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人类生存、发展与改革的历史问题，古往今来人们给出了不同的求解方式。乌托邦是在批判和否定社会现实基础之上对人类完美社会的理想规划和理性设计，也是近代应对人类生存、发展与改革问题创造的一种求解方案。自近代科学挣脱王权与神学的束缚并独立发展，对人类未来的理想设计就与科学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文学中虚构出形色各异的科学乌托邦，在理论上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科学乌托邦主义哲学社会思潮。无论是作为一种文化理念还是一种社会理想，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建构都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其内涵也是多层次的；它的涌动流变同时交叉着其被解构过程。为了超越性地解决科学与社会的当代矛盾问题，必须批判地审视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建构与解构过程，那么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厘清科学乌托邦主义的概念和内涵。

一、问题提出

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说：“提出问题是任何历史研究的开端和归宿。没有问题，也就没有历史。”[1]著名科学史家W.C.丹皮尔(Sir William Dampier)曾在《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中指出，19世纪是真正的科学时代，那么在今天看来，20世纪和21世纪更是科学和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科学技术不仅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而且晋升为变革和塑造人类社会的重要力量。那么，科学能够实现物质丰裕、秩序合理、社会和谐的人类乌托邦梦想吗？这是人们一直希望但始终没有实现的愿望。不过，“科学乌托邦”作为一种人类梦想、“科学乌托邦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论或原则，在人类思想史中很早就显露了迹象。

首先，希腊神话“代达罗斯”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能工巧匠代达罗斯（Daedalus）用蜡和羽毛制作飞翔的翅膀，和儿子伊卡洛斯（Icarus）乘着翅膀飞离克里特岛，结果伊卡洛斯因为飞的太高靠近太阳而被融化，随后落入海水身亡。这个故事暗示着利用科学和技艺实现某种理想的可能，也提出了科学和技艺的使用具有双面作用的问题；其后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王统治理想也隐晦地提出了科学技术与人类未来的关系问题。

其次，在文艺创作方面，自近代以降，科学和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深远的变革，也对人类未来产生了深刻但难以捉摸的影响。从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新大西岛》、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回顾》、H.G.威尔斯（Herert George Wells）的《现代乌托邦》，再到威廉.J.米切尔（William.J.Mitchell）的《伊托邦》，这些科学乌托邦描绘了科技高度发达、物质丰裕、秩序合理的人间天堂或者理想愿景。与此同时，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科技发展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也刺激了许多科学敌托邦想象，从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到20世纪著名的敌托邦三步曲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和叶·扎米亚京（Yevgeny Zamyatin）的《我们》，一直到2005年的科幻大片《逃出克隆岛》，这些科学敌托邦揭示了科技进步的双刃剑效应，描绘出完全科技化的社会将是怎样一幅骇人景象。我们发现，科学与未来的关系不仅呈现出乌托邦式的喜人景象，同时也显现出敌托邦式的狰狞面目。

第三，如果说，在前述第一种情况下，实证意义的科学尚未诞生，关于科技与人类未来的关系仅仅是猜测性的想象和一厢情愿的憧憬；在第二种情况中，近代科学和技术已经开始用实际力量改造社会，牵引着人类走向乌托邦或敌托邦的未来；那么，在当代，科学乌托邦主义与科学敌托邦主义已经成为关于科技文明将带来什么样命运的争论焦点。从未来学的乐观派与悲观派之争，从理性主义到非理性主义、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反思到J.埃吕尔、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社会反思和技术文化批判，从胡塞尔和伊德的现象学思考到安德鲁·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科学的乌托邦方向和敌托邦方向已经成为解释科技现象、考察科技文明的两条主导思路。

第四，在现实社会实践当中，现代科技加速发展，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似乎都将大力发展现代科技作为解决贫困、改善环境、消除社会疾患的万能良方，然而科学技术是否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实在令人生疑，20世纪世界范围内科技发展所肇引的种种社会问题迫使我们提出下列问题：科学将带来什么样的未来，乌托邦还是敌托邦？未来是科学和技术可以单方面决定的吗？如果是，我们是否只能在乌托邦与敌托邦之间进行两难抉择？如果不是，还有什么力量可以影响人类社会及其未来航行，以及应当如何让人类社会在各种社会力量的权衡博弈中平安和谐行进？科学技术如果不能为人类带来乌托邦前景，我们当如何扭转我们的行动和实践？这些都是关涉全人类命运的现实问题。中国是一个迫切需要发展、渴望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热切希望现代科技能够引导我们走向富有希望的未来，因此，批判地审视科学乌托邦的可能性和缺陷对于我国制订国家发展策略、实施战略转移、修订未来发展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研究现状

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西方学术界出现乌托邦研究热潮，进而开始思考科学乌托邦问题，一直到现在都是当代学术界研究讨论的热点。整理国内外相关研究，可见对于科技乌托邦问题的研究角度很宽泛，包括了乌托邦研究、科幻文艺、生态哲学、科技哲学等多种研究视角。

20世纪60年代，内尔·欧里奇(Nell Eurich)在其著作“Science in Utopia：A Mighty Design”（1967）[2]中，对17世纪早期的科学乌托邦进行了概括研究。美国学者艾伦.G.狄博斯（Allen G. Debus）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有两个中译本，分别出版于1988年和2000年）中把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岛》、托马索·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安德里亚的《基督城》列为科学乌托邦，描述了17世纪乌托邦者对于科学研究与科研机构的设想。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在《自然之死——妇女、生态与科学革命》（英文版1990，中译本1999）中讨论了17世纪的培根及其他哲学家的机械主义乌托邦，思考了科学发展与机械世界观的后继影响。这些论述的局限是停留在17世纪的思想表现，也就是近代早期科学乌托邦主义萌芽阶段，对于其后的思想进展缺少进一步探讨。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界对科技乌托邦主义展开正式研讨，1982年8月10－11日在南非祖鲁兰大学召开了“技术与乌托邦”学术研讨会，并于1983年结集出版，书名为“Technology and Utopia”[3]，会议讨论了媒体、技术、工业、医学、心理学等具体的科学、技术与乌托邦、敌托邦的关系问题及科学技术产生的社会问题，关注技术与乌托邦思考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价值。另外，1984年出版的一本论文集“Nineteen Eighty-four: Science between Utopia and Dystopia”[4]，从历史、社会主义、实践和模式等角度对科学与乌托邦的关系进行了若干理论探讨。这两本学术论文集是目前关于科技乌托邦主义最为全面集中的研究，但非纯粹的哲学研究，前者侧重具体的科学、技术与乌托邦的关系，后者除了关注具体的科学技术与乌托邦的联系以外，很大篇幅是从政治学研究视角来讨论科学与乌托邦的关系问题。

20世纪80年代还出现了讨论科幻小说与乌托邦、敌托邦关系的论著。1985年美国学者Howard P.Segal在专著“Technological Utopianism in American Culture”[5]中梳理了1883－1933年此50年间25个作家在其科幻小说中描绘的技术乌托邦预言，进而分析美国技术乌托邦主义的产生、发展与表现，但这更多属于科技乌托邦思想的国别断代史研究。2000年Tom Moylan出版专著“Scraps of the Untainted Sky: Science Fiction, Utopia, Dystopia”[6]，主要考察科幻小说中乌托邦向敌托邦的转向和运演，属于文艺学和文化学研究的范畴，在理论提升和哲学抽象上尚有不足。

当代西方学者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在其著作《可选择的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1995，中译本2003）、《技术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1991）和《转化技术》（Transforming Technology，2002，前书第二版，但是2005年的中译本沿用了前书名称《技术批判理论》）中探讨了合理性与乌托邦的关系，主要分析了敌托邦问题。著名的技术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从科学启蒙传统、技术的文化情境、人与技术之间的复杂关系等角度着手，阐述了对技术乌托邦和敌托邦的看法。当代著名的乌托邦学者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在“The Principle of Hope”(《希望原理》，1986) [7]中梳理了技术乌托邦的奇迹和希望图景。197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1991年美国科学奖章获得者史蒂文·温伯格（S.Weinberg）在《五个半乌托邦》（2000）一文中分析了自由市场乌托邦、精英乌托邦、宗教乌托邦、绿色乌托邦、技术乌托邦和资本主义乌托邦，指出了未来世纪有可能出现的若干貌似乌托邦的这些思想，以及潜伏在每种思想背后的危险。

对于科学乌托邦主义问题的理论研究，国内还缺乏系统的专门研究和论述，目前仅有若干西方学者如芬伯格和伊德的相关论述、观点的翻译和介绍，和对乌托邦与理性、技术关系的散论（如洪刚、孙俊华的《理性的自负与乌托邦》；陈红兵、马兆俐的《“敌托邦”特征探析》等）。

三、科学乌托邦主义的概念与内涵

科学乌托邦主义在近几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一直变化着其理念内涵和功能角色。不过它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被提出，成为系统反思、专门研究的对象，则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事情，而首当其冲的问题便是“什么是科学乌托邦主义”？

（一）概念来源和界定

1．乌托邦与乌托邦主义

从词源上说，“乌托邦”（Utopia）一词最早出自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拉丁文著作《乌托邦》（1516），该词是由希腊文“outopia”和“eutopia”合成的双关语，前者由“没有”、“无”(ou)和“地方”、“处所”(topos)两字组成，意指“乌有之乡”(nowhere)或“不存在之地”（non-place），后者则指“好地方”，因此，乌托邦的完整含义是“美好但不存在之所”，所指向的是“任何理想而臻于完美境界的地方和国家”。

从概念上说，“乌托邦”虽然“无处所”但非纯粹的“无”，是“乌有之乡”但非纯粹的“空想”，相反，它在对现实世界和现实社会制度的否定、批判和超越之中，表征着一种理想的维度和一种尚未实现的可能性，它在当下的现实中尚不存在，但却是人们期望在未来能够得以实现的理想社会图景。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不可否认乌托邦确实只是一种思想实验，一场精神盛宴，乌托邦的极致设计和合理抽象一旦全盘放置到现实当中，或者照搬至复杂的社会情境来运营，就暴露出其虚幻性和极端性。“乌托邦”（Utopia）侧重于文学叙事，“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则指乌托邦思想或者乌托邦理论，《新哲学词典》界定它为“关于不仅要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而且要建立完善的社会的信念”[8]，《英语美国遗产词典》将它定义为“一种乌托邦的、理想主义的和不切实际的社会理论的理想或原则。”[9]

2．科学乌托邦与科学乌托邦主义

界定科学乌托邦和科学乌托邦主义之前，首先需要对“科学”（science）概念进行简单厘定。其一，此处科学是自然科学的简称，与人文科学相对。其二，自然科学源古流长，具有不同的历史形态，在古希腊以自然哲学的形态出现，此处主要指近代意义上的实证科学。其三，此处科学是一个大科学概念，不仅指代表现为知识和理论形态的“科学”及其应用，还涵括了技术概念，包括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科学与技术原非同源，在西方知识传统中，科学扎根于古希腊理性主义的学者传统，技术则来自于经验主义的工匠传统；从相对独立的旨趣来看，科学旨在认识世界，技术旨在改造世界，科学求真，技术务实。但是，科学与技术在当代联结愈益紧密，出现了一体化趋势。自19世纪至今的200年里，很多人预测科技乌托邦即将到来，相信科学技术将会把人类从劳动、疾病、痛苦、甚至死亡中解脱出来。其实，“科技的胜利”正是奠基于这样的前提之上：科学——能够实现对自然的完美理解，技术——能够实现对自然的合理控制。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学乌托邦主义涵括性更强，包括了科学和技术的双重内涵。

科学乌托邦（Scientific Utopia）取用了乌托邦以上两层含义，既是一种社会理想，也是一种思想实验，既是尚未实现的可能性，也是极致化的虚构。科学乌托邦主义（Scientific Utopianism），由“科学”与“乌托邦主义”两个词联结而成，既包含“scientific utopia”——“按照科学规律和科技理性来设计和发展理想社会”之义，也包含“the utopia of science”——“这种理想社会是关于科学的理想”之义。简单来说，科学乌托邦主义这种社会思潮和理论形态，主张以科技理性为范式主导和规约人类未来，利用科学技术实现物质富足、秩序合理、自由正义与社会和谐的人类乌托邦梦想，坚信科学技术在塑造乌托邦理想愿景中具有关键作用，认为科学技术可以使人类生活幸福，人人获得解放。

（二）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内涵

由于对科学乌托邦主义的系统研究起步较晚，角度纷杂，所以出现了不同视角、不同态度倾向的理解。综合考察之后，笔者认为可以从广义、中义和狭义三个层面来界说科学乌托邦主义，而中层意义的科学乌托邦主义才是真正与近代科学相生相伴并且深刻影响人类文化和现代文明的一种哲学社会思潮。

1．不同学者的界定

乌托邦和乌托邦主义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概念，其含义已得到理论界的认定，但是学者们对于科学乌托邦主义或者科技乌托邦主义的界定则出自不同角度和思路，有时直接界定某种思想、描述或者想象是一种科学乌托邦或者科学敌托邦，有时倾向于指出科学可能带来一种乌托邦或者敌托邦的趋向，有的着眼理论科学，有的针对技术，有的强调理性。

从最普遍的意义上看，科学乌托邦主义的概念界定往往与近代理性、启蒙和现代性联结在一起。美国哲学家唐·伊德在《现象学的后果》中把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而兴起的科学启蒙传统造就的乌托邦称作科学乌托邦。这种科学乌托邦主义传统认为：“在现代科学兴起以前，世界上充满了无知和迷信。一旦科学到来，科学就为获得真正的知识而努力，这些知识传播的范围更广和更加总体化，因此我们解开任何事物的秘密只是个时间问题。随着科学的觉醒，自然地就会带来社会的进步、安逸的工作、个人的实现、甚至是永生。当然现在还有很多困难，但是它们也将会在未来被克服。这显然就是乌托邦的方向。”[10]我国学者也从现代理性、启蒙理性等角度出发探讨科学乌托邦主义的信条。如洪刚和孙俊华认为，理性的光辉照亮了人类文明的前程，可也正是理性的自负托起了人类社会的乌托邦，乌托邦是理性无限论的产物，它将人类理性推为至尊，在冥想的王国里渴望和设计一个理想世界，这种理想主义最终建立了事实与价值、真与善相一致的理论。[11]他们引用波普尔的话指出，这些理性乌托邦共同的信条是“相信他们的目标或目的并不是一个抉择的问题或道德决定的问题，而是可以就在他们的探讨领域之内科学地被人发现的……并相信他们能够发现社会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大多数宣扬乌托邦计划的作家们告诉我们说，由于是历史前进的方向，所以计划就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我们必须做出计划来，不管我们愿意与否”[12]。学者闵乐晓探讨了乌托邦主义的现代性特征，指出现代乌托邦是要创造“全新的天堂和全新的人世”的运动，而要实现这一理想，除了从末世论神学的角度把主体性推向祭坛的努力外，还必须借助启蒙理性的力量，即理智主义的科学的力量。“知识就是力量”作为近代以来一个响亮的命题，一直准确地表达着人类理智的傲慢，并繁衍出现代乌托邦主义的权力骄狂的倾向, 因此认为必须对乌托邦的现代性特征展开深刻的揭示与分析，“现代乌托邦也应该在这种‘现代的超越’中批判性地使自身实现一种哲学的扬弃，其实，只有经历了现代乌托邦政治实践的这一充满了历史悲剧的阶段之后，乌托邦思想的两面性才能得到清晰的展示，我们今天要拒绝的，正是那种依附在乌托邦躯干上的独断真理的古老的鬼魂和它在现代凭藉强制手段来实现的暴力倾向”[13]。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学乌托邦主义是理性无限论和历史决定论的结果，强调是科技理性怂恿了近代以来的乌托邦设计和科技发展对人类历史方向的决定性影响。

有学者认为欧洲文艺复兴高举人文和理性的旗帜，托马斯·莫尔和弗兰西斯·培根分别代表着文艺复兴运动的人道主义阶段和自然科学阶段[14]，也分别领衔两条旨趣相异的乌托邦道路。根据理性的世俗乌托邦所由达致的进路，可以粗略宽泛地划分出两支路向：人文乌托邦（humanist utopia）和科学乌托邦(scientific utopia)[15]。培根的《新大西岛》向往科学思想的胜利，标志着乌托邦理性化和科学化的转向，这种新思想中包含着人对自然的成功征服。Paul.A.Olson区分了历史上的两种乌托邦，一种是静态的乌托邦，远离文明，代表类似于Lotus-Easters和淮阿喀亚人（Phaeacians）的可能的社会道德国家，认可现状，没有设想长期变革，没有激发运动，如荷马的《奥德赛》和弗吉尔的《伊尼德》，一种是动态的乌托邦，它始于培根的《新大西岛》，计划通过获取知识来变革社会，代表可能的道德和物质国家，乌托邦变成了一个技术和教育理想。[16]

有学者从科技进步被视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万能良方的角度来界定科学乌托邦主义。美国学者Howard P.Segal在专著《美国文化中的技术乌托邦主义》（1985）中对美国技术乌托邦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研究。他认为技术乌托邦不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盛行的惟一一种乌托邦思想，同时代还存在许多其他类型的乌托邦思想和著作，它们也提供了其他解决当时各种社会问题的万能良方，如宗教、社会主义、税收和革命。但是科技乌托邦主义相比较其他更为引人注目，它反映了越来越多的人理所当然地相信进步的必然性，相信进步就等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甚至把发展着的科学技术等同于乌托邦本身。[17]在这些人看来，科技进步是无限的，它可以并终将解决人类现存的一切问题。

也有学者从科技影响和改变人类生活的速度和倾向的角度论述科学乌托邦主义。史蒂文·温伯格在《五个半乌托邦》中分析了自由市场乌托邦、精英乌托邦、宗教乌托邦、绿色乌托邦、技术乌托邦和资本主义乌托邦，指出了未来世纪有可能出现的若干貌似乌托邦的这些思想，以及潜伏在每种思想背后的危险。他指出技术乌托邦是目前存在的一种夸大我们的生活将被技术改变速度的倾向。他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工业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就会稳定下来，超越这种水平的进一步改善是不值得的。虽然新技术必将使我们的生活发生重大变化，但是某些这样的变化很可能令人惊恐，远远不会引导我们走向乌托邦。因为技术向我们提供破坏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世界民众的共同情感、自我尊重的力量。技术乌托邦之所以吸引一些人的信奉是因为其描绘了一幅通过技术实现统一的世界的前景。[18]

科学乌托邦主义也被认为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尝试。神学政治学家保罗·蒂里希在《政治期望》中认为，科技乌托邦是克服疏远化的乌托邦的形式之一。疏远化首先意味着人和自然相疏远，我们可以通过宗教和科学技术两种可行的方式克服疏远化。“技术乌托邦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我们可以制造更好的工具（这是一个令人痛苦地可喜的成果），它的真正意义在于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法，以一种克服疏远化的形式让自然为我们所利用。”[19]但是这种利用同时又是疏远化的深化，因此是一个永恒的悖论。

还有学者从文化思想归宿的视角分析科学乌托邦主义理念的生成根源，认为科学乌托邦或敌托邦是由于科技力量和手段的运用而导致的美好社会的愿景或人间地狱的“怨景”。在西方文化中，乌托邦和敌托邦是思想的归宿，从希腊史诗(如奥德赛)、哲学到基督教文化，存在诸多与乌托邦相关的思想，不论是理想国还是上帝之城，都建立在一种坚定的信念之上：想象的（理想的）世界往往比现实更真实、更符合人性、更接近真理，从柏拉图到后现代，最后无不诉诸乌托邦式的解决和敌托邦式的拒斥。在这些思想中，对科学的接受与拒斥实际上就是广义的科学乌托邦与敌托邦思想。

分析和总结以上界定，总括不同学者的论述，最为基本的观点是，科学乌托邦主义代表一种现代性的思想倾向，即相信科学技术及其进步能够实现人类的乌托邦理想，其背后潜在的理论预设是：科学＝进步＝人类未来。社会是趋善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应用是通往进步、富裕和幸福的钥匙，能够引导和带领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实现美好的未来。科学乌托邦主义反映了近代特有的理性精神和乐观主义文化信念，是近代启蒙理性、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共同编织的人类幸福完美之梦。

2．科学乌托邦主义的三个层面

科学本身如梅森所说存在两个传统：“科学主要有两个根源。首先是技术传统，它将实际经验与技能一代代传下来，使之不断发展。其次是精神传统，它把人类的理想和思想传下来并发扬光大。”但是科学能够带来什么和科学对于人类发展与未来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却是社会中的人所赋予的，人们在科学技术之上寄托了关于人性完满和幸福生活的理想和期望。作为人类理想和希望的载体，科学乌托邦主义存在几个层次的区别或递进关系：（1）科学能够引导和带来理想的社会和人类未来的美好状态。（2）在部分科学乌托邦者眼中，科学不仅能够建构乌托邦愿景或远景，而是将使人类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各种物质、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社会按照其客观规律运行有序、制度合理。（3）不仅是科学能够实现人类的乌托邦梦想，而且科学进步本身就等于人类进步，科技发展就等于人类乌托邦。科技的发展潜能是无限的，因此乌托邦也将付诸实现。

据此，我们可以将科学乌托邦主义划分为广义、狭义和中义三个层面来理解，而中层意义的科学乌托邦主义才是真正与近代科学相生相伴、并且深刻影响人类文化和现代文明的一种哲学社会思潮。

广义的科学乌托邦主义泛指一切重视和强调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和未来前景中的积极功用的乌托邦理想主义，从远古的神话到希腊的乌托邦政治理想，从近代的乌托邦梦想到现代的科幻乐观主义，从技术统治论到唯科学主义，无一不体现了人们对于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和未来设计方面寄予的众望厚意。

狭义的科学乌托邦主义则是把科技进步等同于社会进步、把科技进步等同于乌托邦本身、把社会问题归约为技术问题的观念形态，认为有了科学技术，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即使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应用存在什么问题，相信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也将很快消除和解决这些疑难病症，人类未来的前景依然美好瑰丽。这个意义的科学乌托邦主义出现得较晚，实际上侧重于社会发展的技术解决，与现代技术的充分发展密切相关，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显现巅峰态势。

中层意义的“科学乌托邦主义”意指这样一种社会思潮，它以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进步蕴涵为基础进行完美社会构想，强调科学对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力图以科学原理和技术手段管理和组织社会运行，对人类未来进行科学设计和理性规划，坚信利用科学技术将使物质富足、秩序合理、自由正义与社会和谐的人类乌托邦梦想变幻成真。这个意义的科学乌托邦主义与近代意义的实证科学的崛起及其广泛社会应用具有直接的联系，既是对近代科学和技术的现实发展状况的思想反映，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理论反思和批判，也是对科学技术的未来发展和人类前景的一种设计、展望和前瞻。这个意义的科学乌托邦必须以近代科学的萌芽、产生和逐渐成熟为基本前提，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现实的发展，变换自身的具体形态和内涵。它几乎与乌托邦思想同时诞生于近代西方，孕育在16－17世纪，生长于18世纪，确立于19世纪，涌动深化于20世纪，同时在20世纪遭遇多领域、多角度的质疑和批判。

当代世界虽然意识到现代科技的双刃剑效应，但实际上许多人、许多地方、许多国家依然在默默践行科学乌托邦主义思想。因为，其潜意识认为，现代科技虽然具有缺陷和负作用，但是科学技术的未来发展将很快和最终消除一切现存技术问题和社会问题。实际上，在科学乌托邦主义崛起、涌动、困惑和超越的四个阶段里，它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和角色一直在社会理想、批判武器、变革动力和解构对象四个层次上嬗变。因此，解读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建构与解构过程将对我们如何合理地理解科学、研究科学、应用科学以及应对科学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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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