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汪奠基的《中国逻辑思想史》和周文英的《中国逻辑思想史稿》在1979年的相继出版①，对中国近代逻辑史(明末清初—1949年)的研究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陆续出版了若干个人独撰或集体合作的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这一领域最重要的成果当属李匡武主编的《中国逻辑史》与中国逻辑史研究会资料选编组选编的《中国逻辑史资料选》的近现代部分，②其中对1919—1949年间的逻辑各分支学科发展状况的系统介绍与资料选编，更被认为具有填补研究空白的意义。③
不过，正因为是开创性的工作，加之当时研究条件的时代局限，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逻辑史研究除了在研究方法、文本整理与义理诠释诸方面引发了不少争论，④就是对若干史实的认定在笔者看来也有进一步考辩的必要。这些史实，既涉及若干重要术语的引入时间，也关涉若干著作的出版时间或存世与否。例如，“logic”的日制汉字译名“论理学”一词最早何时被引入汉语学术界?“名学”和“辨(辩)学”最早何时被用来指称中国古代逻辑?“名辩”一词何时出现、最早何时被引入中国古代逻辑研究领域?是否存在作为西方逻辑译著的《名学类通》一书?艾约瑟(Joseph Edkins)译《辨学启蒙》究竟出版于何时?等等。
笔者之所以认为有必要对这些疑难开展进一步的考辩，一是有见于20世纪80年代逻辑史研究者能够掌握和利用的原始文献相对有限，所得出的不少结论还算不上不刊之论；二是因为受到了“e-考据”这一研究设想的影响。所谓e-考据，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新竹清华大学特聘讲座教授黄一农首先提出的一种全新的史学方法。在《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一书中，他指出：“随着出版业的蓬勃以及图书馆的现代化，再加上网际网路和电子资料库的普及，新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常有博闻强识的前辈学者梦寐以求的环境。我们有机会在很短时间内就掌握前人未曾寓目的材料，并填补探索历史细节时的许多隙缝，或透过逻辑推理的布局，迅速论断先前待考的疑惑或矛盾。事实上，一个有机会孕育‘e-考据学派’的时代或已出现！”⑤简而言之，e-考据强调在信息化和数字化时代，学者们应该充分利用网络等现代搜索手段以及各种电子数据库所提供的海量信息来解决文史领域的诸多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e-考据”之名固然为黄氏所首倡，但e-考据之实其实在《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出版之前就已经存在。以对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为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的孙中原教授自2000年5月开始就利用可以进行全文检索的电子版《四库全书》、《四部丛刊》⑥以及其他著作，对中国传统推论的基本范畴进行了全面搜索和穷尽归纳，逐个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推论的性质进行了总结。⑦
受到孙、黄两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e-考据”这一研究设想的影响，笔者近期利用若干网络搜索工具和电子数据库对前述有关中国近代逻辑史的若干疑难进行了考辩。在研究中，笔者主要使用了两个网络搜索工具：“谷歌学术搜索”⑧和“读秀学术搜索”；⑨所使用的电子数据库则包括“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0)”和“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⑩、“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11)，以及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hina Academic Digital Associative Library，CADAL)。(12)通过这种e-考据的工作，笔者发现了一些过去未曾注意的材料，对若干广为流行的不实之说进行了纠正或澄清。
一、“论理学”一词最早何时被引入汉语学术界?
在逻辑东渐的过程中，近代日本学者曾用汉字译名“论理”一词去翻译英语的“logic”。据聂长顺的考证，1869年由东京藏田屋清右卫门官许出版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堀大之助编、堀越龟之助改正增补)已用“论理术”译“logic”；1875年东京开成学校编纂出版的《东京开成学校一览·预备课程》中列有“论理(logic)”一课；1882年由同盟舍出版的菊池大麓编译《论理略说》则可能是迄今可见的最早一本以“论理”为题的逻辑著作，“论理学”一词似由此首出。(13)
那么，作为“logic”的日制汉字译名，“论理学”一词最早是在何时被引入汉语学术界呢?按《逻辑学大辞典》的说法，“论理学”一词最早出现在190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田吴炤译日本学者十时弥的《论理学纲要》一书中。(14)
此说不确。借助“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0)”，笔者发现，在由旅日广东人士于1898年在神户创办的日本最早华文期刊《东亚报》(15)中，其第一至四册连续刊登有桥本海关等人翻译的日本学者桑木严翼的《荀子创辨学说》一文。在刊有该文的第一册第4页上，已经出现“论理学”一词：“如《荀子》书中《正名》篇，实与西洋之论理学符合矣。”而这册《东亚报》的刊印时间为
二、“名学”最早何时被用来指称中国古代逻辑?
“logic”一词在中国近代曾被译作“名学”。就笔者所见之材料，严复在1895年的《原强》一文首先使用“名学”来指称逻辑：“欲治群学，且必先有事于诸学焉。非为数学、名学，则其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16)1902年，东京日新丛编社出版了杨荫杭译《名学》一书，同年上海文明书局以《名学教科书》为名再版，这很可能是最早一本被冠以“名学”的汉译西方逻辑著作。(17)
逻辑东渐，一方面使诞生于西方的传统逻辑在近代中国得到了初步的介绍、研究和普及，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学者们去寻找和发现中国古代自己的逻辑。那么，作为“logic”一词的译名，“名学”最早何时被用来指称中国古代逻辑呢?按周云之的考证，最早明确把中国古代逻辑称作“名学”的是胡适。在写就于1917年的博士论文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 于1922年正式出版时，英文书名下标注的汉语书名就是“先秦名学史”。(18)
据笔者的考辩，周氏的这一说法并不准确。运用“读秀学术搜索”，不难发现在撰写于1903—1904年的《攘书·正名篇》中，刘师培已经尝试运用穆勒的逻辑理论(主要是概念学说)来阐释先秦的正名论说，认为《荀子·正名》所论“与穆勒《名学》合”，“墨之《经》上下篇多论理学”。在发表于1905年的《论理学史序(即名学)》一文中，他又指出：“若名家者流，则有托恢诞以饰诡词，不明解字析词之用，遂使因明之书，流于天竺，论理之学，彰于大秦，而中邦名学，历久失传，亦可慨矣。”(19)把印度因明、欧洲逻辑的兴起和发展归因于先秦名家不明“解字析词”之用，无疑是草率之论，但值得注意的是，刘师培在此已明确用“中邦名学”一词来指称失传已久的中国古代逻辑，并将其与印度因明、欧洲逻辑鼎足而立。
在“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0)”中，笔者发现王国维于1904年发表有桑木严翼《荀子之名学说》一文的译文。此文也把用以称呼逻辑学的“名学”一词与荀子正名论说关联起来，所谓“荀子之名学说”，指的就是荀子的逻辑思想。(20)1905年，王氏又发表了《周秦诸子之名学》一文，认为“我国名学之祖，是为墨子。墨子之所以研究名学，亦因欲持其兼爱、节葬、非乐之说，以反对儒家故也。……荀子疾邓、惠之诡辩，淑孔子之遗言，而作《正名》一篇，中国之名学于斯为盛。”(21)此所谓“我国名学”、“中国之名学”等语词，指的也都是中国古代逻辑。
简言之，远早于1922年胡适用“先秦名学”来指称中国古代逻辑，刘师培、王国维等最晚不迟于1905年已明确使用“中邦名学”、“中国之名学”等来称呼中国古代逻辑。
三、“辨(辩)学”最早何时被用来称呼中国古代逻辑?
“辨(辩)学”一词在中国近代逻辑史上也曾被用来翻译“logic”，如艾约瑟译《辨学启蒙》、王国维译《辨学》等。据周云之的考证，“辨学”亦即“辩学”，最初明确使用“辩学”来指称中国古代逻辑的是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章焕著《论理学大全》，其附论第二编“辩学”对中国古代逻辑有简要的评述。(22)
此说亦不确。前文提到，在
在CADAL中，笔者发现一本1915年出版的刘世杰著《辨学讲义详解》，其中论及“辨学……其名称东西洋不一，英谓之Logic……吾国斯学久已失传。”(23)所谓“吾国斯学”，即“吾国辨学”，其所指无疑是中国古代逻辑。
搜索“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笔者还发现1916年《大中华杂志》第二卷第8—10期连续刊登了高元的《辨学古遗》一文。按高氏之见，“Logic……王国维氏曾译为辨学，其言最当。”欧洲辨学研究的思想形式有term(词项)、proposition(命题)和syllogism(推理/三段论)，而墨荀所论之名、辞、说，正好与其相当。由此出发，“辨学有三部，其基础则在名。故其始发达也，必名焉先。孔子曰‘必也正名。’惟其偏重于论名，故中国辨学家乃以名家称也。……于推理亦未暇多及焉。此中国推理之原则所以不能发达而辨学所以缩其范围为名学也。”(24)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高氏明确使用了“中国辨学家”一词，意指中国古代逻辑学家;第二，他认为中国古代逻辑偏重于对“名”的研究，而较少研究推理及其所应遵守的原则。
不难看出，上述材料充分说明：“王章焕在1930年出版的《论理学大全》中首先用‘辨(辩)学’一词来指称中国古代逻辑”这一说法并不准确，1898年刊于《东亚报》第一册上的《荀子创辨学说》一文很可能是以“辨(辩)学”称呼中国古代逻辑的开端。
四、“名辩”一词何时出现、最早何时被引入中国古代逻辑研究?
在中国近代逻辑史上，对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中国古代名辩(尤其是先秦名辩)的重构。那么“名辩”一词出现于何时?它最早又在何时被引入中国古代逻辑研究?这也是困扰中国近代逻辑史研究的一个疑难。
按李匡武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第一版所撰写的“名辩”词条，他认为是荀子最先把“名”与“辩”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辩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荀子·正名》)(25)不过笔者遍查《荀子》全书，由“名”与“辩”连用而成的“名辩”一词并不存在。事实上，“名”与“辩”并举甚至连用的情形在中国古代并不鲜见。如《周易·系辞》：“开而当名，辩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意是说：开释卦爻之义，使各卦爻与其所象之名相当；分辨天下万物，以其各所属之类来加以恰当地断定；凭此二事，决断于卦爻之辞就具备了。又如，在北宋张君房所辑《云笈七签》卷九十中也出现过“名”与“辩”的连用：“有理不言，则理不可明。有实无名，则实不可辩。理由言明，而言非理也。实由名辩，而名非实也。”所谓“实由名辩”，说的是对象根据名称而得以相互区别。尽管“名”与“辩”在此连用，但尚未固定下来成为一个双音节名词。
据笔者的考证，“名辩”固定成词似乎是在晚清的时候。章太炎很可能就是在名词的用法上使用“名辩”的第一人。在1904年于日本铅印出版的《訄书重订本·订孔第二》中，他指出：“惟荀卿奄于先师，不用。名辩坏，故言殽；进取失，故业堕；则其虚誉夺实以至是也。”(26)“名辩”为“坏”所述谓，与“进取失”相对，当为一个名词；又据前后文意，似指一种恰当的名实关系。所谓“名辩坏，故言殽”，就是说名实关系遭到破坏，导致了言论纷杂混乱。
关于“名辩”一词何时被引入中国古代逻辑研究，周云之认为，最早从哲学与逻辑的角度提出“名”与“辩”并将二者并列讨论是由张岱年在1947年完成的。(27)张氏认为，“先秦哲学中，有关于名与辩的讨论，亦是方法论之一部分。……一般方法论是讲求知之道，名与辩则是论立说之方。”(28)不过，笔者以为，尽管张岱年在文中将“名”、“辩”并举，但他并没有将二者合称为“名辩”；其实稍早于张岱年，郭沫若在《中华论坛》1945年第2—3期上已发表了《名辩思潮的批判》一文，该文不仅明确使用了“名辩”一词，而且对孔子之后先秦名辩思潮发展的整个过程进行了逐一的研讨。
通过阅读CADAL所收录的伍非百《墨辩解诂》一书，笔者发现早在1916年伍氏就在该书的“再叙”中，明确把“名辩”作为一个理论术语来使用。该叙的落款为“乙卯岁除日非百又识”。“除日”指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查万年历可知，此乙卯岁的
关于《墨经》及名家言，伍非百进一步指出：“此《经》系名家言，世为别墨诵习。秦汉学者，病名学艰深难读，篇籍颇多散亡。唯此《经》与《墨子》书，众篇连第，故独存。今周秦文学复兴，诸子之学，间有讨论。而欧洲逻辑、印度因明，蔚然列为专科。中土名籍，赖有此经。发挥光大，责在后学。故于全书中特为分出，别录单本，以复兴中夏旧有名学一派。”(31)按其之意，《墨经》为中国古代名家言的代表，而研究《墨经》的目的在于复兴本土名学以成就与欧洲逻辑、印度因明三足鼎立之势。伍氏于前文说不少学者因不熟悉名辩学术而在注释《墨经》时不得要领，故名辩学术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中国古名家言的本质；此处又说古名家言之衰微在于“名学艰深难读”，而研究《墨经》旨在复兴旧有名学。很明显，他所谓的“名辩学术”、“中夏旧有名学”，其实质就是中国古代逻辑。
“名辩”一词还多次出现在《墨辩解诂》一书的目录中。例如，该书下卷的第一编称为“论‘名辩’”、续第一编叫做“名辩”；下卷总第四章的标题为“难诡辩派对于名辩学根柢上所持之怀疑论”、第十章为“名辩要义”。不过，纵观此书，伍氏此时还停留于对“名辩”一词的径自使用，尚未对其进行界说。通过检索“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笔者发现伍非百直到1922年方才对“名辩本论”进行了初步说明，即关于正名、析辞、立说、明辩四者之原理及方法。(32)
五、是否存在作为逻辑译著的《名学类通》?
在论及清末西方逻辑的新输入时，汪奠基曾提到乐学溪堂于道光四年(1824年)刊行过一本名叫《名学类通》的西方逻辑译著，但译者佚名，原著者亦不详。(33)汪氏此说影响甚广，30余年来大凡论及逻辑东渐乃至西学东渐的著作与论文多会提及此书，但关于此书的所有信息又仅限于汪氏提供的上述信息。(34)
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并未收入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1896)。(35)徐维则辑、顾燮光补辑的《增版东西学书录》(1902)、通雅斋同人编的《新学书目提要》(1903—1904)以及顾燮光编的《译书经眼录》(1934)等新学书目亦未著录此书，而这些书目涵盖了1904年以前的西学新书。(36)此外，严复在《穆勒名学》的按语中亦曾论及西方逻辑著作的汉译情况，但同样没有提及《名学类通》。(37)更为重要的是，汪氏本人既没有说明他有关这部译著的信息来自何处，也没有提供除书名与刊印者以外的其他任何信息(如目录、内容等)。经网络搜索和各类数据库检索，有关乐学溪堂的信息也仅止于刊行过《名学类通》，而且此则信息的出处仍是汪奠基。鉴于此书的存世证据系孤证，而孤证单行，难以置信，笔者以为应该慎重对待作为逻辑译著的《名学类通》的存在。
“名学”本是中国旧有名词，在严复以“名学”译“logic”之前，它既与逻辑无涉，也与正名之学、形名之学或刑名之学无关，而是指著名学者，如《三国志·吴志·华核传》：“汉时皆名学硕儒乃任其职，乞更选英贤。”就“名学”的旧有用法来看，笔者通过“读秀学术搜索”查得清代乾嘉年间倒有一部《名学类通》，著者朱文翰，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据《(光绪)重修安徽通志》，朱氏“生平学优养醕，以阐明圣道为己任。著有《退思初稿》、《名学类通》行世。又有《退思续稿》、《舸斋经进文存》及诗集《省余笔》、《课艺余录》各种”(38)。此外，笔者还查得朱氏曾于嘉庆年间(1800—1802年)任安徽旌德毓文书院山长，效法白鹿洞书院，讲授程朱理学，求学者甚多。(39)显然，这部《名学类通》更可能是一部有关历代大儒著述的分类文选，而非西方逻辑的译著。
六、《辨学启蒙》出版于何时?
据李匡武主编《中国逻辑史》，西方逻辑系统输入中国，其初始阶段的代表著作是艾约瑟译耶方斯(William Stanley Jovens)所著《辨学启蒙》(Primer of Logic)一书，“书是译出来了。但真正刻印完毕却是十年以后，即光绪丙申年(1896)”，由广学会(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出版，上海著易堂书局发兑。(40)
此说不确。据熊月之考证，该书实际上初版于光绪十二年(1886)。(41)经检索，熊氏所提《辨学启蒙》的初版本已收入CADAL。该书首页右上有“光绪丙戌仲冬”字样，光绪丙戌即光绪十二年；左下署名“总税务司署印”；次页盖有“
七、陈显文《名学通论》与高傭《名理通论》是何关系?
笔者曾撰文指出，在逻辑东渐的过程中，无论是以“名学”译“logic”还是将逻辑理解为名理之学，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逻辑的名辩化”。(43)《中国逻辑史资料选》现代卷(上)节选有1925年中华报社印行的陈显文《名学通论》一书，包括“序”的一部分以及全书除去第六至八章的其余各章标题及部分内容。《资料选》的附录“著作及论文索引”不仅著录了此书，还提及了一本1929年开明书局出版的高佣的《名理通论》。(44)选编者似乎认为此二者是作者与内容均不相同的两本著作。
笔者未曾见过《名学通论》原书，但在CADAL中找到了高傭《名理通论》的两个版本，即民国十八年(1929)一月开明书店初版和民国十九年(1930)八月开明书店再版。《资料选》所说的“高佣”之“佣”系“傭”的简体写法，“开明书局”疑为“开明书店”之误。此书共九章，分别是“名学与哲学”、“无名主义与正名主义”、“印度西洋中国三家的名学略史”、“中国近世哲学史上两派不同的名学方法”、“中国近世哲学史上一个科学的求理方法”、“思想一致”、“事实与意义”、“知与行”和“神秘主义与逻辑”。经比对《资料选》所节选的《名学通论》，除去无法比对的第六至八章，其余各章标题完全一致，且后者所选文字悉数见诸《名理通论》。故笔者断定二者实为同一著作。
又据《名理通论》的作者“序”：“这是我二年前的旧作，当时曾印百本奉赠师友，后来自觉所说还有不能自信者，故至今没有正式印行。”(45)若《资料选》对《名学通论》的介绍准确无误，则所谓“旧作”，应该就是署名为“陈显文”的《名学通论》，二者实为同一著作的两个不同版本。此序没有落款，无法断定其撰写时间，但据《名学通论》的印行时间(1925年)可推断，当写于1927年。
通过检索“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笔者发现《文化建设月刊》1935年第一卷第10期上有一篇题为《中国思想史上的方法论争——从中国过去的思想方法论争说到中国本位文化讨论中的思想方法问题》的文章，署名“陈高傭”，其中提及“我曾在数年前著《名理通论》时说……”故由此又可推断陈显文、高傭与陈高傭为同一个人。陈高傭(1902—1976)，山西平遥人。192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次年留学日本。1930年回国，先后任教于上海劳动大学、上海国立暨南大学。1935年，与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宣言》，引起轰动。1951年，应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邀请，任西北大学教授。1954年调西安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授。1960年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史学造诣颇深，代表性著作有《中国文化问题研究》和《中国历代天灾人祸年表》，此外还著有《论理学》、《逻辑学概论》、《墨辩今解》、《老子今解》、《论语译注批》和《盐铁论评注》等。(46)
【注释】
①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周文英：《中国逻辑思想史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②李匡武主编：《中国逻辑史》近代卷、现代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逻辑史研究会资料选编组：《中国逻辑史资料选》近代卷、现代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参见钟罗《〈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和〈中国逻辑史〉编纂出版概况》，《国内哲学动态》1986年第7期；温公颐、曾祥云：《〈中国逻辑史〉(五卷本)评价》，《哲学研究》1990年第6期。
④参见晋荣东《逻辑何为——当代中国逻辑的现代性反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四章；张晴：《20世纪的中国逻辑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三、四章。
⑤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ⅶ页。
⑥《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版；《四部丛刊全文检索版》，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公司2001年版。
⑦参见孙中原《传统推论范畴分析——推论性质与逻辑策略》，《重庆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5期；孙中原：《逻辑哲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0-86页。
⑧http：//scholar. google. com。
⑨http：//www. duxiu. com，由北京世纪读秀技术有限公司开发。
⑩http：//www. cnbksy. cn，由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全国报刊索引》编辑部开发。
(11)http：//www. dachengdata. com，由北京尚品大成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开发。
(12)http：//www. cadal. cn。
(13)参见聂长顺《近代日本学名“论理”之厘定》，载冯天瑜主编：《人文论丛》2005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8-106页。
(14)参见彭漪涟、马钦荣主编：《逻辑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15)参见王士谷《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125页。
(16)王栻编：《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页。
(17)参见邹振环《杨荫杭与〈名学〉》，载《译林旧踪》，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104页。
(18)参见周云之《名辩学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Hu Shih：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Shanghai：The Oriental Book Press，1922.
(19)刘师培：《刘师培辛亥前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3、219页。
(20)参见桑木严翼《荀子之名学说》，《教育世界》1904年6月第77号。此文发表时未署译者名，佛雏考证为王国维译，见《王国维哲学译稿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128页。
(21)王国维：《周秦诸子之名学》，《教育世界》1905年4月第98号。
(22)参见周云之《名辩学论》，第19页。
(23)刘世杰：《辨学讲义详解》，维新印书馆1915年版，第1页。
(24)高元：《辨学古遗》，《大中华杂志》1916年第二卷第8期。
(25)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哲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第一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620页。
(26)章太炎：《訄书重订本》，载《章太炎全集》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页。
(27)参见周云之《名辩学论》，第36页。
(28)张岱年：《中国哲学中之名与辩》，《哲学评论》1947年第10卷第5期。
(29)参见李海燕主编《阴阳干支万年历(1900—2100)》，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0)(31)伍非百：《再叙》，载《墨辩解诂》，中国大学晨光社1923年版，第2、1页。
(32)参见伍非百《墨辩释例》，《学艺杂志》1922年第四卷第3号。
(33)参见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第406、436页。
(34)参见李匡武主编《中国逻辑史》近代卷，第126-127页；温公颐、崔清田主编：《中国逻辑史教程(修订版)》，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1页；周云之主编：《中国逻辑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63页。受汪氏此说影响，笔者也曾一度相信存在作为西方逻辑译著的《名学类通》一书，参见《逻辑何为——当代中国逻辑的现代性反思》，第163页。
(35)参见梁启超《西学书目表》，载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1-1158页。
(36)此三书俱收入熊月之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张晓编著《近代汉译西学书目提要(明末至191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在“哲学：论理学(逻辑学)”部分著录有此书，将其列为《名理探》之后的第二本逻辑译著，“著、译者并阙名”，其余版本信息与汪奠基的说法一致，疑受到后者的影响。
(37)参见严复译《穆勒名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页。
(38)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光绪]重修安徽通志》“人物志·儒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卷219。
(39)参见季啸风主编《中国书院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95-396页；纪纪铎、曹诚复：《洋川毓文书院》，载政协旌德县第四届文史资料委员会：《旌德县文史资料》第二辑，1993年版，第53-62页。
(40)李匡武主编：《中国逻辑史》近代卷，第127-128页。
(41)参见熊月之《〈清史·西学志〉纂修的一点心得——晚清逻辑学译介的问题》，《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
(42)参见散木《章用先生——浙大历史上不能被忘记的数学家》，《浙江大学学报》(http：//www. zdxb. zju. edu. cn /article /show_article_one. php?article_id=4863)。
(43)参见晋荣东《逻辑的名辩化及其成绩与问题》，《哲学分析》2011年第6期。
(44)参见中国逻辑史研究会资料选编组《中国逻辑史资料选》现代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68、681-682页。
(45)高傭：《序》，载《名理通论》，开明书店1929年版，第ⅲ页。
(46)参见陈杰瑶《陈高傭》，载张建祥主编：《陕西师范大学校史人物传略(1944—1966)》，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亦可参见陕西师范大学档案馆“校史人物”专栏(http：//archives. snnu. edu. cn /xiaoshi1 /XSShow. asp?ID=68)。
（原载《社会科学》2013年4期。录入编辑：里德）