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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显飞 陈伟】 欧美技术认识论研究:模式、成因与启示

理解与把握技术的恰当方式就是历史地、哲学地反思技术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或者说是反思人们对技术的认识何以可能。随着技术价值论、技术与社会等研究的逐步深入,技术认识论问题逐步显现。相比于技术哲学研究的其他分领域,技术认识论研究的普遍性滞后,已经成为对技术进行进一步反思批判的理论瓶颈。实际上,在技术哲学研究体系中,相比于技术价值论、技术与社会等研究,技术认识论具有逻辑优先性,因为只有建立在描述性技术哲学基础上,技术的社会批判、技术的价值探究,才显得更有根基。本文拟对欧美技术认识论的主要模式进行概述,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些模式的形成原因,并进一步分析此类研究对国内技术认识论研究形成的有益启示。

一、 欧美技术认识论的主要研究模式

国际技术哲学学会(SPT)自1983年开始在每年一卷的《哲学与技术》论文集中收录欧美主要学者关于技术认识论的研究成果。至20世纪90年代,欧美有关技术认识论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新世纪以来,出现了一批专业性研究机构,如荷兰埃德霍温理工大学等,也出现了一批在技术认识论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如费雷、J•皮特、P•克罗斯等。这些学者不仅着力推进技术认识论的研究,而且他们的研究成果也为技术认识论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形成了关于技术认识论研究的几种基本模式。

其一,德韶尔的技术王国理论。他将技术发明的本质理解为一种物化过程中渗透着人的因素的活动,或者说是一种“重见”[1]。如果将天然的自然物称为第一者,发现的技术理念称为第二者,那么,此种重见也就是对“第三者”,即技术产品的重新发现。德韶尔认为“第三者”通向康德意义的物自体而具有特殊的形而上学地位,因为它揭示了康德所未能阐明的“第四王国”。康德将《纯粹理性批判》的研究对象,即自然科学领域视为第一王国,将《实践理性批判》的研究对象,即应然的道德领域视为第二王国,将《判断力批判》的研究对象,即美的或合目的的领域视为第三王国。基于此,德韶尔指出,第四王国就是一个可能的或先验的技术王国,它是指所有技术解决方案所组成的总和,其形成并非人所创造出来,而是在发明过程中所获得的。它为技术提供了基础和摹本,并是其产生的前提。

德韶尔将第四王国的特征概括为三点:一是先验性。它先于人的经验而存在,并非是人的精神产物,仅仅通过人的意识接近而被感知;二是预成性。技术的解决方案是既定的、是已经存在的,只不过以潜在的形式存在着。三是开放性。技术可能性永远高于其现实性。这个可能性的王国对现实性来说是无限大的,因此在事实上并不构成对技术活动的限制。德韶尔强调“第四王国”的认识论意义,“技术客体为哲学研究提供新的起点,它引起比性质、关系、共性更深刻的认识。”[2]因为人参与了技术的“创造”,出现在真正的物自体层次,即第四王国中理念的转变过程中,从而为自己的认识提供了更高的起点。因此,以技术为基础的经验世界之上的上层建筑的形而上学可以代替以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的形而上学。德韶尔称自己的技术认识论立场是“批判现实主义”,其认为技术意识源于感知,人们通过加工得以认识具体的外在世界。外在世界不依赖于认知的人和人的认知方式而存在。我们的认识不只是外在世界的映象(写真),而是在加工过程中认识它,从人本主义的路上接近外部事物,并且越来越准确,越来越全面地思考它。

其二,费雷的后现代主义技术认识论。他认为不应将对技术的认识局限于“运用科学”的窠臼。技术认识得以可能既是由于实用性工艺的现实需要,也在于理论性科学的逻辑实现。他基于实用智慧(Practical Intelligence)与理论智慧(Theoretical Intelligence)的区分[3],将技术划分为前现代技术与现代技术。前者是指实用智慧,即工艺的实现;而后者是指一种理论智慧,即科学的实现。

前现代人对前现代技术的认识过程具有如下特征:一是通过技术实践的“错试验”或错误而获得对前现代技术的认识,并借助传统途径或日常经验进行技术传播;二是由于缺乏精密仪器,所以前现代人对前现代技术的认识只是一种具有随意性偏差的粗略经验估计;三是对前现代技术的认识处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现代技术与前现代技术的根本区别在于其以理论性的智慧取代了实用性智慧,这使现代技术的认识具有了如下特征:一是由技术实践引导理论这一认识模式转变为实证性理论开始引导技术实践的模式;二是由实用工艺中“尽可能接近”的认识期望转变为追求精确理论的认识目标;三是由偶然性地认识技术变成了有目的性的认识技术。

费雷对技术的认识渗入了价值目标与价值选择,他着眼于对现代技术自身的异化和技术对人的异化进行批判。他认为造成现代技术异化的根源在于现代“理论智慧”对技术介入以及随之而来的技术的“价值缺失”,而要消解此种困境,就必须彻底改造技术理性得以产生和存在的科学与文化基础。

其三,克罗斯的技术功能认识论。他提出了技术认识的二重性,认为任何一个技术客体都具有一种二元属性。一方面,它是一个具有具体物理结构与特性的物质客体,其活动由自然法则所支配;另一方面,任何技术客体都具有功能属性。一个技术客体具有一种功能,意味着在人类行动的前后联系之中,它是用于实现某种特种目的的方法。凭借其功能,一个物质客体就成为一种技术客体,通常一个技术客体体现了一种人类的设计而且其特定地被制造以实现一种确定目的和功能。功能与物质载体一起构成了一个技术客体。[4]技术客体的功能不能从技术客体应用的前后联系中隔离出去,而是被限定于技术客体应用的语境之中,而这种语境属于人类行动。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功能是一种人类的(或社会的)建构。这样,一个技术客体既是一种物质建构也是一种人类的或社会的建构。

而技术知识的二重性是指其结构的知识和功能的知识。“一切都依赖于所选择的观察视角。当关注的是实现所描述功能的物理结构时,功能描述是黑暗的,同样地,当关注的是实现所描述结构的物理功能时,结构描述则是黑暗的。一个客体的纯粹物理的描述并不能说明它的功能是什么(例如,它是一部手机),一种物质的化学描述也不能告诉有关它有什么医药上的功能的任何东西。这样一来,从一种功能的观点来看,一个结构描述也是一个黑箱描述。在每一个方式的描述都可视为另一个方式的黑箱描述这一意义上,这两种描述方式相互之间所处的地位在事实上是对称的。”[5]这是克罗斯所阐明的技术功能认识论,而明显不同于科学认识论。

其四,皮特的MT模式。基于“人类在劳作”这一技术本质的认识,皮特提出了一个描述技术行动的输入与输出相结合的二阶转化技术模型(MTmodel of technology)。在此模型中,技术决策属于一阶转化,其结果或者是另一个一阶转化,即一个进行其它决策的决策,或者是导致一个二阶转化,即创造某种工具的活动。二阶转化也就是具体的技术行为或行动。皮特认为为了完成这一模型我们不能止于输入、输出这一层面上的概念,第三个至关重要的成分需要加以包含,其反映了“人类在劳作”的最重要的成分,即评估反馈。[6]由于现代技术活动中技术风险及其潜在后果巨大,评估反馈变得越来越重要,为了在技术行动中将原材料转化为适当的技术人工制品而采取创新的技能,评估反馈具有重要的价值影响。

作为工具制造者的人以自身智力和知识作出技术一阶转化过程中的技术决策,然后进入技术行动过程的二阶转化,即制造活动或过程,通过二阶转化过程的履行,生产出技术的人工制品或客体,人工制品或客体在社会环境中被应用,返回到制造行动或过程。通过对制造行动或过程的评估反馈,使得进一步决策的知识基础得以升级,并进而指导下一步的二阶转化。这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技术行动过程,并循环往复,不断追求完善。

皮特指出,一阶转化输入过程是根据我们已经确定的知识基础或基于一个发展的既定状态开始,由于面临问题的推动,这一过程要考虑技术行动过程、技术实践原因、技术合理性等等;二阶输出过程一般是基于应用技术对问题加以解决。在这一二阶输出过程中,一阶转化的知识、理论、数据被转化成更多的知识或转化成产品。但是,不管这一转化过程的最终人工制品是什么,这一转化自身并没有结束,而有其具体的目标和更进一步的应用;技术模型的最后步骤是评估反馈,通过反馈方法有可能使进一步决策的知识基础得以升级,并重新通过输入/输出过程而呈现打开的螺旋状级联。

其五,技术认识的社会建构论。此种模式主要借助社会背景因素来解释技术,其认为社会背景是相关技术认识的基础条件或关联因素[7]。技术的社会建构论基于社会学视角对技术进行考察,其核心是探讨技术如何在诸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得以形成。

一般认为技术的社会构建论有以下特点:一是批判技术决定论。其认为技术决定论涵括某种一维线性的技术发展观。因而在智慧上显得贫困,政治上显得虚弱,而且是一种消极的、不可取的态度。二是打破了技术认识的“自然-社会”传统二分法,并重新构建技术和社会关系的研究路线。技术的社会构建论者对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界定,并将这个两个范畴看作一个相互嵌入的整体,即社会技术集合(Sociotechnical ensembles)。三是从微观层面上分析技术发展。其认为通过对人造物结构和发展的微观研究,可以把握技术的设计、生产等特征。

二、欧美技术认识论模式的成因分析

欧美技术哲学家主要基于历史、设计方法论、人造物反思和人机互动等维度探讨了技术的认识模式。德韶尔的技术王国理论体现为一种对人造物的深刻反思。他基于康德的“三个王国”而将技术认定为“第四王国”,并认为技术是通向物自体的可能通道,这不仅使技术认识论具备了深厚的哲学根基,也展开了一种技术认识论的研究范式。费雷的技术认识论体现为一种历史维度的技术探讨,其揭示了技术不仅是一种应用科学,而且是包含有自身的认知结构、认知准则与认知目的的社会系统。当然,社会建构论也体现出了此种特质。克罗斯的技术功能认识论体现为一种设计方法论维度的技术研究,其基于技术的物理结构及其属性功能两重性模式探讨了技术的知识体系。皮特的MT模式体现为一种基于人机互动视角对技术认识的研究,其揭示了工具知识既具有独立性,也离不开操作者及其工作环境,工具知识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其能否发挥作用。

以上欧美学者技术认识模式的提出主要是因为技术哲学研究的经验转向这一学术研究大趋势而得以推动的[8],当然,其也是技术哲学理论本身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的必然要求,尤为重要的是现代社会技术实践的迅猛发展需要新的技术认识理论来对其进行诠释或总结归纳。

首先,技术哲学研究的经验转向构成了欧美学者技术认识模式提出的理论背景。自20世纪80年代,欧美技术哲学的研究开始朝向一种经验的转向,这与技术认识论研究的形成发展基本处于同一时期,而且其研究内容也是相互交叉甚至在很大程度是相互重叠的。经验转向时期的技术哲学家不再囿于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等基于人文主义的宏大叙事抽象地诠释并反思“大写”的技术,而是倾力于探讨特殊的技术实践或其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微观协同作用。这一研究趋势正应和着技术认识论研究的形成与发展。

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倡导并致力于打开技术的黑箱,这使对技术的认识不再局限于对它的自主性描述。而是致力于对技术本身及其演进的复杂过程进行细致分析,并形成具体的技术认识模式。如费雷的后现代主义技术认识论基于技术演进史将技术进一步区分为前现代技术与现代技术,并对现代技术的特征进行了细致描述;另如皮特的MT模式深入描述了技术实践过程及其内部的转化阶段,打开了认识技术的新视窗。

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不再将技术视为不可分割的单子,而是将其当作复数来研究。由此,在经验转向中被研究的技术不再作为孤立的整体性黑箱来对待,不再将研究者视为与技术截然分离,而处于技术之外的观察者或批判者。如克罗斯的技术功能认识论认为技术既是一个由自然法则支配的具有物理结构的物质客体,也是一种实现人类社会群体或社会个体某种具体价值目标的功能。

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研究不再将技术孤立于社会,而是认为技术与社会是内在关联并相辅相成的。其整合技术与社会等不同因素,并运用社会、文化与生态等诸种因素来解析技术。如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者所提出的社会技术集合(Sociotechnical ensembles)这一概念就体现了此种发展趋势。

其次,技术哲学合法性地位的进一步确立是欧美学者技术认识模式提出的学理内因。在欧美学者提倡并进行技术认识论研究之前,技术哲学的研究经历了“历史性缺席”到逐步兴起的发展阶段。自古希腊至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兴起,技术并未在哲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那时的哲学家们都将哲学视为反思或理性的事业,而将作为制作或制造的技术贬为“低级”的事情。如苏格拉底认为理性具有内在依据,是完满自足的东西,而作为制作的技术不然;柏拉图将理念置于最高地位,而技术物次之;亚里斯多德也将神学与自然哲学等视为最高的学问,而将制作或创作看作最低等级的学问。

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以来,技术问题逐步显明,并随着其与科学的相互渗透,自然物与人工物之间的界限也逐步消失。技术的有效性原则日益占据高位而支配了科学的原则。技术力量及其社会后果的影响使人们不能再对其等闲视之。由此,18世纪以来,技术发明与技术制品逐渐被人们重视,技术哲学也借以登堂入室。自1877年卡普首次使用技术哲学一词起,后继学者逐步对技术哲学展开研究,如恩格迈尔、齐墨尔等。但是自卡普之后的一百多年以来,技术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仍不显明,况且其研究的问题也极为分散,最重要的是其似乎只是试图与哲学联姻,而非自足与自洽地成为一门哲学。它面临着传统哲学家对其哲学身份的质疑,即技术研究能否具有“自身的独特的认识论”[9]?由此可见,技术认识论研究愈益鲜明地彰显出了其独立存在的可能和价值。[10]这就为之后技术哲学认识论研究的多向展开埋下了伏笔。

最后,现代技术实践的迅猛发展是欧美学者技术认识模式提出的现实土壤。现代技术不再局限于古代的手工制作或工艺制造,而是与科学结合起来,具有了愈来愈巨大的力量,并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而且,技术本身的发展日益趋向复杂,特别是现代高新技术的研制与运用更是一日千里。由此,对技术的哲学研究与反思不可能仅仅停留于技术整体的表象认识,而是要深入技术黑箱对其具体设计、创新、使用、扩散、反馈及评价过程进行重新认识。

随着现代技术力量的增强,其相应带来了一系列负面价值。因此,时代要求研究者必须高度关注与生存和发展休戚相关的技术认识问题。[11]秉持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的技术哲学家往往否定、憎恨、甚至拒斥技术,他们依据抽象的价值原则或价值目标对技术大加鞭挞,但现代技术实践仍未停止加速发展的步伐。可见,迷恋或停留于对技术社会后果的单纯道德指斥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加深“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延误技术哲学研究的进展。这里所凸显的问题既为欧美技术哲学认识论研究作了理论铺垫,也正体现了其研究旨趣所在。

三、对我国技术认识论研究的启示

欧美技术认识模式的诸种探究承认技术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及其演进逻辑,也确认技术发展不可缺少外在因素。其以经验为基础,把对技术认识的反思建基于对技术的充分描述上,并通过典型案例来审视技术认识过程。其对技术的起源、设计、创新、使用、结构与功能、社会形塑、技术和科学的关系等认识问题的思考,取得了卓有建树的成果,成为全球技术哲学研究的新动向。

欧美技术认识模式的研究并非单纯抽象地展开一般性地泛泛而谈的研究,而是基于技术形成的程序分析展开探讨。这样,从对技术问题的分析到技术构思和设计的提出,再到技术发明的产生、技术实验和技术效果的反馈评价,这一系列环节的分析,不仅打开了技术黑箱,揭示出技术形成中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作用及相互关系,而且对技术认识论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在技术哲学与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建立起真正对话的可能性。从对欧美技术认识模式的分析可知,他们采用的是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以及跨学科的对话、合作和专题研究相结合等方法对技术认识进行建构性研究。

随着技术哲学研究的深入,技术认识论在国内的研究也逐步获得重视。有学者就强调技术哲学应该意识到技术认识论研究的紧迫性,[12]呼吁高度关注技术认识论及其模式问题。[13]不论是借鉴国际已有成果还是遵从国内学术传统,当下中国技术认识论研究正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面临着从国外译介向中国现实问题的转向。欧美技术认识模式对我国开展对技术生成、技术过程和技术反馈等的技术认识问题的动态研究,以及走上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研究道路等有着重要的启示。此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合理对待欧美技术认识模式的理论成果,真正做到“中西贯通”与“为我所用”,改“照着讲”为“接着讲”与“变着讲”。欧美技术认识模式所致力研究的具体技术领域具有很大程度的合理性,诸多优势是我们必须认可并应辩证对待的。但欧美技术认识的各个模式在各具优势的情况下,其往往囿于技术认识的狭小视角而缺乏整体性,而且,其生成于西方技术实践及理论土壤而具有“地方性”特征。国内研究主体摒弃“照本宣科”,敢于“接着讲”或“变着讲”以“发展中国‘地方性’”的技术认识论。中国自然辩证法界的元老于光远先生在多年前就呼吁和期盼在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领域建立自己独树一帜的理论体系,因此,学界在认同西方关于技术哲学反思的“地方性”的同时,有必要以自身的特殊性形成自己独有的技术认识论,并助推关于技术认识的普遍性知识或理论。[14]们学习研究欧美技术认识论的价值目标在于形成、发展和构建具有自身理论特色的技术认识模式,以诠释我国技术发展演进的历史现象,揭示当前技术领域所存在的诸多认识论问题。

第二,进一步顺应“经验转向”的技术哲学研究潮流,扭转国内技术认识研究的“宏大叙事”的传统习惯,从规范性分析走向描述性研究,突出“小写的”技术认识研究。在国内传统技术哲学研究中,技术通常是一个整体的、抽象的、理想化的东西,而非“具体的存在”,因为技术认识研究往往热衷于技术认识论哲学的“顶层设计”或者是对一般意义上的、“大写的”、抽象的技术进行认识论上的泛泛而谈。这恰恰是一种遮蔽技术本身的形而上学的,从“一般到一般”的研究方式,其研究结论往往过于抽象而不“接地气”。欧美技术认识模式研究,专注于具体技术领域、技术过程与技术制品,打开“技术黑箱”, 在对技术进行充分经验描述的基础之上,达到对技术真正的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欧美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为修正我国技术认识论研究趋势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为国内学者走向“原始叙事”或“小叙事”的技术认识研究提供可能途径。

第三,结合中国技术发展实际,提出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技术认识问题,实现中国技术认识论研究的“欧美导向”向世界技术认识论研究的“中国导向”的转变。“技术不是外在于它的情境,情境是它的自身的一部分”[15],中国的具体技术实践不同于欧美的具体技术实践,生发于欧美技术实践土壤的技术认识研究成果并不能直接嫁接于中国的具体技术实践及相应理论研究。叶秀山先生认为:哲学本来就是一门追问生活、生命中最深层问题的“活”学问,无疑与我们具体的生活世界或生活环境息息相关。“我们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我们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做西方哲学的研究,要想离开中国的传统,一来是不可能的,二来也是不明智的。我们的生活塑造了我们,与其努力去摆脱它,不如实事求是地去迎接它,从这片土地上吸取营养。”[16]叶先生这段评论西方哲学研究的话,对我国当前的技术认识论哲学研究,也是有启发的。中国的技术实际是中国技术认识论研究的出发点、基础、动力和最终归宿。我们应该立足于中国的技术发展实际,提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技术认识问题,也只有真正能够原汁原味地提出中国特色的技术认识问题,才是国内技术认识论成熟的标志。[17]进一步而言,只有当国外的技术哲学家围绕中国学者提出的这些技术认识问题来进行研究时,也就真正实现了世界技术认识论研究的“中国导向”。

 

【参考文献】

 [1] Friedrich Dessauer.Streit um die Technik[M].Frankfurt:Verlag Josef Knecht,1956:165.

 [2] Friedrich Dessauer.Philosophie der Technik[M].Bonn:Friedrich Cohen Verlag,1927:70.

 [3] 陈凡,王桂山.从认识论看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划界[J].哲学研究,2006(3):95.

 [4] 程海东.技术认识的哲学探究[D].沈阳:东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104.

 [5] 克罗斯.作为倾向性质的技术功能:一种批判性的评价[EB/OL].北京:北大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一技术哲学.www.phil.pku.edu.cn/personal/wugsh/.

 [6] J.C.Pitt.Thinking about Technology:Foundations of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M].New York:Cambridge Press,2000:42.

 [7] 肖峰.技术认识过程的社会建构[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2):90-92.

 [8] 李永红.技术认识论探究——关于技术的现代反思[D].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6-7.

 [9] 吴国盛..技术哲学经典读本.编者前言.[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5.

 [10] 王大洲,关士续.走向技术认识论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2):87.

 [11] 陈文化,彭福扬.技术哲学研究的“认识论转向”[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2):87-90.

 [12] 陈文化,彭福扬.技术哲学研究的“认识论转向”[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2):87.

 [13] 陈文化.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再思考[J].哲学研究,2001(8):60-66.

[14] 吕乃基.马克思“两条道路”视野下的科学哲学[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5-14.

 [15] 朱春艳,陈凡.语境论与技术哲学发展的当代特征[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1(2):21-25.

 [16] 叶秀山.中西智慧的贯通[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1.

 [17] 易显飞.试论科学哲学的中国化[J].哲学研究,2013(9):122-126.

 

(原载《湖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