没有也不打算在规范层面上讨论一般的哲学实践和实验哲学“应不应该”诉诸直觉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不能探讨这个问题。
实验哲学的发展并不是完成时，它还在成长中，我们的研究已是对实验哲学的事后描述了。我们的研究所涉及的实验主要还是用问卷来调查大众的哲学直觉，外加一些统计和分析方法。据说现在的实验哲学家已经开始运用更加实验的方法，比如他们会进行“行为研究、认知负荷研究、眼球追踪研究、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反应时间研究”，[13]等等。对这些研究方法和哲学直觉的关系以及这些方法本身的探讨，无疑是有趣而必要的，但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注释】
①可见张学义：《实验哲学：一场新的哲学变革》(《哲学动态》2011年第11期)、《实验哲学：哲学工具箱里的助探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4年第1期)以及梅剑华：《实验哲学、语义学直觉与文化风格》(《哲学研究》2011年第12期)，郦全民：《实验哲学的兴起和走向》(《哲学分析》2011年第1期)，曹剑波：《确证理论的实验研究：特鲁特普案例》(《世界哲学》2014年第2期)。
②见Nahmias,E.,Morris,S.,Nadelhof er,T.,and Turner,J.The Phenomenology of Free Will.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2004,11,162-179.他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问卷调查的受试者中，有72%的人判断哈尔是出于自由意志而抢劫的，有83%的人判断他要负道德责任。
③基于这个疑问，在他们设计的另一个小故事中，哈尔挽救了一个孩子的生命，其行为是正面的，但调查结果是类似的。有68%的受试者认为哈尔的行为出自自己的自由意志，88%的人认为哈尔要受到道德上的表扬。
④关于“什么是哲学直觉”的争论持续了近十年(进一步说明了这问题带来的混乱)，参与者包括贝勒(Bealer)、德维特(Devitt)、金德勒(Gendler)、戈德曼(Goldman)、杰克森(Jackson)、科恩布里斯(Kornblith)、路德维希(Ludwig)、索萨(Sosa)、斯蒂奇(Stich)、温伯格(Weinberg)、威廉姆森(Williamson)等。
⑤也可以说“哲学的”并不是某种直觉的内在性质，不是大众有意识地动用了一种叫做哲学直觉的“东西”，因为人们很可能不知道这些问卷是哲学问卷。此外，实验哲学也并不是要大众给出基于直觉的或直觉性的命题，因为大众并不给出命题，命题均由问卷设计者给出，大众只需判断比如“杰里米·哈尔要不要为他的行为负道德责任”。
⑥按照传统的知识三元定义，知识是“确证了的真信念”，葛梯尔反对这一点，具体可见：Gettier,E.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 Analysis,23,1969.pp.121-123.
【参考文献】
[1][3][5][8][11][13]Joshua Alexander,Experimental Philosophy:An Introduction,Polity Press,2012.p.20,115,1,103,104,112-113.
[2][4]Wesley Buckwalter,Stephen Stich,Gender and Philosophical Intuition,Forthcoming,p.4,p.4.
[6][10]Timothy Williamson,Experimental Philosophy:An Introduction:Review,Philosophy,2013,p.7,7.
[7]Timothy Williamson,The Philosophy of Philosophy,Blackwell Publishing,2007,p.241.
[9]阿尔文·戈德曼：《哲学直觉的证据地位——认知科学是否有一席之地》，《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5期。
(原载《厦门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