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组合性(也称语义组合性，以下简称组合性)通常被认为是语言所具有的一种性质。有人认为语言或者是自然的，或者是形式的，但无论何种形式，它们都具有组合的性质；而派拉提(F.J.Pelletier)、瑞卡纳蒂(F.Recanati)、特拉维斯(C.Travis)等人则意见一致地公开指责和批评意义组合性。那么，什么是意义组合性？什么原因使它饱受别人的指责？它的合理性又在哪里？本文除追问、解答这些疑问之外，还为自然语言的意义诠释提出可行建议。
一 意义组合性的基本内涵及其思想背景
组合性是什么？简单地说，它是语义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常被看做是人类语言的一种普遍特征，并在诠释自然语言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的观点认为，任何包含意义的表达式被叫做语言的东西都是建立在其他有意义的表达式基础之上的。一般认为，一个复合表达式的意义是由它的组成部分的意义和它的结构决定的，换句话说，“复合表达式的意义是由它组成部分的意义和它们组合为复合表达式的方式决定的。”[1]在此意义上，组合性与整体论形成鲜明对比，也与推理论截然不同。
许多人认为组合性的思想来源于弗雷格(G. Frege)，也有人把组合性叫做弗雷格原则。事实上这两种说法都欠妥当。首先，组合性思想古已有之，如古希腊的柏拉图认为，如果谓词表述了主词所是或所不是的东西，那么这个句子就是真的或是假的；而在中世纪，一些近似于现代意义上的组合性概念已经出现，如法国哲学家布里丹(J. Buridan)说：一个复合表达式的意义等于它非逻辑词项意义的总和[2]。显而易见，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组合性思想，但由于中世纪的理论家没有函数这样的概念，因而仅仅使用这种求和式的方式去概述组合性的思想，这显然是不够的。其次，弗雷格在其著作中并没有清楚明白地提及组合性。一般认为，“弗雷格原则”仅指弗雷格在其《算术基础》一文中提到并被后人称之为“语境原则”的思想，即“不要孤立地研究语词的意义，而必须在句子的前后关系中研究语词的意义”[3]。组合性的思想在其论著中虽有所体现，但他并未明确说明。他曾说：“让我们先假定句子有一个意谓，那么当我们把句子中的一个词代之以另一个意谓相同而意义不同的词时，则这并不影响这个句子的意谓。”[4]一般认为，这是弗雷格语义值观念的一种替换解释，即如果你用一个表达式替换另一个与其意谓或其真值相同的表达式，则整个部分的值不发生改变。这体现了组合性思想，然而它并不是组合性原则本身。
在语言学中，“组合性”概念的正式提出是在1963年，在福多(J. Fodor)和卡茨(J. Katz)的论文《一个语义理论的结构》中，福多和卡茨使用组合性设计一个应用极其广泛的有穷系统，这个系统可以解释所有句子的意义；同时，在他们的论证里还存在一个心理动机，即他们认为组合性可以解释人类如何能够理解陌生的句子[5]。
此后，组合性借助戴维森(D. Davidson)和蒙塔古(R. Montague)有影响力的作品，以及乔姆斯基(N. Chomsky)、福多、布拉纳(R. Blutner)等人对语言生产力、系统性、可习得性等语言特性强有力的论证和对组合性双向最优化的假设，组合性被看做是语义分析的一个指导原则。当然，意义组合性也要面对它的批评者，特别是派拉提、瑞卡纳蒂和特拉维斯，他们强调与组合性相关的众所周知的问题，如歧义现象、语用问题、语言交流等。
二 意义组合性的困难及反意义组合性的论证
组合性经常面对他人的批评和指责，究其原因，主要是自然语言的许多组构对组合性提出诸多难题。如：信念句(belief sentence)问题、习惯用语(idiom)问题、歧义性(ambiguity)问题等。
1.信念句 如下面两个表达式：
(1)汤姆相信晨星是金星。
(2)汤姆相信暮星是金星。
我们知道，(1)和(2)这两个复合句的真假不依赖于汤姆所相信的东西之真假，而只依赖于他是否相信子句所表达的思想。尽管事实上，“晨星=暮星”是天文学上已被证实的真理，但仍有可能(1)为真而(2)为假，反之亦然。派拉提认为，对信念句而言，如果句子的真值依赖于句子的意义和附加的语义事实，即使两个句子里的附加语义事实以及组成部分的意义和它们的组合方式是相同的，这两个句子的意义仍可能是不同的，即组合性是不成立的[6]。
2.习惯用语 自然语言中，习惯用语的大量存在对组合性构成较大威胁。例如汉语中的习惯用语“踢皮球”一词常用的意义是它的比喻义，即比喻不负责任地互相推来推去，而它的本义是根据它的组成部分“踢”和“皮球”的意义给出的，即指以脚踢球的运动方式，这就是说，根据组合性我们不能直接得出“踢皮球”的比喻义。因而有人认为，组合性对习惯用语来说是失效的。
3.歧义性 语言中的歧义现象也对组合性提出挑战。如歧义句“两个外语学院的学生”，这个句子我们既可以理解为“两个/外语学院的学生”，也可以理解为“两个外语学院的/学生”。而根据组合性，复合表达式“两个外语学院的学生”的意义是由其组成部分意义以及它们的组合方式决定的，并且针对这一复合表达式，这个复合表达式的意义是唯一的，但这种唯一恰与我们所言说的这种歧义现象相冲突。
除此之外，自然语言中的所有格问题，“除非+量词”的问题，指示的条件句问题等，也对组合性提出了难题。也许正是以上诸多问题的存在，许多哲学家、语言学家认为组合性的思想是根本错误的，以至反对意义组合性的几个主要的论证被平行地提出。
1.派拉提的歧义性(ambiguity)论证
派拉提反组合性论证的提出是基于他对歧义性的分析。他认为，歧义句所包含的并非是语词的歧义，歧义句的语形结构仅有一个，但可能至少有两种意义。为了维护组合性原则，蒙塔古等理论主义者提出了许多方法：如蒙塔古的量词引入规则(quantifying-in rules)、库珀(R. Cooper)的“库珀存储器”(Cooper storage)、杰肯道夫(R. Jackendoff)提出的辖域序(scope order)是表层序(surface order)的论证，即著名的“杰肯道夫原则”。但派拉提认为，对复合表达式而言，即使不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推导结构，也不管对量词辖域采用何种方式，复合表达式都是语义模糊的。派拉提论证里至关重要的假设是表达式的推导过程描绘它的语形结构，语形结构是由语形规则决定的，不同的推导过程可以产生一个相同的语形结构，并且在这种方式下，解释语义歧义[7]。在此解释下，意义的指派不再是函数而是关系。因此，组合性或者不成立，或者不适用。
笔者认为，尽管组合性要求意义的承担者是非模糊的，但由于自然语言的丰富性和灵活性，语言中歧义现象在所难免，这不应该仅仅是组合性的问题。相反，语言意义的诠释不但要考虑组合问题，而且也要考虑语境等因素。对于结构性的歧义表达式来说，其表层的语形结构可能隐含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推导结构，与此对应，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义。然而，对应同一表层结构的不同推导结构，其推导结构的意义又是唯一的。因此，如果意义被分别指派给这些推导结构，在此情形之下，这种歧义性将不复存在。
2.瑞卡纳蒂的多余性(superfluity)论证
根据瑞卡纳蒂，语词的意义在语用组合的过程中被组装在一起。也就是说，听者把语词的意义、语形和语境特性三者结合起来以形成与它们相适应的诠释。在这种情况下，意义组合性对这种诠释不起作用。
瑞卡纳蒂观点的一个主要出发点是语用效力的普遍存在。他认为，这些语用效力可以直观地服务于“说什么”，即说话者言下之意之前的交际内容。举瑞卡纳蒂一个关于回复别人邀请吃饭的例子，说话者说：“我已经吃过早饭了”，这句话是说，说话者在他/她说话的那天早晨他/她已经吃过早饭了，并且借助他/她所说的，暗示他/她并不饿。由此可见，作为自然诠释的交际内容总是或实际上总是语用可转变的，因此，语义学的表述并不适用于语用学[8]。
然而，既然意义的输出与表达式的结构相关，那么语用学必离不开语义学。此外，表达式意义的转变是由特定的语义结构决定的：如在“我吃过早饭了”这个表达式里，改变的部分“不饿”在它所替代的总结构里作为意义的产生理由，属于相同的类并占据相同的位置，这也为思考特定的意义结构而不是语用构成材料的作用提供了理由。
3.特拉维斯的不适用性(unsuitability)论证
特拉维斯认为，组合性并不适合于语言交流。他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史密斯体重
特拉维斯的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语境因素对表达式真假值的影响，这与激进的语境主义有点类似，即最大限度地减少语义学即字面意义对被表达内容的作用，并因此最大程度地削弱组合性的重要性。然而，严格地说，对自然语言而言，组合性的真或假是与激进的语境主义所言说的真或假并不相干，因为一个句子的意义是否是一个真命题或假命题与意义是否由句子的组成部分和它们的组合方式决定不相关联。句子的意义可能并不重要，但它仍然可能是组合的。
三 意义组合性的合理性辩护
目前为止，存在许多支持意义组合性的论证。一般认为，组合性对解释自然语言的生产力、系统性和可习得性等方面是必需的。组合性的支持者认为，通常人们能通过已掌握的有限的表达式去生产和理解之前从未听过、未用过的无限多的陌生的表达式(语言的生产力(productivity))，也能通过理解表达式“玛丽爱约翰”理解与之相关的表达式“约翰爱玛丽”(语言的系统性(systematicity))，能通过已学习和掌握的表达式学习和理解从未遇到过的陌生表达式(语言的可习得性(learnability))。在现存的语言论证里，简单地解释这些语言现象的一个方法是假定复合表达式的意义是由它们组成部分的简单表达式的意义和它们的组合方式决定的。即，假设如果简单表达式的意义和它们的组合方式能被理解，那么复合表达式的意义就能被理解(语言的组合性)。
1.乔姆斯基等人的语言生产力论证
组合性的支持者认为，组合性可以用来解释我们理解一个新句子的能力。某人可能会在报纸上遇到许多陌生的表达式，但他/她立刻能理解它们。这是如何可能的呢？回答是他/她知道它们组成部分的意义和它们的组合方式，并且这对于他/她理解这些表达式是充分的，这些表达式的意义是依据组合性被确定的。语言生产力的这个论证提供给我们一个理由相信组合性是真的，
经典的语言生产力的论证来自乔姆斯基。乔姆斯基认为，语言能力最能打动人的地方是语言的创造力，即，说话者有能力生产新句子并且这些新句子能被其他的说话者理解的能力[10]。但乔姆斯基本人又认为，这并不是纯粹的语言生产力的论证，因为它要借助于其他言说者的理解[11]。纯粹的生产力论证来自福多，福多认为自然语言能表达一个无穷的命题集合[12]147-148。
然而，语言生产力的论证也是不足的。首先，新的、陌生的表达式有没有意义？人们是否有能力正确地理解它们？这是需要考虑的。其次，语言的生产力要求无限多的意义和无限多的表达式相结合，但要实现这种结合，除非指派符合特定的条件，否则指派并不必然在任何情形下是一一对应的。
2.福多的语言系统性论证
另一个常用来引证组合性的论据是语言和认知是系统的。系统性论证的基本观点是意向的或语言的能力不是孤立的，而是根基于系统的变化之中。在最简单的情形下，福多指出，如果说话者能理解形如tRu的表达式，那么他/她也能理解与此相应的表达式uRt，并且他认为，这是求助于组合性的最好解释。许多学者引证语言能力和认知能力的系统相关性作为组合性的理由，认为心智必然具有组合意义的能力。如果心智在某种意向模式里有能力于某些意向状态，同样，如果心智有能力理解某些语言表达式，那么它也有能力理解与意义相关的其他表达式[12]147-150。
系统性真的预设组合性吗？在自然语言或概念结构层面上，虽然两个表达式的语形结合是意义相关联的充分条件，但意义的系统相关性看起来隐含着不只是语形的再结合。一个人可能倾向于从下面这个显而易见的条件句“如果违反了组合性，那么就违反了系统性”，推论出系统性预设组合性，但这个推断是无效的，因为它忽略了系统的相互关系现象是相对不稳定的。比如，我们从“卡尔喜欢玛丽”有可能推出“玛丽喜欢卡尔”，但我们绝不能从“卡尔喜欢冰淇淋”推出“冰淇淋喜欢卡尔”。为什么在一些情况下系统相关性成立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不成立呢？一个恰当的回答是由胡塞尔提出的，即确保相互交换的语词属于相同的语义类[13]。由此可见，思考类的相同性不仅对决定两个系统相关的表达式是否符合语法是必要的，而且类的相同性也是预知系统相关性能否成立的充分条件。这也说明：语言是组合的思想并不是预知系统相关性的充分条件，而类的相同性可满足于预知系统的相关性。这足以说明关于系统性的论证并不是组合性合理存在的充足理由[14]。
3.戴维森的语言可习得性论证
自然语言存在无穷多的有意义的句子。对于人类来说，要一个接一个地学会每一个表达式的意义是不可能的。然而，对于说话者来说，通过掌握一些有限数量的表达式意义和结构形式，就有可能学会一种语言。正是因为这种可能性，所以语言必定具有组合的性质。这正如戴维森所论证的：根据有限的词汇和有限加以阐明的一组规则的掌握，我们便有条件创造并理解潜在的无限的语句[15]17。
然而，作为组合性的一个论证，语言的可习得性论证存在两个主要的弱点。首先，“存在无穷多的表达式”这个前提是一个非常强的、待证实的前提。其次，假使“存在无穷多的表达式”这个前提是真的，那么论证的结论必定是语义可计算的(computable)，但是语义可计算性(computability)并不蕴含组合性[1]。
4.布拉纳等人的双向最优化(bidirectional optimization)假设
为了避免以上与组合性相关的许多众所周知的经验问题，布拉纳等人提出一个新的假设，即组合性是双向的最优化。在布拉纳等人的最优理论里，一个复合表达式意义的诠释要同时由语形和语境信息相结合的一个最优化方案给出，并且在某一特定的语境下，如果某一形式与某一特定的诠释相关联，那么，在相同的语境下，同样的意义必将用同样的形式表达。也就是说，在同一语境下，形式-意义有序对的组合与这个形式-意义有序对的分解是相联系的。双向最优理论下的双向优选项是在意义-形式和形式-意义两个方向评估中最大限度满足制约条件等级排列的形式-意义有序对。对于双向最优模式来讲，最优化的形式-意义有序对阻止了其他可能的配列，只允许出现一对最稳定的形式-意义有序对。在该模式中，一种表达式有多种释义或一种意义有多种表达式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这种情形下，布拉纳等人认为，双向最优理论为生产和理解复合表达式提供了一个普遍有效的、可靠的方法，因此，在此意义上，组合性是正确的[16]。但我们发现，尽管双向最优模式可以使标记的形式-意义有序对成为优选项，但无法同时为成为优选项的形式与意义寻求新的配列对象，即无法解决一种表达式可以有多种释义及一种意义可以有多种表达形式的现象。
四 争论的反思
综上可见，组合性的论证和反论证，既是有力的也存在不足。作为语义分析的一个指导原则，在诠释表达式的意义反映它们的内在构成方面，组合性的分析通常胜过非组合性的分析，但组合性理论自身也有其局限性，它的运用受限或者需排除语境和语用方面的因素。正因由此，笔者认为，组合性问题仍可能长期存在并持久保有它的影响力和争议性。但基于对自然语言的理解，笔者也认为，一方面，自然语言是组合的观点几乎不可避免，因为如果没有语词的繁复结合而进行语言交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语言及语言交流又具有社会性和变动性，当复合表达式的意义看起来是说话者的意向时，在语言环境下或者在话语产生的情境下，这些表达式与表达式的部分之间并没有展示一个相似的依赖，因此，单纯地依靠组合性这一种语义理论去诠释所有的语言或语言现象，这实际上是不可行的。事实上，当组合性被看做是与其他的语义理论如推理论、整体论等互相排斥的理论的时候，这些理论之间显而易见的矛盾通常来自于对自然语言语义诠释的不同要求而产生的，要求虽不同，但它们对自然语言的诠释不仅是必需的而且不相冲突：当单纯地解释我们如何理解复合表达式和有关它们组成部分的时候，可以给出组合性的解释；当讨论表达式之间以及表达式如何同世界、语境等语义外在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使用组合性及其他的语义理论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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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2年5期。录入编辑：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