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研究主题。寻溯技术批判的理论渊源, 往往都归结为韦伯的合理化理论。从合理化的视角来反思, 韦伯把现代技术的本质判定为一种形式合理性。在处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技术批判理论家看来, 技术的实质就是形式合理性, 技术批判与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存在着一种“路径依赖”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讲, 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技术批判理论以韦伯的“现代性诊断”为起点, 可以视为韦伯思想的延续。
一、韦伯:现代技术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合理性
技术批判是对作为“时代问题”的技术之理论回应, 而这一问题之呈现直接归功于韦伯的“现代性诊断”。合理化构成韦伯“现代性诊断”的基本研究范式, 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传统中的技术批判理论产生重要影响。韦伯认为, 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涉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区分。形式合理性是一种事实判断, 主要被归结为手段、过程的可计算性, 实质上是把目的排除在外的理性计算与权衡, 集中表现为工具理性;实质合理性是一种价值判断, 其合理性来源于目的自身, 集中表现为价值理性。在韦伯看来, 形式合理性的实现离不开技术。回顾近代以来的历史, 资本主义的产生过程就是形式合理性的逐步扩展, 实质合理性的日趋萎缩, “再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 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 (韦伯, 1998年, 第29页) 帕森斯在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英译本撰写的《新版序言》里, 描绘了“理性的资本主义”体系:“一种细致、系统的理性规划与纪律背景下的取向, 它把盈利与‘官僚制’经济组织联系在了一起, 同时也与高技术联系在了一起”。 (韦伯, 2010年, 第6页) 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官僚制、大众文化等都是合理化的结果。
韦伯把现代技术的本质判定为一种形式合理性。在技术观上, 韦伯可以一直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把人类活动划分为理论、实践和技艺三种基本方式。其中, 理论、实践都是以其自身构成目的之活动, 技艺则是目的在其自身之外, 因而技艺不是自由活动的典范。鉴于技艺活动相对于实践、理论活动的不完整性, 故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地位明显地低于前两种活动。亚里士多德把技艺认定为一种工具性活动, 相对于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而言, 技艺是非完满性的人类活动, 并不是自由的。就与活动目的的分离而言, 韦伯把技术的本质判定为一种工具理性, 与亚里士多德的技术观是一致的。韦伯对技术本质的这种判定, 影响了后世很多哲学家的技术观。海德格尔、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 都是在工具理性的意义上来理解技术。海德格尔透视了“现代技术之本质”:“机械技术始终是现代技术之本质迄今为止最为先验的后代余孽, 而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 (海德格尔, 第72页) 在《启蒙辩证法》中,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发现工具理性已经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支配性原则:“理性成了用于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工具一般, 它目标专一, 与可精确计算的物质生产活动一样后果严重。而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对人类而言, 却超出了一切计算所能达到的范围。它最终实现了其充当纯粹目的工具的夙愿。”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 第27页) 然而, 技术批判成为一种透视社会生活的整体性视角,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全面兴起。
二、技术批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全面兴起
韦伯把“时代问题”归纳为技术问题, 这一解读模式导致技术批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兴起。基于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社会批判理论家大都把工具理性作为批判的对象这一理论事实, 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就成为理解技术批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兴起之关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传统中, 技术不仅是现代性批判的视角之一, 更成为现代性批判的核心问题, 这一理论倾向是从其开创者卢卡奇开始的。
卢卡奇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从分析商品拜物教开始的。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 卢卡奇通过破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之谜, 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通过物来反映这一“物化现象”。他从生产过程领域的形式相同性原则入手, 把马克思意义上的“抽象劳动”判定为“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精确测量的劳动”, 从中抽绎出根据可计算性来调节的合理化原则。合理化原则是卢卡奇用以分析现代商品生产方式、社会生活乃至思想意识的基本框架, 这一理论座架来源于韦伯对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划分。卢卡奇以合理化来洞察资本主义, 将技术批判拓展到生产过程以外的社会生活领域, 使得技术不仅作为现代性批判的一般视角, 更成为支撑现代性批判的核心。卢卡奇发现, 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出一套在形式合理化原则支配下的法律制度和官僚统治, 不仅如此, 商品生产领域的“物化”在思想领域表现为一种“物化意识”。卢卡奇将思想史的发展与社会史的考察相联系, 把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二律背反”归结为由“物化现象”所造成的“物化意识”所起的决定作用, 从而认定近代思想意识产生于意识的物化结构之中。既然在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分析中, 卢卡奇辩证地发现“物化意识”的起源问题, 那么技术批判就构成解读近代哲学的一种视角。在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遗产的基础上, 卢卡奇为克服现代社会的全面“物化”, 不满足在理论上来超越, 而是主张寻求一种现实的超越。这样一来, 技术批判就不仅仅是一种话语批判, 更是作为一种现实批判的原则。由于卢卡奇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上的开创性地位, 技术批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传统中得以兴起, 并奠定了在现代性批判中的核心地位。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 揭示出形式合理性、工具理性与启蒙的关系, 提出所谓神话就是启蒙, 而启蒙却倒退成了神话。事实上, 这种神话体系与哲学的范畴体系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对启蒙运动而言, 任何不符合算计与实用规则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 第3、4页)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 合理化不过是启蒙辩证法的一种表现形式, 其辩证过程贯穿着整个欧洲文化史。《启蒙辩证法》提出, 克服技术的局限, 需要对以往的和今天的启蒙“再启蒙”, 这一过程需要通过辩证法的“内在批判”才能够完成。 (参见谢永康) 马尔库塞将技术视为一种意识形态, 强调技术的政治含义。马尔库塞把经济领域的形式合理性、政治领域的官僚制和“技术的标准”相联系, 发现韦伯的合理化只是“以合理性的名义实现没有得到承认的政治统治的既定形式”。 (哈贝马斯, 第39页) 马尔库塞指出了技术本身所包含的统治的合理性, “在科学和技术的物质的先验论中, 潜藏着一种由阶级利益和历史状况所决定的世界设计”, 技术和统治、合理性和压迫发生了“特有的融合”。 (同上, 第42、43页) 哈贝马斯将合理化视为人类生产活动的原则, 并试图通过对人类活动其他领域的强调而对其加以限制。这样一来, 韦伯所述的“除魅”过程, 就被视为人类生产领域的原则向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扩张, 技术批判则构成对这一过程的反省。哈贝马斯“把‘劳动’或曰目的理性的活动理解为工具的活动, 或者合理的选择, 或者两者的结合”。 (同上, 第48、49页) 哈贝马斯认为, 技术批判所针对的就是劳动的内在原则的无限制扩张, 克服危机的办法便是划分两种类型的活动, 保留交往活动应有的地位。不难发现, 哈贝马斯对两种类型活动的划分, 直接来自韦伯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划分。
三、合理化:贯穿文化论与制度论的原则
为寻溯技术批判的理论渊源, 我们来反思韦伯的合理化理论。韦伯的著作浩如烟海。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韦伯著作包括“文化论”与“制度论”两大部类的研究主题。虽然韦伯关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区分, 主要集中在以《经济与社会》为代表的制度论研究中, 但他在文化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除魅”过程的研究, 也离不开合理化理论的学术背景支撑。在某种意义上, 技术批判不仅在韦伯的制度论研究里, 也被扩展到其文化论研究之中。如果把技术批判单纯理解为仅仅局限于生产领域的一般性问题, 便很难理解技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传统中扩展为现代性批判核心问题之理论根源。
文化论和制度论两大部类的研究主题, 都是韦伯从不同视角展开的对同一问题的理论透视。帕森斯将韦伯的文化论解读为某种“文化决定论”, 甚至认为精神因素、心理因素是现代性兴起的唯一因素, 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韦伯的本意。鉴于帕森斯的博士论文《最近德国文献里的资本主义概念》是最早研究韦伯的英文著作之一, 并且是韦伯著作最主要的英文翻译者, 对英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韦伯热”居功甚伟, 我们有必要对“帕森斯化韦伯”以“文化决定论”来把韦伯理解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进行一番澄清。吉登斯指出,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只是追溯了把清教与现代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那条‘因果链的一个环节’”, 并不是断言“宗教伦理理性化的差异是使西方经济发展与东方文明的发展判然有别的惟一重大影响因素”, 并列举了生产性经营与家政经营相分离、西方城市的发展、罗马法的传统、官僚制的发展、复式簿记和劳动力大军的形成等一系列社会—经济因素。 (韦伯, 2010年, 第24、25页) 事实上, 韦伯晚年所进行的、身后被归入《经济与社会》的制度论研究, 可以视为对“文化决定论”、“精神决定论”的一种反拨, 以实现文化论和制度论之间的平衡。韦伯本人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结论中也明确地表达出反对文化决定论和主张多元因果性。他申明:“我的目的当然不是对文化和历史进行片面的唯灵论因果解释以取代同样片面的唯物论因果解释。每一种解释都有着同样的可行性, 然而, 无论哪一种解释, 如果不是把它用作一项研究的准备, 而是把它用作一项研究的结论, 那就同样不可能揭示历史的真相。” (同上, 第276页) 如吉登斯所指出的那样, 韦伯对所谓“唯物史观”的批评, 更多是针对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和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解释, 而不是指马克思本人的思想, “韦伯有关资本主义与宗教的主体不是简单或直接地对马克思著作所作的学术反应”, “当韦伯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时, 所指的往往是出版于19世纪90年代、奉马克思为鼻祖的大量学术著作。这些著作有时表述的观点被韦伯认为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庸俗化, 或者是对韦伯所认定的马克思思想的主要原则的显著背离”。 (吉登斯, 第276页) 对一位思想深刻、论域宏阔的理论家而言, 任何一种简单化的概括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 容易落入以一种片面性取代另一种片面性的窠臼, 这对于韦伯而言尤甚, 因其本意是强调各种因素同等重要, 决不是为了承认一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 社会生活的诸领域在其思想世界里都是并行的, 这就涉及韦伯的方法论原则问题。
为澄清这一问题, 不得不提及韦伯的“理念型”方法论。韦伯是一位具有浓厚新康德主义色彩的社会理论家, “韦伯圈”的文德尔班、李凯尔特、拉斯克等人本来就是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理念型”方法论集中代表了韦伯因果多元性、价值多元化的主张, 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受到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在韦伯看来, “理念型”只在抽象中以纯粹的形式存在, 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一种彼此包容的镶嵌关系。无论是文化论和制度论、现代性兴起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区分, 还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社会行为的类型、经济社会学中行为取向的类型、政治社会学中统治的类型、宗教社会学中各种宗教和文化的类型……这些各种类型的划分, 并没有高下优劣或发展阶段上的区别, 都不过是韦伯所谓方法论上的“理念型”。
韦伯以文化论与制度论相统一的立场来考察现代社会生活, 其“现代性问题”研究贯穿着合理化的思想主线。沿着这条主线, 韦伯实现康德所讲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为了回答“人的问题”, 康德提出“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 完成“三大批判”;为了回答“现代性问题”, 韦伯提出合理化理论, 完成文化论与制度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矛盾, 构成韦伯现代性研究的基本理论座架。虽然韦伯恪守价值中立原则, 没有提出系统的技术批判理论, 但他对现代性的忧思已经暗含技术批判的因素, 为后世的技术批判理论奠定基础。合理化并不意味着形式合理性取代实质合理性、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 现代技术的统治并不能抹煞价值世界的意义, 合理化有其必然的限度。韦伯的本意是努力地保持一种价值中立的评价, 在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划定必然的界限。但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一直试图冲破这种二元的划分, 打破二者之间的平衡状态, 建立起技术的独断性统治, 这使得形式合理性、工具理性成为合理化的唯一尺度。为此, 针对现代技术的统治所导致的后果, 韦伯充满忧虑。
在严格意义上讲, 韦伯对“现代性问题”的回答持有的是一种价值中立的态度。为申明此意, 他发表了《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和《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在他看来, 价值判断是出于主观的情感作用, 价值只与个人的决定与选择相关, 与事实并无任何逻辑的或本体的联系, 因此价值不是经验科学的对象。韦伯区分经验知识与价值判断的真实意图是要在经验科学中驱逐形而上学, 保持社会理论在面对社会现象时的价值中立性。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应该从其新康德主义的哲学背景中加以理解, 他关于经验知识与价值判断的区分使我们不难联想到康德关于“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划分。韦伯在现代性研究中贯彻了经验知识与价值判断的区别, 力求在学术研究中排除价值判断, 实现价值立场的中立。虽然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现代性分析架构隐含着社会批判的向度, 但韦伯对现代性的后果只给予实然层次的犀利分析, 并未提出应然的规范要求, 从合理化理论拓展出社会批判理论则是他留待后人来完成的工作。
然而, 韦伯对“现代性问题”的后果抱持一种悲观主义的态度。韦伯的世界观是一个事实与价值分裂的世界, 前者是客观现实的世界, 是理性和技术统治的领域;后者是主观意义的世界, 充斥着非理性和冲突。合理化并不意味着形式合理性最终会完全取代实质合理性, 合理化的扩展并不能消除行动的非合理性成分的存在。两个世界会始终存在, 合理化有其必然的界限, 即便是现代性兴起过程中合理化的扩展亦不能抹煞这种划分, 更不能否定价值世界的意义。相反, 韦伯十分重视历史过程中非理性的创造性, 并以此来考量现代性引发的诸种问题。他始终在肯定合理化的具体结果和忧虑人类精神发展的意义之间徘徊。
四、卢卡奇:对马克思与韦伯的思想拼合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到, 韦伯对技术批判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兴起产生过重要影响, 那么, 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会与韦伯发生思想关联性?回答这一问题的前提是要理清马克思对技术批判理论的影响。固然, 马克思对技术批判理论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即便他并没有发展出系统完整的技术批判理论, 但其开创的理论效应始终以各种方式存在于后世的技术批判理论之中。大体上讲, 马克思对生产—技术持一种有所保留的肯定态度, 采取的是一种辩证的方法。究其根源, 这种技术观根植于生产—技术在人类活动中的定位。在马克思那里, 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的基础, 生产—技术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 在人类各种活动中始终具有优先性。从根本上讲, 技术不仅在现代性生成过程中奠定了基础性地位, 更是成为了超越现代性、克服资本主义危机的手段, 但同时也损害着人自身, 为此, 马克思试图通过内在超越来克服现代性的局限。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 马克思从生产过程领域和社会关系领域的双重维度来理解“物化”, 所谓“个人在其自然规定性上的物化”和“个人在一种社会规定 (关系) 上的物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 第176页) 一般认为,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主要从社会关系层面展开, 社会批判理论基本上是以现代性社会关系批判的方式呈现。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基础上, 重点探讨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规定性, 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进入到社会关系领域。
卢卡奇对马克思与韦伯不同思想因素的继承与拼合, 成为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技术批判问题上理论态度的关键。在《历史与阶级意识》这部号称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的著作中, 卢卡奇对“物化”问题的分析主要涉及马克思在“商品”层面对现代性的批判, 但这种解读并没有按照《资本论》中商品—货币—资本的逻辑展开。他说:“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在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都制约着在商品中对象化的人类劳动的抽象。”与马克思对这个“抽象劳动”的理解不同, 卢卡奇将其规定为“抽象的、相同的、可比较的劳动, 即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越来越精确测量的劳动”, 而“现代劳动过程”、“个别‘自由’工人”、“分工”的形成并不是他的意图所在。 (卢卡奇, 第151页) 这成为技术批判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按照上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物化”所做出的生产过程领域与社会关系领域相应划分的话, 卢卡奇更多关注的是生产过程领域的“物化”。由于“抽象劳动”在卢卡奇那里被规定为生产过程领域中的“可计算性”, 实际上将形式合理性、工具理性等韦伯意义上的技术批判的因素, 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视域, 他所讨论的“物化”便不再是生产关系, 而是生产过程, 即马克思谈论的生产力。卢卡奇的这一“转向”实际上引入了技术批判的因素, 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技术批判问题上大都通过不同的方式来继承韦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 哈贝马斯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理论线索, 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韦伯因素, 描述了韦伯对工具理性批判的影响。
卢卡奇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中引入韦伯的合理化因素是一种巧合, 还是一场误会?答案都是否定的。与其套用韦伯的话来说, 二者是一种“选择性的亲和性”, 毋宁说他们存在着深层的思想关联性。一方面, 受到时代的局限性, 技术没有进入马克思的理论视野;同样, 卢卡奇在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也尚未读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 无法把握分工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 这种“失语”状况导致的结果就是引入韦伯的思想因素。另一方面, 合理化在韦伯那里不仅是一个技术概念, 更是一种理解现代社会生活的总体性视角, 这为卢卡奇提供一种透视社会生活的基本维度。然而, 这只是看到问题的表面。
进言之,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韦伯思想关联性的深刻根源, 在于马克思与韦伯之间内在的思想关联性。如同吉登斯所评价的那样, “在抽象方法的层面, 韦伯未能使他尽力要编织在一起的不同线索达成一种令人满意的协调状态”, 但这种综合的努力却产生“一种与众不同的历史研究方式”:“既敏于多样化的文化意义, 也坚持认为‘物质’因素在影响历史进程时具有基本的因果作用”。 (韦伯, 2010年, 第19页) 其实, 吉登斯未尝不是在综合以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为代表的经典社会理论家的基础上, 建构自己的现代社会理论体系。在启蒙运动以降的社会理论发展史上, “无论是马克思, 还是韦伯, 抑或是涂尔干的思想, 都涉及对现代社会的一种复杂性理解, 也即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双重考量, 而绝非是单一因素的考察。他们对现代性存在论基础的认定, 都是出于对现代性诸因素总体性的考量, 这在马克思那里表现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统一, 这在韦伯那里表现为文化层面与制度层面的统一, 这在涂尔干那里表现为制度论与观念论的统一”, “他们在面对复杂的现代社会时却力求实现一种总体性的把握, 兼顾到这一问题的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 并在这种总体性的观照下来揭示现代社会的存在基础”。 (郑飞) 诚然, 建立在“复杂性理解”基础上对现代社会的总体性考察, 并不能弥合经典社会理论家的思想分歧, 他们对现代社会生活中诸要素之不同地位的认定, 决定了现代社会的存在基础在不同的经典社会理论家那里仍具有不同的含义。从这种“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理解”出发, 我们反思以马克思和韦伯为代表的经典社会理论, 就会发现, 从帕森斯开始, 那些把马克思与韦伯视为对立的思想体系, 甚至认为韦伯方案是“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重点分析类型” (韦伯, 2010年, 第6页) , 无疑是缺乏学理依据的;从卡尔·洛维特开始, 那些把马克思与韦伯的比较归结为“异化”与“合理化”的传统观点 (Lwith, p.25) , 只是看到“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理解”这一现象的表面, 在某种意义上窄化了经典社会理论的思想视域。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 1999年:《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李黎等译, 学林出版社。
[2]海德格尔, 1997年:《林中路》, 孙周兴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3]霍克海默、阿道尔诺, 2003年:《启蒙辩证法》, 渠敬东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4]吉登斯, 2007年:《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 郭忠华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5]卢卡奇, 1999年:《历史与阶级意识》, 杜章智等译, 商务印书馆。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9年, 人民出版社。
[7]韦伯, 1998年:《学术与政治》, 冯克利译, 北京三联书店。
[2010]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阎克文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8]谢永康, 2009年:《批判理论的范式转型及其问题——重思“后形而上学思想”与“否定的辩证法”的关系》, 载《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9]郑飞, 2016年:《启蒙: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复杂性理解——评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关于启蒙与现代性的研究》, 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5期。
[10]Läwith, K., 1982, Max Weber and Karl Marx, Boston:George Allen&Unwin.
（原载《哲学研究》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