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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志翔】何谓技术工具论:含义与分类

  询问“何谓关于技术的工具论 (instrumentalism) ”似是琐屑无聊之举。毕竟,这一据称是基于常识而未经反思的素朴立场内容似乎很浅白———“技术是服务于使用者目的的、价值中性的工具手段”———且似乎过于幼稚。因而,虽然据说仍是“关于技术的社会争论中的盛行观点”[1]68,而且学界也并非没有针对其某一版本或至少是局部核心主张的辩护者 (譬如,雅斯贝尔斯 (Jaspers[2]119) 、皮特 (Pitt[3]89) 等) ,但大致如维贝克 (Verbeek) [4]43所言,该立场如今在技术哲学中甚为罕见。思考技术问题的人文社会学者往往只在立论开篇将之作为批驳的标靶而予以简单提及与寥寥解释,而不会仔细分析其内涵。 

  但何谓“价值中性”?这一“仅只是工具”又究竟否定和排除了哪些关于技术的具体主张?谁是这里的“使用者”?工具论有没有强弱不同版本的变式?对这些问题,答案却未见得显然,也不见得每个提及工具论或自认或被人认为是工具论者的人都持一致看法。甚至它真的是 (在技术哲学之外) “被最广为接受的”[5]7甚而是主导多数普通人的观点吗?但有学者[6]20却说多数人在该立场与其对立立场之间 (因其所遇之具体技术而) 偶然地摇摆。此两断言也多半出于常理推断而非源自经验调查;而且,比较不同学者对工具论的各自阐释,会发现其措辞、侧重点甚至对相关概念的理解多有不同。实际上,虽然被许多人采用,但并非所有实质谈论它的学者都在用“工具论”这一表述———比如,有些技术伦理学领域的学者侧重谈论“中性论题” (neutrality thesis) ,甚至将之与“工具论”作为有区别但紧密联系的表述并置[7,8]———而且使用同一术语的人也未必有同样指称1。简言之,“技术工具论”还算不上一个被普遍使用的定义良好的概念。或许不同学者所理解的“工具论”并非同一,而更多是“家族相似” (因而意味着不同版本的可能性) 。或许,有必要更仔细剖析“何谓技术工具论”。 

  “工具论”这一命名 (而非该主张) 如何而来?确切起源这里难以断定。有学者蒂勒斯与奥伯蒂克 (Tiles与Oberdiek) [6]11将之追溯到芬伯格 (Feenberg) ,但一个更早表述见于鲍尔格曼 (Borgmann) [10],苏伯格[11]51991年从他那里借用了该名称。而鲍尔格曼对工具论的阐释主要借鉴了施莱弗 (Shriver, Jr) [12],后者列举了四种看待技术与价值关系的视角,但并未使用“工具论”之语。而鲍尔格曼将其中的两种———“理性价值决定论” (Rational Value Determinism) 与“政治化的技术” (Politicized Technology) ———都归入工具论,并与另两种立场即实体论 (substantive view) 与多元论 (pluralist view) 相对立并置。当然,就“工具论”之名而言,深受现象学影响的鲍尔格曼或许借鉴自海德格尔,因为后者更早将通行于世的关于技术的观念 (“技术是合目的的手段”和“技术是人的行为”) 称为“工具的和人类学的技术规定”[13] 

  一工具论:基本表述 

  但就工具论的更细致内容而言,海德格尔这一界说过于简练。许多其他学者也有详略不等的表述,比如有的将之界定为“价值中性”以及一种技术乐观主义[7],而有的则强调目的相对于作为手段的技术的分离性[14]161。笔者认为最抓住纲要的是芬伯格[15],他将之归结为“价值中性”与“人的控制”两方面。故下文将沿芬伯格指示的道路,并基于对工具论基本主张 (“技术是工具”) 和基本术语 (如“价值中性”) 之含义的反思,对之进行勾勒。 

  仿效芬伯格,这里将其第一个要点归结为“控制”维度: 

  P1:技术与人的关系———人控制技术 (尤其是其使用后果) ,而技术并非自主不受控,更非技术控制人。面对技术,人保持自由和控制权。 

  虽然许多学者的表述暗含这一层面 (如雅斯贝尔斯[2]125的表述) ,但鲜有人明确提及该维度 (芬伯格例外) ,更毋论正面给出解释了。因而,上述粗疏诠释是笔者考虑到工具论对立面一些论者 (譬如,温纳 (Langdon Winner) [16]29) 的主张而自己给出的,且笔者认为符合对工具论的直觉理解。当然,该简单诠释中尚有不少含糊之处,留待下节讨论其可能分类时再行区分。而大部分论者会提及的是另一维度:“价值中性”。他们是如何说的呢?这里列举一些笔者曾见的表述: 

  (1) “目的 (ends) 与手段的完全分离”[15]; 

  (2) “技术自身既不好也不坏”[17]; 

  (3) 技术是既可用于善也可用于恶的被动的用具 (passive tool) [8]420-440; 

  (4) 潜在用途开放性或含糊性:同一技术可被人用于体现相异和对立价值的多种目的[18]41-45,[19]; 

  (5) “工具手段与其所服务的实质价值偶然 (contingently) 相关”[11]7; 

  (6) “相对于技术的应用目的来说中立”[20]; 

  虽然涵义要旨大致重合或至少是一致的,但这些表述的措辞乃至侧重的不尽相同却彰显无疑。比如,偏伦理学的论者莫罗 (Morrow) 、伊利斯 (Illies) 等多侧重从道德价值 (“善恶”) 讲。综合上述简略的讲法,本文将“价值中性”表述如下: 

  P2:技术与价值之关系———技术是价值中性的。这意味着, (1) 仅就自身而言,技术无价值属性 (既不好也不坏) ; (2) 就其可能的、体现价值的具体使用后果而言,技术是被动的,即它自身对任何后果没有倾向,因而它与任何价值的关联都是偶然的; (3) 作为上一点的特例,技术在体现对立价值的不同后果间没有偏向。 

  P2虽未用“目的对作为手段的技术的分离性”之话语———卡朋特 (Carpenter[14]) 干脆用它刻画工具论,而芬伯格也将之视作对“价值中性”的一种诠释———但蕴涵这一点。“目的”———无论是仅指人意向之所指的、技术的“使用目的”,还是泛指技术可能参与导致的一切结果———体现“价值”,而“分离”是说,这目的 (价值) 不是技术自身内生的而是外在的,不是它自发倾向去实现的;这正是“被动性”的要求。既有此关系,这里将之列为推论,以丰富审视和表述工具论的角度: 

  T1:技术与目的之关系———目的外在和分离于技术。 

  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言的“橡子”内在秉有长成橡树的“原因” (目的因、形式因) ,T1主张使用目的是人外在地加给技术的。另外,当我们说“技术仅是满足人使用目的的工具”时,似乎预设了目的对技术在逻辑和时间上的“先在性”,即“先有目的需求,而后有作为满足此需求之手段的技术”。但工具论未必要承诺这一点:先有技术,而后人想到用它去实现某新生目的,只要该“使用”是自由自主的,那么哪怕这一“想到的目的”是由技术所提示的,亦未尝不可。承认技术向人提供和提示新的应用可能性,这似乎不违反工具论。因而这里未将“先在性”列入。 

  P1与P2无非想说,技术是被动的 (不对人自主施加影响,不产生目的,自身不倾向于任何价值后果) 和附从性的 (受控于人,附从于人赋予它的使用目的) 。人甲开枪杀了人乙,对此工具论会说,这终究是甲的自主决定,不是枪促使甚至迫使甲行此举;杀乙这一涉及伦理和政治的或好或坏的后果,是甲加给枪的,而枪自身对实现或不实现这一后果没有倾向。进而,作为工具论的典型口号,“人杀人,而非枪杀人”也意味着工具论有如下蕴涵: 

  P3:归责问题———技术不应被归责。虽然工具论承认技术会参与造成不良后果 (因而可以被“归因”) ,但认为技术不应被归责 (not morally accountable) 。 

  这可看作是工具论所承诺给技术的被动性与附从性的一个推论。当然,这需要相应的道德归责原则作为推论的辅助命题 (AP) ,而该原则可略述如下: 

  AP1:一个导致恶果之事件的参与者,若缺乏对道德法则和事物因果关联的基本理解能力 (无道德行为能力) ,或在参与过程中是全然被控制和受迫的 (非自主) ,那么该参与者不应对此恶果负责。 

  我们对人和自然物是采取此原则的 (比如,无理智的人不负道德和法律责任) ;而作为对原则普适性的要求,若判定技术是无道德行为能力或是受控的,那么技术同样不应被归责。P1、P2 (以及T1) 与P3是从不同角度对工具论的刻画,本文认为它们构成了其基本要点。当然,工具论还通常意味或关联着其他主张2,譬如“技术跨文化的普遍有效性”“技术乐观主义”等。但这些意味或有些间接,或其关联并不必然。 

  二进一步阐释 

  P2需进一步阐释。首先,与诸学者一致,P2对价值也采取了宽泛理解:凡人所欲者,皆涉价值。自然它也包含更常被想到的伦理和政治价值;其次,P2的第三点是为了照顾“中性” (neutrality) 的字面含义,即在不同或对立两者或多者间不偏不倚。但这种“无偏”是说技术自身对两对立价值都同样不倾向,而不是说同等地倾向。一个自发而随机做好事和坏事 (各50%概率) 的机器,不合于此处的“价值中性”。因而,说“技术与任何价值的关联都是偶然的”,并不只是说它与任何“具体”价值的关联属于偶然,而且是说它与“价值领域”的关联是偶然的。上述自发随机机器,符合前者,但不满足后者。 

  第三,技术自身无价值属性,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预设了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以及自然本身是无价值的[18]44这一观念。此外,这也意味着工具论所理解的技术是剥离了一切社会文化属性的。此剥离倾向从下例中可见一斑:设想一种技术系统,它强制汽车驾驶员系安全带———若不系,车不能开动。不像枪,该系统自动执行着一种规范,因而自身不是价值中性的 (虽然是有效的“工具”) 。面对它,工具论者会说,它已经社会化了,被设计者“写入”了一种意图,因而不是我指的技术;真正的技术是构成此系统的传感、控制等“技术的”要素部件,它们是中性的。因此,虽然在通俗话语中“技术”首先指具体的完整技术物,但对工具论而言并不然。因而有论者 (蒂勒斯与奥伯蒂克[6]34) 判定,工具论者倾向于把技术还原为“自然物”。 

  第四,技术无自发的价值后果倾向。技术的使用后果可有两类:一是人赋予它的使用目的,二是除使用目的之外的 (意外) 后果。技术被视作被动的,所以使用目的是人外加的。这容易理解,但麻烦在于意外后果。 

  当技术在人并未要求与未曾预料的情况下引发超出使用意图的后果,这是否意味着它对这后果有“倾向”,进而违反了价值中性呢?或者说,此时它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再换言之,此时技术与相关价值的关联是皆为非“偶然”呢,抑或仍可算偶然? 

  这问题似乎不易回答。许多 (或许多数) 批评工具论的学者 (如伊利斯与梅耶 (Meijers) [8]420-440,布赖 (Brey) [22],维贝克 (Verbeek) [4]43) 主张技术在此已不算“被动”,进而认为这表明技术不是价值中性的;而一些中性论的辩护者 (如彼德森与施潘 (Peterson&Spahn) [23],皮特 (Pitt) [3]29) 承认意外后果问题,却认为这并不违反价值中性。甚至有些批评者 (如莫罗[17]) 也认为“价值中性”概念可包容意外后果。总之,对此的不同态度意味着对P2的不同理解;这里表述为对P2的两种对立诠释: 

  P2a:“价值中性”排斥意外价值后果。 (强理解) 

  P2b:“价值中性”可容纳意外价值后果,只要技术与这后果的联系是偶然的。 (温和理解) 

  这意味着不同版本的工具论。而同样的分类也可由对P1中“控制”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故本文将此留到下节再论。 

  三工具论的可能类型 

  除了“价值中性”,P1中还有两个概念 (“控制”与“人”) 同样含糊:工具论所承诺的人对技术的“控制”是控制到何种程度?“人”又指谁?下文尝试表明,对这些概念的不同理解会导向不同版本的工具论。 

  (一) 变式维度一:控制技术的后果 

  若认为“人控制技术”意味着完全控制技术使用所会带来的后果,换言之,认为技术除了实现人赋予它的目的之外不会参与导致其他后果,那么这是一种理想版本的工具论。而这种强理解可以表述为P1的如下增补诠释命题: 

  P1a1:后果封闭性———技术的使用只会实现人赋予它的目的,而不会有其他后果 (尤其是不好的后果) ,或虽有其他后果,但对人而言也是微不足道和可忽略的。 

  在此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技术是对人所关心的问题的“特设性”解决。在科学哲学里,一个“特设性假说”是指人们为消除某一理论与经验观察之间的矛盾而特意引入的、自身又没有其他可检验后果的辅助假说;类比于此,如果一项技术可以解决人所关心的某一问题且不会因此造成其他后果和带来其他问题,那么技术对此问题的解决可称为“特设性”解决。P1a1意味着,工具论承诺了技术是特设性的。 

  P1a1似乎是对“技术仅是工具”这一简略的基本主张的一个合理诠释。若它不成立,也即技术的使用可能总伴随一堆重要到无法忽视的、未曾预料的后果,那么技术就应被称为“意外制造者”,而不是“工具”。就笔者所见,许多工具论的批评者 (如伊利斯与梅耶[8]420,温纳[16]82) 实质上是像P1a1这样理解工具论的。因而,P1+P1a1+P2+P3可构成对工具论的一种常见理解。 

  但若取上述强理解,那么芬伯格[5]7所说工具论“是现代政府和政策科学所依赖的占主导的观点”的可靠性就很值得商榷,因为似乎很少有人真相信技术只是对问题的特设性解决,其应用不会有重大意外后果。因而,要么芬伯格上述论断是错的,要么上述理想版本并非广为大家接受的工具论;后者意味着尚有一种承认意外后果的更温和的工具论。它或许意味着对“人控制技术的使用后果”采取下述更弱理解: 

  P1a2:工具论承认意外后果的存在,但认为它一旦显现总是易为人所察知;进而,若不愿接受此后果,人总能够通过采取一些措施———如停用或改造此技术或改变某些环境条件———来消除它。 

  此时,技术不再被认为是理想的、对问题的特设性解决,但这里仍许诺了一种有效的“事后诸葛亮”式的控制,以免放弃“后果封闭性”之后局势不可收拾———若承认伴随技术应用的某些意外后果能潜移默化地深入影响人而不被及时察知,或察知后不能有效控制,那么无论如何不能合理地称之为工具论了。 

  但这一承认后果“开放性”的对P1的诠释,对其他几个命题意味着什么呢?是否与P2矛盾?如上节所示,学者们有不同意见;但至少按P2b对价值中性的理解,两者是可融贯的;那么,P3呢?工具论可能辩护说:虽然在导致意外后果的情形中,技术并非受人有意控制而产生此后果,但技术依然不是“有道德行为能力者”,不是道德能动者 (moral agent) ,因而依然不应被归责;当然,作为使用者的人在此可能也不应被归责 (因为他并非有意为之,且事情进展超出其有限的预测控制能力) ;但人不被归责,并不意味着技术要被归责。 

  因此,这一可能的温和立场似乎可以是自洽的。它承诺了人对技术的有效 (虽非绝对的) 控制,保持了技术自身的“价值中性” (温和理解) ,主张了技术不应被归责。它可由P1+P1a2+P2+P3来刻画。虽不像理想版本那样在表述上干脆利落,但它可能更合乎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